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對劉少奇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思想的曆史考察

 

呂小薊

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論斷，現在已是全黨的共識，但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尤其是對老一輩革命家在這一問題上思想認識曆程的研究，尚未深入展開，本文擬就劉少奇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思想作一初步考察，以梳理其思想脈絡，探究其思想的發展、變化和貢獻，並就教於有關研究者。 　　一、劉少奇是中共黨內最早闡述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思想的領導人 　　研究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思想，首先要確定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概念。列寧關於階級的著名定義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曆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①也就是說，階級的劃分是以人們在社會生產關係中的地位決定的，並不在於這個人曾經受過多少教育；當然，受教育的程度往往影響一個人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但由於種種原因，人們往往忽視前者而隻強調後者。按照馬列主義的觀點，工人階級是“完全靠自己的勞動而不是靠某一種資本的利潤為生的社會階級”②，它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依靠工資為生，是革命的領導階級，代表著最先進的生產力，它最有遠見，大公無私，具有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徹底的革命性。而知識分子，一般是指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通常包括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等人。知識分子本身並不是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對社會中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們的統稱。應該說這個群體的情況比較複雜，有些人接近統治階級，或直接為統治階級服務，甚至成為統治階級中的成員；還有些人擁有一定的生產資料，靠獲取剩餘價值為生；但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生產資料，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如教師、職員等。因此，在他們中間，利益並不是完全一致的，他們在一係列問題上的態度是有區別的。麵對這樣複雜的一個群體，如何區分他們的階級成分，對於我們能否順利進行革命和建設任務具有重要的意義。 　　那麽，我們黨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思想是何時形成的呢？關於這一思想，人們一般熟知的是周恩來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報告中講的：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③和鄧小平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指出的：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④。而劉少奇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思想還不為人們所了解，這顯然是研究這一問題的缺憾。 　　劉少奇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思想並不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形成的，早在30年代就已初步提出了這一思想。說他是初步提出，是因為這時他的這一思想主要是通過究竟何人可以加入工會這一問題來闡述的。眾所周知，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隻有列入工人階級範疇的人才可以加入，因此，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也是對階級劃分的規範。 　　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劉少奇最早提出這一思想是在1932年。這時，由於在黨的領導中存在著嚴重的“左”傾錯誤，反映到工人運動中，其惡劣影響之一，就是對工人隊伍中從事腦力勞動的職員等采取排斥的態度，認為他們不是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不允許他們加入工會。這種政策對工人運動的直接影響就是縮小了自己的隊伍，擴大了對立麵，給自己製造了不必要的麻煩。針對這種現象，劉少奇在這年四月撰寫的《蘇區階級工會的會員成份》一文中，論述了職員是否可以加入工會的問題。他將職員列為以“出賣自己勞動力為生活的主要來源”的人，並認為他們是階級工會的會員成分之一，指出：“我以為凡屬‘以出賣自己勞動力為生活的主要來源’的工人、職員、雇農、苦力，都是階級工會的會員成份，都應加入工會；不管他出賣勞動力的形式怎樣……”⑤但是由於黨內的“左”傾錯誤還沒有得到糾正，在職員是否可以加入工會的問題上，仍然存在著“左”的認識和政策。為此，同年10月，劉少奇在《再論蘇區工會的會員成分並駁鍬同誌》一文中批評了“鍬同誌”反對在蘇區吸收職員加入工會的錯誤傾向，進一步指出：“不允許職員加入工會，職員加入工會一般的剝奪他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籠統的一般的反對職員，這是中國職工運動中曆史的錯誤觀點之一（今天鍬同誌還認為這是一個新鮮的問題），這是應該糾正的。”他還明確強調：“一般的職員是工人階級裏麵的一部分，一個階層，除開極少數的管理人外，應吸收加入工會。”同時，他還指出：“職員是有他們的缺點：容易動搖妥協，狹隘的行會觀點，看不起工人等，這些缺點是我們應該反對的，應在教育中糾正他們這些缺點，同時他們應在生產工人的領導之下。”⑥這裏可以看出：（1)在“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一問題上，我們黨內在三十年代就有不同意見和分歧。這時，劉少奇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和從事中國工人運動的實踐總結出來的曆史經驗，首先反駁了那種反對把職員（可以說是一個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階層）列入工人階級的思想和政策。（2）在這篇文章中，還反映了劉少奇一個重要思想的萌芽，即他對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職員，作了區分，將極少數管理人從一般職員中劃分出來。這一思想對知識分子的階級歸屬具有重要意義，即他不是簡單地將知識分子統統劃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或工人階級，而是根據他們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進行規範。（3）他還指出了以職員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思想上容易妥協動搖，從而初步提出他們應由產業工人領導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隨著他的革命實踐，後來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抗日戰爭時期，劉少奇在領導中共中央北方局期間，進一步總結曆史經驗，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地位作了新的論述。同前一時期一樣，這時他仍是通過對什麽人可以加入工會的問題來論述的。他在1938年2月撰寫的《工會工作大綱》中指出：“工會會員應該是一切工錢勞動者，隻要他承認工會的會章，不做漢奸，繳納會費，不分年齡、性別、籍貫和信仰，均可加入工會為會員。工廠、機關、礦山、學校中沒有取消工人權限的職員及教員，不剝削工人的工頭，均可加入工會為會員。”他還明確指出：“各地的中心學校的教職員聯合會，以及機關公務員的團體，也應當屬於工會範圍之內。”⑦也就是說，這時，他在繼續堅持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職員階層是工人階級一部分思想的同時，將其成員擴大到知識分子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員。在同年撰寫的《民眾運動講話大綱》中他又一次明確了這個思想，指出：“會員――工錢勞動者，凡靠出賣勞動力為生活資料唯一來源或主要來源者。工人、雇農、職員、教員、工頭、手工業工人、自作自賣者、車馬夫等。”⑧1939年5月，劉少奇在延安工人學校講述《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總結論述中國工人階級曆年鬥爭所證明的曆史經驗時指出：“工廠、機關裏的小職員，以及學校裏的教職員，也是工錢勞動者，他們也是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我們應該允許他們加入工會。我們應與他們聯合起來，對於職員的反對是不應該的。”⑨作為總結曆史經驗，他還批評了在20年代黨內就存在的不準職員加入工會的錯誤思想和政策。當時由於這個指導思想，甚至出現了不許學生出身的共產黨人當工會會長的現象，對此劉少奇總結說：“那時，有一個不好的特點，就是不準職員加入工會，這是錯誤的。”他還說，當時，“工會的會長多半是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同誌，但後來反對學生當會長，我們就當秘書長。”⑩這既是我們黨曆史上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問題的最早的明確論述，也是對中國革命中因這一問題所造成失誤的較早的總結和反思。從劉少奇的這一論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有關思想逐步明確，由以往僅僅是在論述何人可以加入工會問題時闡述這一問題，到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判定其階級歸屬，即根據知識分子在社會生產關係中的地位――是否擁有生產資料，是否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活的主要來源來判定其是否屬於工人階級範疇。雖然有關論述仍是由工會問題引發的，但他是結合中國工人運動中的實際所闡發的，並已開始接觸到這一問題本身。 　　在華中抗日根據地工作期間，劉少奇一如既往地堅持了這一思想，在華中的教育、文化和宣傳工作等方麵依靠和重用從各個方麵來到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大、小知識分子，注意培養新知識分子，使華中的文教工作獲得較大發展，這在當時各個抗日根據地中是較為出色的。 　　二、在革命實踐中日漸成熟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思想 　　在解放戰爭期間和新中國成立前後，隨著劉少奇革命實踐的豐富和發展，他的這一思想也更加明確，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論述也由過去對工會會員的組成問題，進到直接、明確地論述這一問題本身。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從在農村的最後一個指揮所西柏坡進入北平，開始了工作重心的一次重要轉移。這時，擺在全黨麵前的是許多過去所不熟悉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圍繞這個中心，劉少奇進行了一係列具有重要意義的探討，就是在這個探討中，他的這一思想逐步成熟。 　　這時，他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問題的思想仍是首先通過工會問題闡發的，但是隨著革命實踐的發展，很快就進到了論述這一問題的本身。這年4月3日，劉少奇在中共北平市委召開的一次幹部會議上作關於北平解放後主要工作任務的講話時指出：組織工會的原則是：“凡屬出賣勞動力靠工資或薪水為生活主要來源的體力與腦力勞動者，都可加入工會，因為工會是工人階級群眾性的組織，與黨不一樣。”（11）這裏所講的腦力勞動者主要是指知識分子中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的大多數人。這裏，他將腦力勞動者明確為可以加入工會的人員之一，也就是明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成員之一，這比30年代主要是論述職員、教員是“工人階級裏麵的一部分”，因而可以加入工會的思想，範圍更加廣泛。即劉少奇不僅是將職員、教員列為工人階級一部分，而且將腦力勞動者都列為工人階級範疇，表明劉少奇的這一思想逐步趨向成熟。 　　這次講話不久，四五月間，劉少奇受黨中央的委派，前往天津視察，解決當時天津及周圍已解放地區工商業生產下降和混亂的問題。在視察中，他敏銳地發現，許多問題的發生都與階級概念的混亂不清有關係，而這一問題的發生，同我們黨曆史上在此問題上的“左”的思想有直接的關係，因此，他把解決這一問題作為天津之行的重要任務之一。 　　4月25日，他在中共天津市委召開的國營企業職員大會上發表講話，首先明確了職員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思想，他說：“職員，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是無產階級中的一個特殊階層，是整個工人階級中間的一部分。國家依靠工人，同時也依靠職員，特別依靠廠長、工程師和技師。”“共產黨認為你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共產黨是工人的黨，也就是你們的黨，黨是代表你們的。你們是和我們共產黨一家人”，他要求“在工人中要宣傳，宣傳必須和職員合作，職員是自己的階級弟兄”。（12） 　　第二天，4月26日，他在天津市幹部會議上解答與會者提出的為何將職員列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問題時又說：我們把工廠裏的職員認為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因為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都是勞動人民，同是勞動階級，不要因為他們較接近於資產階級，在思想上受其影響，就將他們劃成另一個階級，不把他們當作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那樣就會分裂工人階級，造成基本的原則錯誤。工廠裏的中高級職員，大學教授，新聞記者等，既然都是靠薪金收入生活的，都是雇傭勞動者，因此容許他們加入工會，隻有好處沒有害處。（13）緊接著兩天之後，4月28日，他在天津市職工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時，又一次論述了這一問題，說“職員是什麽人呢？也是工薪勞動者，是出賣勞動力的，這一點職員和工人是相同的，也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中有一部分是血統的體力勞動者，是基本隊伍。此外還有許多職員是腦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是附屬於體力勞動的。職員們過去是受的資產階級的教育，有很多是資產階級的觀點，他們看不見群眾的力量，例如他們說‘不打不罵就管理不好’，這就是資產階級的觀點。但是我們把事實給他們看，不用打罵也會很好，那麽他們的觀點也可以改變。所以要團結他們，要他們反省，……所以對職員的問題應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針，治病就要把人治好，而不是治死。”（14） 　　在這幾次講話中，劉少奇提出了兩個十分值得注意的問題，一個是劉少奇不僅明確指出職員是工薪勞動者，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且指出工廠中的高級職員、大學教授、新聞記者都是雇傭勞動者，也應允許他們加入工會。也就是說，劉少奇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思想已經由以往的僅隻論述知識分子中的職員、教員，進到知識分子中的更多層麵，從而使他的這一思想又向前進了一步。 　　再一個，就是劉少奇在論述職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同時，提出了這個階層較接近於資產階級，在思想上受資產階級影響，但是他們的這種資產階級思想是可以改變的觀點。他並且認為，雖然他們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或者具有資產階級思想，但這並不影響他們是工人階級中一部分這個基本問題。這個思想是他30年代關於“職員在思想上容易妥協動搖，應由生產工人領導”的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有必要指出，這個思想具有重要意義：（1）在實際上明確了不能以思想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這一點我們黨後來又曾得到過深刻的教訓）；（2）承認在工人階級中有受其他階級思想影響的階層的存在。而後者又具有兩重意義：既承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又指出他們在工人階級中的地位。 　　革命實踐使劉少奇愈加重視知識分子問題。新中國成立後僅十一天，他在全總召開的文教工作者座談會上就如何把全國的文教工作者組織起來發表了講話。這篇講話對研究劉少奇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思想具有重要意義，是其成熟的標誌。 　　在這篇講話中，劉少奇針對當時在文教工作者中和黨內存在著的一些錯誤思想和模糊認識，明確論述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思想。 　　首先，他在闡明工人階級定義的基礎上，明確提出文教工作者（即知識分子的主體）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思想。他說：“根據馬克思的說法，工人階級就是工錢勞動者，即自己沒有生產工具，依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取得工資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做為自己生活的全部來源者。”他接著說：“工錢勞動者有兩種：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因此，被雇用的職員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教員也是。”他還以中小學教員、大學教授、工程師、新聞記者、編輯、演員等等為例，說他們都是工錢勞動者，也就都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進而他得出結論：腦力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5） 　　其次，在論述腦力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同時，他指出工人階級的中堅隊伍是產業工人，他們是工人階級中最進步的一部分，而腦力勞動者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階層。他說：“體力勞動者應當被看重，他們是工人階級的基本隊伍，其他腦力勞動者是屬於這個階級中的一個階層。”這個觀點是劉少奇天津講話思想的繼續，對明確知識分子在工人階級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指導作用。即劉少奇將工人階級劃分為幾個階層，其中產業工人是工人階級中的基本隊伍，而腦力勞動者是工人階級的成員之一。這種對階級成分的規範，符合客觀實際，起到了充分調動廣大腦力勞動者參加國家經濟建設的積極性的作用。 　　再次，他指出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之間存在著差異和對抗。他認為，這種差異主要是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並由這種差異造成了二者之間的對抗；造成這種差異和對抗的原因是不合理的社會製度，而消除這種差異和對抗的方法是知識分子改變舊的觀念，成為新的知識分子。他說：“在思想認識上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有很大的不同，他們之間有一種對抗。知識分子往往輕視體力勞動者，可是你看不起他，他就反抗你。”他還說：“腦力勞動者雖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許多思想則不是工人階級的思想，而是資產階級的思想。”他舉了很淺顯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說：“文教工作者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理論大家不會反對吧？但是聽說有的教授不願意與工役組織在一起，這種思想恐怕在中等學校的教職員中也有。這種思想是如何來的呢？這是不合理的社會製度造成的。過去，統治者把人分為幾等，這是封建思想，現在這些思想應當打破了”。針對這一問題，他明確指出：“腦力勞動者雖然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其許多思想則不是工人階級思想，而是資產階級思想。他們不懂得世界是勞動創造的，而認為是知識創造的，不懂得知識與勞動的關係，不懂得體力勞動是基礎，腦力勞動是為體力勞動服務的，知識是為勞動服務的。”為了消除知識分子和體力勞動者之間的這種差異，他要求知識分子克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改變舊的觀念，成為新的知識分子。 　　通過以上可以看出： 　　1．劉少奇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逐步形成“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這一正確結論的。他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劃分階級的標準，即根據知識分子在社會生產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來判定他們的階級歸屬，沒有簡單地將他們統統劃入某一個階級的範圍，而是認為知識分子中的那些沒有生產資料，依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的人，應該是屬於工人階級中的一個特殊的階層，這在工人階級執掌國家政權的前提下，不僅對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知識分子本身也是一種正確的定位。 　　2．劉少奇的這一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在肯定知識分子中那些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的人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同時，又指出了他們同工人階級的其他階層的差異和對抗所在，認為他們是工人階級中具有其他階級思想的一個特殊的階層。這也說明了為什麽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同時還需要進行思想改造。 　　以上所述表明：這時，劉少奇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思想，經過十幾年的革命實踐已基本成熟，形成了包括知識分子在工人階級中的地位、知識分子中屬於工人階級的那一部分人同產業工人的差異和對抗，以及如何消除這些差異和對抗的一係列內容。但是必須指出，劉少奇的這一思想，後來在新中國建設的實踐中發生了改變。 　　三、新中國成立後劉少奇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思想的變化 　　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長期統治，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的文化教育狀況十分落後，知識分子嚴重匱乏。為了適應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劉少奇主張：一方麵要正確認識原有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對他們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鼓勵和動員他們積極參加國家經濟建設；另一方麵，要加緊開展培養新知識分子的工作，如改革舊教育、創辦新型大學、向國外大批派遣留學生等等。對這些工作，他傾注了相當大的精力，有許多工作就是在他的直接領導和指導下進行的，如創辦中國人民大學、大批派遣留學生等。 　　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後，劉少奇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思想發生了變化，這主要是他越來越強調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同體力勞動者，尤其是同產業工人的差異，不再強調他們是否擁有生產資料，是否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越來越強調由於客觀曆史條件造成的知識分子具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應進行思想改造，並且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越來越強調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這種不足，直至將他們在思想上接近或具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等同於他們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如，劉少奇在1953年7月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論述關於兩個聯盟的問題時指出：“我們現在有兩個聯盟，一個是工農及其他勞動者的聯盟，另一個聯盟是勞動人民和一部分可以聯合的剝削者及其代表的聯盟，即在工農及其他勞動者聯盟的基礎上，再和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和政治代表結成聯盟，此外，加入這個聯盟的還有少數民族的上層分子、宗教界人士等。”（16） 　　1954年9月，他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作的憲法草案報告中說：“我國的知識分子，在過去的革命運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今後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將起更加重要的作用。知識分子從各種不同的社會階級出身，他們本身不能單獨構成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他們可以同勞動人民結合而成為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也可以同資產階級結合而成為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還有極少數的知識分子同被推翻了的封建買辦階級結合而成為反動的知識分子。除開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並進行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活動的知識分子以外，我們的國家必須注意團結一切知識分子，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發揮他們的能力，使他們為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服務。”（17） 　　1956年9月，他在黨的八大報告中指出：“我們必須經過學校教育和在職幹部的業餘教育，大量培養新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從勞動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同時，我們必須運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力量來建設社會主義，並且要向他們學習。但是，我們不應當讓他們所帶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無產階級的隊伍，相反，我們要盡一切努力幫助他們轉變為同勞動人民密切結合的新知識分子。由於我們黨做了長期的有係統的工作，我國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已經同工人農民結成了親密的聯盟，並且有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變成了共產主義者，加入了我們的黨。在今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繼續貫徹執行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改善對於知識分子的使用，使他們更有效地為祖國的偉大建設事業服務。”（18） 　　1958年9月，劉少奇在一次內部講話中講到黨的教育方針問題時，根據幾個月前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有關情況提出：以前，黨的教育方針沒能全麵貫徹落實的原因之一是我們的教育隊伍的主要成分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的改造還沒有進行徹底。因此，在很多問題上，他們的想法和辦法和我們的不一致，與我們的方針相抵觸。（19） 　　此外，劉少奇在其他講話中也談到過有關內容。上述劉少奇的講話、報告幾乎都是代表黨和國家發表的施政綱領，即體現了他的思想，更代表著黨和國家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和方針政策。它們同劉少奇以往的思想相比，變化主要在不再強調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腦力勞動者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特殊階層，而是將知識分子劃入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行列，認同黨中央對知識分子問題的估計。有必要指出，這個觀點的發明權不屬於劉少奇，我們黨內較早持有這一觀點的領導人是毛澤東，劉少奇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自覺地認同了這一觀點。這種自覺地認同，是有著曆史的和現實的原因的。 　　首先，它是由於我們黨的領袖在長期革命實踐中樹立起來的崇高的威信。在多次的革命緊急關頭，是毛澤東提出和堅持了一係列的正確主張，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這種在曆史上形成的領袖地位和思維定勢，使劉少奇等老一代革命家自覺地趨同於毛澤東的思想和主張，這在當時，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是一種共同的趨向。 　　其次，由於知識分子自身的因素，即劉少奇所講的知識分子同工人階級中的產業工人和體力勞動者的差異――知識分子往往具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對這個問題似應從兩個方麵去考慮：（1）由於知識分子（這裏指所謂舊知識分子）所受的教育，難免不帶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難免不同工人階級中的產業工人和體力勞動者在思想上產生差異，不同黨的思想和政策發生矛盾，這也是知識分子要進行思想改造的原因之一。（2）由於知識分子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掌握和具有當代社會的先進思想，這又決定了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前驅性。這往往使他們提出一些非常尖銳，但又切中時弊的問題和思想，有時甚至超出當時社會發展水平，使人們難以理解和接受。 　　第三，由於當時國際形勢（波匈事件）和國內形勢（大鳴大放、反右鬥爭等）的影響。波匈事件促使毛澤東和黨中央開始進一步注意和研究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對包括黨同知識分子關係在內的一係列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方法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但由於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基本估計是“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20）這樣一個前提，加之當時整風、大鳴大放和反右鬥爭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加重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問題的錯誤認識，也導致了反右鬥爭的嚴重擴大化。毛澤東的思想偏差對我們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劉少奇在這時由於已經自覺地認同了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範疇的思想，這時自然同黨中央是一致的。 　　回顧曆史，關於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範疇的思想在曆史上曾給我們造成過慘痛的損失，如：因為將知識分子排除在工人階級的範疇之外，為了體現工人階級的領導，選舉了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做黨的總書記，結果事與願違，進一步助長了黨的“左”傾錯誤。而且，十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這種“左”的指導思想在我們黨內一直居於主導地位，而劉少奇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思想一直處於在同主導思想作鬥爭，在鬥爭中發展形成的狀態，未能在黨內占主導地位；並且，在新中國成立後，他又放棄了自己原來的主張，使他的這一光輝思想被湮沒在曆史的長河中。 　　因此，研究劉少奇的這一思想使我們感到，能否正確認識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對於我們順利進行革命和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正是由於在這個問題上的失誤，雖然新中國成立後，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多次、多種形式的思想改造運動，並且雖然在1956年專門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第一次正式宣布了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隻要政治形勢發生變化，這種認識就發生動搖，並有所改變，而由此給我們國家造成的損失則更是令人痛心的。這以為曆史所多次證實。 　　通過研究這一問題，可以使我們認識到：雖然知識分子（這裏指在舊中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易於接近或具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但是這種思想上的一致不能等於階級屬性的一致，否則將導致以思想、意識形態作為劃分階級成分的標準，重蹈“文革”的覆轍。我們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教訓之一，就是以什麽作為劃分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標準，即：（1）知識分子思想上具有或接近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是否就等於他們都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分子；（2）知識分子到底是就原來屬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在經過了思想改造和已為國家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之後，才成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還是如以前劉少奇所說的，其中的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的工錢勞動者原本就是工人階級中一個特殊的階層？也就是說，是根據他們在社會生產關係中的地位，還是根據他們的思想或服務對象來作為劃分的標準。如前所述，知識分子本身不是一個階級的概念，它是對人們受教育的程度和所從事的職業的一種反映。在這個人群裏，既有擁有生產資料，靠獲取剩餘價值為生的；也有一無所有，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的。而在後者中，也有的是直接為統治階級、剝削階級服務的。但不管是什麽情況，都不能以思想作為劃分階級的依據，在這一方麵，曆史上給我們的教訓是相當多的，是應該永遠牢記的。 　　注釋： 　　①《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103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374頁。 　　③《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58頁。 　　④《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89頁。 　　⑤⑥⑦⑧⑨⑩（11）（12）（14）《劉少奇論工人運動》，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19、138、149，238、240、256、302、284、 328、331、332、341、355頁。 　　（13）《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00頁。 　　（15）劉少奇：《在文教工作者座談會上的講話》，1949年10月11日。 　　（16）（17）（18）《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18、147、240頁。 　　（19）劉少奇：《在中共江蘇省委召開的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27日。 　　（20）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 　　《曆史偉人劉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