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誌堅：評方勵之先生
1987年的時候，我對中共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非常反感，就像反感1983年的“嚴厲打擊刑事犯罪”運動和緊隨其後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一樣。（我在“清除精神汙染”運動中，竟然因為留長發和在寢室貼了一張提香的裸女畫像，而受到學校“嚴重警告”的處分）。如此，我對當時自由主義的三位主要代表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都是非常的佩服。於劉賓雁，我知道他是接近於他所寫《第二種忠誠》思想的人物，所以有些微詞。於王若望，我當時總還是對他有些不夠深入了解。唯有於方勵之，我之前聽過他的演講錄音帶，了解他在科大時對學生的影響以及和87學潮的關係，因此我對他更是心儀已久，敬佩有加的。
正因為如此，在風起雲湧的1989年，5月17日，由我率領的四、五十人，正是製作和扛著一麵“倒鄧擁方--湖南各界請願團”（“倒鄧擁方”即“打倒鄧小平，擁護方勵之”）的大旗進京的。我一門心思的想著能在天安門廣場見到方勵之。可沒意料到的是，我們下了北京火車站，一路高呼著“打倒鄧小平！擁護方勵之！”，可是還沒等我們走到天安門廣場，就遇到好幾撥北京的學生，說我們的口號有些偏激，建議我們取消。我們有些不得已，一商量，也就取消了我們的口號。最後，也就是到我們砸毛像的5月23日為止，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不僅沒見到我們一心想擁護的方勵之，反而被我們一心想打倒的鄧小平給徹底打倒了。
1989年5月的北京，確實是萬眾矚目，舉世聚焦。當時，像我們一樣的人是希望方勵之先生能夠站出來的。或許，更多的人是希望趙紫陽能夠站出來的。我們甚至在5月21日上過紀念碑，建議“北高聯”自組政府。可是，期盼者一直在期盼，被期盼者卻是，千呼萬喚不出來！方先生呢，是寧願選擇鑽進美國大使館做縮頭烏龜，也不願上天安門做可能被殺頭的領袖！趙先生呢，到最後倒是被人逼出來了，他竟老著臉皮的勸學生們投降和放棄，其意就是，自由誠可貴，生命價更高！就這樣，等到六四淩晨一聲槍響，天安門學生竟作鳥獸散！我一直奇怪的是，一直沒有人對這一無比恥辱的行為，感到羞愧難當！更有甚者，這一行為後來竟被美其名曰“勝利大撤退”，而一些所謂的學生“領袖”，竟為此而邀名請功！
方勵之是1989年的中共頭號通緝犯，可惜的是，在隨後的“方勵之避難”事件中，唱主角的是鄧小平，配角是布什，方卻是成了任人擺布和利用的木偶。鄧小平不愧是一個關鍵時刻敢殺人、能殺人，也敢出醜的家夥，他處理此事的手法，可謂真正做到了是，“既當了婊子”——把方勵之禮送與布什政府，“又立了牌坊”——實質性地改善了他當時很想改善而又很難改善的中美關係，而從全世界的一片製裁聲中緩過氣來。我還記得1990年的夏天和難友們聊天，湖南嶽陽被判十年的樊立新就說：“到底我們的頭是誰啊？方勵之嗎？為什麽我們要坐大牢，人家卻躺在大使館睡大覺，還要被送到美國去啊？”
2009年4月吧，我還在曼穀申請政治避難，從《北京之春》雜誌上讀到方勵之的一篇文章，題目叫《民主何時能實現？ ——紀念‘五四’九十年 》。此文寫得實在是立論高遠而且妙不可言，我到現在還記得我當時的感受：首先是瞠目結舌，接著是哈哈大笑，最後是通體舒泰。有感而發，本來我是很想寫一篇《方勵之先生的樂觀和悲觀》的文字的，可拖到現在，也沒寫成，大概以後也不會寫了，權以此文代替好了。方先生在他的妙文中，寫了他在1989年4月25日的一次演講中的一個預言。他寫道：“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從五四運動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從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 ”然後，他又寫道：“講後，立刻有友人評道∶“老方，你這個估計，隻是個一級近似吧。”我答∶“當然，一級近似可能也不到，算零級吧，所以誤差都不能寫。”
評方勵之先生，就不能不評“六四”。“六四”雖然過去27年了，可有些話於我卻是如鯁在喉，不能不說。1989年，我總算是九死一生，被判無期。現在看來，似乎判的很重，而在當時嚴酷的環境下，無異於是從閻王殿中撿回了一條小命。出獄後，看到太多民運人士的“六四”評價，卻是讓我唏噓不已。有些評價幾近於顛倒黑白，讓我無法苟同，甚至讓我因此而絕望於中國民運的前途。雖然人微言輕的我，深知無論過去現在，都無法改變中國民運的發展大勢。但抱著對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忠誠和熱愛，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也不怕引起多大誤會，有些話還是不得不說。
我以為，27年來，評價“六四”有兩大誤區。第一個誤區是，很少有人指出：八九民運雖然波瀾壯闊，但其中最絢亮的莫過於民眾奮起抗暴！相反，倒是有人對抗暴民眾視而不見，甚或汙言相加。我相信，一個沒有血性的民族，隻能是注定永遠沒有自由民主希望的民族。那些在槍響以後，不惜以自己血肉之軀反抗暴政的人，才是最優秀的中華兒女！從任何意義上而言，他們都是死得其所的。他們的死，讓獨裁者發抖，也讓我們生者羞愧。第二個誤區是，明明學生從來就沒有激進，後來慢慢卻被說成是學生激進了，或者至少是部分學生激進了。明明從四二二開始，學生們就是“跪著造反”，甚至從五二零戒嚴，一直到六三晚上，學生們都是在要不要撤離天安門廣場而猶豫不決。什麽“六四”運動中“學生有錯，政府有罪”的說法，簡直是在為暴政背書！可以說，正是當時民眾和學生的軟弱和猶豫，成全了在這場運動中已經名譽掃地的鄧小平，要在全黨全國重新“殺人立威”的想法。
方先生現在已經逝世了。我也知道，我對方先生的評價，未免有“苛求於古人”的味道。但1989年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一次空前絕後的絕妙機會，與之失之交臂，實在太讓人扼腕歎息，傷心不已！不管怎樣，中國的憲政民主，似乎注定還有一段非常漫長的道路要走。因為無論從中國曆史的角度，還是從內部現實的角度，還是從外部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共政權恐怕都能維持下去。這個時間甚至可能超過現在最保守的估計。
2016、3、28 於Indianapolis
隻問一個問題：1989年中國的主要問題是什麽，是要民主要打到共產黨嗎？
民主這個東西不能一蹴而就。要說打倒封建專製的整體，這在1911年就實現了。但是肅清封建主義的思想影響，至今也沒有結束，在台灣也沒有結束，甚至是更沒有結束。台灣的選舉許多地方的樁腳不少是豪強或洗白了的黑道。民主還不及經過土地改革打倒地主豪強的大陸。就是在大陸也還有宗法勢力的複辟，在鄉間魚肉鄉裏。當時畢竟有過一次相當徹底的土地改革。普遍而言封建主義的社會基礎被鏟除了一遍。在台灣則還沒有。所為本土派就是本土的封建宗法勢力為主，你以為是升鬥小民為主啊。
中國在1989年主要的任務是改革，使用漸進改良的方式推動中國的進步逐步發展經濟和社會。而不是搞一次革命或反革命的巨變。1989年中國的額社會矛盾遠遠沒有達到必須用絕食這種極端手段的地步。當時的中國政府已經破天荒地第一次派出正式的代表，教委的主任，政治局委員李鐵映與絕對抗議的學生代表對話。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學生毫不讓步，甚至不肯與李鐵映對話，這就是學生的不對了。當然責任不在幾個學生而是那些躲在後麵的鮑彤方勵之嚴家其等等反動勢力，他們又是外國勢力的工具。
共產黨當時的錯誤有兩點：
第一內部分裂，李鵬與趙紫陽都想利用學生運動搞掉對方；
第二，不敢或不願意揭露躲在學生背後的美國及其它境外勢力。
第一點現在無需多說了。第二點倒是很少有人再提起。恐怕是無論方勵之還是王丹等人都不願意告訴大家他們跟外國人有密切的聯係。其實共產黨對這些事情不說了如指掌也是相當清楚。但是處於我所無法確定的原因，他們不願意揭露這個真相。如果他們敢於揭露真相應當可以教育廣大群眾清醒過來從而大大減少在廣場上的人數，也就是把少數鬧事者孤立起來，也許用不著戒嚴了。但是政府選擇了不揭露外國人，那就隻能對廣場上的手無寸鐵的學生下手了。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