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逸致
快樂人生
從曆史深處看東歐劇變
1989年，東歐各國相繼發生劇變。
一
此年1月，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提議與反對派組織團結工會舉行圓桌會議，雙方在此後的談判中同意議會由選舉產生，這為團結工會在8月上台組閣奠定了基礎。同一時間，匈牙利黨內改革派借助反對派“自由民主戰士同盟”的壓力，擊敗黨內保守派，宣布實行多黨製與議會自由選舉，並於9月開放與奧地利之間的邊界，由此引發東德政權的崩潰。年初，東德國安部還估計反對派隻有幾千人，到了9月中旬，大量東德人開始逃往西德，各地相繼爆發和平示威，昂納克被迫下台。11月9日，冷戰的象征柏林牆轟然倒塌。
接著，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天鵝絨革命”，11月17日，布拉格的學生舉行遊行，要求大赦政治犯，七七憲章運動的知識分子也加入了隊伍。12月10日，胡薩克總統辭職。12月29日，議會選舉哈維爾擔任總統。11月10日，保加利亞黨內發生“宮廷政變”，將總書記日夫科夫趕下台，並向社會作出舉行自由選舉的承諾。12月21日，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被示威民眾推翻，由羅共中的改革派組成“救國陣線”接管政權。接下來，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全麵爆發，聯盟在解體過程中陷入長期內戰。最終，與世隔絕的阿爾巴尼亞政權亦未能幸免，允許成立獨立的黨派。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東歐各國全都實現了製度轉型。
麵對這一連串令人目瞪口呆的多米諾坍塌，即使相信曆史是偶然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有著某種必然性。不可否認，東歐劇變與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有著密切關係，但卻不是由“新思維”引導的，當蘇聯宣布不再幹涉東歐各國的製度選擇時，這些政權感覺到這次隻有靠自己了。他們做出了不同的反應，但結果仍然一樣，這是因為他們的起點是一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各國政權都是以人民的名義建立起來的，而在1989年的示威浪潮中，匈牙利遊行隊伍打出的標語是“我們要生活”，東德示威人群高喊的口號是“我們就是人民”，而在1990年的新年獻辭中，哈維爾對著廣場上的公眾暢談捷克未來的民主道路，以這樣的語言結束：“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這表明，公眾提出的要求已經不是解決權力的運用問題，而是要解決權力的來源問題。
許多曆史學家都相信，東歐各國執政黨失去權力是由於計劃經濟的低效率，不能滿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因此一旦遇到經濟危機就會引發社會不滿。的確，按照蘇聯式社會主義理論，計劃經濟可以集中國家力量，保持經濟高速增長，但計劃經濟依靠政府的主觀意誌，又以重工業和基礎建設為主，整個經濟發展依靠的是投資，而不是消費，因而難以趕上西方的經濟發展。根據數據統計，在東歐各國政權初期，物質產品淨值年均增長率為6%至7%;20世紀60年代降至2%-3%，然後又出現反彈，直到70年代中期才又出現下滑趨勢，80年代則普遍出現對外貿易和財務危機。
不過問題在於，一方麵，與西方市場經濟相比，東歐屬於一種消費品匱乏的短缺經濟，商店裏常常缺乏日用品，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排隊購物。但另一方麵，東歐各國的生活水平多年來一直在持續改善，比世界許多貧困國家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人民生活水平雖然較西方國家低，但基尼指數卻沒有西方國家高，社會各階層之間並沒有突出的不公平現象。
對於東歐國家是否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經濟停滯的趨勢，西方經濟學家也一直存在爭論。邁耶克就認為：“從增長百分比來看，東歐的經濟表現還是不錯的。”從1985年至1989年，東歐各國的經濟始終保持著低增長。不管怎樣，經濟問題隻能說明民眾生活水平下降會帶來執政難題，不可能造成政權崩潰。如羅文達斯基和伍德爾在1987年寫道：“由於東歐各國已經成功地在整個社會中建立起社會主義信念，如果他們能夠實現自己所承諾的社會平等的話，確立社會主義政權的合法性是可能的。”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在1988年也寫道：“東歐會出現一種長期的非決定性的製度危機，這種危機最終將導致出現一個新的停滯時期。”
他們的看法不無道理，東歐是一個經濟平等的社會，同時又是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就製度的性質而言，隻要一個政權毫不在乎每個個體的生命，再大的經濟危機都可以靠低水平平均生活來消解掉，因此永遠不存在經濟崩潰的可能。換言之，當時的東歐各國即使經濟不是太好，也不足以使人民走上街頭。但盡管如此，這些西方學者也都未預見到東歐政權會突然崩潰。
有意思的是，經濟因素也成為當時東歐許多官員的觀點，直到麵對不斷發生的群眾示威和民眾逃往西德的浪潮時，東德安全部的哈內爾將軍還認為：“這是因為人民對政府工作感到不滿，對他們的住房條件和國家經濟狀況感到不滿造成的。”但是，經濟原因卻無法解釋，東德1959年的工業增長率曾高達12%，但仍有大量人員出逃西德，最終迫使當局建立“柏林牆”。也無法解釋，當時東歐許多國家都出現了“第二經濟”，波蘭、匈牙利等國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開始實行市場經濟改革，私營經濟在匈牙利占到了三分之一，但最終，所有政權都未能避免垮台的命運。
值得思考的是，東、西方的政要和學者都很少有人預見到東歐的劇變。如果閱讀100多年前托克維爾考察法國大革命的著作，就可以發現，盡管他們看到了東歐的經濟問題或政權性質問題，並且這也的確反映了部分史實，但卻缺乏曆史哲學的觀照。
事實上，東歐各國的演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從曆史的深處去尋找原因。
二
必須指出，羅文達斯基和伍德爾沒有理解錯東歐政權的製度目標與承諾，也沒有忽略東歐人民在“二戰”後的訴求，以及此後近半個世紀的社會實踐，那就是社會平等的理想。從更遠的曆史角度看，東歐各國當初建立的政權是蘇聯式的，也是法國大革命式的，具有這兩次革命追求社會平等的特征，並且都采取了暴力方式。而早在100多年前，托克維爾針對法國大革命前的社會情緒，就已指出：“他們對平等的熱愛是那樣明確，對自由的愛好是那樣不明朗。簡直就像是我們同時代人。”應當補充一句，這簡直就像是50年代的東歐各國人。
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運用曆史事實與曆史哲學相結合的方法，對於大革命的起因與結果有一個重要結論：法國大革命的基調是追求平等，但卻忘記了自由。革命前，政府已經較前更加尊重自由，政府依然強大但不再實行專製，國王服從公眾輿論，受自身製定的法律限製。社會矛盾主要是階級區隔造成的不平等現象。各階層都獲得了一定自由，但又都感到不平等，這是引發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危機的觸發源於國王試圖削減貴族利益集團和地方權力，加強中央集權。為此，王權先是聯合平民壓製貴族，後又聯合貴族壓製平民。而所有階層也都下意識為了獲得平等而讚同中央集權，導致革命爆發時所有階層都反對王朝專製，並都希望建立起新的中央集權，以實現啟蒙思想家們的社會平等理想，這些改革家們“想借中央政權之手來摧毀一切，並按照他們自己設計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們看來，能夠完成這種任務的，唯有中央政府”。
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托克維爾就已觀察到，自由隻能存在於地方自治中，任何政府權力都不會喜歡自由，但政府可以解決平等的問題，而這必須付出自由的代價。在法國大革命的曆史中，托克維爾敏銳地看到一個普遍的社會心態，即人們對平等的渴望永遠比自由更強烈，也更長久。平等可以給下層社會帶來現實的物質利益，也更符合上層進步人士心中的正義原則。就此而言，自由遠不如平等有吸引力。而對於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來說，平等也更容易與專製結合起來。
法國革命正是貫穿了這樣一條主線，多數階層為了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統一的社會政治秩序，試圖摧毀社會差序格局，他們實際上一直在做此前國王做的事，即摧毀地方分權和階層區隔，以便更加強化中央集權。在民眾看來，王朝的中央集權還不夠強大，結果大革命產生了比舊製度更加專製的中央政府。
曆史是如此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各國人民同樣麵臨要自由還是要平等的選擇。盡管東歐各國采用蘇聯模式，既有著外部強加的因素，也有著自身選擇的因素，但“二戰”後整個歐洲普遍反對資本主義，卻是時代潮流。總的說來，“二戰”前有的國家如捷克、波蘭就已實現了民主製度，有的國家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則是非民主國家。但有一點是相同的，自19世紀起，社會民主主義在東歐地區就有著很大影響，東歐各國人民對平等的訴求甚於自由。下層階級知道自由不會帶來福利，而平等是可以的。知識分子則受社會民主主義影響，同情下層階級，如哈維爾出生於大資本家家庭，卻終其一生都痛恨社會不平等現象。
因此，盡管社會主義是外來政權的，但其理論的核心是追求平等，因此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實行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並不與東歐多數知識分子及民眾的基本訴求相悖。
此外，東歐人在近代史中形成的天性也起著很大作用。經曆過長期的外來強權欺淩，東歐人普遍具有一種解放情結，其天性更接近法國人，喜歡浪漫主義的抽象原則，他們對民族、階級的平等充滿正義的渴望，同時又缺乏英國人那種對法治的重視，缺乏對自由的真正理解，將新社會的來臨看作是人類的新生，因而社會平等的前景在民眾中普遍燃起了一股激情。
明顯的例子就是，戰後東歐各個黨派組成的民族陣線都主張工業國有化，有的國家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甚至比共產黨更激進，要求工人直接控製企業，反而是共產黨在開始時比較克製。既然所有階層都支持社會主義的平等主張，支持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分歧就變成了多黨製與一黨製之爭。如保加利亞的“火炬”集團就主張“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指導使保加利亞現代化”，這一綱領與保共是一致的。但隨著民族陣線分化，其他黨派全都遭到壓製，最終多黨政府瓦解，各國共產黨獨掌大權。
需要指出，在建立一黨製的過程中，各國並不全是依靠強製手段。如在1945年的大選中，捷共獲得38%的選票，1948年的“二月革命”，捷共又在200萬工人總罷工的支持下，逼迫其他黨派退出政府。在1945年的選舉中，保共控製的祖國陣線獲得88%的選票。在南斯拉夫，則是一開始就由南共主導國家重建，當時絕大多數民眾都擁護南共。正如托克維爾所揭示，對平等的追求使民眾站在自由的對立麵，無視政權摧毀與自由相悖的許多製度、思想和習慣。“在他們的理想社會中，隻承認人民，沒有其他貴族，除了公務員貴族;隻有一個唯一的、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由它領導國家，保護個人。”
在20世紀40年代末，所有東歐國家全部實現了工業國有化，同時進行了土地改革，中央集權的政府完全控製了國家的經濟生活。新政府的確踐行了社會平等的承諾，大批工人被提拔為官員，從前的官員則變成工人。如在1951年，捷克有近8萬舊政府雇員被趕出政府部門，安排到工廠當工人。在工資收入上，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和工人的差別並不大。比如，在匈牙利，普通官員的工資僅比技術工人高12%。在波蘭，許多工人的工資甚至比知識分子要高。這一切都是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實行的。
執政黨控製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所有領域，議會雖然給其他黨派保留部分席位，但卻是橡皮圖章，國家權力掌握在黨和政府手上。為了全麵控製社會，成立了統一的工會、青年組織、作家協會等群眾組織，將全體人民納入一個劃一的社會。同時，實行強製性的勞動組織和義務勞動，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是建立“勞動營”，波蘭是建立“為波蘭服務”組織，每年六個月義務勞動。政府還不斷增加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定額，降低實際工資，強化勞動紀律，同時經常宣傳勞動模範，供全社會仿效。
那些領導了這場革命的人告訴人們，他們與大多數人民的理想是一致的，目的是實現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而對於多數東歐人來說，他們當初對自由的理解就像法國大革命中的民眾，“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隻是痛恨主子”。換言之，他們並不拒絕自己當主人。可他們沒有想到，自由實際上與社會地位和物質利益無關，更與剝奪他人財富無關，它本身就是幸福，正如托克維爾所說：“誰在自由中尋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隻配受奴役。”如今東歐人終於看到，原來勞動就是自由。
三
在東歐劇變之後，英國曆史學家福凱斯曾總結東歐國家的八個特征：蘇聯模式、意識形態控製、一黨統治、沒有法治、國家控製經濟活動、實行計劃經濟、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忽視消費、產生了一個新的特權階級。
這些國家正如法國革命體現的空想社會主義，即“財產共有製、勞動權利、絕對平等、一切事物的劃一、一切個人活動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級規定的專製製度和公民個性完全並入社會整體”。新製度建立的中央集權消滅了階級差別，擴大了社會平等，但卻比任何舊製度都更不自由。它所建立的是一個如托克維爾所稱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會”。由於被統治者每個個體彼此劃一，在這個人人相似並依附國家的社會裏，不再存在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而變成權力者與無權者之間的矛盾。
國家不僅壟斷了經濟，而且還壟斷了權力和思想。因此，在此後的幾十年裏，東歐國家的社會矛盾不是由於平等的訴求，而是由於自由的訴求，並且總是由知識分子發起反抗，因為這個階層對自由最為敏感，也最為渴求。而這個製度從一開始就是以壓製自由為統治特色的。一般來說，東歐各國建立一黨製的過程大同小異，先是成立一個聯合政府，接著清洗聯合政府中的非黨人士，然後從政治生活中摒除所有其他黨派，最後建立起一黨統治。
20世紀50年代初，東歐各國都讚同這樣的理論，即在社會主義建立之後，階級鬥爭仍在日益尖銳化。捷共領導人斯蘭斯基就曾強調：“發現我們中間的敵人，因為他們是最危險的敵人。”這個理論先是用來清洗非黨人士，反集體化的農民與投機倒把的小商小販，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分子，後來又用來清洗黨內反對者。那些遭到清洗的黨內高級領導，本身就是無情迫害異己的人，如斯蘭斯基本人和胡薩克、波蘭的哥穆爾卡、匈牙利的拉伊克和卡達爾、保加利亞的科斯托夫等，這些人或者被處死，或者曾遭到長期監禁。
無數政治迫害再次證明了托克維爾的論斷，中央集權的國家是最難產生自由法治的國家。當一個政黨全麵控製社會，甚至消滅社會之後，法律就成了統治者的唯一障礙，而沒有起碼的法律治理，自由也就徹底喪失了。另一方麵，隨著全社會各階層地位的平等化，自由的欲求必然會顯露出來，因為從19世紀至今，東歐各國人民畢竟是享受過自由或知道過自由而後又喪失自由的。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恐怖政治結束了，但當局對社會的嚴密控製依然如故，即使物質的滿足使人民暫時可以忍受，可是對自由的欲求仍然不斷在加大人民與政權之間的矛盾。今天看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盡管遭到蘇聯軍隊的鎮壓，但已經預示了蘇聯、東歐政權的最終瓦解。這兩次運動的黨內改革派都提出“人道的社會主義”口號，而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則要求得更多，其主要訴求就是自由民主。
匈牙利事件是由知識分子為主的裴多菲俱樂部發起的，他們和工人群眾主要是要求清算大清洗的惡果，給工人更多的自治。1956年10月匈牙利《共產主義青年報》的一篇社論就宣稱：“我們進行的是一場為獲得自由的鬥爭。”作家協會要求民主選舉領導班子，自治學生會更是提出多黨選舉、言論自由的要求。需要提及的是，這場革命的綱領是恢複多黨製，但仍然堅持國有經濟，沒有要求恢複資本主義。
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則是由作家們首先發起的，盡管國家在1966年至1968年物質產品淨值年均增長6.9%，1966年國民收入增加5.7%，1967年增加7.5%，但卻突然爆發了要求民主的運動。知識分子要求言論思想自由，企業管理人員和工人則要求取消平均主義政策。在此推動下，捷共改革派的“二月綱領”也保證集會、言論、結社自由，許諾擴大企業自治等，而由作家瓦楚裏克寫的《二千詞》宣言，更是明確提出民主化的口號，並得到社會各階層的一致支持。
其他東歐國家也不斷發生反抗。1956年的波茲南事件，波蘭工人因增加生產定額而罷工，他們喊出的口號是“我們要自由”。1970年，由於東德在世界經濟中躍升至第九位，昂納克於1972年宣布藝術和文學領域沒有禁區，但仍有大量東德人冒著生命危險翻越柏林牆，文藝開放政策也由於作家、藝術家們借機反抗而很快就停止了。在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雖然沒有發生過有規模的反抗，但從赫塔·米勒、馬內阿、凱爾泰斯、契斯、卡達萊、馬爾科夫等作家的創作中，人們仍能感覺到自由的呼喚。
20世紀70年代後，東歐各國政權普遍實行“現實的社會主義”，試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維護一黨的絕對權力，但專製的裂罅已經越來越大。同一時期，捷克、波蘭和匈牙利等國都出現了作家、學者的“薩米亞特”寫作、青年人追求自由表達的“第二文化”以及建構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公民社會”的主張。在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的興起中，“公民社會”的觀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東歐知識分子對於人人相似又彼此漠視的社會道德的思考，再次印證了托克維爾的名言：“隻要平等與專製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這些思考啟迪了人們的心靈，為1989年東歐各國的轉型打下了基礎。
由此可見，1989年東歐各國的製度轉型意味著一種曆史的回顧，即重新訴求自由。劇變不過是實現了人民幾十年來的思考。這一次，東歐人沒有像“二戰”後那樣，采用法國革命或俄國革命的方案去解決社會問題。他們保持了對曆史的集體記憶，始終堅持對自由民主的訴求。當然，在東歐各國建立自由民主製度、確立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後，社會平等的問題或許又將成為主要的問題，但東歐各國人民大概不會再為了平等而犧牲自由了。他們會記住托克維爾100多年前的告誡：
“隻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著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隻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
■來源：《財經》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