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逸致
快樂人生
從老舍在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不難發現，老舍早在1954年，就敏銳地感覺到了當時文藝界在批判俞平伯的運動中產生的一些問題，但他隻是既犀利又不失溫和地以弦外之音提醒注意：“舊日衙門裏那種信任誰、懷疑誰的態度不應存在於我們的團體裏、事業裏。……批評這個武器若隻拿在一部分人手裏，他們便會專製。……幹部工作太多的應適當減少。身兼數職，便高高在上，點頭搖頭，自謂掌握原則，實則丟失了原則。原則不會脫離實際工作而憑空存在。我相信發言的不是單純地揭發別人的錯誤，而是願意自己在這次鬥爭中學習。”這些話在當時說來，是很有分量的。
據中國作協前秘書長張僖回憶，在中國作協從1955年8月初到9月初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的那段時間，“許多事情並不像後來有些人回憶的那樣簡單，似乎隻有幾位領導在台上憤怒有加，而台下的人都對丁、陳抱有同情，而默不做聲。無論是什麽原因，無論是出於什麽動機，我所見到的事實是，在現場的許多領導、許多名人、許多作家，在會場上都是同仇敵愾，像高喊：馮雪峰站起來！丁玲站起來！還有一些人喊著更激烈的口號。他們不是被人指派的，他們有的或是想當眾表示自己的革命，或是想反戈一擊，或是想讓領導看看，或是迫於當時環境的壓力，或是出於真心，或是被領導的威望所蒙蔽——有一點是客觀存在的，場麵非常激昂！這就是當時的曆史環境、政治環境和輿論環境”。
張僖的“隻言片語”留下了一些催人警醒的曆史場景。比如：“正因為這樣無助，丁玲和馮雪峰才會有那樣難以名狀的悲痛，甚至他們自己都以為自己犯了錯誤。”再比如：“丁玲到底是怎麽到的延安？在大家心裏也成了疑團。事實是這樣的：丁玲從上海到延安主要是由馮雪峰和張天翼營救的，具體安排的是張天翼（張當時是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二廳上尉文書）。但在那種空氣下，沒有人站出來澄清這個細節。”“陸定一同誌經常感慨地說：文藝是政治的晴雨表。……我很同意他的說法，這個情況在作協機關反應得尤為強烈——上麵感冒，作協一定就會打噴嚏。有些人在作協的政治運動中忽左忽右，就像溫度計上的水銀柱。我感到人就像一個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木偶。”
遺憾的是，老舍也不能例外。以批胡風為例，1955年5月25日，老舍以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的名義，與副主席張季純、曹禺聯名發表文章，擁護“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聲明說，《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使我們更深刻地認清了胡風的反革命罪行。……胡風的反革命麵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陰險和令人不能容忍！我們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開除他的中國作家協會會籍，撤消他所擔任的一切職務！我們要求大張旗鼓地把鬥爭進行到底，徹底搞清胡風的政治背景”。如果說這僅僅是一般的不得不“服從”的政治表態，那老舍寫的《看穿了胡風的心》，就並非簡單的表態文章了。首先，在與胡風交往的20年時間裏，他對作為老朋友的胡風就已經有“心地褊狹，目空一切”的印象。在看了舒蕪發表的“胡風信劄”，才知道胡風是要“用鐵筋皮鞭”毒打黨內的作家和進步作家們，殺人不見血！他認為，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沒人會有如此心腸。老舍從那些信劄，還看出來胡風“是要鎮壓革命，去做文壇的暴君！他有一顆極端狂暴狠毒的心”。
老舍在看了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第三批材料以後，接連寫了《掃除為人民唾棄的垃圾》和《都來參加戰鬥吧》兩文，認為胡風集團“是一夥牛鬼蛇神，為人民唾棄的垃圾！他們天天吃著人民供給的糧食，卻仇恨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切，幹著顛覆人民政權的罪行。這些破壞人民事業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應依法予以嚴懲！”“胡風拿著人民給的薪資，吃得肥肥胖胖的，日夜不息地琢磨著怎麽為地主階級和蔣匪幫複仇。”
具有反諷意味的是，老舍批胡風的話語方式，與他在“文革”挨批鬥時“紅衛兵”們的話語方式如出一轍。
老舍在“服從”的同時，還有“抵製”的另一麵。就是同一個老舍，在批完胡風之後，在“鳴放”期間的1957年1月，居然像後來被打成“右派”的許多人一樣，有膽魄提出，作家們“應該自由地寫作和批評。那樣會促進文學事業的發展。批評和反批評都不該扼殺。頭腦冷靜的討論可以更清楚地分清是非。過分的批評損害批評自身，因為真理並不讚成魯莽。從現在起，我們應該出版一切有道理的東西，而不管作家屬於什麽思想形態——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隻有坦率而公開的討論才能鼓勵不同的學派爭鳴。爭鳴的目標是發現真理；因此應該是自由的討論，給每個有話要說的人說話的機會，而且要他們把話說透。”
從1957年以前老舍在日常工作中的言談舉止，也能明顯感覺到他對一些“左”的東西還是有膽量“抵製”的。據老舍生前幾位北京市文聯小字輩的同事在“文革”結束以後的陸續回憶：“在日常工作中，老舍頗有些敢於頂著‘左’風走的舉動。文聯的年輕女幹部因為穿了件紅毛衣，遭到無端指責，老舍在全文聯的大會上講：我就不明白！紅顏色不是代表革命嗎？怎麽穿件紅毛衣就變成資產階級了呢？！文聯有一位‘革命資曆’較久的作家，寫了部小說稿子，一定要聽老舍的意見。老舍依實相告：作品寫得太幹巴，缺乏文學性。這話惹惱了作者，她麵孔嚴肅地說，我的作品就是不要月亮、星星、樹呀草呀花呀的，我們無產階級不欣賞那些資產階級的情調！老舍見對方如此態度，也嚴肅起來，說：那就不要拿給我看，我就是‘資產階級’，我喜歡太陽，也喜歡月亮星星，還親自種花養花！”
但漸漸地，老舍的“抵製”變成了“服從”。1957年6月至9月，中國作家協會陸續舉行了27次黨組擴大會議，“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老舍先後共參加了20多次作家們的辯論會，批判“丁玲在作協與文藝界裏麵，破壞團結，搞小集團”，是“惟我獨尊的惡霸作風”。老舍感謝作協黨組邀請他參加黨組擴大會議，使他受了教育，通過丁玲罪行的具體例證，看清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怎樣是社會主義的障礙”。
看過《老舍全集》照單所收的老舍寫的那些批判文章以後，發現他的批評方式也並不都是以前聽有些人常說的，用的多是溫和、輕描淡寫的詞句。比如，1957年9月28日他在北京國畫界反右派鬥爭大會上發言，說徐燕蓀“既是畫家，也是惡霸”。他還借陸定一的話強調：“要狠狠地鬥爭右派，狠狠地改進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另外也看得出來，老舍對發言是做了準備的，批判時並非無的放矢。以他1957年9月17日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為例，他認為右派分子，雖已“節節敗退”，但“反黨小集團還未完全崩潰，徹底認罪”。他聽了右派們的檢討，覺得他們“必須端正態度，學會忠誠老實”。他把丁玲的檢討稱為“藕斷絲連法”，羅烽的“拿手好戲”是“編纂檢討詞典”，陳明則是“話無內容，而隻仗著表情，虛張聲勢。……他第一次發言時，張牙舞爪，頗似黃天霸。第二次發言時，他改為愁眉苦臉，好像頗有悔悟”。難得的是，老舍的批判是給人留有餘地，不是一箭封喉地趕盡殺絕。那樣，倒真不是老舍了。
不過，從有些被批判者在事後的反饋看，他們對老舍式的批判還都是理解和接受的。以老舍批判吳祖光為例，“反右”開始以後，老舍寫的《吳祖光為什麽怨氣衝天》一開篇就表明：“當我看了有關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之後，我很氣憤，覺得過去認識他真是對我的一種侮辱。”在列舉了吳祖光過去是怎樣“把自己偽裝起來，玩弄兩麵派的手法”的具體事例之後，他又講道，“吳祖光，你這個‘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以前沒有出路，現在更沒有出路。”但當1986年，吳祖光追憶起老舍當初對他的批判，竟與曾受批判的胡風懷著一樣的心情，感覺當時：“他的批判是言不由衷的，他的內心是痛苦的。”而且，他那時就能“從老舍過去少見到的疾言厲色又夾雜他慣有的幽默諷刺中，卻又感到一些異常的溫暖”。
事實上，老舍對許多被批鬥者，都有過令他們難忘的在批判過後的慰藉：1960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北大荒勞動改造的丁玲，因其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頭銜並未剝奪，被召回北京參加第三次文代會。在會場上，遇到許多熟人，她巴望著哪怕有一個人過來能跟她說一句話，可是沒有。這時，與她素無深交的老舍，卻當著眾人的麵，主動走過來跟她握手，大聲問：怎麽樣？還好吧！被北京市文聯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鄧友梅，下放後有次回京，偶然遇到老舍。老舍抓住他的手，看個不停，最後歎著氣勉勵說：還年輕，還年輕，好好幹吧！吳祖光被遣送北大荒以後，老舍見到新鳳霞，鼓勵她勇敢麵對生活，要多給祖光寫信。一次，老舍逛舊貨攤，買回來一幅齊白石的畫，回到家才發現，畫軸簽條上有吳祖光的名字，他動情地說：這可是祖光的心愛之物啊！他下去以後，家裏恐怕有點繩床瓦灶的景況了，將來他若活著回來，我能把畫兒親手還給他，該多好！後來，老舍真的在街上遇到回京探親的吳祖光，了了這樁親手還畫的心願。吳祖光感動得熱淚盈眶。而老舍卻說：“對不起你的是，我沒有能力把你家賣掉的畫全買回來還你。”
許紀霖在探索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時，專門指出有一種“外圓內方”的類型：“現實是如此的恐怖，統治者是如此的殘忍，人們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沒有顧慮，或為生命，或為家庭，或為事業，超越生死畢竟是罕見品質，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謂要求太高。於是近代許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識分子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逐漸形成了‘外圓內方’的政治性格。不是鋒芒畢露，義無返顧，而是有張有弛，掌握分寸。……這些知識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問題上可以委婉圓滑，有所妥協，而在事關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則立場上卻毫不含糊，旗幟鮮明。……‘外圓內方’是一微妙的、高超的處世藝術，它是近代獨立人格在東方專製國度裏可喜而又可悲的變形。它維護了人格的獨立，……也多少損傷了自由的尊嚴，……‘外圓內方’者的內心是分裂的，他們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將雙重的性格自覺地在現實中加以彌合。為了維護個體的生存和人格的獨立，東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無法理喻的精神犧牲和無從體味的靈魂煎熬。”
我以為，這樣的解釋用在老舍身上，相對來說，是合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