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逸致
快樂人生
四海名賢挽聯部分：
你這一輩子，也是一輩子。你這一輩子，真是一輩子。你這一輩子，就這一輩子。你這一輩子，真就一輩子 ？
勤耕不輟一枝筆，
奮力鼓呼傳民意！
坎坎坷坷九十載，
風風雨雨數千記。
辣手著文成經典，
九死不悔伸正義。
天堂亦需直言郎，
常吐真語化晨曦。
痛耆老凋零，幸精神不死。供千秋憑吊，問後來者誰。戴老千古
經百年風雨盡閱世上炎涼，究一過履曆常保人間清節。戴老走好
戴煌先生（1928.2.18—2016.2.19），原名戴澍霖，江蘇阜寧溝墩鎮人。著有《戴煌通迅報告選》、《寶貝魚》、《不朽的國際主義戰士》(羅盛教)、《海岸線上》、《胡誌明主席印象記》、《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曆程》、《直麵人生》等。
“隻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絕不做混世蟲。”——戴煌先生，胡耀邦平反的第一個“右派”，可以說是中國最著名的“老右派”，也幾乎是“老右派”中遭遇最悲慘的一個，新華社八十年的曆史，戴煌親曆了六十餘年。從風頭很勁的戰地記者，到因為提出反對神話和特權被打成右派，再回到新華社。就是這樣一個經曆了殘酷鬥爭的老人，一直以來都在為幫助他人平反昭雪和揭露腐敗而奔忙。
對於這位普通的新華社記者，人們並不陌生，無論在平反冤獄的鬥爭中還是反腐敗的鬥爭中，都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終身秉持一個信念:"人民的記者應該具有最清醒的頭腦和一副硬骨頭。"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銳地觀察到最高領導人獨斷的危險並加以反對。他為此被劃成右派，飽受迫害二十餘年，卻曆經九死而不悔。近十來年，古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處向黑暗和腐敗出擊，扶弱濟困，伸張正義。
--《南方人物周刊》
戴煌同誌長期以來一直關注黨、國家、民族的命運，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特別是在反對神權和特權方麵為同時代的人樹立了榜樣。迄今他雖已年過古稀，但仍筆耕不輟，始終以勇於仗義執言而享有盛名。按他自己的話說，他是要"'老春'權作青春度"，決心為真理和正義而戰鬥不懈。
鹽阜抗日根據地初開，他在小學讀書任兒童團長。1944年那年他十六歲，就參加了蘇北文工團，並於同一年入黨並開始發表作品。1947年調入新華社蘇北前線支社做記者。當年8月在解放葉挺城(鹽城)戰役中，他和陳清倫、胡捷一道隨軍采訪，親曆解放軍戰士與守敵展示白刃戰的戰鬥場麵，寫出了多篇戰地通訊，受到軍區政治部的通報表揚。1944年，參加新四軍。曆任蘇北射陽縣文工團團員、分隊長、音樂組長，蘇北文工團團員、文學組長，新華社軍事記者、政治記者、機動記者，高級記者。隨後他隨軍南征北戰，經曆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全國解放後又出國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支援越南抗法戰爭，成長為新華社著名的青年記者。誌願軍戰士羅盛教因救落水的朝鮮少年而犧牲生命的典型事跡，就是戴煌在朝鮮戰場上報道出來的。回國後他立即由新華社保送外交學院進修外文，以資深造。1957年，肄業於外交學院英語代訓班。不幸在1957年的整風"反右"中，他被錯誤地打成"右派"，經受了長達21年的多種磨難，直到1978年才得以徹底平反，重返新華社。
在1956年3月，當他聽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的關於斯大林錯誤的"秘密報告"的傳達後，他的心靈被那強大的衝擊波猛烈地震撼著。經過冷靜思考之後，他認定"斯大林並不像過去宣傳和想象的那麽偉大，他顯然沒有保持住他應有的高貴品質，而且利用了人民對他的信任與愛戴，為自己的沽名釣譽和樹立個人崇拜作了不懈的努力。"他痛苦地發覺"有人蒙蔽了我們的良心，愚弄了我們的單純，徹頭徹尾地欺騙了我們。"他借用蘇聯這麵巨大而神奇的水晶鏡，來檢驗我們自己這塊土地上有沒有類似的苗頭。尤其是中國有無"個人崇拜"，成了他詰難質疑的大問題。他從各個方麵一一對照後發覺情況不妙，斷定"如果再這樣下去，遲早會像斯大林式的統治那樣，把全民族帶入險象叢生的境地。"
緊接著，他由斯大林神話的破滅而引發的波匈事件，更加深了自己的憂慮。他認為:"我們國家的陰暗麵雖然沒有那麽嚴重，但再也不能熟視無睹，聽任其發展蔓延了。如果再不積極改革，我們也將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我決心履行一名共產黨員的義務，向黨的最高領導層敞露胸懷，說說自己應該說的話。"於是，他從1956年11月份開始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信，想反映他在一些城鄉中見到的一些問題，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時解決。
1957年初，他的信尚未寫完，黨內傳達了中央關於全黨即將整風的決定。他以為中央要通過整風解決問題，就在整風鳴放座談會上，把一年多來鬱積於胸的種種思考和盤托出，其核心內容就是:"全黨全國最嚴重最危險的隱患，就是'神化與特權'。如果不立即予以抑製與消除，而繼續聽其發展，必將國蔽民塞，全民族都跟著遭大難。……"他整個發言慷慨激昂，具有"為著眾人去下海，不怕沾滿一身泥"的勁頭。當反擊右派開始，人們已認為他的發言是"向黨進攻"時，他仍為了表明自己的心跡，又主動地交出了尚未寫完的信稿，欲以此顯示他對黨一片忠誠的坦蕩情懷。可是，此信交出後恰如釜底添薪，立即被稱為"萬言書"作為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加以印發，從而引來了長達十個月狂風暴雨般的批判鬥爭。
戴煌同誌因為所謂"萬言書"被定為右派分子而開除黨籍，並因此而妻離子散，自己被送北大荒去開荒、拉犁、伐木、燒炭、修橋、鋪路。經過兩年零八個月的殘酷流放和勞役後，他一度回新華社資料組工作，不久又以"翻案"罪名被判勞教二年下了監獄。勞教期滿後，他被派往清河農場、海河工地推土挖泥。1969年關於備戰的"一號命令"下達後，他又被押送山西太原一監獄推土燒磚，直到1978年9月才回京得到平反改正，結束了長在21年的痛苦和災難。
1978年新華社黨組織在重新審查的意見中終於正確地指出:"他寫信的動機是好的，是為了解決問題，把黨的工作搞好，而不是對黨發起進攻。因此，從中摘引一些話作為右派言論，是不合適的。"新華社黨委徹底推翻了原來結論，恢複了他的黨籍和待遇。
南都周刊近年訪談戴煌先生：
記者_齊介侖 實習記者李寧 北京延慶報道 攝影 _邵欣
下午三點，陽光溫暖，藤蘿纏繞的涼亭，五六隻小貓跑來跑去。離休多年的新華社記者戴煌在老伴的攙扶下，拄著拐杖走出書房來曬太陽。
這裏是北京市延慶縣的康莊鎮，八達嶺長城、康西草原近在咫尺。冬春在宣武，夏秋在延慶，成了戴煌老兩口幾年來的生活規律。
83歲的戴煌，腿腳不很靈便了。
推門進客廳，他正伏在寬大的餐桌上賣力地寫著文章。一遝方格稿紙，他已經寫完了五六頁，字體工整而挺拔。每寫完一頁，他便扶一扶老花鏡，抬起頭來，亮出光亮的腦門兒。
“哎呀，整齊不整齊，看不太清啦，我就是抄著影子往上寫啊。”把筆放到桌子上，接過老伴遞來的濕毛巾，戴煌擦了擦汗，操著濃重的蘇北口音，感歎自己的視力越來越不跟勁。
戴煌隨和而健談。他聽力尚可，反應很快，三四個小時的時間裏，說到有意思的事，會開懷大笑起來，甚至手舞足蹈。提起可憎之人，他常毫無忌憚地狠批上幾句。而念及傷心過往，他不隻一次哽咽無語，老淚縱橫。
戴煌對數字尤其是年份日期特別敏感。他會清晰地回想起某年某月某日中央作過什麽決定，他自己做了什麽說了什麽，而他做的說的，又是如何被添油加醋、上綱上線地扭曲。
新四軍、新華社記者、右派、勞改、判刑、入獄、21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些關鍵詞，組成戴煌一生的命運大騰挪。
1928年出生，16歲入黨，19歲進入新華社，在記者這一崗位上，戴煌多次冒著槍林彈雨，從戰地一線發回過各種報道。從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到朝鮮戰爭、奠邊府戰役，在劃成右派之前，他已是新華社的高級軍事記者。
誌願軍戰士羅盛教冰窟窿裏舍身救朝鮮小朋友的事跡，是戴煌從朝鮮一線發回新華社的大量作品中的一篇。這篇通訊經新華社播發沒多久，故事傳遍了全球，隨即被選入中國小學語文課本。
1957年，整風，反右，作為老黨員，戴煌向黨中央直言進諫，提出反對神話和特權。因此被流放，判刑，命運一落千丈。
當右派身份去除，名譽恢複，再回新華社時，已是1978年，這時戴煌已經五十多歲了，距離1990年新華社宣布他退休，隻剩12年。
物是人非，痛定思痛，戴煌對時局時事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認知。
戴煌有過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直到今天，他也不認為這是什麽缺點。
1962年，無力承受周遭指指戳戳的前妻，選擇了和右派戴煌離了婚，先後帶走了兩個女兒。
兩年後，來北京探親的女工潘京榮，經人介紹認識了戴煌，和他重新組建了家庭。戴煌對妻子的無私大愛深為感動，他動情地將潘京榮喚為潘雪媛，“雪中送炭、雪裏來援”。
後來，這個名字寫入了戶口本。
婚後沒多久，戴煌再度被囚於山西，此後多年間，妻子潘雪媛帶著他們婚後再生的兩個女兒，獨自支撐著貧苦的生活，背負著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壓力，精神幾度近於崩潰。
沉痛銘刻在了心裏。
老伴一次次地給戴煌擦拭著淚水，勸他忘掉傷心事，多想快樂時。
現在80多歲了，身體常有小恙，即便如此，每年戴煌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裏的訪民。他替他們轉交材料，為他們的不幸奔走，甚至親自陪著他們去上訪，或為他們聯係記者、律師，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對這些當事人，他直言感同身受。
端過老伴遞到嘴邊的茶水，戴煌喝下幾口，接著，他顫顫巍巍地，從身後拿出一份稿件，這是他在前幾天才寫完的一篇，是應新華社80周年社慶征稿所做的。
“新華社，八十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時候，它在講真話呢！”戴煌皺緊眉頭，語氣沉痛。
從老革命到戰地記者
南都周刊：在成為戰地記者前，你已經是新四軍的一員，現在回頭看，是個老革命了。
戴煌：我12歲就準備參加八路軍，家裏邊都不同意，結果後來就當了學校的兒童團長。1941年春天皖南事變發生，粟裕的一支部隊正在我們那兒打遊擊，借用了我們學校的場地，要開一個聲討國民黨的大會。因為我是學校的兒童團團長，他們也請我到會上看。我看到了整個部隊裏的兵，很氣憤地把剛剛戴到帽子上的國民黨的帽徽，紛紛撕下來，放在腳下踩。他們對國民黨很不滿。
1944年，我就參加了新四軍的一個文工團。穿上新四軍軍裝後，回家讓我父母看看，想著讓他們高興高興，但是家裏人很害怕。那時候參加新四軍，怎麽得了啊。被日本鬼子發現了，全家大小都要“撕拉撕拉”的。所以就改了名字，也改了學曆。這樣別人調查，也不知道我是哪個戴家的人。
南都周刊：加入新四軍時，你父親是不同意的？
戴煌：是啊，父親很不屑，他看不起我。他說，你不應該參加新四軍，應該參加國民黨的隊伍。我父親說，孫中山把清王朝推翻了，這是偉大的，蔣介石繼承了孫中山的事業，是革命正統。我父親就是這種思想，這方麵我和他沒怎麽交流過。
我在參加革命的時候，我的長輩們相信國民黨是主流，相信共產黨的不多。當時參加革命的人，都是想打出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共產主義天下。國民黨已經反動了，我認為當時共產黨是好的。
我上麵有四個哥哥、一個姐姐，我排行老六。父親上學時成績很好，雖然沒有考上舉人，論資曆相當於貢生吧，在當地是比較有名的，後來他學醫，成了一個醫生。在我小的時候，我們家在鎮上有好幾家店鋪，談不上最富有，但家庭經濟沒有困難，有名望。父親也希望我學醫。我十幾歲讀初中補習班時，他就拿出很多醫書讓我看，讓我背。我沒興趣，背不出來。
南都周刊：你對共產黨和新四軍的好感是從哪裏來的？
戴煌：我出生在江蘇阜寧溝墩鎮。1940年，黃克誠的部隊到了蘇北，就是從這時，我對共產黨有好的看法了。
為什麽這麽說呢？在這之前，國民黨的部隊，每次經過我們那個小鎮，都要在街上飯館裏大吃大喝。而八路軍來了以後，各個連隊加起來有好幾千人，他們在空地上集合，坐在自己的小背包上。
那時候已經是深秋了，我們這些在旁邊圍觀的，都穿上袍子甚至套上棉坎肩了，可他們還穿著單衣甚至光著腳。他們高唱著《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唱著《黃河大合唱》，勁頭很足。他們在鎮上住了一個禮拜，我沒看到過他們有任何一個人吃過飯館，吃燒餅油條的都沒見過。
我當時就覺得，他們和國民黨的部隊不一樣，這才是人民的軍隊，我要加入到他們中間去。
南都周刊：當時你對國共兩黨的異同還有哪些了解？
戴煌：我講一件小事吧。1936年夏，蔣介石五十大壽，當時我才八歲。我們這些小孩子啊，排著隊，拿著小旗，在街上走，喊著“蔣委員長萬歲”。結果到了冬天呢，發生了西安事變，蔣介石被張學良扣起來了。
可在扣起來之前，蔣介石是中國國家元首的待遇啊，但我父親和鄰居們是講過蔣介石的笑話的。我父親說，蔣介石到了西安，他到華清池洗澡去了。正洗著呢，有人從外麵推門向裏邊一看。哎呀，洗澡池子裏，躺著的不是一個人，是一個大烏龜。後來這個人就說，蔣介石其實是大烏龜變的。
父親講完以後，大家哈哈大笑。可是大家一笑也就完了，沒人匯報到蔣介石那裏去。這件事情我記憶非常深刻。
南都周刊：為什麽？
戴煌：後來我長大了，被打成右派了，就老想起這件事。
我們這些人啊，參加革命的時候，對共產黨強調的那些口號，非常信服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到現在都信服。結果打下的天下呢？
“多數人在混飯吃”
南都周刊：在文工團期間，怎麽成為記者的？
戴煌：演戲唱歌我也參加了。但是我不是喜歡寫文章嗎，打下淮陰了，我就寫過一篇文章《戰士和群眾》，當年就被蘇北報紙評為“九一記者節的好稿”，那時候記者節是9月1號，現在變成11月了，那時我17歲。
後來，文工團按個人愛好分成4個組，包括音樂組、美術組、戲劇組、寫作組，我是寫作組組長，那時候我18歲。後來又要成立各個分區的新聞記者聯合會，我被提名為鹽阜區的新聞記者聯合會理事。
1947年，新華社蘇北前線支社成立，就把我從蘇北文工團調出來當記者去了。一起調了3名記者。進入射陽縣文工團是1944年，進新華社是1947年。在這三年時間裏，我從射陽縣文工團，到蘇北文工團，到新華社，經過了這幾個階段。到新華社，我又先後去了越南、朝鮮等地采訪報道。從國內到國外，現在記得的有三四十回，經曆槍林彈雨啊。
南都周刊：1957年，你被打成了右派。
戴煌：當時，因為我說的那句“反對神話和特權”，讓我去北大荒勞改，回來後在新華社做資料工作，不當記者了。後來又說我堅持反動思想，1964年又把我開除公職，送去勞動教養。1969年林彪一號命令，很多幹部去五七幹校，又把我們在天津北京上海的右派分子，押送到山西去勞改。
直到1978年，我被恢複黨籍，恢複行政級別。但這不叫“平反”，而是“改正”，沒有賠償。牢是白坐了。像我這樣受苦，要補我幾百萬才對啊。國慶節過了後，我就重新跨進新華社的大門。
直到1990年最後一天退休，我在新華社幹到將近63歲。
南都周刊：為什麽選擇這個時候退休？
戴煌：我告訴你吧，本來新華社是叫我們一直這樣延續下去的。以前有人延長到了70多歲才退休。62歲退休也無所謂，但是，按照中央的規定，在我退休以前，單位一定要通知到我本人，而且要問問我有意見沒有。但這事兒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有人寫了個離休報告，把我們這些人的關係打到老幹部局去了。
隔了幾個月，老幹部局打電話給我說，老戴呀，你已經離休了呀。我一愣。當時我還在單位上著班呢。
南都周刊：怎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戴煌：我這個人比較刺頭嘛。
對穆青，我就看不起。焦裕祿的報道本來是周原寫的，他們後來補充采訪，對周原的稿子隻改動了幾個字，然後穆青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了上去。我很看不慣。後來他還向北京日報女記者說這個文章是他穆青寫的。
退休前，我有一個稿子，寫的是一機部副部長沈鴻。穆青把我的稿子拿去了，但他遲遲不表態。大概想在上麵加他的名字吧。我很不客氣地把稿子要回來了。
後來郭超人當新華社副社長了。他去過我家裏幾回。他勸我說，老戴呀，你得多到後麵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裏跑一跑。我才不去呢。
穆青和李普後來住在同一層樓裏，他們一個在這邊兒，一個在那邊兒，挨著。李普和我關係很好，我經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裏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裏，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談些什麽。
我這一輩子啊，就這個脾氣，看不慣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南都周刊：作為一名老記者，你評價下當下媒體？
戴煌：我覺得，媒體應該主持正義，應該按照憲法的精神去講真話，應該把個人利益擺在次要位置，要有革命的勇氣。
現在的媒體啊，雖然並非全部是官辦，但它要維持生存啊，即便它心裏不服氣，表麵上要裝作服氣的樣子啊。現在的媒體人啊，很複雜，有好的，有膽識，但為數不多，多數人是在混飯吃，在看著上麵人的臉色辦事。
南都周刊：回過頭來看，在新華社待了這麽多年，你對這個機構有哪些自己的認識？
戴煌：1949以前，新華社是很好的，它講真話；三年自然災害死了幾千萬人，國慶十周年時，新華社居然還在那裏宣傳全國大豐收。
2010年5月，胡耀邦時代最後一任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去世了。新京報關於朱厚澤的曆史和為人，登了一整版的內容。新華社呢，它隻發了兩三行字的小消息，連朱厚澤曾經當過中宣部部長這回事都不提。這是偶然的嗎？
戴煌：“一場陰謀，讓講真話的我變成右派”
林媛媛
戴煌手扶拐杖，緩緩從內室走出，坐在北京崇文門附近寓所裏的長椅上。他說話略帶大陸蘇北口音，聲音已經不再洪亮，但是每一句話仍有令這個國家的“特權者”聞而生畏的力量。
80多歲的戴煌，仍然堅持寫作，抒發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他說：“隻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絕不做混世蟲。”
戴煌手扶拐杖，緩緩從內室走出，坐在北京崇文門附近寓所裏的長椅上。他說話略帶大陸蘇北口音，聲音已經不再洪亮，但是每一句話仍有令這個國家的“特權者”聞而生畏的力量。
80多歲的戴煌，仍然堅持寫作，抒發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他說：“隻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絕不做混世蟲。”
“羅盛教的題目並不是我起的”
1944年4月23日，剛滿16歲的戴煌參加了當時的蘇北新四軍射陽縣文工團，而早在戴煌少小時，他便已經擔任學校抗日兒童團長。
戴煌的父親是一名中醫，他一直希望戴煌能夠子承父業，研習中醫。1943年，戴煌曾經學習過半年中醫，但是一直不感興趣，最終放棄。
戴煌一直對文學非常熱愛，年少時就喜歡寫一些小文章。戴煌進入文工團工作，當年年底就成了報紙的“積極通訊員”，第二年又成為“模範通訊員”。
1947年夏天，新華社蘇北前線支社成立，19歲的戴煌成為支社三名記者中年齡最小的隨軍記者，由此開始了他的新聞之路。
剛開始，三人對於重大戰役行動都不知道，隻能分頭到基層部隊采寫點小稿子。1947年8月，三人得到消息解放軍要攻打鹽城，於是約定深入最前線，觀察最前線戰士們的戰鬥作風，真實刻畫戰士們的作戰神態。
在那場戰役中，三名記者中年齡最大的胡捷跟隨攻打西門的謝振華旅陣亡。而戴煌跟隨攻打北門外土圩子的廖成美旅，在跟敵軍拚了刺刀後僥幸生還。
從這場戰役開始，戴煌經曆過中國的解放戰爭，參加過朝鮮戰爭和越南奠邊府決戰，遭遇大大小小的槍林彈雨不下數十次。
《不朽的共產主義戰士——羅盛教》是戴煌到達朝鮮戰場後寫的第一篇通訊。這篇文章連續多年被收錄進大陸小學課本，“羅盛教”這個名字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
戴煌回憶說：“1952年1月26日，我突然接到新華社誌願軍總分社打來的電話，讓我盡快趕到141師去采訪偵察連文書羅盛教為搶救少年而陣亡的新聞。當時朝鮮冰天雪地，為了搶時間，在沒有車的情況下，馭馬術不高的我決定騎馬前往，結果上馬沒多久就被摔下，幸虧沒有大礙。隨後，我步行前往羅盛教的土墓，並讀了羅盛教的日記和書信，訪問了崔瀅和他的父母鄉親，以及羅盛教生前的戰友。寫下一篇通訊和一條新聞，並拍了不少照片。”
“文章原名是《寺動山下的一座墳墓》，帶有很強的文學色彩，後來新華社誌願軍總分社社長向總社發稿時改為《不朽的共產主義戰士——羅盛教》，強調新聞特色。從此之後，我在寫作新聞時，也開始注意淡化文學色彩，強調新聞特色。”
戴煌做了一輩子新聞人，他說他對於新聞的全部理解就是“實事求是，講真話，講老實話”。
“我從小讀私塾，姚蔭卿先生曾寫了兩句對聯讓我背：文無論長短貴在精，話不在多少貴在真。那時候我不到十歲，但是這個道理我記了一輩子。”
與胡誌明主席的忘年交
1995年，為了紀念胡誌明的105周年誕辰，越南電影製片廠要拍一部紀錄片，到中國拍攝胡誌明生前訪問中國的有關場景，在北京訪問拍攝了4個人，其中就包括戴煌。戴煌曾經在越南工作過一段時間，和胡誌明主席有過多次交晤，並在回國後寫下《胡誌明主席印象記》等文字。
回憶起與胡誌明的往事，戴煌記憶猶新，連胡誌明說過的話都還依然記得。“他過去搞地下工作時，在中國和香港呆過好多年，學會了中國話，他說中國話就像廣東人說北方話，也會用漢語寫詩，《同誌加兄弟》那首詩就是他用漢字寫的”。
在越南人民大學開學的那天，戴煌應邀前往采訪。為了表示對此次場合的尊重，戴煌特地穿上西裝並去理了發。理完發之後，理發師傅還給戴煌上了發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當戴煌走進會場的時候，胡誌明已經在主席台中央就座，一看見戴煌走進會場，胡誌明就跟旁邊就座的同誌們開起了戴煌的玩笑，大喊：“大家看啊，花花公子來了！”
說到這，戴煌大笑，並且馬上解釋說：“從此之後，我理發的時候，再也不擦油了。其實本來我不想擦油的，是那個越南的理發師極力勸說我擦上油的。”
1955年大年初一，胡誌明主席去看望水利鐵路建設工地的工人、農民和兵營的戰士們並向他們拜年，在河內眾多的外國記者中，他隻邀請了戴煌一人一同前往。
事後，胡誌明和眾人在一片鬆樹林中共進午餐。
胡誌明飯後跟戴煌聊天說，凡是到過中國的越南人回去後幾乎都向他說過，中國招待外國貴賓的酒菜都極其豐盛，盡管大家早就不能再吃了，但還是大盤大碗地往上端，然後又原封不動地撤了下去，這豈不是非常非常地浪費嗎？
當時戴煌解釋說：“中國是禮儀之邦，想讓客人感覺賓至如歸嘛！”胡誌明搖搖頭說：“不能這麽說。這都是公家的錢啊！如果個人掏腰包，那又會怎樣呢？”
戴煌評價胡誌明說：“通過多次跟隨采訪的所見所聞，我深感這位終身未娶的越南老人的真摯和虔誠。我認識胡誌明的時候隻有26歲，現在我已經80多歲了，50多年來，我一直懷念敬仰這位與我的父母同歲的老人，終生牢記難忘！
“一場陽謀，讓講真話的我變成右派”
對於戰爭時局，戴煌說：“我對國民黨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非常憎恨，滿腦子自由民主的理想，那時共產黨、毛澤東也是這麽號召打破一黨獨裁的，這是當時大多數同誌的奮鬥目標。”
戴煌回憶起自己思想的變化說：“朝鮮戰爭時，我寫完羅盛教舍己救人的報道之後，去以金正日母親金正淑名字命名的‘金正淑女子學校’采訪，在該校師生麵前講話：要牢記十月革命的輝煌。那時我對斯大林還是一種迷信思想。1953年3月，我到許世友為司令員的三兵團去采訪，突然聽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們都站在斯大林遺像麵前痛哭流涕。”
“1956年春天，在新華社的一次小型會議上，聽到一位秘書傳達朱總司令帶回來的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之後，我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情愫開始有了大轉彎，不僅徹底否定了斯大林，而且開始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也產生懷疑。”
“其實在這之前我就有過疑問。中國內戰結束後，我跟隨在南京的大街上慶祝遊行的隊伍一起狂呼‘毛主席萬歲、朱總司令萬歲’，可到了1950年的五一節，就隻剩下“毛主席萬歲”了。很快，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八一》雜誌的封麵，也由朱德的題字變成毛澤東的題字了。八一南昌起義的時候，朱德是重要的骨幹，井岡山朱毛會師的時候，朱還排在前麵。怎麽現在，就隻剩下‘毛主席萬歲’了呢？這是當時很多同誌都納悶的問題。”
戴煌還提到：“1955年春節，我陪同胡誌明一起慰問時，在飯後聊天時胡誌明就提出反對喊萬歲。他當時說‘沒有人能活到一萬歲，就算是為了表達感情，那也要實事求是，不能狂熱衝動’，這在當時對我的思想也是很大的衝擊。”
1956年3月，新華社舉行國內工作會議，會議接近尾聲時，與會人員接到通知到中南海與毛澤東合影留念。這時候戴煌的想法已經發生轉變，“許多同誌大喜過望，我卻沒有什麽興趣。身邊有朋友可能覺察到我的變化，悄悄對我說‘不去不好’。很多人回家換衣服，我仍然穿著天天穿的一套中山裝。拍照過程中，大家喜言歡笑，我卻笑不出來。”
1957年5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反複闡明並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全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戴煌把自己的想法真實地表達出來，提出了反對“神化和特權”等觀點。
一個月之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整風運動”突然轉化成為“反右鬥爭”，戴煌一夜之間變成了“大右派”。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在新華社全國係統的電話會議上宣布“總社反右取得重大勝利，戴煌被揪出來了”。
馬上，新華社辦公樓後從上到下貼滿了關於戴煌的大字報。1958年3月18日，戴煌接到新華社給自己的處分“撤銷黨籍軍籍，撤銷記者職務，勞動改造”。當時戴煌對這一處分不能接受，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
在處分宣布會議上，會議主持人講到：“接受二類處分的人，如果不接受處分，立即開除公職，自謀出路。”戴煌對此作了考慮，“雖然接受處分之後，雖然黨籍軍籍沒了，監督勞動一個月隻拿28塊錢的生活費，但是公職還存在，將來弄得好，還可以繼續革命。但如果現在連工作也被開除，自謀生路，那以後就跟革命二字徹底脫鉤了。”
戴煌簽字“認罪”。4月7號，戴煌被下放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在那裏呆了兩年零八個月。
“九死一生”的右派生涯
在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曆程》一書中，戴煌將北大荒稱為“死亡場”，在戴煌的描述中，他用事實解釋了這一名字的由來。
從16歲參加革命，戴煌一直做文職工作，沒有進行過體力勞動，到北大荒之後，突然開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戴煌的身體短時間內很難適應。
在勞動中，很多人受傷甚至死亡。戴煌的左腿也曾被爬犁撞傷，這個傷痛後來一直跟隨著他。
剛到北大荒時，每個人的口糧定量是每個月100斤。隨著“大躍進”在中國的廣泛開展和三年自然災害的來臨，口糧定量變為72斤，早晚隻能喝稀飯，後來越來越少，逐漸變為63斤，48斤，36斤，最後一直到19斤。而每天所從事的還是同樣的勞動。
戴煌身高1米78，去北大荒之前體重196斤。經過兩度浮腫之後，隻剩下82斤。戴煌感歎說：“在那裏呆了兩年零8個月，我體重去了一半多，居然還能活著回來，也是萬幸。”
1960年冬天，戴煌回北京的路上，從哈爾濱經牡丹江轉車，他已經連天橋都上不去，甚至從月台上火車那兩三個台階，都是由一起同行的兩位同誌抬著他走上去的。
除了戴煌本人，這段“右派”生涯給戴煌的家人也帶來了沉重的打擊。
戴煌被打為“右派”之後，他的前妻提出離婚，因為經濟和其他原因，他們剛滿十個月大的小女兒，在剛剛學會說“爸”的時候，被送給了大連的姨媽。
戴煌原來的工資是每個月150元，他當時負擔著一個患有肺病的姐姐的醫藥費以及多個侄子侄女的學費。到北大荒之後，戴煌的生活費是每個月28元，再也無力負擔。
去北大荒前，戴煌賣了一支“派克”筆，得了30多元錢買了一些治肺病的藥給姐姐寄回去，她吃了一個多月。戴煌到北大荒不久她就去世了，那年她34歲。
平反不到一年，再遭批判
1962年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七千人大會”，這段時間中國政治情況有所好轉。
戴煌在1960年冬天回到北京。回北京之後不久，在周圍同誌的勸說下，戴煌寫了《回顧這幾年我所走過的道路》，共近10萬字，文中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之後，戴煌將此文上交組織。1962年國慶節前，新華社黨委成員、國內部的一個副主任找戴煌談話，說你受了這麽多苦，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很好，要給戴煌平反。他還表示新華社會組織人出去做一些調查，要戴煌好好配合他們，不要再發牢騷了。
1962年國慶節遊行，戴煌擎一麵大紅旗走在新華社隊伍的前麵，通過天安門廣場，戴煌認為這代表黨恢複了對自己政治上的信任，非常高興。
然而，國慶節過後不到一個月，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打退單幹風、打退翻案風”的指示就傳達下來了。新華社對於戴煌的態度有了很大轉變，並根據戴煌所寫的回顧認定戴煌“堅持反黨立場”，要對他進行“再批判”。
再一次的批判跟上次相比顯得更加慎重。1962年10月提出“再批判”之後，經過半年的時間，到1963年五一過後，批判才開始，並持續了整整兩個月。社內每一個星期出一期《批判戴煌簡報》，並且不給戴煌看。
1964年4月23日，是戴煌參加新四軍20周年。他們選擇在這一天處理戴煌，罪名是“堅持反黨立場”，處分是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兩年。戴煌開始在北京南苑附近的團河勞改。
兩年過後，“文革”就開始了。新華社的領導吳冷西、鄧崗、朱穆之等人都被戴著高帽子遊街，沒有人管戴煌的事了，勞改農場的領導就叫他在勞改農場留場就業。後來戴煌去了天津清河農場。1969年又去了山西，在那待了十幾年。
1978年元旦剛過，戴煌在勞改隊勞動，左肋受傷，輕輕喘口氣都疼得不得了，隻好回北京過春節，順便養傷，之後戴煌沒有再回農場，結束了近二十年的勞改生涯。
“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1978年戴煌回到北京之後不久，“文革”結束。這時，中國境內掀起一股平反之風。
戴煌開始到處上訪。戴煌當年在越南和胡誌明一起吃飯時穿的呢子衣服補得一塊一塊，已經看不出是呢子衣服，根本不能再穿，勞改隊發下的工作服又瘦又小，並且也是破破爛爛的，穿著這樣的衣服怎麽上訪？無奈戴煌向人借了一套舊衣服。
戴煌開始時是口頭上訪，沒寫書麵材料，要求是：恢複名譽，重操舊業。去全國政協禮堂，那裏的人說，這件事情不是他們搞的，讓他們研究研究吧。去統戰部，他們也說研究研究。然後去中組部，中組部院子前麵有個傳達室，裏麵有人也接待了，他們說我們一定研究，“不過他們態度比較好”，戴煌說。
1978年秋天，中共發出了通知，右派隻能改正不能平反。而對於“文革”中受迫害的人，當時是主張堅決平反，補發工資。對此戴煌說：“當然，改正總比摘帽要好，摘帽以後不給恢複黨籍，改正後則恢複黨籍。”
在給右派改正的通知下發到全黨之前，新華社黨組成員、國內部主任杜導正和其他三個人，一人拿20元錢，到戴煌居住的小屋子裏，給他們一家人解決生活困難。戴煌說：“他們大概知道右派都要改正了，不過沒有告訴我恢複工作的事。”
國慶節前，新華社複查組工作人員就通知戴煌，國慶節三天假期一完就回去上班。1978年10月4日，戴煌重新回到新華社。
“從1958年到1978年這二十年間國家和黨犯過的錯誤太多，短短一時的平反活動根本沒有完全揭露。尤其是對於某些領導人所犯的錯誤更是提也不敢提，對其所做的錯誤的事情動也不敢動。不敢承認曆史中的錯誤，就不能真正的進步。從現在的情況看，這一點短時間內還很難做到。”談到這段時期，戴煌表示了深深的遺憾。
戴煌第二次走上新聞道路之後，他加大了對普通人和社會的關注，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幫助他們平反以及揭露調查腐敗現象。
談及這個問題，戴煌表示，他現在的所作所為並不是因為自己的經曆才促使他這樣，而是由他從小受到的教育和長期培養的信念決定的。
“我還沒有上學，在家中認字的時候，就跟著比我大六歲的四哥練拳腳，想長大了劫富濟貧、主持公道，讓窮苦人也過上好日子。”
“1941年，臨近小學畢業的時候，老師談著風琴，讓全班小朋友唱畢業歌。歌詞是：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我們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場，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每一次練唱，我跟同學們都噙滿眼淚，都希望立即奔赴戰場。”
“戰爭中，我見過的犧牲數不勝數，我自己也流過淚流過血，但是我們都為了達成一個執政目標從沒有後悔過。但是現在的社會不是我們想象中的社會。”
“現在社會上之所以出現這麽多的腐敗現象，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民主程度太低。阿克頓在1887年就提出了‘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不光是現在，曆史上很多問題都是因為權力集中產生的。”
與胡耀邦主席之間談話
戴煌寫過一本《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而他寫這本書的很大原因之一就在於他與胡耀邦唯一的一次接觸。
1979年6月上旬，大陸中紀委開常委擴大會，胡耀邦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中紀委第三書記，他到會作了長篇講話。
這次會議戴煌並沒有參加，是由新華社去現場采訪的記者帶回材料，交給新華社政治編輯組組長，組長請戴煌根據這些材料來寫這個新聞。
新聞寫好以後，新華社將其送到中紀委辦公室副書記魏文伯處，魏說這裏麵有胡耀邦的講話，應該送給胡耀邦看一看。魏文伯叫秘書給胡耀邦打電話詢問，胡耀邦馬上就說，“好，我也應該看一看。”那時候已經下班了。
當天夜裏，新華社值夜班的政治組老編輯趙永西敲開戴煌的家門，說胡耀邦連夜把稿子看了，叫戴煌第二天早晨7點鍾到他家去，和他談稿件的修改。
第二天一早，戴煌、趙永西和新華社國內部的一個副主任一起去胡耀邦家。
胡耀邦吃了早飯就來和三人談話，他說，黨任何時候都隻有一個中心，可是在中紀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一個中心，即大搞四個現代化是中心，整頓黨風也是個中心。兩個中心在我們黨的曆史上是沒有的。他說應該圍繞著大搞四個現代化這個中心來大搞黨風建設，反對腐敗。
隨後胡耀邦說：“你能不能把這個修改一下？”
三個人商量了一下之後，戴煌說“會議簡報和會議材料參加會議的人都看了，散了會這些人帶回去，各級也都看了。如果當時在會上講是兩個中心，這個稿子裏麵隻講一個中心，加上你剛才跟我們說的話，人家就會說，新華社某人亂改稿，這不符合新聞真實性原則”。戴煌還提出一個方法：“會議新聞歸會議新聞，你今天在家裏講的話另搞一篇”。
戴煌說：“胡耀邦覺得頗為難，走來走去考慮。我想，他是不是不高興了？因為曆來我們黨的領導人說一不二，我是不是傷了他麵子、自尊啊？結果他走了幾個來回，停下來說：哎，你說得對！幹脆會議新聞暫時先不要發了。中南海每周都要開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的例會，今天我要趕快去參加這個會，來不及到中紀委說了。我今天在家裏跟你們講的這些話對中紀委也有參考價值，你能不能到中紀委給我轉達一下？”
當時中紀委的常務副書記是王鶴壽，因為工作關係，戴煌和他也非常熟。戴煌於是說：“那可以，我去。”胡耀邦和三個人一一握手說：“我要趕到中南海開會，以後有什麽問題我們多商量。”
對於胡耀邦的這種態度，戴煌認為在黨內是少有的，於是戴煌就下決心開始積累關於胡耀邦的材料，並寫就《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
半個世紀的患難夫妻
戴煌現在住在新華社小區一套普通的房子裏。房子不大，住著戴煌夫婦和女兒。戴煌身體不好，走路需要依靠拐杖，在天氣好的時候，老伴都會盡量陪戴煌去樓下散散步，兩個人相互攙扶著在路邊緩緩而行。
戴煌的老伴叫潘京容，後來戴煌給她改名“潘雪媛”，意為“雪中支援”，以此來感謝老伴在他人生最低潮時期對他的支持和幫助。
1962年，戴煌過了短短一段時間的安定生活，也就是在這時候，他認識了現在的老伴。那年，戴煌34歲，而潘雪媛隻有22歲。
說起這段相識，戴煌回憶說：“當時別人介紹我們認識的時候，我不太同意，畢竟我結過婚有孩子，比人家歲數大這麽多，在這方麵我還是有封建思想的。而且我是不是能夠平反還不知道，將來萬一出什麽事，讓人家一個小姑娘跟你受罪。”
潘雪媛說：“別人給我介紹他之前我就在新華社看過他的大字報。我以前看過他寫的羅盛教，就覺得他是個好人，這樣的人能是大右派？能反革命？我就不相信。後來我姨媽介紹我們認識，我就覺得他很不錯。”
他們相識不久，政治氣候就發生了重大變化，戴煌麵臨再次被批判。這時候，戴煌就跟潘雪媛商量說：“如果我被逮捕，女兒怎麽辦？”這個女兒是戴煌跟前妻的女兒，離婚的時候判給了戴煌。
潘雪媛毫不猶豫地說：“我帶。”
但是當時組織指出，現在兩個人隻是戀愛關係不是夫妻關係，潘雪媛沒有資格撫養戴煌的女兒。潘雪媛於是提出結婚，這一年，她23歲。
戴煌於是打報告結婚。新華社的行政人員勸說戴煌：“老戴，將來如果你平反，像你這樣，參加過革命，學過外文的人，將來要把你派到國外做記者的。小潘的文化水平很低，怎麽能跟你到國外去？”戴煌不理他，堅持要結婚，開了介紹信。
潘雪媛在工廠上班，卻沒有拿到介紹信。原因就是新華社的人多次去工廠向領導反映戴煌是個大右派，思想極其反動，一個好好的小姑娘為什麽要嫁給大右派，是不是思想也反動？工廠領導堅決不給她開介紹信。
沒有辦法，戴煌帶著一個人的介紹信去了民政局。意外的是，當時一位剛剛接班的工作人員居然稀裏糊塗地給他們辦了結婚證。戴煌說：“也不知道是因為她看到新華社的介紹信還是她不太懂，反正就是結婚了。”
沒買一塊糖一尺布，1963年夏末，潘雪媛把她放行李的紙箱子和戴煌在朝鮮時用的行李箱歸置在一起，兩個人就這麽結了婚。
結婚後九個月，戴煌再次勞改，潘雪媛挺著大肚子堅持給他送行。這次勞教以及後來的農場工作，一直持續了14年。
在戴煌被帶走的第五天，潘雪媛早產一個月，生下來一個女孩，她坐月子期間，一塊肉都沒有吃過，隻吃了一個雞蛋。
等到戴煌1978年春節回家的時候，潘雪媛因為長期在工廠遭受壓迫精神失常，已經認不出他，後來在戴煌的照顧下才慢慢恢複。
現在，隨著戴煌年齡慢慢變大，又變成潘雪媛照顧他。在戴煌寫作，接待客人的時候，她會不時提醒他喝水，去洗手間。她總是帶著愉快的笑，從她臉上已經很難看出那段歲月帶給她的創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