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個痛字了得(四)
抑鬱症從5-羥色胺代謝紊亂到病人自覺發病是一個經年累月的漫長過程,治愈豈可能在一朝一夕?怎麽治?有人幹脆休息靜養,遠離刺激源;有人學太極,有人練瑜伽,有人靠運動,有人靠針灸,為的是刺激內源性5-羥色胺合成釋放,運動還可以刺激腦啡肽和內啡肽的釋放,而這些是“快樂激素”;有人信奉了基督,把自己和自己的心病一股腦交給了上帝;有人找心理谘詢師,靠傾訴陪聊解鬱化悶;有人靠吃藥,為的是從外源性藥物補充5-羥色胺,是有病人吃藥就見好。美國醫學家報道服用抗抑鬱藥的女性自殺率比不服藥的高40%。可見不是補得越多就越好,有人越補越抑鬱。5-羥色胺的降低究竟是抑鬱的原因,還是抑鬱的結果並沒有搞清楚。其他激素怎樣參與也不清楚,所以純粹提高5-羥色胺的濃度對有些病人並不能奏效。
我國的翻譯家孫仲旭得知自己患抑鬱症以後,積極治療,住院吃藥,在醫生認為他已經穩定可以回家了。他出院以後還是靜靜的選擇了自殺。在別人的眼裏,他一直是一個熱愛生活,開朗幽默的人。在他去世後,他的年齡不大的兒子說“爸爸終於解脫了”。“知父莫如子”,別人哪裏知道他內心痛苦的的根源和他承受的煎熬。美國最享有盛名的喜劇演員羅賓·威廉姆斯,在台上逗笑了整個美國,在台下他本人卻笑不出來。他“長期的跟嚴重的抑鬱症作鬥爭”,鬥爭到最後,他投降了。張國榮在最後一年裏積極治療,想盡一切辦法,結果還是失控跳樓。他們難道是不懂道理的人嗎?他們難道是想不開的人嗎?他們難道是性格不堅強的人嗎?他們難道是不成功的人嗎?都不是。抑鬱症和這些都沒有關係。他們的自殺好象是給藥物治療,心理谘詢治療一個莫大的諷刺。
北郵畢業生孫騰霄畢業受挫,發生抑鬱,主動看醫生,吃藥加做心理輔導,畢業後拿到工作協議,似乎美好的前景就在眼前。可他在簽協議之前11個小時之前跳樓自殺,給他的親人們留下一個“永遠無法破解的謎題”。
很早以前,人們不了解抑鬱症,認為抑鬱是自己性格上的問題。後來人們認識到抑鬱症是一種疾病,有病就得吃藥,這也算一大進步。可是吃藥後仍然有人自殺,這說明我們對抑鬱症的了解還處在“原始時代”,我們隻看到冰山一角。
人的機體要恢複平衡是需要時間和條件的,激素被消耗了多長時間,就需要多長時間去彌補,允許大腦充分恢複激素合成和釋放的正常功能。醫生都是按照經驗,按照標準化程序給病人治療,並不能做到個性化治療,病人不可能進入真空狀態。如果一邊吃藥,社會刺激因素還在愈演愈烈,某種神經遞質仍然在消耗,純生物因素很難調解到最佳的生理比例。從抑鬱到躁狂,可能隻有一步之遙,這是醫生和病人都掌控不了的。從生到死,變化之快,始料不及。
刺激因素幾多強幾多久,激素失代償有幾多長,抑鬱就有幾多重,痛苦就有幾多深,治療就有幾多難。很難說哪一種治療方法更優越,適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這需要一個摸索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