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吳晗未替彭德懷說話 毛澤東“誤會”《海瑞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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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遊行（資料圖）
　　本文節選自《大動亂的年代 1949-1976》著名曆史學家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1965年11月到1966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階段，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步發動階段。
　　 在這一階段裏，頭一件大事就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指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對吳晗橫加誣陷，是正確的，但是顯然問題不止於此。必須回答，毛澤東何以批準姚文的發表。學習海瑞精神，本來是毛澤東提倡的，吳晗接受胡喬木的建議，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寫了包括《海瑞罷官》在內的一些宣揚海瑞精神的作品，為什麽毛澤東又支持批判《海瑞罷官》呢？這個問題不難回答。毛澤東在1959年4月上海會議上提倡學習海瑞精神，是要黨內高級幹部為了黨的事業敢於講話，不要怕這怕那。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更明白地說，他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他誤認為《海瑞罷官》為“右派”海瑞彭德懷張目，所以批準姚文的發表。其實吳晗從來沒有為彭德懷說過好話，這有種種證據。他在《論海瑞》中一再不點名地批判彭德懷，又在文末寫了300多字抨擊“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派”，就是一個明證。
　　 姚文最引人注目和發人深思之處，是它尖銳地提出了“三麵紅旗”問題，指責了否定“三麵紅旗”的所謂“單幹風”和“翻案風”。老實說，《海瑞罷官》的發表和演出，在社會上並沒有多大影響，從來沒人感覺到它有什麽弦外之音，斯諾說國外“中國問題專家”也從無一人發現其中有什麽“雙重含義”。但它何以引起軒然大波？姚文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就透露了信息。原來它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央其他一些同誌之間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曾經有過的若幹意見分歧，這才是姚文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初步發動，嚴格說來不是什麽以文藝戰線為“突破口”，而是在“三麵紅旗”問題上大做文章。姚文的發表，顯然不是作為文藝問題、限於一個劇本進行討論，而是作為全局性的政治問題提了出來。姚文是蠻不講理的，因為《海瑞罷官》醞釀於1959年廬山會議以前，寫成於1960年11月，發表和演出於1961年年初，根本不可能為1962年的所謂“單幹風”和“翻案風”鳴冤叫屈。可是不久又批判《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一樣地牽強附會，強詞奪理，陷人於罪，也一樣地在“三麵紅旗”問題上大做文章。
　　 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黨的工作成就是主導方麵，在“三麵紅旗”問題上則有嚴重失誤。若幹失誤本來在探索中難以完全避免也不難糾正，但是主要由於個人專斷作風的逐步發展，問題就變得相當複雜。概略說來，毛澤東和中央其他一些同誌在“三麵紅旗”若幹問題上的看法經曆了一致-分歧-勉強一致的過程。1960年、1961年受到懲罰，不得不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這在實質上是對“大躍進”的否定。在中央工作的同誌在認識上也曾經有過這樣那樣的舛錯，但一般說來在實踐中得到了修正。他們遵守紀律，從無一人指責“三麵紅旗”；當許多同誌在七千人大會上提出“‘三麵紅旗’究竟對不對”的問題的時候，劉少奇、周恩來還出麵做工作，勸說大家把這個問題放一放（當時黨內上層認識不一，討論開來未必有好的結果）。但是中央同誌不得不麵對現實，不可回避地要對“大躍進”的後果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接受“大躍進”的教訓，劉少奇主持的1962年2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5月中央工作會議就是這樣。毛澤東主觀上從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始終維護“三麵紅旗”，事實上認為中央集體在1962年“右傾”。在八屆十中全會和在這以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嚴厲地批判了所謂“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主要地批判了劉少奇和鄧子恢。
　　 八屆十中全會以後的幾年中，毛澤東與中央其他一些同誌之間有合有分，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麵“左”傾錯誤的發展使他把意見分歧看得很重，愈來愈對中央集體不滿，乃至認為中央存在兩個“獨立王國”，“出了修正主義”。江青心懷鬼胎，秘密策劃評《海瑞罷官》。文章實在難做，刀筆吏姚文元等也不得不九易其稿。江青壓根兒就不是因為《海瑞罷官》有什麽問題，而是故意把海瑞、“右派”海瑞、彭德懷混同，指鹿為馬，借題發揮，挑撥是非。她以重新高度評價“三麵紅旗”和充分肯定對彭德懷的批判，作為清算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誌的“突破口”。這樣一個主題符合毛澤東的意圖，所以毛澤東為成見所蔽而批準姚文的發表。彭德懷的問題就是對“三麵紅旗”若幹問題的看法問題，而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過“問題不是彭德懷同誌這封信寫錯了”、“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並不算犯錯誤”之類的話（這等於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澤東1959年7月23日在廬山會議上發動批彭的講話），所以毛澤東感到姚文意猶未盡，明確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即罷了彭德懷的官。
　　 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提出過要批判吳晗，但是姚文的發表畢竟未經中央討論決定。毛澤東之所以不提請中央討論決定，他自己說過，因為他估計中央某些同誌會持異議。當他作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的估量的時候，就認為在非常情況下必須采取獨排眾議的行動，越過中央直接訴諸廣大幹部和群眾。
　　 姚文的發表是“左”傾思想和個人專斷作風急劇發展的重要關鍵，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最主要的，是它製造了黨內上層的糾葛，使毛澤東對黨中央的狀況作出更加違反實際的估量。中央集體鑒於八屆八中全會以來的種種變化，鑒於姚文深文周納的惡劣做法，加之在一段時間內不知道（至少不確切了解）毛澤東對姚文的態度，所以最初不同意姚文的觀點。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在一段時間內都抵製了姚文。由於上海有關方麵沒有也不能向中央有關部門報告發表姚文的背景，因而中央有關部門沒有發出轉載姚文的通知，所以全國報紙（包括《解放軍報》）都未及時轉載姚文。這在毛澤東意料之外。他指示出單行本，而全國新華書店不知內情，北京和全國許多新華書店又未及時訂購。這一切使毛澤東非常憤慨，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的判斷得到了證明。加之下文要說到的其他因素，毛澤東決定以個人的權威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第二件大事不很引人注目，但對“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發動也有相當影響，就是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新的高度。
　　 姚文發表後，11月18日，林彪對1966年全軍工作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並且前所未有地把“突出政治”提到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他說：“突出政治不是一項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這是根據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提出來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違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這與其說是軍隊建設問題上的意見，不如說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上的綱領性意見。這個“左”傾的意見，為毛澤東所批準。
　　 這也不是偶然的，我們不妨簡要地作曆史的回顧。主要由於缺乏經驗，我們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沒有弄清楚政治和經濟的關係。1957年10月，毛澤東說過：“政治和業務是對立統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但是，專搞政治，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也不行。”1957年12月，柯慶施在一個報告裏說：“政治和業務是對立的統一。但政治是統帥，政治要統率業務；政治又是業務的保證，上層建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這些言論的基本內容是正確的，值得研究的是政治“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統帥”這類提法。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采用了柯慶施的提法，在第22條中指出：“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這一判斷曾經為全黨所接受。現在來看，它有正確的方麵，但是不能準確地概括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當它指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類意思的時候，它是正確的。就它回答政治和經濟的相互關係問題來說，它是不準確的。
　　 後來由於過多地信賴以往高度重視政治的經驗，把相對的真理絕對化，這個不準確的方麵向“左”傾錯誤發展。我們如果認真閱讀毛澤東在此以後的言論、著作，特別是1958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的限製資產階級權利的意見，1959年年底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物質刺激”和“徹底實行按勞分配”的意見，1962年秋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3年10月對關於人民解放軍加強政治工作的指示的批示（號召全國學解放軍）,1963年11月給林彪、聶榮臻、肖華的信（肯定“四個第一”，肯定工業各部門從上至下學解放軍）,1965年2月22日的指示（高度評價“四個第一”）,1965年12月2日對抵製突出政治的批判，就可以發現，毛澤東愈來愈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狠抓階級鬥爭，依靠政治掛帥。“大躍進”受到挫折，沒有從根本上吸取教訓，卻得出必須突出政治的結論來。一些同誌提過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意見，沒有被采納。而林彪在1959年9月任軍委副主席以後利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錯誤，提出“突出政治”的“一整套”，實質上是突出主觀意誌、突出階級鬥爭和突出個人崇拜，給予“左”傾錯誤的發展以相當的影響。我們許多同誌當時對問題也認識不清楚。胡耀邦說過：“共產黨掌握政權後，特別是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究竟以什麽為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以社會主義建設為綱，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好。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內許多同誌都是不大清楚的，這同後來文化大革命更加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有關係。”
　　 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召開的全軍政工會議全麵貫徹了林彪關於“突出政治”的意見。它的一個主要文件指出：“搞政治工作，搞革命化，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們的社會就會發展，就會前進。不搞政治工作，不搞革命化，不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們的社會就會停滯，就會倒退，就有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革命化，就是搞不搞階級鬥爭的問題，就是堅持革命還是不堅持革命的問題，就是關係到我們社會前進還是倒退的問題。”這個文件為毛澤東所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109號發出。這段話大體上反映了毛澤東的主張。1966年春毛澤東向中央推薦一位省委第一書記關於政治掛帥的意見（經中央同意後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208號發出），也說明了毛澤東有這樣的主張。這個主張並不是沒有正確的因素，但是整個說來是誇大革命性的主張。既然有這樣的主張，與中央其他一些同誌之間的分歧就愈加深刻。1965年11月至1966年4月，全國刮起“突出政治”的旋風。
　　 林彪在中央集體抵製姚文時從全局上提出“突出政治”，點破了毛澤東與中央第一線的重大分歧，為“左”傾錯誤的急劇發展推波助瀾。他抓住羅瑞卿對“突出政治”的抵製，製造了中央出的“修正主義”。根據他的意圖寫出來的《解放軍報》1966年元旦社論，從“反對和防止現代修正主義”、“社會主義社會前進還是倒退”的高度，尖銳地批判了所謂“物質刺激”（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的物質利益原則），把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與所謂“物質刺激”對立起來，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工分掛帥”、“利潤掛帥”、“獎金掛帥”等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先河。根據林彪的意圖，《解放軍報》連續發表7篇專論“突出政治”的社論，反對“政治和經濟的統一”的正確原則，攻擊周恩來、鄧小平。林彪在提出“五項原則”的時候說：毛主席的書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堅決擁護，堅決照辦，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證完成”。他大搞個人崇拜，踐踏黨的集體領導的原則。而最根本的，是他那依靠“突出政治”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張，極大地助長了“左”傾錯誤。凡此種種，都與“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發動有很大關係。 第三件大事是中共中央於1966年4月10日批發了經中央軍委批準上報的《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文件的形成頗為奇特。江青不在中央工作，不在軍委工作，又沒有受中央和軍委的委托，卻要開什麽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她先找羅瑞卿，碰了釘子；又找到林彪，一拍即合。座談會所議不是軍隊文藝工作，而是整個文藝工作。說座談又沒有多少座談，都是江青一人說了算，紀要又由沒有參加座談會的陳伯達、張春橋參加修改。這是極不正常的。江青之所以找到林彪，她自己說過，是請“尊神”來“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情況表明，江青與林彪勾結，製造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輿論。《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一炮沒有打響，擁護者不多，江青就又請出“尊神”來，開辟一個新戰場，直接配合姚文的進攻。
　　 《座談會紀要》不僅一筆抹煞了30年代革命文藝的成就，而且從根本上否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工作的成就，提出了“黑線專政”論，提出了“黑八論”（“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離經叛道”論）。就其基本方麵來說，它是毛澤東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關於文藝工作批示的“左”的發展。兩個批示的“左”傾錯誤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遠因和近因之一，《座談會紀要》的嚴重“左”傾錯誤則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一個步驟。
　　 《座談會紀要》的批轉，使江青名噪一時。批轉以後，大規模的“摧毀文藝黑線”的運動迅速掀起。以後“黑線專政”論又搬用到全部文化領域和其他方麵，它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了。
　　 準備階段中最為嚴重的事件，是錯誤地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過去把他們四人稱之為“反黨集團”，毫無根據。對他們的錯誤批判，直接導致“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
　　 楊尚昆的“錯誤”主要是“私設竊聽器”，這是叫人很難理解的。楊尚昆身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領導中央機要部門，接觸中央核心機密，要“私設竊聽器”幹什麽！原來所謂“竊聽器”，就是錄音機。他根據中共中央的規定在一定場合為重要講話安排錄音，以便整理存檔，何罪之有！據中央辦公廳查實，他從未私錄過毛澤東的談話。但在姚文發表的當天，他就被免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解除他的職務的真實原因，大概就是因為他堅持原則而又掌握要害部門，用起來頗不順手。
　　 對羅瑞卿的批判，是林彪挑起的。羅出任總參謀長本係周恩來和林彪所推薦，因羅不願放棄原則追隨林彪而遭受打擊。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葉群攜帶他的親筆信和林、葉授意幾個人寫的假證明，向毛澤東“揭發”羅瑞卿。主要內容有二：第一，羅要奪取軍權。據稱，1965年2月，羅要劉亞樓轉告葉群幾句話，要葉“好好保護林總的身體”，勸林“再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一切交給羅去管”。劉又對葉說：“辦好了這件事，羅總長是決不會虧待你的。”這是捏造。劉亞樓已於1965年5月去世，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誌當時就認為“死無對證”、“不足為信”。如果確有其事，為什麽在2,3月間不揭出呢？葉群在“揭發”中就有明顯的破綻，她說她拒絕了劉的要求，而劉又不敢向林提出，那麽為何九個月以後來揭發呢？再者，總參上有軍委，軍委主席為毛澤東，任何人也不可能奪取黨的軍權。第二，羅反對“突出政治”。這兩項主要內容，前者純屬誣陷，後者卻是事實。12月2日，毛澤東紮r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先在上海後在北京批判了羅瑞卿。問題還在調查核實中，《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就點名批判了羅瑞卿，發到了全黨。負責羅的問題的中央工作小組領導人之一是彭真，他說過公道話，諸如說過羅的問題“有一條是一條，是三分不講成七分，是七分不講成十分”，這又成了批彭的一個內容。
　　 1966年4月30日，對羅的問題作出了結論。中央批準了這個結論。羅的“主要錯誤”的第一條是：“羅瑞卿同誌極端敵視毛澤東思想。林彪同誌提出，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羅瑞卿同誌卻胡說這‘不符合我們國家的體製’。林彪同誌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羅瑞卿同誌卻胡說，‘不能這樣講，最高，難道還有次高的嗎？最活，難道還有次活的嗎？’‘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呀！’林彪同誌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羅瑞卿同誌卻胡說，‘這句話也不要這樣說，對外國人影響不好’。羅瑞卿同誌還不準說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包含有‘個人天才’的因素，說什麽‘現在沒人敢再提個人天才了呀！’林彪同誌提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羅瑞卿同誌卻反對向外國人宣傳和介紹這四句話。林彪同誌指示《解放軍報》要經常刊載毛主席語錄，羅瑞卿同誌卻嫌搞多了……”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把這一條的主要內容抄出，是想說明在個人崇拜流行時是非混淆到何等地步。正如鄧小平在羅瑞卿追悼大會上的悼詞中所說，這恰恰從反麵證明羅瑞卿是正確的。
　　 彭真的所謂“問題”，歸根結底隻有一條，就是他在可能範圍內抵製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這種抵製，實質上代表了中央集體的抵製。之所以由彭真出麵，因為他既是1964年夏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又是吳晗所在的北京市黨政最高領導人。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原則問題麵前無可回避。他像中央其他領導人一樣，尊重和敬愛毛澤東。他在得知毛澤東支持姚文的發表後，批評上海有關部門不報告這一情況，正說明他重視毛澤東的意向。毛澤東卻說，為什麽吳晗寫了那麽許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其實撇開吳文並不反動不論，並未要求全國報紙轉載吳文（事實上也沒有哪一家報紙轉載），自然不存在打招呼的問題；既要求全國報紙轉載姚文，情形自然不同。但是毛澤東卻由此十分嚴厲地批評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說：“由於某種判斷的盲目，甚至最傑出的人物也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這確實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彭真認為姚文是可以討論的，不主張圍剿《海瑞罷官》，不讚成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彭德懷的官，如實向毛澤東反映吳晗與彭德懷沒有組織聯係，對吳晗說“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曆史證明這些都是正確的。他主持製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在組織上是完全正確的，在內容上是基本正確的，無非是試圖對已經展開的對《海瑞罷官》的過火批判和其他類似的批判（如戚本禹《為革命而研究曆史》對剪伯讚、吳晗不點名的無理指責）稍加約束，把這些批判置於黨中央的領導之下。一切是非都被“左”傾思想混淆了。這時個人專斷作風已經很難抵製，彭真就是一個現實例子，他因抵製個人專斷作風而受到了批判。對他的批判在實際上又似乎是對中央集體的批判，因為《匯報提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的。中央集體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不得不同意這樣的批判，曆史的因循使中央陷於無能為力的境地。
　　 關於陸定一的所謂“錯誤”，中央有過一個說明。他的“錯誤”有三：他的妻子嚴慰冰寫“反黨反革命的匿名信”，“集中攻擊和辱罵毛澤東同誌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同誌和他的一家”，陸與這一“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牽連”；“把活學活用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罵成是‘實用主義’、‘庸俗化’、‘簡單化’”；在對文化革命問題上的立場和觀點“同彭真完全一致”。是非之混淆，無須贅述。匿名信有之，與陸定一無涉。寫的都是生活問題，反對的是林彪、葉群，與“反黨反革命”相去萬裏。嚴慰冰蒙受冤屈，在出獄後已表示匿名信這種方式不足為訓。
　　 以上種種事件的實質，是個人反對中央集體。“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個人發動的。毛澤東對此從不隱諱，在他審定的文章、社論、文件裏，多次提及這一事實並加以頌揚。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在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個人專斷的登峰造極。說它是個人專斷的登峰造極，不僅因為它在如此重大問題上實際上違反了民主集中製，而且因為它的矛頭是對著中央集體的。毛澤東既要實現他的主張，就要首先掃除實現他的主張的“障礙”——中央第一線。這不是什麽推理，而是事實。在準備階段裏，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此文不過是借題發揮。它固然是打擊、誣陷吳晗的，但更是在所謂“單幹風”、“翻案風”間題上嚴厲譴責中央第一線。此文的要害，正是無理指責中央第一線。在準備階段裏，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合乎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的高度，提到關係到中國和世界的命運和前途的高度，毛澤東予以批準，這也是用以反對不同意突出政治的中央第一線的。在準備階段裏，《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三次修改後批發全黨。這個文件，提出了“文藝黑線專政”論。這既是對文藝界的指責，更是對中央第一線的責難；既是文藝路線問題，更是政治路線問題。在準備階段裏，錯誤地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個錯誤批判，既是對著彭真等四位老革命家的，又不隻是對著四個人的，而是帶有“掃清外圍”的性質，後來發生的事件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總而言之，準備階段裏的一切撻伐都有對著中央第一線這個特點，都有個人反對中央集體這個特點；不過因為還在準備階段，隻是旁敲側擊罷了。隻有認清這一點，才是捉住了隱蔽在現象後麵的問題的本質。早在1964年5,6月間，毛澤東就在一次會上說，中國如果出了修正主義中央，各個省要頂住。6月14日又說：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中央怎麽辦？要縣委頂住修正主義中央。這說明對中央狀況已經作了完全與實際不合的嚴重估計；但是畢竟隻說了“如果”，並未肯定。在準備階段裏則不同。1966年3月底，毛澤東在與康生等人談話時，赫然號召“向中央進攻”。談話要點5月間上了中共中央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進攻”的字樣。
　　 正因為以個人反對中央集體，在準備階段裏出現了極其反常的撲朔迷離的事件。江青何以膽敢組織撰寫把矛頭暗指中央第一線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樣一個違反黨紀的行徑何以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毛澤東批準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為什麽不與中央第一線商量？為什麽不告訴中央有關部門？江青為什麽極端秘密地在上海召開所謂“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座談會”為什麽要對北京保密？“座談會”為什麽隻是江青的“一言堂”？江青的非組織活動為什麽得到了毛澤東的承認？如此等等。這些問題似乎難於理解，其實隻要認清個人反對中央集體，這些問題就迎刃而解。既然是以個人反對中央集體，就不便於把問題和盤托出，擺在桌麵上，就必然要發生種種極其反常的事件。著名史學家黎澎說：“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實是個探測器。《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海瑞罷官》都是她先出麵，說她認為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高明，所以聽過也就罷了。然後回去報告—‘他們不聽你的！’然而，就算她這個位置上換個人，老實本分，不會幹這些事，也會換個形式出現的。”這個評論是入木三分的。為什麽在另一條件下會“換個形式出現”呢？這是為個人反對中央集體所決定的。
　　 正因為以個人反對中央集體，在準備階段裏就不得不采用迂回戰術，曲折地提出問題。以個人反對中央集體，不是簡單的事。貿然提出重大政治問題，貿然打擊中央集體，和者必寡。就發表一篇文藝評論文章，拐彎抹角地提出政治問題。就正麵肯定“突出政治”問題，要求分清“兩條路線”，批判“折中主義”，指槐罵柳。就製造出關於文藝問題的《座談會紀要》來，委婉曲折地指責中央。由評論文藝而裁判政治，由批判下層而敲打上層，層層遞進，逐步深人。憑借個人崇拜，通過反對“修正主義”的輿論，把人們弄得暈頭轉向。
　　 正因為以個人反對中央集體，就借用軍隊力量。江青在《為人民立新功》裏說她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請了解放軍“尊神”。其實不隻是江青如此。美國費正清說：“到了1965年，毛已經準備要指控他那些最密切的同僚在搞‘複辟資本主義’的‘陰謀’。他對黨感到失望，已經求助於軍隊。”“他這樣做的時候，甚至利用了解放軍報作為他的喉舌。”事情大體上是這樣。毛澤東在對《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作了第二次修改後，於1966年3月17日批示“此件用軍委名義”，就是一個例證。毛澤東三次修改於前，林彪和軍委常委其他同誌一致同意於後，中央就很難拒絕。借用軍隊力量，是後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確定林彪為接班人的一個重要原因。《解放軍報》當時在製造輿論方麵確實最為突出。林彪1967年8月9日在對劉豐等人談話中說：“我們發動文化大革命靠兩個條件：一是靠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軍的力量。”這個判斷大體上符合事實（這裏的“毛澤東思想”其實是毛澤東晚年的思想）。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軍隊曆來是緊跟毛澤東的，認為這與緊跟中央是一致的。軍隊的高級將領，除林彪等極少數人而外，並不了解中央領導核心內部的情形。
　　 正因為以個人的錯誤反對中央集體的正確，所以特別明顯地表現為武斷和專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是蠻不講理的。1961年年初寫成《海瑞罷官》的吳晗絕不可能預見到1962年會出現所謂“單幹風”和“翻案風”。毛澤東斷言《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毫無根據，吳晗明明在《論海瑞》中不指名卻嚴厲地指責過彭德懷。《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是亂打棍子的。把彭真等打成“修正主義分子”，更是混淆了是非和敵我。在準備階段裏，形式上中央也開過幾次會議，實際上是個人決策，沒有實行民主集中製。毛澤東既主觀地認定中國要大破大立，又在受到阻遏時剛愎自用，這就談不到擺事實、講道理，而隻能乞助於武斷、專橫。
　　 個人反對中央集體，不能僅僅歸咎於個人。這是“果”，“因”則既有個人方麵的因素，更有社會曆史方麵的因素。安子文說過：“要是隻把這歸結在某個人的錯誤或林彪、‘四人幫’的邪惡狡猾上，就太簡單了。”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是發人深思的精辟見解。
　　 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本來是臆造出來的。而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出現，又使毛澤東對黨中央的狀況作出更加違反實際的估計，認為資本主義複辟迫在眉睫。他既要實現他的主張，又為心造的幻影（出現了所謂“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所欺騙，決心全麵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對彭、羅、陸、楊的批判在黨中央得到實現，為“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發動提供了“理由”。毛澤東既對中央第一線失去信任，就重用林彪、江青、康生這夥野心家、陰謀家，這也就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
　　 在短短半年內頻繁發生的有關黨和國家高層領導人的嚴重政治事件，與之相呼應的報刊上聲勢浩大、氣勢洶洶的政治批判，在黨內外引起強烈的震動，造成到處都有“階級鬥爭”的緊張空氣，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義”的巨大錯覺。在“反修防修”的緊鑼密鼓聲中，“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