《哲學家與愛》：薩特與波伏娃

薩特與波伏娃長達半世紀的開放式愛情關係曆來被傳為佳話，他們終生在一起但沒有結婚，互相坦誠他們與其他情人的關係。但是，他們的愛情並不像其粉絲吹捧得那麽完美。與眾人一樣，風流韻事帶來了許多痛苦。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哲學家與愛》，略有刪減。

 

原作者丨奧德·朗瑟蘭 瑪麗·勒莫尼耶

摘編｜徐悅東

 

 

01

 

 

薩特與波伏娃的愛情關係毫無新意？

 

或許他們找到了，就是他們，在千年的迷宮裏找到了出口。為每次的奪門而出、為那些蹩腳的謊言、為殘酷的離婚結局、為被奪走了最初親吻時妙不可言現在淪為柴米油鹽的生活找到了出口。上世紀三十年代，在聖日耳曼德佩區的某個角落，兩位精通愛情主題的哲學家或許已驅除了壓迫愛情已久的古老巫術。人們終於可以看清愛情的模樣。嫉妒的陷阱終於受到重創，愛情的痛苦也被打敗。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濃烈的、絕對的又開放的愛情關係。“花神咖啡館裏的情人們”的傳說，如同一場奧林匹斯諸神間的喜劇，而波伏娃將這場劇一直演到了底，身為傳記作者的她或許也被自己的傳奇故事所吸引。

 

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光鮮亮麗，自從私人信件以及各種舉報的下流故事接二連三地被公開後，自從各種類型的執達員，或多或少，開始別有意圖地檢視這對存在主義夫婦的床褥後，真相便已眾人皆知。兩個冷血無情的食肉動物之間，真的存在一種叫做愛情的關係？算了吧，人們越發覺得好笑。年輕時曾擔任《現代》雜誌社實習編輯的弗朗索瓦·喬治甚至這麽寫道，“這是一場糊弄了許多人的詐騙”。自從68年的五月風暴開始讓一些微不足道的反動性念頭恰如其分地得到突顯之後，不難預見，薩特和波伏娃放蕩的愛情冒險才剛剛開始。

 

這對棲息於存在主義巢穴中的愛洛伊絲和阿伯拉爾，關於他們的愛情，他們或許應該撒謊。他們或許應該掩藏他們的失敗，或許應該找一個頗具顛覆意義的名詞去偽裝這種幾乎接近婚姻的關係，畢竟這樣的關係其實毫無新意。他們的“必要愛情”允許“偶然愛情”的發生？這些幾乎被流程化的相互出軌的行為，說到底就是布爾喬亞式的生活，我們聽到越來越多這樣的諷刺，挖苦這一切實屬自負又平庸。小說家多麗絲·萊辛在200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幾天曾表示，自己從未相信過薩特和波伏娃這對“徒有虛名的具有革命性的愛情結合”。在她看來，波伏娃不過是表現得“像個女人”，而薩特也隻不過“像個男人”。似乎即使在這位英國著名的女權主義者看來，愛情的風流與痛苦也將會永恒地對立存在，這是男女關係中的終極道理。

 

過去的女權主義者們曾瘋狂地吹捧這對組合，將其渲染為一段成功避免了生活摧殘的傳奇愛情，現在我們似乎在用同等的熱情去否認薩特和“偉大的薩特女人”這一組合的創新。曾經有一位年輕的女粉絲向波伏娃詢問與薩特的愛情本質，波伏娃在回信中一如既往地回答道，他們的愛情始於並主要是“字語和思想交流”。

 

的確，他們的愛情在最初就是純粹的智力討論。毫無疑問，這曾是一份帶著無限柔情又執著的忠誠。但即便如此，性愛、狂熱、牽掛、眼淚，卻是給了他人。美國的棕發美女多洛雷斯、英俊的納爾森、年輕的博斯特、哥薩克姐妹花奧爾佳和萬達、朝氣蓬勃的布爾丹，還有一位與薩特糾纏兩年之久的俄羅斯翻譯蕾娜·左妮娜，以及“數以上千”的第三者。每個角落都留下了他們零零散散的風流故事，甚至還有一幕幕的驚慌失措。

 

曾牽扯其中而意外懷孕的比安卡·朗布蘭，在後來對這兩位大文豪進行了嚴厲的控訴，並禁止他們在某本“他們肮髒的小說”中消費自己的人生。備受冷落又無法克服嫉妒的情人們在激情的衝動下做出下流之舉：將感情轉移到另一人，甚至更多人的身上。或許在薩特和波伏娃之後，愛情依舊是曾經的模樣：一個讓人痛苦的問題。

 

 

 

02

 

 

薩特如何與波伏娃相戀？

 

他們的相遇並不是一見鍾情。獨裁蠻橫的父親不僅沒有贈與波伏娃一分一厘的嫁妝，還視她為毫無用處又心高氣傲的女知識分子，於是波伏娃癡迷地愛上了一位大男子主義者——勒內·馬厄。他身材矮小，可因“大笑時像一條狡猾的狗”而顯得極其性感，他引以為豪的事情則是一旦獲得女人芳心就不再重視她們，除此以外，也就是他給波伏娃起了個日後人盡皆知的昵稱——“海狸”。薩特曾稱呼她為“瓦爾基麗女戰神”，讚美她如赤子般勇敢的戰士精神和高挑的個子。而薩特自己一米六不到。最初波伏娃並沒有心動，甚至覺得薩特麵貌醜陋。然而她在21歲獲得法國大中學教師資格後卻選擇了薩特，離開了那位把她嚇得臉色慘白的馬厄。多年以後，成熟的波伏娃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的薩特完全符合我15歲時的心願：他就是另一個我，我所有的怪癖仿佛一下子都被帶進了炙熱裏。8月初與他分離時，我便料定這輩子他再也走不出我的生活”。然而對於這位年輕女孩來說，當時的情況似乎更為複雜。

 

“我需要薩特，而我愛馬厄。我愛薩特帶給我的一切——我愛馬厄真實的模樣。”和薩特在一起，確實不是出於身體欲望的交換，但她也承認，和他在一起“卻是最幸福的”。尤其和薩特在一起時，這位天資聰穎的年輕女孩在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智力上被另一個人戰勝。“隻有那些能在一片玫瑰花瓣中看到千絲萬縷的淒涼的瘋子，才會激發我如此的謙遜。”波伏娃年輕時說的這句動人心弦的話完美地闡釋了這段決定了她整個一生的感情。事實上，她已客觀從容地選擇了仰慕，而不是激情。她選擇了最完美的思想教練，而不是屈服於欲望。或許有些人會說，這不是愛情。愛情不是渴求另一人能給我們什麽，而是去愛他真實的模樣。又有人這麽說，這就是愛情。愛情就是麵對他時的謙遜，就是人生第一次感覺到被他人超越。

 

契約關係從一開始，薩特與波伏娃之間就已形成了著名的性愛自由和情感自由的契約，這種契約關係曾在五十年代激起了《費加羅報》讀者的強烈憤怒。正如波伏娃在書中所寫，那位來自巴黎高師的心高氣傲的小夥子的原話如下：“我們之間，”他對我解釋道，“是必要的愛情；但我們也需要去體驗偶然的愛情。”人們或許會恍然大悟，原來一切症結來自於薩特。

 

一個“偉大的男人”必須要保持自由之身，薩特在《荒誕戰爭筆記》中也大致寫下了這個意思。關於這個問題，他在書中表明了自己作為男性的觀點。從他坦露的心聲可以看出，當時的薩特儼然已染上了瘋狂的邪念，他要去征服那些猶豫不決的年輕女孩們，他刻不容緩地想要向她們宣告不要幻想他會為了她們而放棄自由，一個與阿波羅的美貌毫不沾邊的男人會有如此想法，這一切或許更加可笑了。但某一天，事情卻變了。“我被攻陷了。海狸接受了我的自由並願意看守它。我竟愚蠢地感到不安。”

 

薩特與波伏娃

 

首先，肯定不能掉進柴米油鹽的家庭瑣屑裏，就此點來看，這位鼎鼎有名的大哲學家的幽默也從未缺席。二戰結束之後，他沒有選擇與任何一個女人同居，而是流連於母親的花邊餐布之間。其次，一定不能壓抑自己的欲望，不僅要豐富性愛探索，更要去熱愛它，但永遠記得在最後回到“唯一”的身邊去。波伏娃在後來比喻道，就像緊拉一根橡皮筋看它到底能拉多長，然後突然鬆手去感受兩頭彈向彼此時打在手上的力量。一場存在著備選的愛情，時不時地被諸多衛星環繞：從最初堅定地開始到最後，他們的愛情便一直這樣。

 

好，但嫉妒心呢？嫉妒是無法想象的，但除非互相坦白一切，年輕的薩特肯定道。雙方都不會感覺自己被排斥在了對方的生活外，也無需忍耐超過範圍外的痛苦。可固執地相信透明化的力量，終究是一種奇怪的信仰。是否可以這麽理解，當麵坦白了的冒犯行為就不應該被視為冒犯，好比是一次披著基督教殘餘光輝的懺悔？這也有些布爾喬亞式道德觀的影子。哪怕去放蕩也要誠實。不撒謊，就不會有任何的猜忌。總而言之，他們的愛情是一次前所未聞的道德混亂。它介於絕對的天真和徹底的厭女主義之間而存在。

 

薩特似乎在年輕時很早就體驗過激情縈繞的苦惱。1928年，薩特第一次教師資格會考失敗，未婚妻的父母便取消了他們的婚禮計劃。原因是不想要一個丟人現眼的家庭成員。這使得原本就已有不忠念頭的薩特背著心愛的未婚妻與一位名叫西蒙娜·若利韋的女人來往，他被這位美麗的交際花迷得神魂顛倒。關於此事，數年後我們的哲學家道出了一番特別的心聲。他承認，和這個女人在一起時，他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最不舒適的感覺”，它“就是我們常以——在我看來——嫉妒之名所描述”的感覺。而這種以嫉妒來命名的感受，他再也不想體驗第二次。總之，它永遠都沒有再發生，更不會發生在與波伏娃的愛情裏。

 

同樣，波伏娃的複數式戀情也成為了相當出名的事實——但不管是她與博斯特在滑雪時放縱自我的性愛，還是她與納爾森——她的“金發丈夫”——之間強烈的愛情，都從未激起過薩特的傷心，哪怕是一丁點相似的情緒。而反過來，卻完全不同了。在32歲時，性愛對他們來說是可以被排序的。波伏娃在給情人納爾森的信中寫道，薩特是一個“除了在床上以外都熱情洋溢並充滿活力”的男人，並補充道，久而久之他們一致認為“繼續同枕已毫無意義，甚至很是下流”。

 

然而折磨人的嫉妒心打敗了性愛，如同幻想中的器官在隱隱作痛。多洛雷斯以及薩特另外一位來自俄羅斯的摯愛女友，“Z小姐”——左妮娜，薩特曾將《詞語》（Les Mots）一書獻給她，也正是她激發了薩特寫下將近600多封目前尚未公開的私人信件——的出現激起了波伏娃熊熊燃燒的嫉妒心。因此，甚至連波伏娃都認為薩特的整個存在都依賴於一個巨大謊言。是的，她常常這麽想。

 

03

 

 

互相坦白為何如此痛苦？

 

“不完全的分享，或許是唯一一種最糟糕的背叛”，《女賓》中女主人公弗朗索瓦茲說道。這本小說以波伏娃為原型，在1930年講述了一對情侶讓人瞠目結舌的荒誕愛情。透明化原則，實際上是一種鋌而走險的規則，但乍眼一看，卻必然無法識破。這本充斥著威士忌香氣和被壓抑著的躁動的小說，以獨一無二的方式，證明了這點。它是獻給奧爾迦·科薩凱維茲（Olga Kosakievicz）的，是她啟發了波伏娃的創作。這位年輕的俄羅斯女孩曾是波伏娃的學生，她青春活力下的極度自戀和讓人窒息的自私曾深深地吸引了薩特，薩特整整追求其兩年未果。有一天，他這麽寫道，“我將她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因而在人生中第一次於他人前感到自己的卑微，像是被卸下武器般脆弱無力”。他甚至承認道，正是這種撕心裂肺的痛苦，他才得以進入到“一個更加黑暗卻更具滋味的世界”。

 

然而薩特在後來寫《給海狸的一封信》時卻揭示了這段戀情的真相，或者說讓人咋舌的事實。他在信中宣布自己的癡情被奧爾迦拒絕，也正因如此他才回到與海狸剛建立不久的愛情避難所。與此同時，他也在等萬達的回複，並剛與萬達發生關係不久，但與萬達的這段戀情在後來倒是十分穩定。在萬達還沒有作出回應之前，為了掩飾自己的期待，他在信中向波伏娃講述自己的懊惱。“繼奧爾迦之後，任何與激情有一絲相近的情感，都會讓我有些惱怒，出於害怕，在其還未成形之前我便將之扼殺，這種害怕緊緊揪著我的心。並不隻是在奧爾迦前我才‘拒絕愛情結晶’，麵對所有人時都是如此。”他要扼殺任何可能的結晶。或許將生活殺死才能更好地幸存，然後以此完成一部比大多數人都更加了解愛情殘忍真相的作品。但對於收到這種信的收件人來說，她又會怎麽想呢？

 

從《女賓》的最後幾頁，也就是奧爾迦被人以肮髒手法害死的大結局中，我們或許已經找到了答案。這位來自哥薩克的闖入者，薩特黑色欲望裏的目標，就這樣在某一天看著自己被波伏娃在小說中清理。在糾纏不清的愛情裏，女主人公出於愛，毫無顧忌地扮演著聖人的角色，而這次她的愛卻失控了，她再也無法靜靜地“舉著蠟燭”，終於弗朗索瓦茲——也就是波伏娃，在某個夜晚趁著情敵熟睡時打開了她房間裏的煤氣閥。所以，我們並不能說波伏娃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三角戀關係裏的危險。但她在小說中坦白這麽多曾經掩藏著的各種細微心思，確實讓讀者瞠目結舌。不僅如此，她還選擇了黑格爾的一句頗讓人戰栗的話作為題銘：“每個意識都追求另一個意識的死亡。”比起她回憶錄中的一篇篇文字，這句話似乎更意味深長，引人遐想。

 

既然透明化的結果如此痛苦，為何還要向一切保持透明？毫無保留並恬不知恥地存在，以便將自己一勞永逸地從內心世界衍生出的“那片長滿了羞恥心的至高無上的地帶”中解放出來，這就是我們在波伏娃的《女賓》中所讀到的答案。關於愛情及其他所有的罪惡感，都被一並丟棄在了秘密裏。不得不說，這與西方傳統愛情觀已嚴重脫節到了難以衡量的地步，尤其與但丁在《新生》（Vita Nova）中所塑造的十三世紀宮廷愛情典範大相徑庭。愛情成為了秘密的一部分，男人們甚至還要拿別的陷阱、別的女人去掩護，不斷地隱藏自己欲望背後的真實動機。秘密、畏縮、矜持等各種曾經與貴族相關的標簽，在二十世紀薩特主義新規則下，搖身一變，成為了一樁樁罪行。

 

薩特與波伏娃

 

憑借另一個人的肯定，便可以認定自己完全的清白無罪，甚至所作所為都完全合乎情理，哪怕是行為或想法裏最不光彩的黑暗麵。在薩特和波伏娃這對組合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個人生活作風的糜爛與思想道德的嚴守戒規怪異地混合在了一起，以及伊甸園式的身心結合與具有革命性的禁欲思想也奇怪地結合在了一起。於此，我們在年邁的薩特身上得到了認證——晚年的他轉向了共產主義，卻受到越來越多左派政客的質疑。1975年，薩特向自己年輕的粉絲米歇爾·孔塔說道，“我曾有過一次光芒四射的存在，它沒有太多的激情，更沒有內心波瀾，也沒有秘密”。

 

04

 

 

薩特如何成為新型愛情關係的代表？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作者，他們本身，既從未將一夫一妻製認定為資產階級的特有標誌，也從未將多配偶製——舊時代產物的不幸重現——定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奮鬥目標之一。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恩格斯甚至將排他性的愛情定義為性愛交易的一種高級表現形式，將婚姻定義為現代社會帶來的一次最為顯著的道德進步。一旦私有製被廢除，“我們就可以有理有據地確信”，這位馬克思的戰友寫道，“一夫一妻製，不僅不會消失，甚至還會第一次真正地得到實現”。

 

接下來，為了找到薩特式自由愛情的根源，我們是否應該再轉向夏爾·傅立葉的極端自由主義的激進思想？我們都知道，這位法倫斯泰爾的發明者同時也是《新愛情世界》一書的作者。他在書中毫不避諱地表明自己對多配偶製的哲學幻想，然而為了避免正統思想的控訴，這本書由他的追隨者一直暗地保存到1967年才正式出版。十九世紀，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們對婚姻發起了一次猛烈的攻擊。傅立葉在書中寫道，“愛情與誠實、可敬的事業毫無關係”。“我們曾經把尊嚴、榮譽放在了排他性的愛情裏：但事實卻證明了它的相反麵，文明隻會在這個諂媚的世界裏生產出一批蠻橫獨裁和愚昧的男人，素質低下、麻木遲鈍，以及一群下流卑賤和心懷不軌的女人，不知羞恥，道貌岸然。”

 

而在黑暗中進行的複數式愛情，這樣的不忠發生在整個社會裏，倘若繼續將其定義為一種罪行，或一種罪惡的懦弱行為，到底意義何在？為了弄懂愛情，“令人倒胃口的文明”，隻知道從這“最美的激情”裏抽出“具有強迫性的最後一層關係，即夫妻關係”為對象。於是傅立葉號召所有人類徹底反對任何將“以婚姻標準來要求愛情保持終生忠誠”的思想合法化。

 

然而，傅立葉所大肆吹捧的性愛社會與組織性的聚眾濫交或全民狂歡式的性愛盛宴都沒有關係。他所構想的是一個“核心愛情”係統，結構複雜卻井然有序。它允許夫妻與他人建立感情，哪怕是比夫妻關係更具優先性的感情，抑或性愛關係。在尚未完全成熟的資本主義獲勝的時代裏，傅立葉的構想實屬罕見，女人們不僅僅沒有被他遺忘，在他看來，她們甚至成為了新型道德觀的受益者。他甚至幻想家庭主婦們將會有一天憑靠“無限的母性”而備受尊敬，這股力量還可以讓她以同等的熱情去愛七個男人，與此同時，還能給她的孩子帶來同等程度的細致關懷。

 

那麽薩特與波伏娃難道是傅立葉“和諧世界”的追隨者？無論如何，他們都認為不管忠誠是否具有排他性，它都可以存在。他們一致盲目地信奉透明化原則。在薩特與傅立葉看來，憑借著秘密的名義，即布爾喬亞式虛偽所遺留的產物——“個人隱私”，各種罪惡都可以在思想裏生根發芽。因此每個人都應該公開承認自己的欲望，完美的世界就是一座透明的房子，這樣的思想不得不讓人想起傑裏米構想出的恐怖的“儀表式”圓形監獄。

 

與傅立葉的另外一個共同點則是，他們一致認為或許這樣的愛情就能擺脫嫉妒的困擾。在傅立葉看來，在一切都被公開透明的社會裏，激情會被極大地削弱，因為我們有了“被發現不忠後的現實保障”。傅立葉也會犯錯？對於一個已如此放浪不羈的男人來說，想為自己的不忠找“現實保障”，聽起來實在有些小家子氣。毫無疑問，即使對於所有偉大的愛情革命者來說，嫉妒依舊是永不消失的暗礁。

 

但關於一點，即性愛關係可被賦予的意義，《惡心》的作者與傅立葉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傅立葉毫無將性愛與尊嚴剝離之意，相反，他甚至希望為複數式愛情沉冤昭雪，並視其為通往“最崇高的情感幻想”的高級之路。在傅立葉的世界觀裏，“隻有真心為他人瘋狂後，才能擁有他人”，這點他也曾在《新愛情世界》中明確表示過。

 

不管怎樣，薩特與波伏娃在六十年代成為了一種新型性濫交關係的代表，在庫爾奇奧·馬拉帕爾泰以及其他無數作家看來，這兩位如同是被世人唾棄的領導者，帶著“一群來勢洶洶卻懦弱膽怯的追求自由的孩子”。這對存在主義夫婦，與所謂垮掉的一代抑或群體性愛模式，都毫無關係。盡管性欲的狂風可以隨意地觸動每處經脈，盡管身體在興奮激動，而對於這兩位高學曆的人來說，事情也絕非如此簡單。於此，薩特曾多次坦白心聲：性情冷淡，唯獨不戀肉欲之樂。“結束之時會有一絲快感，但實在微乎其微”，1974年在接受公開采訪時，他是這麽來描述薩特式性愛的。

 

讓每個事物符合它本該是的樣子，這便是薩特與波伏娃所公開表示的愛情觀，這也與他們在其他諸多領域的觀點大致相同。這聽起來更像是一種嚴肅的愛情教條，並非是所謂的愛情遊戲或隨機遊戲。毫無疑問，薩特與波伏娃太想革新大眾的思想，過於想向他們普及與道德無關的性愛關係，讓每個人都成為梅特伊夫人和瓦爾蒙子爵的信徒。在一幕幕風流的性愛情節裏，我們看到拉克洛筆下的這位虛擬人物——梅特伊侯爵夫人，一心踐行著最為純粹、最至高無上的個人自主權，對於命運，她從不抱任何幻想抑或極端的報複心，盡管她的姐妹們都被社會逼到了相反麵。作為一名為女性爭取選舉權的現代女性，波伏娃，更希望推動女性的解放運動。

 

05

 

 

波伏娃想得更多的是女性解放

 

 

翻開《第二性》，我們發現作者對這場解放運動成功的概率似乎並不持樂觀態度。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在波伏娃看來，男女感情中的根本差異在現在、將來甚至永遠都會存在。在這篇寫於1947年的散文末尾處，波伏娃以一套略顯苦澀幹癟的理論論證了這種差距，而這一差距也在日後成為女權主義者們重要的武器之一。通過這本書，我們走進了波伏娃的愛情觀。她在書中依據尼采《快樂的知識》中的觀點，認為愛情這一詞，“於兩個性別而言，意義完全不同”。

 

在這本書中，女人們被描述成了殘缺不全的事物，這是由現如今仍然極具強權性的家長製社會導致而成，波伏娃在年輕時就是這麽寫的。從孩童時代起，女人的命運便獻給了男人，她們在經濟上依賴男人，被關押在一個發育不良的“女性”世界裏，她們無法像另一個性別一樣成為一個人。甚至對女人來說，轉向男性話題才是獲得些許話語權的唯一途徑。從波伏娃的觀點來看，女人若沉迷於愛情，是為了自救。

 

讓人痛苦的悖論則是，若愛情真能給女人帶來滿足，能給她帶來所期待的一切，讓她去感受和一個相互依賴的男人完全融合的感覺，那麽於女人而言，愛情或許很有理由存在。但一個可能會徹底拋棄她的情人無法給她帶來這種依靠，無法給予她一直尋找的第二重保障。而若一個男人完全聽命於她，男人自己又無法消除被女人控製的不滿。所以，於女人而言，愛情注定是悲劇的。

 

此外，波伏娃根據自己的理論提出了一個十分微妙的現象：麵對身旁熟睡的心愛之人，不同性別之人的眼神是不同的。波伏娃強調，《追憶似水年華》的主人公在看著阿爾伯蒂睡覺時感到十分幸福，因為熟睡中的她肯定不屬於其他任何人，他狂熱的占有欲可以暫時得到緩解。但對女人而言卻完全相反，波伏娃引用了維奧萊特·勒迪克一篇精彩的文章肯定道。

 

男人在睡覺，對女人來說，是一種無法忍受的冷漠，甚至背叛。“於女人而言，作為萬物之主的上帝不應該陷入完全的休息之中：看見超越自己的強者被困意擊垮時，她們總是心懷敵意。”她們討厭牲畜般的惰性，厭惡“男人那副不是為了她們而是為了自己而存在的身體”。波伏娃總結道：“男人們弄醒情婦是為了愛撫她，而情婦弄醒男人是讓他別睡了。”成百上千場喜劇中都有這麽一幕滑稽的場景，男孩因在親熱過後就早早入睡而被女孩指責得狗血淋頭，而這一幕背後所體現的正是兩性之間存在已久的誤解深淵，波伏娃憑借其細膩的思考，在幾頁略帶辛酸的論證中，將其統統揭示了出來。

 

然而，我們是否可以去想象一個沒有任何誤解的時代的到來？在那個時代裏，對女人而言，愛情再也不是一種不僅無法使其解放反而將其牢牢束縛的絕望？《第二性》作者認為，“平等”的愛情或許是可以實現的，她在文中引用了馬爾羅《人的命運》一書中京和同伴梅的關係作為例子。此外，為了實現這種關係，她認為女人必須要在社會上獲得獨立，並建立起隻為自己的目標。“若有一天，女人能在自己的強大力量裏而非在弱小無助中去愛，為了找到自我而非逃避自我去愛，為了肯定自我而非否定自我去愛，那麽愛情對女人而言，就像是對男人一樣，將會成為她們的生命之源，而不是致命危險。”於此，我們或許隻想說，在寫下這些話時，波伏娃是否會想到這一天真真切切地在現實中發生在了自己的身上？

 

我們總是諷刺波伏娃愛情書寫裏純情少女的一麵。的確，這與她和薩特如軍人般粗魯的契約關係以及向他揭露她的“小女友們”——常常是她在所任教的畢業班中挑選出的女學生——隱私時慣用的粗俗詞匯截然不同。關於比安卡·朗布蘭，波伏娃曾寫道，“悲壯的一夜”。在與這位16歲少女發生過幾次同性性愛關係後，波伏娃將其轉交到薩特手上，後者又不假思索地奪走了她的貞潔。“這種瘋狂，像劣質又油膩的鵝肝一樣讓人惡心……”

 

相反，和男人在一起時，波伏娃變得極為多愁善感。這位嚴厲又固執的女性理論家，搖身一變成為了溫順的舍赫拉查達，抑或是維羅納城中與愛人私定終身的朱麗葉，甚至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查泰萊夫人。當她望著博斯特睡著時，她的心被無限柔情融化了。在給作家納爾森·艾格林的信中，波伏娃寫道，“我心中凶猛的野獸，我遠方的愛人”，她向他承諾在下次旅行中的某一天要去他的家中做溫順的天堂女神。“我會很乖巧，我會洗碗，我會掃地，我會自己去買雞蛋和朗姆酒蛋糕，沒有您的允許，我不會觸碰您的頭發，您的臉頰，您的肩膀”。就像古代的伊索爾德，波伏娃或許還會選擇戴著他贈與的指環入土安葬。

 

然而，她永遠不會接受薩特的離開，抑或拋棄巴黎的榮耀，跨越大西洋和艾格林徹底地雙宿雙飛。事實上，由於無法忍受距離帶給愛情的限製，她的這位帥氣的美國朋友也曾多次在離開前向她求婚。而波伏娃在19歲時，就已在日記中解釋了讓她產生不婚念頭的某些倫理性原因。“這種決定性的選擇的可怕之處在於，我們付出的不僅是今日的自己，更是明日的自己，這就是為什麽婚姻在本質上是不道德的。”然而我們可以認為，與薩特的契約愛情，其實同樣也是具有“決定性”和限製性的，所以她堅決拒絕和這位曾在她的生命中激起強烈性愛欲望的薩特一起生活。有時，波伏娃相信自由的戀愛與在市政廳前穿著潔白婚紗的莊嚴時刻一樣束縛人。

 

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波伏娃做出的放棄艾格林的艱難決定，其實也完全符合她曾寫下的關於其所向往的理想愛情的看法，即一個“陪伴”她一生的愛情，而不是會徹底“消耗她”的愛情。一個可以讓她保持自己的本性，任由她做自己所想的愛情：成為一名受人尊重的著名作家。當洶湧熱烈卻又稍縱即逝的愛情開始時，切勿去依靠一個不依靠自己的人。此外，在存在主義愛情必須具備的透明化原則中，我們再次看到了古羅馬時代殘忍的斯多葛學派的智慧。

 

06

 

 

薩特與波伏娃的情人們的反抗

 

關於這兩位文人間契約關係本質裏的暴力，或許那些如衛星般圍繞的情人們，那些在薩特和波伏娃愛情裏的“劣等人群”最有發言權。1993年，比安卡·朗布蘭的《一個被打擾的女孩的回憶錄》問世，這本前所未聞的控告書以極其嚴肅的態度打破了這對存在主義者的愛情神話，讓所有仍然天真地相信放蕩愛情中有美好天堂的人看到了真相。他們一個是負責招攬年輕女學生的助理，一個是變態，法國文人圈的兩大光輝人物突然間淪為了此等形象，如同一匹有著兩個頭顱的危險猛獸，甚至與九十年代曾在法國鄉下四處搜尋幼女並奸殺的富爾尼埃夫婦相差不遠。此外，這種評價也得到了遠方的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的肯定。1943年，在讀完《女賓》後，列維斯特勞斯坦白道，在他看來，書中的薩特就是一個“淫蕩邪惡的流氓”。

 

如果說要為這份契約愛情所產生的附帶性傷害尋找一個痛苦又不幸的證人，那必定是納爾森·艾格林。1965年，波伏娃在《回憶錄》問世後隨即又出版了後續作品《事物的力量》，《哈潑斯雜誌》截取了書中幾處意味深長的片段發表了《關於忠誠的問題》一文。在書中，除了對與艾格林的相遇無所顧忌的描寫，我們還可以看到諸多此類性質的思考：“太多人像我與薩特這樣維持著契約：他們都保持著一定距離去維持‘某種忠誠’。”“我曾以我的方式對你忠誠。”“婚姻是有風險的……倘若夫妻二人隻接受對方在外短暫的性愛經曆，可能很容易，但他們向對方所妥協的自由其實也配不上稱為自由。薩特和我，我們曾經過於野心勃勃；我們曾想體驗‘偶然愛情’；但我們卻一直稀裏糊塗地回避了一個問題：第三者怎樣才能適應我們的模式呢？”

 

 

飽受質疑的“第三者”納爾森·艾格利，在看到波伏娃字字句句的冷漠以及往日謊言背後的真相後，痛不欲生，於是他先後在《哈潑斯雜誌》和另一家小型文學報刊《中西》上發表了兩篇令人大為咋舌的文章作為回應。他不僅質疑前任情婦身為作家的個人品德，還質疑其作品的真實性，更在第一篇文章《關於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問題》中給波伏娃狠狠地上了一堂愛情哲學課。

 

艾格利苦澀地諷刺道，“波伏娃女士的世界是一幅映射在鏡中的影像——在這個世界裏，任何人都不曾活過。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她小說中的所有人物，無論是否取自現實生活，在她的紙上都失去了生命”。她隨時準備好付出一切去維護自由，卻從不願承擔任何現實的風險，“波伏娃女士感覺自己可以信任讓保羅·薩特的不忠。多麽聰明！”一個被掩飾的童話故事，一個女知識分子的招搖詐騙，一輪可悲的三人紙牌遊戲，甚至已經是犯罪行為。這就是艾格林的最終觀點，自那天起，他斷絕了與她的一切聯係。“任何想要用偶然性體驗愛情的人，恐怕腦子已嚴重壞掉。愛情怎麽能成為偶然性的呢？”被傷得千瘡百孔的艾格林留下了這麽一個有待解答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同等失望的薩特也無法給出答案。

 

07

 

 

哲學家薩特的不安

 

他也喜歡失去理智，盡管身為年輕人會有許多解決辦法。盡管他曾因為女人們無法接受共同分享他而被拋棄，但倘若遇到某位勢均力敵的同行者時，他也會在很長時間裏放下欲望，薩特向所有女人肯定地說道。比如多洛雷斯，薩特曾在一段時間考慮娶她為妻，而於此波伏娃甚至一度毫不知情。他也曾向俄羅斯的女翻譯家左妮娜求過婚，但目的是為了自己能夠留在西部。“越看海狸的《回憶錄》，我越明白我永遠不會去改變那些事物。這一切讓我痛不欲生……，”左妮娜在提出分手之前給薩特寫道，“你和海狸共同創造了一個令人驚歎的事物，但對於靠近它的人來說，卻是如此的危險。”薩特真想過在某一天結束這份契約，步入婚姻，離開波伏娃嗎？毫無疑問，答案是否定的。他總會在最後回到波伏娃的身邊，哪怕要極其可笑地裝腔作勢，並且從回憶錄裏的描述來看，這也不足為奇。

 

長相醜陋的人想要在愛情裏實現計劃經濟，成功引誘每個目標，或許不得不耐心地等候，等候自己的哲學榮譽在現實中真的變得有用的那刻，那時她們將會被薩特一一俘虜。他向女學生諂媚討好，然後又將她們殘忍地並且毫無尊嚴地收入囊中；他倚仗自己戲劇家的名譽，為新晉女演員們點亮舞台的燈光；還有那些日本和巴西的女翻譯家，以及其他一些極其容易得手的性愛獵物。“如果非要說我曾經非常淫蕩，那我無話可說！”在波伏娃的一本小說中，薩特是這麽說的。

 

此外，他主動承認，在與女人複雜的性愛關係的巔峰時期，他的確成為了性虐待狂，可他卻極其苦悶於那副讓他束手束腳的外表，以至於他在街上會避免向行人問路，以免他們會感到驚慌。毫無疑問，對於相貌如此醜陋的人而言——正如導演約翰·休斯頓在五十年代末於愛爾蘭的一處住所中接待過薩特後所說，“人能有多醜，他就有多醜”——愛情有時候便成了黑暗中的報複。

 

此外，晚年時期的薩特，即使已步入激情的黃昏，即使一夜縱情多次的時光早已不複存在，即使作為和波伏娃一樣終生不願組建家庭的男人，在最後也仍然維持著一個令人疲憊不堪的大家庭。他所有的女人，無論結識於何時，哪怕大多數都較為神經過敏或性情孤僻，都長期在經濟上依賴於他，並且幾乎都住在距離他的住所步行十分鍾的範圍裏。

 

阿萊特，薩特合法收養的女兒以及後來的情人，並不知道薩特仍繼續與萬達交往，而萬達也並不知道薩特仍在與鮑裏斯·維安昔日的爵士樂創作靈感女伴米歇爾同床共枕，在薩特的身體尚未進入像《告別儀式》中所描述的那般難以忍受的衰竭之前，米歇爾一直是薩特定期拜訪的情人。而麵對米歇爾，薩特也對自己定期在波伏娃家留宿的事情有所隱瞞，波伏娃是他“高高在上的母親”，就憑借如此粗製濫造的托詞，薩特向波伏娃掩蓋著自己曾經的姍姍來遲、過失以及錯過的陪伴。薩特曾向一位年輕的友人——精神分析師龐塔利——可憐地稱自己為“小區護士”，並說道，“您很幸運。病人來看您並給您付錢。而我呢，我不僅四處奔波，還要給她們錢”。

 

 

我們很難找到像薩特這樣一位凶狠地追逐著透明化愛情的信徒，他編織著半真半假的謊言，捏造著花言巧語，甚至幹脆直接玩弄道德。毫無疑問，我們也找不到別的女人能比那些被他選中的女人承受得住更多的謊言。那麽這是否就意味著，這份著名的“真相契約”實際上是一份真實的騙子契約？倘若如此，我們或許可以任意嘲笑波伏娃，她淪為了朱諾女神，淪為了一位被男人用來躲避情婦憤怒不滿的“擋箭牌”妻子。

 

就此觀點，那些偏愛於將女性解放視為女性自古以來的奴隸地位的一種隱蔽表現形式甚至雙重表現形式的人，毫無疑問會表示讚同。對於他的這位“與皇族通婚的平民妻子”，這位“自己身體裏的堅實後盾”，薩特給的愛其實不少，他總是給她無限的、讓人無法駁回的溫柔。多年過去，他依舊說著：“哦，我心裏的、我眼裏的寶貝，我生命的主心骨，我的意識和我的生命。”在生命的盡頭，他一直堅定地說道：“在我的生命中，或許我會用盡全力去愛一個人，既不瘋狂，也不獨特，但出自我的內心。”

 

 

本文摘選自《哲學家與愛》，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奧德·朗瑟蘭、瑪麗·勒莫尼耶；摘編：徐悅東；編輯：張進；導語校對：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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