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職場裏，如何和各種各樣的人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許多項目的走向。抬筆寫下這個話題時，我首先要政治不正確一下，小小地批評一下我們這一代人（七十年代生）受到的教育裏的兩個在我看來相當大的缺陷。
第一是取悅別人。讀書時，學校裏要求大家作好學生，所以相當多的‘三好學生‘的一大長處是取悅老師。漸漸地，老師的肯定代替了客觀的事實，而老師的態度更是決定了許多好學生評判事實的標準。不幸的是，在工作中，老師的角色由老板取代。我本人就是標準的好學生，學習時認真努力。一直到博士畢業都沒有什麽問題。開始工作後，漸漸明白老板說到底也是自己的同事。我當然希望和他保持好的關係。但相處方式卻和我以前習慣的相當不同，特別是剛剛踏入管理層時，我需要不斷提醒自己獨立思考，盡量客觀地看待一個問題，而不要將老板說的當作正確答案。能夠做到一個公司執行總裁的人，一般說來，不會是盲目固執己見的人。他（她）們希望看到的，欣賞的工作骨幹們是在某種程度上和他（她）們旗鼓相當，能夠提出有價值建議的人。所有的問題的提出，評估，解決，都應該建立在最有利於項目和公司發展的基礎上。所以，當我的想法和看法在和同事或老板的看法不同的時候，我會把自己放在他們的位置上重新看一下問題。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相當有效的方法，換位思考後，我常常能明白同事們的想法，相互間的分歧就有了一個探討解決的方向。特別是職位漸漸上升時，獨立思考和換位思考變得尤其重要。
中國標準教育裏第二個問題是等待別人發現自己。這其實和第一條有許多共通之處。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不提倡個人表功的。所以我們在工作中常常或者不知道怎樣表功，或者用一種過激的態度表功。當然，我們都希望高層管理者能夠知道自己的工作，最好還能記住自己。方法有很多。我的經驗是，要打有準備之戰。我在最早踏上工作崗位時，接手的一個項目有很大風險，一般見到同行時，需要在很短的時間裏引起他（她）的興趣，不然沒有人願意和我討論。所以我肚子裏總是有個背得滾瓜爛熟的腹稿，絕對不允許自己出現嗯嗯哈哈說不清楚的狀況。這個腹稿的原則是不超過一分鍾，裏麵要有一個玩笑。所以在茶水間或者聚餐時見到公司管理層時，我都會用這個現成的材料介紹一下自己的項目，並且用聊天的方式告知高層們關於項目的進展以及聽取他們的建議。一般來說，管理層的同事們站得高看得遠，許多建議對於我的項目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在討論的過程中，他（她）們自然也記住了我。將心比心，我自己也喜歡在茶水間和其他組裏的同事聊一聊，聽聽他（她）們怎麽評價自己的項目。我常常根據一個人聊天的條理性，和掌控一段對話的能力，來評估這位同事的工作能力。在工業領域中，高層如果和第三方有重要的項目會議，除了一些常規的與會者外，常常會要求帶一位技術人員。能夠成為這位技術人員並在重要會議中有一定表現，是提升自己職場能力的好機會。所以學會在何種程度上表現自己，如何表現自己，是職場中需要一直思考，一直改進的一個重點。
作為一個中國的女性，我在麵對自己的內心時，常常會覺得自己對於周圍環境安全感的缺失。人到中年後，我才終於能坦率地承認，這是源於我們年少時無法回避地有選擇性地將不是那麽真實卻符合大環境的觀念的誇張。我們曾經在歌頌祖國的過程中積累起一種不是源於信任的，而是相當空虛的尊嚴感。我離開祖國來歐洲讀書時，有兩位要好女同學。我們三人一直同進同出。她們一人是瑞士人，一人是法國人。記得有一次我們三人搭乘飛機去一個小島渡周末。在登機口，機場地勤人員將我問了又問，護照簽證反反複複看了又看。我當時非常尷尬。因為那位瑞士女孩的護照已經過期，而法國女孩壓根就沒有帶護照。她們倆都沒有任何問題地登上了飛機。這件事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我度假的心情，直到現在還會想起女友們後來反複安慰我的情形。相似的經曆多年後發生在另一個朋友身上，卻給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我和幾個好友，其中有一位列支敦士登的男孩，一同乘火車從瑞士到北京。途徑俄羅斯時，邊境警察上車檢查證件。幾位警察都非常友好，有一位還用中文對我說你好。問題來了，他們的單子上就是找不到列支敦士登這個小國。可是我的朋友一點也不緊張，拿起電話就撥通了列支敦士登駐莫斯科大使館的電話。在俄羅斯，列支敦士登的外交是由瑞士代理的。所以瑞士大使館很快地和警察在電話裏澄清了護照問題。整件事情中，列支敦士登小夥子表現出來的一個普通公民對自己國家的信任和滿滿的安全感讓我印象深刻。
加一句題外話，相信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教育係統都有自我修正的能力。常常欣喜地看到年輕一代比我們這一代心理素質更好。
我舉這兩個自身的經曆作為例子其實想說，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作為外國人在別國的土地上，作為女性在男性為主的工業界，平等對於我來說是一個無法定義，而且不願去奢望的概念。所以，我在工作中和別人交往交流中，一直明白，要想得到和別人一樣的進步，需要付出更多的思考，行動，和努力。因為我們的原生環境不同，我們的起點不同，我們在和周遭環境互動過程中的掌控能力也不同。
交流離不開語言。在哪國工作就要學哪國的語言，越精越好，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說在講德語的國家英語還勉強能湊合的話，在講拉丁語係如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的國家如果不會當地的語言，根本就無法開展工作，無論是做技術還是做管理。但是，一個外國人當地語言講得再好，和真正的當地人比起來，還是有差別的。在外語到了一定程度上後，我覺得聽比說重要。特別在管理層上，目標是能夠聽出別人的話外之音，並作正確的解讀。而如果一個外國人說話有口音，或有時候卡殼了要找個詞，基本上不是什麽問題，大多數人都會友好耐心地等你說完。重要的是自己說話的時候要有信心，相信自己說到的是點子上的話題。
舉個例子。常常聽到有人抱怨法國人排外。其實在法國工作的外國人隻要會說法語，法國人是相當包容的。他們真的不在乎你說話時有口音，有語法錯誤。我有一個多年的法國好友，是那種讀書時穿一條褲子的好友。我有時候用法語作重要報告前還會請她給我把把關。她總是說，‘你那點口音和那點小錯誤裏充滿異國的浪漫情調。我們欣賞還來不及呢。‘看，法國人的浪漫真的是在骨子裏的。
在語言和工作環境上沒有什麽大問題的時候，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就顯現出它的重要性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任何一個十來人的小組裏，無論在那個層次上，人員的組成總是有些共性。有踏踏實實認真工作話不多的，有愛喝咖啡愛聊天愛傳小道消息的，有常常抱怨的，有喜歡幫助別人的，也有時時想著如何表現自己的。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如果發生了觀點的不一致，我都先將自己放在對方的位置上，想一想對於對方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麽。然後再將自己的想法梳理一下，搞明白對自己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麽。如果兩方沒有本質性的衝突，比如經費，人員變動，項目上馬下馬，一般我都會邀請對方單獨談一下，大致了解一下對方的底線在哪裏。如果可以接受，我不會再糾纏。如果我沒法接受，我也會坦然相告，詢問是否可以有折中方案。如果兩方觀點有比較原則性的衝突，而大家都不願退讓時，我會建議雙方先小範圍內討論一下，將各種可能性溝通後寫成備忘錄，然後一同客觀地在管理層會議上提出來共同討論。據我的經驗，小範圍討論常常能夠幫助彼此重新整理思維，換一個角度看事物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而工業界管理層的視野能夠幫助我們從你我的觀點糾纏中走出來，從一個更高的高度看事物，以取得更大的有益全局的一致利益。坦率地說，在團隊合作的過程中所作的共同決定，如果不是由自己開始提出來的那個，女性似乎比男性更難接受。是否能夠做到不糾纏少糾結是對女性管理者的一個考驗。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