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幼童留美記
第1批30名留美幼童合照
留美幼童在美國的生活照
1870年，晚清重臣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聯名上奏朝廷，請求旨準“近代中國留美第一人”容閎倡導的“留學教育計劃”。此年冬，清政府批準該計劃。按照計劃，首期留美幼童名額為120名。1872至1875年每年派30名，留學時間定為15年，主要學習科技、工程等辦洋務急需的學科，清政府負擔一切經費。
艱難坎坷的招生之路
經過容閎和洋務派重臣不懈的努力，好不容易排除了頑固保守派的幹擾，最後終於克服了“官方”的障礙，幼童留美計劃卻不料遭到“民間”的極大阻力。官方出錢派人到美國留學，竟然無人要去！
當時人們仍認為隻有科舉入仕才是“正途”，所以國內的新式學校隻能招收到窮人家的孩子，出洋留學更是被認為是有辱門楣之舉，會被所有人恥笑。為了招滿名額，清政府把留學名額作為“任務”攤派給一向具有出洋傳統的東南沿海一帶地方。地方官為了完成任務，隻得動員一些窮苦人家把小孩送到國外留學。一位留美幼童後來回憶說：“有一天，一位官員來到村裏，拜訪各住戶，看哪一家父母願意把他們的兒子送到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負擔一切費用。有的人報名後又退出了，因為當地人傳說，西方野蠻人會把他們的兒子活活地剝皮，再把狗皮粘到他們身上，當怪物展覽賺錢”。後來經過容閎多方奔走，又到香港英國人開的學校去招生，好不容易湊足了第一批30名幼童，他們的平均年齡隻有12歲，於1872年8月中旬從上海起航赴美。
留美幼童的新奇感受
留美幼童臨行前先到上海道台衙門向道台大人磕頭辭行。接著他們又去拜見美國駐上海總領事。他們沒想到見到美國總領事時不僅不必磕頭，總領事還拿出茶點糖果招待他們，顯得熱情親切。中、美兩國官員的這種不同以及兩國的文化差異，給幼童們留下了深刻印象。1876年，正在美國留學的幼童們參觀美國費城國際博覽會期間，得到了美國總統格蘭特的專門接見。格蘭特主動與幼童們握手、照相、親切交談，鼓勵他們努力學習。幼童們在美國逐漸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自由、平等、民主精神，這些都使他們對中國的專製製度產生了反感。
幼童在美的學習與生活
為了顯示大清威儀，幼童們一身中式打扮；瓜皮帽，藍緞褂，黑布鞋。他們排著整齊的隊伍踏上美國的土地，特別是每人一條烏黑油亮的小辮子，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每到一處總是觀者如雲。
這些幼童全部被安排住在美國人的家中。他們以驚人的速度克服了語言障礙，成為他們就讀的各個學校中最優秀的學生，令美國人驚歎不已。據不完全統計，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進入美國大學學習。其中22名進入耶魯大學，8名進入麻省理工學院，3名進入哥倫比亞大學，1名進入哈佛大學。
他們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過的是美國的生活，他們的行為舉止自然開始變化。容閎積極支持他們參加各種體育活動以及各種社團活動。他們迅速融入美國社會。耶魯大學第一個學會騎自行車的人就是中國留美幼童，他們中的一位曾當過耶魯大學劃船隊隊長，許多人還學會了跳舞。由於他們經常運動，開始討厭中國的長袍馬褂，而喜歡穿運動衣。不少幼童甚至把辮子剪掉，見到清政府的留學督導官員時再戴上假辮子。所有這些，都引起督導官員強烈不滿，他們一麵嚴加訓斥，一麵上奏朝廷。此外，留美幼童對儒學失去了興趣，不再看重繁瑣的封建禮節，而十分迷戀於個人權利、自由、民主等觀念，還有一些幼童漸漸地信奉了基督教，這更讓清政府不能容忍。
幼童留美計劃中途夭折
留學督導官員接連上奏，攻擊容閎放縱學生，羅織留美幼童的各種“惡行劣跡”，一再要求朝廷將留美學生全部撤回。國內朝野對留學事業的攻擊、指責更是沸沸揚揚，甚囂塵上。於是，清政府準備將留美幼童全部召回。
得知清政府的態度後，容閎四處奔走，想方設法拜訪、聯絡美國社會名流和政要，希望借助他們的力量勸說清政府改變態度。由耶魯大學校長樸德起草，一百多位大中小學校長、老師、幼童監護人聯名寫了一封長信給清政府，盛讚留美幼童近十年來的表現，說他們品學兼優，可望成才，如果中途撤回，功虧一簣，前功盡棄，對中國來說損失巨大。大文豪馬克·吐溫親自找到曾經訪問過中國的前總統格蘭特，請他給李鴻章寫信，希望中國政府允許這些學生完成學業後再回國。
但這些全無用處，當時國內朝野上下，無人知道美國名牌大學校長的社會地位和意義，很可能以為隻是一個“洋私塾先生”呢。從1881年8月起，除少數人抗拒不歸外，留美幼童分三批被撤回。耶魯大學的22位留學幼童中隻有詹天佑和歐陽庚二人順利完成學業。
這批中國曆史上首批官派留美學生回國後即遭到社會譴責。1881年9月29日《申報》寫到：“國家不惜經費之浩繁，遣諸學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後不自好，中國第一次出洋並無故家世族，巨商大賈之子弟，其應募而來者類多椎魯之子，流品殊雜，此等人何足以與言西學，何足以與言水師兵法等事。性情則多乖戾，稟賦則多魯鈍，聞此輩在美有與談及國家大事及一切艱巨之任皆昏昏欲睡，則其將來造就又何足觀。”
中國近代化的一次嚴重挫折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閎教育興國計劃中途夭折，是中國近代化的一次嚴重挫折。與大清皇朝撤回留學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的規模越來越大。1854年，閉關鎖國的日本被美國軍艦敲開了大門，一些藩國的首領認識到“開國進取”才是國家富強的根本之道，於是不顧幕府禁令，偷偷派遣學生到歐美學習。明治維新以後，向國外派遣留學生成為日本國策。1869年派了50個人，1870年派了150人，到了1873年，就有上千人在歐美留學。派出的留學生中還有5名女生，有一位還是詹天佑的同班同學。明治天皇親自接見了9歲的津田梅子，勉勵她到國外好好學習。中、日兩國留學事業業的不同命運，也從一個側麵預示了中、日兩國在近代的不同命運。
留美幼童回國以後
回國後的留美學生成為中國工礦、鐵路、電報事業的先驅者。據統計，從事工礦、鐵路、電報者30人，從事教育事業者5人，從事外交行政者24人，從事商業者7人，進入海軍者20人（其中17人在中法、中日海戰中犧牲）。其中著名人物主要有：鐵路工程師詹天佑，民國政府第一任國務總理、複旦大學創辦人唐紹儀，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曾任江南造船廠廠長礦冶工程師鄺榮光，與美國政府交涉成功返還1500萬美元庚子賠款的駐美國公使梁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