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這個世界真精彩
幸福的人可以幸福得如同在天堂，不幸的人可以不幸得如同在地獄，但是你們有誰見過什麽人既是一個命運的寵兒又是一個造化弄人的倒黴蛋？這當然是無法想象的。不要說在實際生活中，即使在寓言裏好象也未曾有過。可是作為一部電影，張藝謀的武俠片《英雄》卻有著這種奇特的遭遇。
首先讓我們看看《英雄》的“幸福生活”：在國內，它創造了2.5億票房的奇跡；在美國，首周上映就以1780萬美元成為票房冠軍，而《紐約時報》以兩個版麵的篇幅報道了《英雄》在美上映的盛況，稱《英雄》經典得就象《紅樓夢》，是奧斯卡的無冕之王；在柏林電影節，首映中途，掌聲響起三次，映畢更是持續達幾分鍾，那裏的媒體評論說，《英雄》的美學手段令人耳目一新，畫麵漂亮，有詩情畫意；在2004年，它榮獲多倫多影評學會最佳外語片獎；在2005年，它榮獲美國影評學會最佳外語片獎。
接著再讓我們進入《英雄》的“悲慘世界”：很多人看了《英雄》後，他們對於《英雄》的“爛”的忍受能力已經穿透了底線。於是，網上惡評波濤洶湧，媒體批判鋪天蓋地，斥之為爛片——爛得不能再爛了，垃圾——十足的垃圾。這種聲音至今仍不絕於耳，且餘音大有繞粱千年之勢。
一褒一貶、一揚一抑、一喜一悲，幾到極至。多麽強烈的對比！不是兩者之間的對比，是同一個體的正麵與反麵或上截與下截或左邊與右邊的對比；既逍遙於極樂世界之中，又陷於萬劫不複之地。這麽怪異的事也有！這麽怪異的事也發生！這個世界是不是很精彩？
二、這種現象好奇怪
如果一方單純由文盲而另一方純粹為權威所組成，那麽上述這種現象就相當容易理解，容易得如同1+1，比方說，即使全國的農民和民工一致認為《紅樓夢》是一本爛書，還不如他們的姥姥講的民間故事，也不會有一個權威會產生一絲衝動去寫文章和他們論戰，但奇就奇在褒、貶《英雄》的雙方既有農民、民工，也有權威，也有兩者之間無數個處於不同層次的人群；如果這一方的權威和另一方的農民、民工都可以扳扳手指頭就能數出來的，那麽上述這種現象也不過是一道10+10的題目，因為任何人都有出人意表之處，高人難免也有失手的時候，比如大文豪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的偉大戲劇就嗤之以鼻，而我國大學者朱東潤對司馬遷的不朽《史記》也不以為然，但怪就怪在於褒、貶《英雄》的雙方中的權威和農民、民工都是以集團軍規模組成的。這似乎是道比哥德巴赫猜想更哥德巴赫猜想的難題，難不成就此留給後人去解答？！
由此我想到美國科幻片《失憶》（Forgotten）中的故事：外星人為做一個實驗，使人類在某特定事件上集體失憶，並對所有的文獻記錄作了相應的修改。結果，一位不久前因車禍而失去兒子仍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年輕母親，突然有一天被她的心理醫生告知她從來未曾有過兒子。從此，一切親朋好友包括她的丈夫都眾口一詞咬定從來不曾存在她兒子這麽一個人，珍藏的照片也沒了她兒子的蹤影，有關該車禍的媒體報道也變成了其他內容……。莫非“《英雄》現象”也是外星人所為？他們在存心看我們的笑話：人類中的半數的審美觀念被作了180度的扭轉，從此，最好的也就是最壞的，最美的無異於最醜的，最香的相同於最臭的……。遺憾的是，外星人一定是存在的，惡作劇卻是沒有的。留下來的問題是，如果不對這種現象作出一種解釋，那怕是自欺欺人的，我們這出自編、自導、自演的人間喜劇該如何自圓其說。總該有個收場，總該有個說法。
三、都是主題惹的禍
我發現可將所有參加褒、貶《英雄》的人劃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為外國人。這一類人對《英雄》稱讚有加，評價很高，甚至高於《英雄》本身所具有的藝術價值。一般來說，他們的評價反映了他們的真實想法。雖然象《紐約時報》這樣的評論出於宣傳上的需要難免有溢美之詞，但柏林電影節中的那種熱烈反響我相信是由衷的，因為鼓掌不可能事先商量好的，相應的媒體報道也沒必要厚此薄彼。為什麽《英雄》在國外能得到如此熱捧呢？我認為，首先因為《英雄》確是一部好電影，而那些外國人對具體某部中國電影、某個中國導演比較少有成見，也不會對有關內容過於敏感，從而不會因瑕疵而拋碧玉；其次，中國的武俠文化以及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和思維習慣對他們仍具有一種特殊的魅力和新鮮感，《英雄》也就因此而能得到他們額外的加分（這同樣說明了為什麽象《藏龍臥虎》那樣質量平平的電影竟能捧了個奧斯卡大獎）。
第二類為中國網民和觀眾中的一半。這一類人，包括我本人，認為《英雄》是一部不錯或相當不錯的電影，雖不屬於張藝謀最好的電影。這種評價應該說是比較恰當的。為什麽呢？因為如果真是一部爛片，怎麽可能在國外那麽叫好呢？老外權威們集體掉眼鏡？又怎麽可能創造票房奇跡呢？老中觀眾們前赴後繼鑽陷阱？去掉一個最高分、一個最低分，取中間一個平均分——這種評價至少在理論上也是成立的。你再不信？那我就隻好回家睡覺去了！
第三類人為中國網民和觀眾中的另一半。這一類人否定《英雄》是不遺餘力的，措詞是不留餘地的，打擊是不給後路的，圍剿是密不透風的，有些人罵娘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但是不管這一類人采用何種方式否定《英雄》，理由卻是共同的，那就是《英雄》的主題。他們因《英雄》的主題而神經過敏，因神經過敏而情緒激動，因情緒激動而感情用事。由於他們完全失去了一個平常人的心態，以致於最後他們：一、毫不自知地喪失了絕大部分的審美價值觀，很大程度地喪失了正確判斷事物的能力；二、陷入了不能自拔的認識誤區——眼前明明是一片森林，看到的卻是一段枯木；明明是一頭壯牛，鑽入牛角尖後看到的隻是一眼針孔；三、有些人表現出異常浮躁、激烈的情緒——說得難聽一點但一點都不過分就是，一眼沒對上，就頓足捶胸；一根神經搭錯，就全身痙攣；一件小事沒想通，就投環上吊；四、另外一些人則暴露出國人的不少弱點：不合自己欣賞習慣或自己根本不懂得欣賞，非罵得人家抬不起頭不可，非揪住人家辮子一輩子不放、非搞得人家身敗名裂不止；具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嫉妒和仇視名人、能人的心理，所以關係越遠的似乎就越好，大陸的不如港台的，港台的不如日本的，日本的不如美國的……。正因為這一類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一係列異常激烈而不尋常的反應，從而就一不小心地製造出了我們上麵所提到的那種令人極為感到納悶的甚至可能連外星人都難以製造出來的“《英雄》現象”——一次既偶然又必然的機會，一個不會發生變異的穩定分子結構終於形成！“《英雄》現象”相當具有中國特色，非常形象而生動地反映了“醜陋的中國人”的一個方麵。
第三類人是通過兩個方麵來詬病《英雄》主題的：一是《英雄》所反映的主題思想，二是《英雄》反映主題的方法。前者被人稱為為暴君翻案和歌頌暴君，後者被人稱為主題空洞。比如，金庸曾公開表示他對《英雄》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我想他是根據主題思想來下結論的，因為那老先生以前是搞政治評論的，對專製和暴政這類東西非常敏感；而香港演員黃秋生則直斥《英雄》為垃圾，他一定是從《英雄》反映主題的方法來作評判的。因而，為了給《英雄》作出一個正確的評價，我們必須澄清這樣幾個問題：秦始皇到底有多麽殘暴？暴君正確的一麵或曆史功績是否可以肯定甚至歌頌？武俠片應該如何去反映主題思想？
四、中華第一暴君——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人們一提到暴君，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秦始皇由此儼然成了千古第一暴君，暴君的一竿旗幟，暴君的代名詞。不錯，秦始皇確是個暴君，而且是一個相當殘暴的暴君：他焚書坑儒；他推行嚴刑峻法；他橫征暴斂。但是，將他與中國曆史上另外一些殘暴無度、殘暴得駭人聽聞的暴君相比，他實在沒資格稱為中國的首暴，至少本人是這麽認為的。他最著名的劣跡焚書坑儒，隻不過殺了幾百個儒生，燒了幾萬或幾十萬卷書；他殺的人實在不算多，自統一中國直至他死亡，沒聽說秦朝人口有什麽減少；他實在不夠殘忍，當初他若能殺盡六國貴族，就象朱元璋殺盡功臣一樣，即使後來靠象趙高、胡亥這種豬狗搭檔也是能夠保住大秦江山的；他的殘暴主要是體現在暴政方麵，即嚴刑峻法和他橫征暴斂。前者是他繼承和發揚了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的傳統，雖然它確實相當殘暴，但這也可理解為是統治集團為維持統治的一種政策選擇，它的始作俑者商鞅、執行這一政策的曆代秦王和秦始皇這一政策的鼓吹者和幫凶李斯也並從未為此擔當什麽惡名；後者有一部分原因，從積極意義上講，你也可認為是為了抵禦匈奴的侵犯，衛國護民，所以也不能一筆抹殺，比如征夫40萬修長城。在這裏，我絲毫沒有任何為秦始皇的殘暴開脫的意思，隻是想說明他的殘暴完全是出於一個鐵腕封建帝王的本性、完全是出於維持自己統治的需要、完全是因為他將法家政治推向了極致，而非因為他純粹將殺人本身作為一種政治、作為一種手段、純粹將殺人作為樂趣、純粹嗜血成性。
我們不妨來作一下比較。我不想用一些既暴又昏的野獸之君來作比較，也不想用那些名氣不大或名聲不好的將殺人作為娛樂或噬血成性的暴君來作比較，我專門挑了兩個名氣既大名聲又好、在中國曆史上一直主要被當作明君看待的帝王。那就是漢武帝和成吉思汗。
漢武帝討伐匈奴一直被很多人認為是他對中華民族的一大曆史功績、為國為民的一大壯舉。但依我看，漢武帝討伐匈奴主要是為了滿足自己個人的私欲，就象秦始皇統一中國並非為了中華民族的一統而完全是為了君臨天下一樣；秦始皇統一中國功垂千秋，漢武帝討伐匈奴的曆史功績卻頗有疑問。漢武帝登基後的最大私欲是什麽呢？就是要徹底擊敗匈奴以充分體現一代雄主的霸氣。這也可以從他不甘人下、不甘受人欺淩的個性裏看出來的。為什麽說漢武帝討伐匈奴並不存為國為民之心呢？因為作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大戰略家，他心裏很清楚：要徹底擊敗或征服匈奴，整個國家和人民一定將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而若隻將戰爭主要限製在邊境範圍，國家將繼續昌盛，人民能安居樂業。但漢武帝隻要武功，不求文治。隻有這樣，他才能真正實現他個人的價值，嬴得一世英明、萬世盛名。他全力討伐匈奴不單單是一種政策的選擇，而主要是個性使然、野心使然、私欲使然。結果，“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這種情形很象鄰居吵架：各退半步，海闊天空；為了所謂的“名氣”而大打出手，不僅整個家被打爛，還殃及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老爹老娘。在這裏，我並不想否認漢武帝討伐匈奴所具有的實際正麵意義，隻想說明漢武帝作為一個鐵腕封建皇帝的殘暴性和極端自我。在這一方麵，他與秦始皇毫無二致。為了達成個人私欲，他們可以以整個國家和人民作為代價。他與秦始皇不同的是，他的討伐匈奴完全是在為國為民的幌子下進行的，所以他博得了好名聲，盡管事實上他在位54年裏因討伐匈奴給人民帶來的苦難遠比秦始皇暴政13年裏給人民帶來的苦難還多。漢武帝的殘暴性，可以從他處理民變的方式方麵得到具體的證實。由於多次討伐匈奴，國庫被搞空，經濟被搞垮，民不聊生，從而民變蜂起。漢武帝的方式簡單而血腥：你地方官撲滅不了當地的民變就殺你的頭滅你的全家。結果迫使地方官們為解決民變整鄉整縣地殺光當地的百姓。漢武帝的殘暴和窮兵黷武的直接後果是：全國損失百分之五十的人口，給他的繼承者留下一個徹底被掏空的國家。這就是他自稱的“亡秦之績”。但照筆者看，他的這個“績”比亡秦的那個“績”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國演義》裏有這樣的描寫：官渡之戰時，曹操為了安撫因缺糧而浮動的軍心，“借”了糧官一顆人頭，偽稱糧官扣克軍糧。杜撰了將殺人純粹作為一種手段以達到某種目的這樣一個故事，從此曹操被留下了一個千古“奸”名。與秦始皇的“暴”相對應，曹操成了“奸”的代名詞。但曹操的“奸” 和漢武帝的“奸”相比，隻能說是小奸見大奸，而且曹操的小奸是文藝作品虛構的，而漢武帝的大奸才是貨真價實的。在漢武帝誅殺魏其侯竇嬰的諸多原因中，除了沒有所謂“矯詔”不可恕這一原因外，因當初竇太後專權對竇氏家族的怨恨有之，因遺詔引發的屈辱感有之，對遺詔的顧慮有之，但我認為更為主要的原因卻是漢武帝想通過誅殺竇嬰、族滅灌夫對其不斷幹涉朝政的親娘王太後和國舅田蚡起到震懾作用，以達到從根本上摧毀外戚集團勢力的目的。結果，原本也是非法枉為之輩的太後、國舅看到這種血淋淋的結局心理竟也承受不了：太後嚇噤、國舅嚇瘋。漢武帝利用血腥的殺戮來達到某種目的的至奸至暴行為還可以通過主父偃事件來得到進一步的證實。他先采納主父偃的建議行“推恩令”，利用主父偃削弱諸王的勢力，然後又通過誅滅主父偃九族來緩解與諸王的緊張關係。可謂既鬥爭又妥協，無不運用得得心應手，左右逢源，而在成功的背後卻又多了千百怨魂。
漢武帝的殘暴還表現在毫無人性的濫殺、殺人無度。有的濫殺，極無理性，比如在他晚年，大臣無罪被誅滅九族的就有幾十家；巫蠱之禍，太子被殺，皇後被逼死，另有十幾萬人死與非命。有的濫殺，又過於有理性，比如在自己死之前，“違天理拂人情”地處死深受自己寵愛的年僅23歲的鉤弋夫人，僅僅因為擔心“主少母壯”，存在再次出現太後專權局麵的可能性，僅僅因為擔心自己死後可能綠帽子加冕。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政治的主題就是征服和殺戮。蒙古人數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還把人頭割下做成“人頭塔”。在一次屠城時，因有個老婦人事先吞了一粒珍珠，成吉思汗為尋找珍珠，下令將所有人剖腹。共屠城數百，其中屠花剌子模人約100萬，西夏人80萬，巴格達人數十萬。整個中亞一片廢墟。
忽必律繼承其祖父“遺誌”，屠殺了至少1800萬中國人。中國北方百分之九十的漢族平民慘遭種族滅絕，整個四川經蒙古人屠殺後僅剩下不足80萬人，幾乎成了無人區。在蒙古人的統治下，中國共損失人口7000萬。
就象我們現在為對付禽流感撲殺家禽那樣，成吉思汗成群成群地、成萬成萬地、整城整城地撲殺人類，至殘至暴地實行野蠻對文明的征服，卻為何沒沾上一點暴君的罵名呢？也許暴君的這頂帽子安不上“世界征服者”的頭上，也許成吉思汗這個“中國人”經他手殺的都是外國人，也許民族問題是個過於敏感的問題，也許……隻有天知道！
秦始皇之所以成為暴君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一、秦始皇名氣太大，影響很大，而年代又早；二、秦始皇焚書坑儒，得罪了普天下的知識分子，而曆史書都是知識分子寫的；三、秦始皇搞暴政，成了曆代所有搞仁政的甚至當代搞民主政治的人的對立麵；四、秦皇朝太短命，秦始皇的暴政正好被曆代學者用來當作一麵以史為鑒的鏡子；五、最後的可能也是最主要的，除了極少數有頭腦、思想深刻的人，絕大多數人包括極大多數學者都是人雲亦雲，誰聲勢最大或誰被損得最甚誰就會被認為是最好或最壞。偶像就是這樣建立的，反麵典型也是這樣豎立的。所以超女如同超新星爆炸可以一夜之間紅遍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光芒蓋住所有其他也紅得發紫的明星，而秦始皇必須一個人承擔所有其他暴君本也該自己承擔的責任，作為自已暴政的殉葬品也一起被深深埋葬。
五、五十步不該笑一百步
上文通過對秦始皇、漢武帝和成吉思汗三者的比較，我們發現，無論在殘暴程度、殺人業績和對人民所造成的苦難等方麵，秦始皇都算不上是僥僥者。有人一定會反駁：漢武帝的殘暴和虐殺多是起因於討伐匈奴和建立中央集權等一些具有一定曆史進步意義的舉措。我們姑且不論漢武帝是否出於個人霸業和加強皇權以實行獨裁的目的，但任何原因都不能成為殘暴和虐殺的理由，否則我們反對暴政還能理直氣壯？更何況這一點曆史進步意義完全是以當時全國人民的深重苦難和無數人的生命為代價取得的，而漢武帝深知其必然而仍為之，這種殘暴與秦始皇式的殘暴到底有何本質上的區別。至於成吉思汗，國人則很少對其有負麵評價。或許因為災難深重的中國人長久以來受盡洋人的欺淩，而成吉思汗這個“中國人” 早在幾百年前就提前為中國人大大地出了口惡氣，滅了洋人（管它是哪裏的洋人反正是洋人），從而找到了些許的心理平衡；或許因為成吉思汗及其子孫“賠了夫人又折兵”，征服了中國反而最終擴大了中國的版圖。但是別忘記，和漢武帝剛相反，成吉思汗的這些曆史貢獻完全是得自於征服和屠殺的野蠻目的，所以你若想借機淡化漢武帝的殘暴，你就不得不雙倍地肯定成吉思汗的殘暴。
也許你根本不認同本人上述的推論，也不認同前文所進行的比較，但你絕否認不了漢武帝和成吉思汗的殘暴性。姑且按照你的思路，認定秦始皇是個比漢武帝、成吉思汗更殘暴的暴君，但隻要你承認後兩者也是暴君，這個事情就好辦了。既然同為暴君，本質是一樣的，隻是程度不同而已。論漢奸無需論當漢奸的先後，白癡也不需要再分出什麽三六九等，五十步更不該笑一百步。所以，你既然可以在《漢武大帝》電視劇裏象讚美烈士那樣讚美漢武帝“你燃燒自己，溫暖大地，任自己化為灰燼”，在《成吉思汗》電視劇裏將成吉思汗描繪成一個渾身上下充滿優點的英主，我為什麽不可以在《英雄》裏正麵描寫秦始皇的曆史貢獻呢？
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個教授撰文直陳《英雄》是為暴君翻案。很多反對《英雄》的人也都持有這一觀點。有的人更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比如在美國出版的一份中文雜誌上，有人在一篇評《英雄》的文章中竟給《英雄》下了這樣一條斷語：“《英雄》與它的後台老板一道，將被覺醒的人民所鄙棄，載入反人類的反麵教育的史冊”。
《英雄》真如他們所說是歌頌秦始皇、為暴君翻案嗎？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文藝作品不同於史書，它可以在史實的基礎上進行任何合情合理的藝術虛構。《英雄》中所描寫的秦始皇已不完全是曆史上真實的秦始皇，是經過藝術家的“改造”以不同麵貌出現的秦始皇。此秦始皇不似彼秦始皇，消滅六國不單單是為了實現一統天下的個人野心，也多多少少存有結束戰亂、實現和平的願望；此秦始皇較有人性，還能為刺客的精神和人格所感動。《英雄》不過是借用了秦始皇消滅六國的史實來表達結束戰亂、實現和平的主題。事實上，《英雄》在這方麵做得還是相當成功的。在柏林電影節上，當地記者除了讚賞影片的藝術質量外，還非常引人注目的在報道中一致盛讚《英雄》所表現的和平主題。
其次，《英雄》從表麵上看似乎是歌頌影片所塑造的“英雄”秦王，其實真正歌頌的是刺客，歌頌刺客那種不屈不撓反抗強權的大無畏精神和最終為了大局勇於犧牲自我的偉大人格。當時的現實就是，要末保持諸侯長期混戰的局麵，要末歸於一統，沒有第三種選擇。經過秦王的“啟發”和自己的領悟，刺客無名終於明白，今日若殺了秦王，明天還會出現一個楚王、齊王或其他什麽王的來並吞他國，這反而無謂地徒增更多的殺戮，天下大勢，是什麽人都改變不了的。臣服於秦王並不是無名的本願，而是因為他根本沒有其他選擇。這是一種無奈，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所以，為了天下蒼生，無名寧願背負背盟棄友的罵名，並為之心甘情願地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請問，還有哪種英雄比這種“無名英雄”更偉大？還有什麽精神比這種自我犧牲精神更值得歌頌？不錯，秦王在《英雄》裏是被塑造成一個大“英雄”，但這並不等於說秦王是《英雄》所要歌頌的真正對象，這隻是說明了秦王具有統一中國的智慧和力量，說明了統一中國的這一曆史貢獻最終是他由作出的。如果說《英雄》對秦王還有所讚美的話，那就是讚美了秦王的智慧、能力、力量和決心。
第三，秦始皇統一中國沒罪，罪在統一後實行暴政。《英雄》中的秦始皇其實還隻不過是一個秦王，還未得天下，並沒有焚書坑儒等暴行劣跡。描寫這樣一個秦始皇何謂歌頌暴政？何謂為暴君翻案？暴君何在？暴政又何來？難道僅僅因為對暴君的曆史貢獻進行一些正麵描寫就是歌頌暴君、為暴君翻案嗎？這是什麽邏輯？！這是強盜的邏輯！這是無賴的邏輯！這是暴君的邏輯！
也許中國人真的曾深受暴政之害，對暴政有著切膚之痛、刻骨之恨，長期以往，一些人一不小心就傷著了神經，因而神經易於過敏。暴政就象他們身上的一塊很大的傷疤，別人不過看一下，就感覺別人要揭它似的，緊張得馬上躲得遠遠的。這說明了什麽呢？這說明了這些人很需要進行進一步的康複治療，免得他們平白無故地誣賴好人還不自知。
六、武俠片就該形式大於主題
我一直以為，遠離生活的純武俠作品，其中人物多半似人似仙，情節又常顯得荒誕離奇，是不適合反映深刻的主題的。要反映深刻的主題，不如直接去寫常人常事。深刻的主題隻能來自於生活。可以這麽說，所有通俗的敘事文藝作品注重的是情節，人物性格的描寫完全服從於情節設計的需要，而非象寫實作品那樣人物性格的發展決定情節的發展，從而才會有引人入勝、曲折離奇的故事，成為娛樂大眾為一般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形式，盡管人物完全失去藝術的真實性，因而主題深刻也無從談起。不僅如此，所有通俗類的藝術都是形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定的表現形式決定一定的的藝術形式，它們的形式就是它們的存在。比如，包括武俠小說在內的通俗小說的立足之本就是情節，故事情節就是其表現形式，誰試圖把重點移到深化主題上，誰就會把自己的作品搞得不倫不類，既沒有藝術性又失去讀者；滑稽小品注重的是笑料，如果哪天趙本山心血來潮丟掉笑料而致力於去提升其小品的思想性，一定會把黃宏的大牙笑飛掉，找都找不回來；還有民間故事主要是用來哄小孩的，鬼故事是用來嚇膽小鬼的，行為藝術是用來玩噱頭的，裸體藝術是用來勾引男人的，等等。
很多人之所以認為《英雄》主題空洞，正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武俠作品的這種獨特性而對武俠作品在反映主題方麵的期望太高。他們不懂得，如果真的把武俠作品的重點放在主題深化方麵，武俠作品也就不成為武俠作品了，武俠故事一定會變成嚴肅的曆史故事。所以不如索性徹底卸去武俠作品主題方麵的重荷，將主題也形式化，即主題僅作為一種形式存在反過來為故事服務，而著重去構思離奇的情節、塑造詭異的人物和詮釋遠離塵囂的武俠精神，從而創造出一種能使人們津津樂道的大眾化的獨特的武俠文化，雖然沒有深刻，但不失於膚淺，照樣高雅，照樣具有藝術性。我認為《英雄》的編導在這方麵還是相當清醒的。他們並沒有為《英雄》構築什麽深刻的主題、也沒有試圖通過《英雄》來宣揚什麽思想，他們隻是借用了某種思想來作為《英雄》的主題，服務於《英雄》的故事情節。張藝謀直言不諱地說，《英雄》就是反映形式的。這種形式就是武俠片形式。
認為《英雄》主題空洞的人把他們的注意力全放在《英雄》的主題上。他們認為，《英雄》反映的是和平的主題，而歌頌的卻是暴君秦始皇，因而主題極為牽強，故事極其荒謬而流於說教，所以影片剩下的隻有絢麗的色彩、宏大的場麵和眩目的特技。他們完全忽視了《英雄》所具有的生動感人的故事情節、所展現的驚天泣地的武俠精神和所包含的極具魅力的武俠文化。他們把自己完全倒置過來，四腳朝天地觀賞一幅美術精品，所看到的當然隻是一些毫無頭緒的莫明其妙的亂七八糟的線條。
七、大家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2004年11月10日，一幫以評論家為主的文人出於一個相同的目的相聚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稱為“張藝謀及中國電影藝術研討會”，宗旨是“幫助張藝謀”，“為其藝術進步支招”，“希望張藝謀更好地撐起中國電影的大旗”。結果，與會者以高度一致的激烈批判的方式“幫助”了張藝謀。一個講：“張藝謀…能夠把悲慘的愛情故事拍得令觀眾哄堂大笑，這就是本事。當一個藝術失去了靈魂，追求的金錢、利益的時候，他就去不掉那個賊光”；另一個講：“張藝謀實際上就是給國際影視公司打工的”；再一個講：“（張藝謀）對秦朝的曆史、對秦始皇的形象有一種迷戀、狂妄的曆史性想象…我看到一種文藝戀屍癖，《英雄》是他文藝戀屍癖集中的體現和爆發”……不幫助不知道，一幫助嚇一跳，這個張藝謀竟然一身犯有六罪：炒作、迎合、媚俗、形式大於內容、不夠堅持、才盡。雖然罪不該死，但作為一個電影導演拍電影拍到這個份上還有臉麵在電影界混？！“藝術進步”是不可能的了，“更好地撐起中國電影的大旗”更是癡心妄想。於是，一個與會者給張藝謀指出了這樣一條明路：“回陝西省當旅遊局長更加成功” 。
這麽一幫對中國電影從未作出過什麽貢獻、在電影界毫無舉足輕重的文人竟然口口聲聲地宣稱要幫助一個國際級大導演進步，這本來聽起來就象一個白癡提出要為文學大師激發靈感一樣滑稽，我們先且不論他們的真正意圖是什麽。我想，他們如此良好的自我感覺一定來自於對自己提出的上述這些理由的十足的自信。那麽，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這些理由是否經得起我們稍微的推敲。
張藝謀拍武俠片到底是失去藝術靈魂還是一種藝術探索？非常了解張藝謀、曾作過《大紅燈籠高高掛》的表演指導的高錦文證明：“（張藝謀）不願隻拍一種風格的電影，背負著很大壓力的他在不斷的對藝術的探索中，還試圖不斷地超越自己。”是嗬！對藝術的不斷探索、試圖不斷地超越自己是藝術家最可寶貴的品質，理應受到人們的尊重和支持，即便在探索過程中存在失誤甚至找錯方向，怎麽現在反而廣受人們指責和批判呢？高錦文的話和我這一帶有肯定語氣的反問，那幫“幫助” 張藝謀進步的人當然不會輕易接受。他們反詰：你們有何證據證明張藝謀拍武俠片是一種藝術探索。是嗬！是沒有證據。現在張藝謀不得不自己出來替自己辯解：這個問題我沒法和你們說清楚。但話說回來，沒錢哪成！當初張偉平投資我的第一部電影就賠了1000多萬，而《英雄》一周的票房就比《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幸福時光》、《千裏走單騎》加在一起的總票房還多。我不拍商業片，靠什麽拍文藝片！難道就靠你們在那裏比賽飛口水嗎！
“幫助” 張藝謀進步的人：那…那…反正你拍的《英雄》就是部爛片！張藝謀：我姑且退一步講，就按你們所說，《英雄》是部爛片，但這是我的責任嗎？你們所指責《英雄》的都是有關故事內容的，那是編劇的問題。找個好劇本難嗬！你們之中不是有作家嗎，你們研究來研究去地“幫助”我，還不如直接為我寫出一個好劇本。
“這哪裏僅僅是劇本的問題，是你導演方麵出了問題！” “我再退十步講，就算我的導演創作正處於低迷期，但這難道是我所要的嗎？我作夢都想將世界上所有的大小獎項，什麽金像獎、金棕櫚獎、金獅獎、金熊獎、金雞獎、金麻雀獎、金芝麻獎……，盡早地一攬無餘。你們應該懂得什麽是藝術家的徘徊和苦悶，我現在最需要的是理解和鼓勵，你們這樣吵吵囔囔的不是隻能給我增加心理負擔和精神壓力嗎？！我的老鄉賈平凹難道當初就靠你們這樣折騰來折騰去而被你們逼出他的創作低迷期的嗎？！”
“什麽低迷期，你純粹是江郎才盡！” “這次我退一百步！就算我創作已枯竭，再也拍不出好電影了。對一個藝術家來說，還有比這更痛苦的事嗎！難道你們看到當初果戈理是帶著微笑哼著小曲高高高興興地將《死魂靈》第二部扔進火爐的嗎？！看在我以前曾為中國電影作過一些貢獻的份上，千萬請你們給我留條糊口的活路，讓我繼續拍我那低水準的卻能繼續帶動中國電影市場而對你們又絕對不會造成任何損害的商業片吧！”
“夠了，我再不能退了！後麵就是懸崖！難道你們真的往死裏逼人嗬！”
對他們，我不想再多說什麽，謹將下麵傑克·倫頓的一段話贈予他們，雖然這段話主要是針對當時美國編輯的，但對那幫評論家同樣適用：“編輯們有百分之九十九主要條件都不合格。他們作為作家都是失敗的。不要以為他們願意放棄寫作的歡樂去幹那些沉重的伏案工作，或者去做發行或者業務經理的奴隸。他們寫作過，但是失敗了，於是出現了該死的怪圈：文學的失意者成了看門狗，把守著每一道通向文學成就的大門。編輯、副編輯、編輯助理，為雜誌和出版家審查稿件的大部分或幾乎全部的人都是想寫作而又失敗了的人。而決定作品應當或不應當出版的偏偏是他們，偏偏是這些陽光之下芸芸眾生裏最不合格的人--坐在那兒評判著獨創性和天才的是他們，是這些已經證明缺少創造性和聖火的人。然後還有評論家，也都是些失敗者。別以為他們沒有做過夢，沒有打算寫詩或小說。他們做過的，但是失敗了。嗨，平庸的批評比魚肝油還惡心。不過我對書評家和所謂的評論家的意見是知道的。偉大的評論家是有的，但是像彗星一樣稀罕。我若是寫作失敗了，我可以證明自己從事編輯事業的能力。那裏畢竟還有奶油麵包，還有果醬。”
秦始皇搞暴政得罪的是普天下善良的人們，張藝謀拍《英雄》惹惱的卻是全中國“醜陋”不堪的人。他們幽靈般地死死纏住張藝謀，胡攪蠻纏，窮追猛打，變著花樣，耍盡手段，試圖對張藝謀的形象進行顛覆性的重塑，對全中國善良的人們進行世紀性的欺騙。
“張藝謀不會講故事”是他們用來否定張藝謀及其電影的一顆重磅炸彈。這句話水平盡管很低，但對張藝謀的殺傷力極大，它所具有的欺騙性可以蒙蔽至少百分之九十不明真相的人。他們先從《英雄》裏“悟”出張藝謀不會講故事，因為張藝謀在《英雄》裏竟然將“中華第一暴君”秦始皇作為《英雄》和平主題的“形象大使”，可見張藝謀故事講得有多糟。然後他們推而廣之，張藝謀以前所有的電影，故事都講得很糟。張藝謀拍電影靠的是什麽？一是靠他的攝影技術，二是靠錢來堆。張藝謀就是一個攝影師而已，拍的電影隻有畫麵，沒有內涵。
“講故事”是一種非常外行的提法，因為所謂的故事講得好通常指的是故事性強，而電影的優劣從來不是根據電影的故事性強弱來衡量的，更多的時候好的電影故事性反而很差。這種無知的提法模糊了電影藝術評判標準，任其流行必定會對電影藝術的發展起到極壞的作用。正確的提法應該是“劇情”。從根本上講，劇情決定了電影的質量。電影的內涵全部都是通過劇情體現的，得獎的電影往往首先被評委認為有一個好的劇情，而那些隻注重玩形式的電影是不會有什麽生命力的。那麽，張藝謀的電影除了具有高超的拍攝技巧，精美絕倫的畫麵，有沒有內涵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而且我認為張藝謀的電影的真正的長處就是其無與倫比的深刻內涵。張藝謀的電影的文學性是最強的，這也是張藝謀的電影深深打動我的根本原因。隻有毫無內涵的人才看不到張藝謀的電影的深刻內涵。比如《秋菊打官司》就是一部內涵極為深刻的電影。它表麵上講述的是法製問題，但真正反映的卻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人和人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中不同個性的衝突。這種比較含糊和泛泛的主題一般隻有高明的小說家才能駕馭，卻被張藝謀用電影形式毫不遜色地表現出來，表現得那麽自然，那麽令人回味，又留給人們那麽多的思索。與此相反的，《一個都不能少》的主題既明確又簡單，講的是貧困地區的失學問題。換個導演一定多多少少不免流於說教，但張藝謀拍得卻又是那麽的真實、那麽的催人淚下、那麽的震憾人心。
自稱與張藝謀有私交素有巴蜀鬼才之稱的魏明倫直言直語：張藝謀什麽都不缺，缺少的就是文化。這句話是殺傷張藝謀的另一顆重磅炸彈，張藝謀鄉巴佬的形象從此被牢牢確立。一個農民、一個鄉巴佬見識能有多廣？能有什麽思想？他能拍出有思想、有內涵的電影？！經過一些人的不懈努力，這些觀念逐漸深入人心，正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
我說魏明倫，你到底是鬼迷心竅了還是真犯糊塗啊，怎麽說得出這種沒文化的話？！你就欺負張藝謀長得象農民！長得象農民怎麽啦？即便是個農民又怎麽啦？農民就不能有成就？農民就不能創造輝惶？有文化又怎麽啦？有文化就等於有才華？有文化就一定是天才？
李安的《斷背山》獲奧斯卡獎後，李安就被很多人當成棒殺張藝謀的一根棍子。他們一方麵上不封頂地死命拔高李安，另一方麵更進一步地深入進行他們下不保底的矮化張藝謀的事業。前者僅是手段，後者才是目的。在他們的言論裏，你可以看到一個完美無缺的李安，包括他以前所做過的一切和他現在所具有的藝術素養、思想深度、舉止、談吐、外表，等等，等等。反正他做什麽、怎麽做總是對的。他拍商業片、娛樂片，說明他能拍各種各樣風格的電影；他拍藝術片，說明他能堅持正確的東西。一個影評人如是說：“李安為什麽能成，他就是堅持到底。我說的堅持不是堅持拍電影，而是堅持表達你想說的東西。”所以李安放個屁也有李安的深刻道理，也能證明李安的非凡創造力。張藝謀呢，怎麽努力都等於放屁。拍了兩部畫麵很美的電影，說明他講故事的能力很差；導演了一部歌劇，說明他不務正業；市場反應好，說明他隻會迎合觀眾。《成都晚報》的一篇文章用這樣的口吻譏誚張藝謀對電影藝術的探索精神：“他用《英雄》來嚐試色彩，用《十麵埋伏》來嚐試故事，用《千裏走單騎》嚐試回歸，現在正在用《滿城盡帶黃金甲》嚐試實現一個10億票房的神話。但是，嚐試讓他到最後不知道自己想說什麽了。”
有人這樣誇獎李安：“李安能有今天在好萊塢的地位，與他隱忍與堅持的個性不無關係，他付出了二十幾年在那裏熬。”我看不出這有什麽可值得誇耀的。美國的新移民都有這樣一個熬的過程，絕大多數人還熬不出頭呢。現在李安已經熬出了頭，於是，他拍電影就有全世界最優秀的編劇為他寫劇本，有全世界最富有的製片人為他投資。張藝謀又是怎樣熬的呢？他先要熬糊口以能夠繼續活在這個世界上，再要熬能得到相應教育的機會，然後熬能獲得拍電影的資格；獲得拍電影的資格後，還要熬投資、熬審片、熬來自四麵八方的唇槍舌劍；好不容易熬出了頭，又被大家抽得找不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