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逸致
快樂人生
戎馬書生陳同生
東進序曲
戎馬書生陳同生
作者：尹家民
黨史博覽2005年第7期
說起陳同生，現在知道這個名字的人可能不多，但說到革命回憶錄《不倒的紅旗》的作者，有人會記起他。話劇和電影《東進序曲》中有個深入虎穴談判的新四軍幹部黃主任，他的原型就是陳同生，而這個電影劇本正是根據陳同生的回憶錄《郭村戰鬥時的談判》寫成的。陳同生１９０６年生於湖南常德，１歲時隨祖父遷居四川。１９２４年，因參加張瀾領導的抗捐運動，幾乎被當地軍閥殺害，脫險後流亡到成都。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１日，蔣介石勾結四川軍閥製造“三三一”慘案，陳同生在慘案中受傷。傷愈後轉到川軍中搞地下工作，後參加廣州起義。陳同生外表是一個白麵書生，身材中等，臉上總帶著笑容，講一口抑揚頓挫的四川話。他不僅善於執筆寫文章，還能帶兵打仗、英勇殺敵。他的一生傳奇故事很多，僅就其幾度坐牢，傳奇性即可見一斑。
陳同生原名陳農菲。抗戰開始後，陳同生出獄，曆經曲折，被分配到蘇中地區工作，任新四軍挺進縱隊政治部副主任。他去報到的那天，管登記的幹部就順手寫了個“陳同”——大概是想寫陳同誌吧。陳同生一見糾正道：“我的名字叫陳農菲。”那位幹部一聽，臉一紅：把新來的首長名字都寫錯了，這如何是好？這時，陳同生安慰他道：“沒關係，我正想改個名字呢。”於是，陳同生就在寫出的“陳同”後麵加了一個“生”字，意思是與抗日同生共死。他的機智豁達免去了登記員的尷尬。
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時因叛徒出賣而被捕，腿被“老虎凳”壓殘，緩過氣來仍高談闊論
陳同生是個機警的人。在複雜的場合，他能很快發現盯梢的密探、特務，幾乎是屢試不爽。由於他的這一特長，同事們多次轉危為安。同事曾向他詢問如何在人群裏發現特務。他說，這不難，這種壞蛋無論如何偽裝，總是鬼頭鬼腦的；無論在任何公眾場合，人們都有正常的、明確的目的，如果有人在那裏遊來蕩去，老用探查的目光在人們身上掃來掃去，這種人不是特務就是小偷。
然而，機警的陳同生後來還是被敵人逮捕了。１９３４年秋天的一天，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陳同生，按約定前去與一位地下黨員接頭。當他走到中西女塾門口，遇到一個賣報的老頭。他買了一份《大晚報》，並利用付錢的工夫四處觀察了一下，沒發現什麽可疑人物，就繼續前行。這次，他是應一名叫老唐的地下黨員之約來接頭的。到了接頭地點，看時間還早，就放慢了腳步，裝成附近居民在散步的樣子。正當他舉手要按接頭小洋房的門鈴時，忽聽背後一聲大叫：“舉起手來！”
陳同生被捕了，原來那個老唐是個叛徒。
幾場酷刑下來，陳同生遍體鱗傷，口吐鮮血。壓到８塊磚時，雙腿殘廢，但他始終沒有屈服。隻要回到牢房緩過氣來，他依舊高談闊論，依舊口若懸河，令人無不佩服。由於腿部韌帶被拉長，直到出獄後，行動仍然很困難（後來經組織同意去香港，一個法國大夫把他的韌帶截去一段，才使他的雙腿逐漸有所恢複）。
陳同生剛出監獄後在《抗戰》上發表文章敦促國民黨盡快釋放政治犯
陳同生後被判了８年徒刑。直到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８日，抗戰開始後，經周恩來營救，陳同生和其他幾位獄友才走出了國民黨南京江東門中央軍人監獄。他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直到中共代表團的李克農帶他們見到董必武、葉劍英後，才放下心來。李克農對陳同生說：“農菲，你還有一個比別的同誌更有利的條件，要好好利用，這是花了代價換來的。”
１９３８年，他到武漢，在周恩來、郭沫若的直接領導下，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任少校科員，組織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人，創建了青年新聞記者學會。
奉葉飛命令前往泰州與頑固派談判。舌戰李長江，最終被扣押
１９４０年的春天剛到，抗戰形勢就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蘇北，反共高潮正在形成。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想把共產黨從蘇北徹底“肅清”。
當新四軍挺進縱隊進入郭村後，韓德勤認為消滅共軍的時機已到，命令其保安三旅張星炳部從北麵做好進攻準備。戰事有一觸即發之勢。葉飛先找來特委副書記惠浴宇，想讓他在開戰前作最後一次爭取和平的努力。但惠浴宇正害眼病，兩眼紅腫，葉飛嫌他有礙軍威，改派陳同生、周山去和改變了原本持中立立場的李明揚、李長江部談判。葉飛對陳同生說：“現在頑固派的刺刀逼到我們鼻子尖了。內戰不利於抗戰，我們不能讓頑固派的陰謀得逞。你還是到泰州去談判，將陳毅司令員給他們的電報轉去，讓蘇北人民了解我們對內求團結、對外求抗戰的誠意。即使談不成，能多爭取幾天時間，對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也是有益的。”
於是，挺進縱隊政治部副主任陳同生以陳毅秘書長的名義到泰州去談判，走進了李長江的公館。陳同生將陳毅的電報念給李長江聽。談了一個多小時，李長江隻是“嗯，嗯”。最後問急了，他脫口說道：“你們共產黨斷我們交通，截我們貨物，占我們防地，還派人到泰州來宣傳赤化，未免欺人太甚了！”
陳同生不瘟不火：“副總指揮的話好像從《限製異黨活動辦法》或《特種宣傳綱要》上抄來的。看來你雖年高，記憶力倒很好。不過，請你講出一兩件事實，我們有錯我們改，否則，你們無根據指責友軍，也要你們自己負責，看是誰欺人太甚！”
一來二去，李長江被激怒了。他跳了起來，對陳同生說：“你們要在三天內退出郭村！請你立即寫信給葉司令，告訴他我們第四天要進入郭村！”隨即下令扣押了陳同生。
郭村戰鬥開始時，泰州城的國民黨軍官非常得意，認為郭村四麵被圍，指日可下。李長江的政訓處處長段木貞，甚至張羅著準備召開祝捷大會。參謀長許少頓還跑到軟禁陳同生的屋子裏，幸災樂禍地說：“貴軍向我進犯，已被擊潰，現我軍已包圍郭村！”
戰鬥打響的第二天，國民黨軍官的勁頭更大了。段木貞神氣活現地來質問陳同生：“陳代表，這製造內戰、襲擊友軍的責任，貴軍要擔起來。現在大勢已去，為了挽回不可收拾的局麵，請你速函葉司令、陶司令，自動退出郭村，我們仍可合作。”
但是，到了第三天的黃昏，敵總指揮部裏卻清靜得令人出奇。除了電話鈴聲和哨兵的走動聲，什麽也聽不到，整個指揮部好像死去了一般。原來李長江手下的一個陳司令被新四軍抓住了，泰州城也被包圍了。
就在泰州城亂作一團時，陳毅直接與泰州城內的李長江通話，希望重修舊好，協力抗戰。這邊立即把陳中柱、俞福基等被俘人員釋放，並派朱克靖去泰州商談。事到如今，李長江也不得不懸崖勒馬了，表示願意和平解決，把陳同生等人放回去。
太陽偏西時，許少頓來到招待所，先給陳同生一封李明揚的道歉信，又低聲下氣地說：“總指揮回來，知道打起來了，非常難過。今晚請秘書長便飯，借敘一切，務請賞光。”
陳同生是個痛快人，答應下來。許少頓又把這幾個被關的人請回招待所。晚間，李明揚親自把代表們接到他家吃飯，席間說了許多抱歉的話。從他口中，陳同生得知，陳毅司令員已從江南茅山趕到郭村，並且和李明揚通了電話，要他停戰言和，繼續抗日。李明揚希望陳同生也寫信給前線的葉、陶司令員，先行停戰。陳同生同意轉達。是夜發了信，翌晨得到複信，說葉飛、陶勇同意就地停戰，其他一切繼續談判，希望陳同生先行回部。李明揚再三挽留，中午又大請一次，並由泰州許多知名人士作陪。飯後，派許少頓為代表，護送陳同生回郭村，並進行談判。李明揚送了一萬元現款和幾車煙、酒、罐頭食品，再三說：“這是慰問負傷官兵的小禮物，表示我的一點心意。”
陳同生的大義凜然，連郭村的紳士也欽慕不已。郭村有個開明紳士叫何戟門，在郭村鎮上開茶館，５０多歲了，好打抱不平，有正義感，在當地群眾中有一定威信，人稱“何三爺”。他為新四軍辦事非常熱心，但有時說話不著邊際，愛吹牛。後來新四軍東進，中共泰州縣委遷往海安。何戟門一覺醒來，發現新四軍走了，大哭一場，自己雇了輛獨輪車，推了行李拔腿就追，大小老婆全不要了，茶館也不要了，直追到塘頭，找到了縣政府的一個幹部，苦苦懇求要跟新四軍走。這個幹部不好作主，帶他找到新任縣委書記兼縣長惠浴宇。惠浴宇說：“我們不是不帶你，這次東進，主要是打仗，苦不說了，隨時有生命危險。你這麽大年紀了，自己要想好。”何戟門說：“你們不收下我，我寧願現在就去死！”在場的人都被他感動了，決定收下他。“何三爺”就這樣參加了革命。從此，他一步不停地緊跟著革命隊伍。到全國解放時，他已經是年過花甲的人了。
“文革”前夕得罪江青、張春橋，預感來日無多
解放後，陳同生曾任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後擔任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無論職務多高，他依舊是一副平常模樣，沒有半點架子。１９５７年反右時，他在電話裏對一位市委領導說：“顏福慶不能當右派，他是上海醫務界的一麵旗幟，也是上海知識界的代表，連這樣的人都團結不了，我這個院長就不要當了。”他在電話裏跟那位領導爭得很厲害。
女兒問陳同生：“誰是顏福慶？”他說：“顏福慶是上海醫學院的創始人，他教育學生要用學到的知識去治病救人，而不是去賺錢。他不允許自己的學生當開業醫生。誰要開了業，以後他就不見，連送去的禮物都不收。他對學生要求很高，他自己就是學生的榜樣。我們的工作不是沒有缺點，人家提意見，是為了改進工作，哪裏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還說：“抓右派有指標，百分之一、二、三。我這個醫學院有１萬多師生員工，按這個比例最少也有１００多個右派。過去，我們要是有七八個地下黨員在一所學校裏麵搞學生運動，就可以把整個學校翻過來。現在醫學院要是有了１００個反革命，我們能上課嗎？”
陳同生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愛擺龍門陣，話多，難免言多必失。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對江青、張春橋那時的表現十分了解。雖然他一再告誡自己對江青、張春橋“敬而遠之”，但還是“禍從口出”。１９６４年，陳同生的著作《不倒的紅旗》一版再版，發行達十幾萬冊。在一次市委會議上，有人和陳同生開玩笑稱他是“多產作家”。陳同生自謙道：“我算什麽作家！我們這裏發表文章最早的是春橋，發表文章最多的也是春橋，他才是多產作家……”當時張春橋也在座，聞聽此言臉色一陣紅一陣白，很不好看。陳同生發現自己失言趕緊閉嘴，但已覆水難收了。事後，陳同生曾對人說：“我無意中觸了小張的痛處，不過小張又何必如此心虛呢！幾十年前寫文章罵了魯迅幾句，現在誰還會去揪這根小辮子？”
然而，陳同生卻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當時的文藝已經成為政治的一部分。他想不到張春橋此時正在加緊靠攏江青，已成了江青身邊的紅人。正如江青最怕人提起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她混跡上海灘那段不光彩的曆史一樣，張春橋對自己曾化名“狄克”攻擊過魯迅同樣是塊心病，他也知道這段曆史對他的仕途至關重要。陳同生口無遮攔，又心地善良，哪裏想到你不去揪人家的小辮子，人家卻要你的命根子。
陳同生即使再善良，對具有特殊身份的江青也不能不防，遇有碰麵的機會，他總是退避三舍。無奈江青心裏還記著他。１９５９年，陳同生在療養時，正巧遇上江青。江青突然問他：“你這位同誌好麵熟啊？”陳同生避之唯恐不及，連忙說：“我們從未見過麵。”
江青盯住他不放：“你１９３２年是否在上海工作？”
陳同生矢口否認，卻有多事者插嘴說：“你當時是在上海工作嘛！”
陳同生還算反應快，急忙掩飾說：“在上海時間很短。”他不願說這段曆史是有原因的。當時陳同生的確在上海，而且還參與上海左翼文化總同盟黨團工作。一次，偶遇他的同事章某與藍蘋女士同居。陳立即警告章某說，藍蘋政治麵目可疑，與國民黨文化特務有來往，指示章某立即與藍蘋中斷關係。事後，江青可能覺察到陳在“搗鬼”。真是冤家路窄，沒想到３０年後又在上海狹路相逢，陳同生豈能躲過此劫？別說是他了，那麽多資格比他老、官職比他高的人都沒有幸免，江青、張春橋豈能容他！陳同生在劫難逃是遲早的事。他自己講過：“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別人不會放過我。”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陳同生很快成為被打倒的對象。他在給戰友的信中說：“近來忙於接待紅衛兵，一批又一批地向我調查。我要按照黨性原則，對被捕的和犧牲的同誌及其後代負責，實事求是地作證，不能隨風搖擺、捕風捉影，喪失自己的原則。我們這一代人摸索了４０多年，想不到最後還是犯了路線錯誤，到了晚年欠了人民的債，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目前左身麻痹，行動要人扶持，但是我個人並不計較，我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充滿信心和希望……”
陳同生的名字上了上海街頭的大字報，說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依然耿直，對前來看望的老戰友說：“現在老幹部碰到了新問題，有理說不清。造反派顛倒曆史，混淆是非。……江青３０年代在上海十裏洋場上鬼混，做了不少醜事，現在結黨營私，拉毛主席的大旗，為非作歹，將來不會有好下場的。我們要堅定地相信黨，相信黨的正確路線。曆史會作出公正的結論的。”“江青、張春橋不願讓我活下去，但我不能因他們不讓我活，我就不活下去。我不能死，很多同誌的曆史要我寫證明，我死了，他們就太苦了……”在一年多時間裏，他接待了３６０多人次的調查，牽涉到調查對象２００多人，其中有當時已被定為所謂“中國最大走資派”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各地各階層的“最大走資派”們，也有許多黨外的朋友。他頂住了壓力，熬過了酷刑，決不肯說一句違背事實的話。
葉飛以他的名譽擔保“陳同生沒有曆史問題”
１９６６年夏天，陳同生在去機關挨鬥時昏倒在馬路上，幸虧被交通警察送進醫院，但卻留下了腦震蕩的後遺症。以後，他由小兒子陪著到處接受批鬥。
再後來，陳同生被關進了監獄。在牢房中，他曾給造反派和家人寫過幾封信。他在給家人的一封信中說：“這樣折磨下去，對於一個年老病殘的人，是不可能活得久的。……我是不怕死的，令人惋惜的是未死在戰場、刑場上，而是被幾個別有用心的人打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拳打腳踢，幾十個小時的疲勞轟炸來逼我承認是‘大叛徒’……我為黨為人民沒有什麽功績，至少４０年是在黨的身邊。到了６０多歲，落得如此下場，是我自己和了解我的戰友未預料到的。我要預先聲明：我從來是革命的樂觀主義者，我絕不會自殺。如將我折磨而死，說我自殺，那是沒有人相信的。一手不能遮天，我相信黨中央、毛主席、革命群眾終將認為我不是‘大叛徒’，而是普通的戰士，認為我無罪。”
陳同生好像對自己的死有所預感。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３日，他感到身體不支，要求回家考慮一下。造反派認為家屬一定會為他的安危著想，勸他承認自己是“叛徒”，於是就同意讓他回家住３天。回到家裏，他對子女們說：“這次回家就是要告訴你們，如果被打死，而說我是‘畏罪自殺’，不要相信，我不會自殺。”
３天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陳同生又回到隔離室去了。走的時候，他深情地擁抱了每一個孩子。不久，就傳出他“開煤氣自殺”的消息。據到過現場的同誌說，在一個四麵透風、窗欞破碎的房間裏，在一個打火開關失靈的煤氣灶台邊，陳同生趴在那裏，拐杖依在身邊……這怎麽會是真正的自殺呢？
１９７７年８月，為紀念建軍５０周年，準備重新放映電影《東進序曲》，但有人卻以陳同生的“曆史問題”沒有結論而不讓上演該劇。編劇找到了當年陳同生的老領導葉飛。葉飛高聲說：“陳同生當然沒有問題！１９３９年他來新四軍的時候，是我親自審查的。那時我們還沒有自己的根據地，天天打仗。要是不可靠，還能讓他當領導幹部嗎？……你給我寫下來，我來簽字。”編劇把大意寫下來，請葉飛簽字。葉飛看完往旁邊一放，說：“你還是不敢大膽寫啊！算了吧。”說完自己拿起筆，寫了一份非常簡短而明確的證明，隻有一頁紙，直接寫給中央政治局，他以個人的名譽保證陳同生沒有曆史問題。
後來，陳同生的女兒陳淮淮去看望葉飛。葉飛對她說：“你爸爸沒有曆史問題，我是親自審查過的。１９３９年他一到新四軍，就在我這裏。因為地下黨證明文件不全，剛來的時候，他還給我當了一段秘書。按說他資格比我老，年齡比我大，不應該給我當秘書。那段時間是在審查他的曆史，另外我們剛認識，對他的工作能力也不了解。”他還說：“你們一定要相信（你們的）爸爸沒有問題。我讓這個電影上映，就是為了給他平反，就是要讓全國人民都知道陳同生沒有問題。現在你們看電影，坐兩個鍾頭，我們的仗就打勝了。你想過沒有，那時去談判有多危險，敵人的兵力比我們多幾十倍、上百倍。雖然陶勇要過來增援，但還有幾天的路程，而且一路上是打過來的。王必成還在江對麵，長江也被敵人封鎖了。你爸爸平時看上去像個書生，可是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為了給部隊調動爭取時間，騎上馬就走了。郭村是個小地方，前後左右都是敵人，有日本鬼子、有偽軍，還有國民黨頑固派的軍隊。地方雜牌軍非常複雜，雖說是‘友軍’，也靠不住。我們的人最少，真打起來，連我都沒有把握一定能打勝。要是那一仗打敗了，他肯定回不來，這一點我們送他走的時候都知道，他自己最清楚。”
李釗是烈士李得釗的孩子，隨被捕的母親在監獄裏長大，1937年隨母親出獄後，為保護烈士遺孤，被陳同生同誌送回老家，謊稱是自己的孩子交給母親撫養。直到七年後將李釗送去延安。周治慶是陳同生的遠房侄子。
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９日，上海市委終於為陳同生召開了平反大會，有１２００多人來到會場，遠遠超過了預先通知的人數。鄧小平、葉劍英都送了花圈，趙丹、秦怡、王丹鳳等文藝界人士也出現在平反大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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