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文化偏至論》今譯
一
中國已經是以自尊自大聞名天下了，善於詆毀它的人，或又稱之為頑固，並將抱殘守缺，直到滅亡。近代人士，稍稍聽了一些新學上的言詞，便也引以為愧了，態度翻然而變，話不合西方的道理不講，事不合西方之法不為，攻擊舊有事物，惟恐不力，稱將革除以前的錯誤而圖謀富強了。對此或可試論之：很久以前黃帝勘定蚩尤之亂而定居華夏，製定典章禮樂，文明從此開始。世代繁衍於此，逐步演變為興盛之勢，達到華美博大。在華夏周圍湧動的，都是一些弱小不開化的蠻夷罷了，這些民族的所創所成，無一值得中國學習，所以文明教化高度發達的成就，都是出於自身而沒有吸收別人。下及周秦時代，西方有希臘城邦、羅馬帝國興起，思想和文化藝術，燦爛可觀，但因道路艱難，波濤險惡，阻塞了彼此的交往，未能擇取西方文化中好的東西作為師資。等到元明時期，雖有一、二傳教士，以傳播教義及曆法化學等在中國謀生，但他們所闡述的道理並沒有流行起來。所以直到海禁被打開、白種人接踵而至之前，中國眼中的天下，隻看見四方蠻夷效法上國。其中有徹底改變自己歸順中國的，也有心懷狡詐，欲乘機實現野心的；但說他們具有顯著的文化成就，真的足以與中國不相上下，是從來沒有過的。
中國屹立於中央而無從對比，就會更加自尊自大，珍愛自有的一切而傲視遠方萬物，雖說是由於人的情感而如此，但也非完全違背事理。但也因為沒有對象可比較，以致長時間處於安逸狀態，便開始衰落了，沒有外部的壓力，上升的勢頭就會停止，社會風氣使人頹靡遲鈍，突出的表現是見到外來好的文化不思效法學習。嶄新的國家在西方紛紛興起，用極不相同的方式、方法指向中國，稍一施動作，便木然僵倒，人心自感處境危機，而略具小聰明的淺薄之徒，於是競相談論武備軍事。後又有在國外學習的人，近不知中國的情況，遠不了解歐美的實際，用他們所撿拾到得微塵草芥，羅列在人前，稱引進堅船利炮是國家的首務，又引用西方文明中的一些詞句，作為文飾以掩蓋謬誤，拿印度、波蘭的亡國相印證，作為中國的前車之鑒。這種用比較力量大小做出的評價，與文明進步或野蠻落後有什麽關係呢？遠的如羅馬帝國被東西哥特人滅亡，近的如中國被蒙古、滿清占領，其文明程度的距離有多大，不必等聰明人來也能得出判斷。然而決定勝負命運的規律，究竟又是怎樣的呢？假如又說，以力取勝隻有在古代才是對的，現在是機械當先，不以力取，所以勝負的結果，就是對文明與野蠻的判定。如果是這樣的話，就不如開發人的智力，啟發人的精神，讓他們知道搜羅武器，不過是為了抵禦豺狼虎豹。而那些喋不休地讚美白種人的掠奪欲望，以為那就是頂級的世界文明的人又意欲何為？即使按照他們說的那樣（網羅來堅船利炮），而舉國之民依舊孱弱，交給他們巨大的武裝，哪裏能夠勝任，仍然隻有倒地僵死的結局而已。可歎呀！這些先生大概是靠軍隊為生的，所以根本不做根本的謀劃，僅僅是以其所學在天下某一職業；雖有戰盔深掩其麵，像是威武不可侵犯，而求取利祿的神色，已經顯露在外了！其次還有發展工商業與君主立憲成立國會的說法。前兩種主張在中國青年中間一向受重視，他們縱然自己不能有所主張，但從事研究的也不可盡數。大約國家存在一天，就足以借圖謀富強之路的名目，博得誌士的美譽，即使有不幸，國家社稷成為廢墟，但自己卻廣有資財，大可溫飽；即使連國家也失去了，或人民像猶太亡民一樣被虐殺，如果很善於隱藏，或者不至親身承受；縱然大禍臨頭，總有幸免者，這個幸免者正好又是自己，於是還能溫飽如故。如果真都是善於隱藏、心存僥幸這兩種人，也就無話可說了。其中比較好的，或許是真的痛感於頻遭外侮，惶恐不可終日，自己既然荒疏淺陋，不得已就姑且拾起他人剩下的沒用東西，準備糾集大眾來抗禦外侮。然而在行事上又是飛揚跋扈，善能折騰，遇見與自己見解有分歧或利益有衝突的一方興起，必定借助大眾的力量來欺淩這些與自己不一致的少數。借口民主，壓製比暴君還要強烈。這就不單單是違背事理了，即便是為了圖謀救國不惜犧牲個人，然而事先不去作考察、探究，考慮簡單，茫然不知其所以然，總是順服大眾的盲目意誌，這無異於對身患痼疾者，去掉藥物治療和保養之道不用，而去乞求不為人所知的神力，跪拜祈求於巫祝之門。比這些更差的大部分人，不過是借著空名，滿足其私欲。不顧眼見的諸多事實，將對事務的處置權利、輿論的傳播建設，全部交給一幫利祿之徒，或者是愚昧遲鈍的富商，不然就是善於壟斷權利的市儈，隻因為他們各自擅長鑽營掠奪，而名列其中，更何況還能掩飾自私自利的惡名，而博得為大眾謀福利的美譽，捷徑近在眼前，也就無所顧忌地竭力求取了。哎！古代統治人民的，不過隻一個獨裁者；按現在講的道理，將頓時變為由千萬出色的無賴統治，人民是不能忍受這種命運的安排的，這與振興國家究竟有何幫助呢？但這幫人，當他們張揚其號召的時候，無不借近世文明為後盾，有反對其主張的人出來，就送給他們 “野蠻人”的稱號，聲稱他們有辱國家危害社會，罪當該死。但不知他們所謂的“文明”，是按照已經確立好準則，慎重取舍後，選其美好而且可行之於中國的“文明”嗎？他們所說的物質主義、服從多數的主義，或許是十九世紀末葉世界文明的一個側麵吧，但我並不認為他們這樣是恰當的。
今天世界的所有成就，無一不是繼承前一時代的遺產，文明必然是處在不斷演變之中，又可能是和上一時代的大勢潮流相抵抗的，所以文明也不可能不出現偏至。真要是為今天的中國做打算，就應當考察探求既往，預測把握將來，抨擊物質而張揚精神，相信個人而排斥大眾。人的精神既然能夠發揚振奮，國家就會振興起來。何必要去做抱枝拾葉的末節，空談什麽“金鐵主義”與君主立憲成立國會呢？當勢利的念頭在心中瘋狂膨脹時，就湮沒了對是非的辨別，一切主張和措施，就都不相適宜了，更何況這些人誌向與操行低下惡劣，借新文明的名，來極大地滿足他們自己的私欲呢？所以，現在所謂的識時務的才俊，考察其實際，就會發現多數人常常是瞎子，把紅小豆當成黑珍珠來珍貴，少數人則是巨奸大盜，垂下微小的誘餌，就想釣到鯨鯢般的大魚。假使不是這樣，內心都正直無私沒有絲毫缺點和過失，於是辛苦操勞，雄才得到施展，慢慢地事情做成了，心願也滿足了，終於使其得到了所謂的新文明，全盤納入中國，但這種經過演變後的偏至文明，在它遠方的發源地已經陳舊過時了，（我們卻）頂禮奉迎，我們又為何必如此匆忙呢！為什麽這樣說呢？答曰：物質也好，民主也好，其演變道路走向了偏激。根據史實出現在西方是因為形勢所迫：強行拿來用在中國就錯了。如果追問真的錯了嗎？那麽請沿著曆史的軌跡直到它的本源——
二
世紀紀年的開始，起源於耶穌出世的傳說，曆經一百年為一期，如發生的重大事件，就被為本世紀所發生的事，這隻是西方按照曆來留下的舊例，借此作一時間上的區分，並無任何深奧的含義。實際上思想文化與政治興亡的曆史演變是連綿不斷，深有根底的，像流水必有源頭，草木必由須根，忽隱忽見，在道理上是說不通的。一旦要抽引推求它的結構條理與主次先後，大都又盤根錯節不可分離，如果單說某個世紀的文明的特色在什麽地方，也隻能是舉其最明顯之處來議論一下而已。考察史實，如古羅馬帝國統一歐洲以後，才開始了整個歐洲共有的曆史；再後來教皇通過宗教特權，控製整個歐洲，導致西歐各國受限衰敗，情勢上各國如同在一個社會，疆域上的分別，等於是一國之中的不同區域；更嚴重的是宗教束縛人心，思想自由幾乎被滅絕，具有聰明才智的人，揭示闡發出新的理念，心懷新的見解，但被宗教法令所束縛，全都緘默不敢出聲。但終究民心如波濤，受阻後反而更加浩大，於是開始想著掙脫宗教的束縛，英德兩國，反抗的人最多，教皇教廷，成立怨恨集中的地方，因為教皇教廷設在意大利，就聯合意大利人一起來對抗它。大部分民眾，都把同情給了反抗者，凡是能阻滯宗教法令，抗拒教皇的，不論是非，一律給予讚揚附和。當時德國的馬丁·路德站出來說，宗教的根本，在於信仰，宗教的組織和戒律，都是其華美的外表，竭力攻擊、打倒舊有宗教。自創的新教，在於廢棄宗教等級，廢黜教皇、主教等稱號，而由牧師取代，專門負責傳宣神的意旨，置身於社會，與常人無異；在宗教祈禱儀式上，也簡化了舊有的做法。新教所高度關注的在於精神信仰，至於牧師的地位，則沒有比平常人特殊的地方。新教義一經傳播，劇烈的動遍及整個歐洲，受其影響而發生變革的，就不僅僅是宗教了，還波及到其他各個方麵，如國家的分裂與統一，戰爭的起因，此後歐洲發生的重大變革，多由此而來。另外，宗教束縛鬆弛，思想自由，社會無不出現新的起色，於是就有了哲學上的新發現，自然科學技術上的新發明。以此為開端，成就了許多新的事業如：發現了美洲新大陸（新航路開辟），改善了機械動力（第一次工業革命），發展了文學藝術和拓展貿易（文藝複興和對殖民地的經濟掠奪），如果不是去掉束縛釋放了人心，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了。但世間的常態，是隻有不斷地變化運動而沒有靜止不前，宗教改革一旦完成，必然更進一步要求政治上的改革。追溯其由來，就可以看到，以前顛覆教權，全都借助於國王的世俗王權，宗教改革完成了，國王的權利也擴張了，以一己私欲治理萬民，君權之下無人能加以抑製，國君日夜不息地努力著，隻把開拓疆域地盤當成自己的任務，驅趕人民於水火之中，絕不動心：由此國家財力捉襟見肘，人力消耗殆盡。而物極必反，民意萌動，於是革命首先出現在英國，繼而發生在美國，再次大麵積爆發於法蘭西，掃蕩封建世襲特權，鏟平封建等級地位，國家政治權力，由老百姓自己做主，平等自由的觀念，社會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廣為傳播。自由民主的思想風行至今，於是凡社會政治經濟上一切權利，必須按其要求公之於眾，而從風俗習慣、道德宗教、興趣愛好以至說話、以及其他行為做派，全部準備去掉尊卑智愚高下的界限，統歸於無差別。跟著大家說對你就是對的，一個人說不對就是錯的，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治理天下而對少數意見不一致者實行專製，正是十九世紀政治大潮之一，並且蔓延至今而不見有結束的跡象。再舉其他，便要屬崇尚物質文明的進步了。在舊宗教盛行時，威力無比，學者縱有新的發現、見解，大多默不出聲，其中有個別毅然決然地公布於眾的學者，每每遭受牢獄之災、引來殺身之禍。等到宗教勢力衰落，思想獲得自由，百科學術便勃發興起，學術思想注重實際，於是產生實效，所以在十九世紀，物質文明發展取得的盛況，直可傲視此前兩千餘年的業績。曆數其顯著的成就，就有棉、鐵、煤炭之類，其產量比以前成倍增加，應用於多個方麵，用於戰爭、製造、交通，其功效無不超越以往；用於蒸汽動力、火力發電，帶動了整個工業革命，物質世界的狀況頓時被改變，人民的生產生活也以此更加便利和實惠。長期享受物質文明帶來的好處，對它的信仰就更加堅定，逐漸被奉為圭臬，被看成是一切客觀存在的根本，並且以此來限製和概括全部的精神世界，（這種觀念）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是牢不可破了，隻信奉物質文明為最高準則，隻重視追求物質文明的進步，這又是十九世紀另一大潮，並且蔓延至今而不見有結束的跡象。世紀大潮雖如此，但是，當宗教神權龐大時，就借世俗君王之手加以顛覆，等到大權集中在君王一人之手時，就有借大眾的力量來推翻專製君主。好像“大眾民主”已經是終極的道理了，但“大眾民主”果真足以達到明辨一切是非、正誤的最終目標了嗎？安逸超過了法度，就用宗教信仰加以矯正，等宗教濫用權威時，就用物質力量來攻擊它。好像物質文明已經是最終的辦法了，然而物質文明果真能體察品味盡人生的根本意義嗎？平下心來想，以上二者一定都是不對的。然而曆史發展的大勢如此，就像前麵說過的，新文明無一不是從原有的文明遺跡上演變而來，又因為要矯正前一時代的大潮而產生了偏至，遵循正確的標準加以比較衡量，這種偏至是很明顯的，就像是缺臂、跛足一樣。但它出現在歐洲，是形勢所迫不得已而如此，並且也不可能去掉這種偏至，就像如果去掉缺臂、跛足，就失去了缺臂、跛足者的品質一樣，什麽也留不下了。歐洲人不安心接受並珍重它又有什麽辦法呢？但它被與之不相幹的中國人普遍地頂禮膜拜，又怎麽會妥當呢？明智的人稍有留意，觀察就會超過凡庸俗眾，德行高尚才智卓越者，更是早就看出其弊端而心生憤慨與感歎，這就是十九世紀末葉社會思潮之所以發生變化的由來。德國人尼采，就假借紮拉圖斯特拉之口說了這樣一番話：“我走的太遠了，孑然一身失去了伴侶，回顧現今世界，是號稱文明的國家，是五彩斑斕的社會。但這個社會，無明確的崇尚和信仰；大眾對於知識，沒有開創的秉性和氣質。國家如此，哪能長期滯留下去？我隻有被自己的國家流放了！還能有所希望的，也隻有寄托於後人了”。這就是尼采的深刻思考與遠見，看出了近世文明的虛偽與偏至，和對今人的失望，不得已而思念起了來世。
然而，十九世紀末的思想之所以發生變化，它的源頭在哪裏？它的內容是什麽？它對將來會產生哪些影響？從本質上說，它是因為矯正十九世紀文明（的偏至）而興起的。近五十年來，人的思想智慧更加進步，便逐漸回頭反思從前，找到了十九世紀文明的通病，考察了它的黑暗，於是新思想蓬勃興起，聚合為大潮，用充滿了反抗、破壞的精神，來建立重獲新生的希望，對準舊有的文明，加以抨擊和掃蕩。整個歐洲人士，有人為之戰栗和震驚，有人茫然若失，其力量之猛烈，已經深入了人心。但新思想的根基，是遠在十九世紀初葉的哲學神思派（黑格爾為代表）；傳到後世，受當時社會現實思潮的影響，不久發展建立起新的形式，起來對抗當時的現實，即所謂神思派中最新的一種。若說其影響，在遼遠的將來，便很難臆測了，隻知道此派的興起，絕非突發而風靡人心，也不至於突滅而化為烏有，其根基極為堅固，含義很深。以此作為二十世紀文化開始的基石，雖說是打算的早了些，然而它作為將來新思想的先兆，也是新生活的先驅，這一點上根據諸多史實的揭示，是可以不需要用過多的語言來解釋的了。雖然新神思派已經興起，但舊神思派也沒有僵死，正在遍布歐洲，在當地深入人心，與那裏的人民同呼吸，神思派的充裕力量使其廣泛流傳，於是攪擾到遠東地區，使得中國人，舊夢幻尚未清醒又進入的新夢幻，如決堤之水叫囂而下，狀態猶如狂醉一般。不難想到，中國剛剛樹立起拋棄舊傳統尊崇新思想的理念，而所得到的還並不是新的思想，就又陷入了偏至和虛偽，而且又超出常規，呈潰堤之勢，如果大到難以收拾的地步，給國家造成的悲哀可就大了。現在寫這篇文章，不是說已經窮盡了西方最新思想的全部，也不是要為將來的中國確立下準則，隻是因為痛恨中國陷於偏至和虛偽太深了，加以抨擊，如上述新神思派的用意一樣。因此所要說的僅限於兩個方麵：即反對物質，重視個人。
三
“個人”一詞，進入中國不到三四年，號稱識時務的人，大多以談論 “個人”為極大的恥辱，隨意被其評定，視為與民賊一般。大約是來不及深知明察，而誤以為是害人利己的意思了？考察“個人”的真實含義，完全不是這樣的。然而十九世紀末的“重視個人”，卻也十分奇異，尤其不能與以往的觀念混在一起討論。考察十九世紀末西方人的思想感情和理智，完全與從前大不一樣，他們進入了自我的意識，趨向於堅定自己的內心，表現為倔強固執和自主，對以往被視為庸俗的行為也無所顧忌。如詩歌小說中所記載敘述的，總是以傲慢無禮的人作為主人公。這不是詩人作家單憑想象力構架而成的，是社會思潮，先引發征兆，後才又記載到書籍罷了。自從法國革命以來，平等自由，成為一切事情的首要，以後普通教育及國民教育，無不是因此而普及。長時間沐浴在文化的氛圍中，就會逐漸領悟到人類的尊嚴；既然認識到自我，頓時就會認識到個人的價值；加上以往保持的傳統習慣倒塌了，對宗教的崇信動搖了，於是自覺的精神，進而迅速轉變為極端的自我觀念。並且社會民主的傾向，大張聲勢，凡個人，那就是社會的一分子，去高就低一律平等，成為主旨，使天下人歸於一致，社會之內，空無高低之分。這作為理想確實是很好的了。但對於每個人不同特殊性，看成了沒什麽了不起的，既不加以分別，而且還準備消除它。再列舉其黑暗，便在於這種做法的弊端沿襲下去，將使致力於純粹文化的人，精神日趨淺薄，衰退之風順時而下，連文化的細枝末節也會蕩然無存。所謂的平等社會，大都是壓製進步而保護落後，如果真的達到了完全平等的程度，那麽整個社會的進步水平必定比以前是下降的。何況人群之中，明智睿哲的人並不多，粗俗橫行，大到難以抵禦，在這種風潮的侵蝕之下，社會整體會沉淪於凡庸。麵對這種狀況，除非是超越現實生活，不食人間煙火，或者愚鈍無知，隻知道隨眾的人，誰還能沉默不作聲呢？物極必反，於是先覺者、善於鬥爭者就會站出來：
德國的斯蒂納就以極端的個人主義思想率先出現在當時的世界。他說真的進步，就在自己的腳下。人必須發揮自己的本性，從而擺脫對一切外來的、非我的思想意識的拘泥和固執， “自我”是唯一的實在，是世界的本體。隻有這個“自我”，才是自由的；主體既然有了，還到“自我”以外去尋求，這就發生矛盾了。自由需要有力量來爭取，而這個力量就在個人身上，也就是金錢，也就是權利。因此假使遭遇到外來的力量幹涉，無論是出於少數人，還是多數人，便都是專製。現代國家所謂全民意誌，也是一種專製。全民意誌表現為法律，我就會受到它的束縛，雖然說法律是全民意誌的奴仆，但我同樣也是奴仆。怎麽才能擺脫在法律麵前的奴仆地位呢？隻有拒絕履行法律規定給我們的義務。法律義務被廢絕，法律也就一同滅亡了。以上斯蒂納所說的意思是但凡一個人，他的思想行為，必須以自我為主導中樞，也以自我為終極：即實現自我本性的絕對自由。到叔本華，更以高傲剛愎而聞名，言行奇特，世間少有；又看到愚昧盲目、淺陋悖理的大眾，充塞在天地之間，便視之與最劣等動物等同，就更加強調自主、發揚自我和尊重天才了。到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更是憤發疾呼，稱隻有發揚人的個性，才是最高的道德，而視此外的任何事，都是無益的。
其後在文藝界出現了亨利·易卜生（挪威劇作家）這樣具有遠見卓識的傑出人才，自稱是克爾凱郭爾的詮釋者，他的著作，往往具有反社會民主的傾向，集中精力旁引博證，無論習慣道德信仰，一但有囿於狹隘而生偏至的，無不加以抵拒排斥。又目睹了當今社會人生，每每假托平等的名義，實際上是更加趨於惡濁，凡庸淺薄，日益加深，頑劣愚鈍之人大行其道，虛偽和欺詐的勢力得逞，而氣度品性卓爾不群者，反窮困於民間，受辱於汙濁困境，人性的尊嚴，人類的價值，將全部歸於無有，而他常常為此慷慨激昂不能自已，如他的《國民公敵》一劇，在劇中有人因為捍衛堅持真理，不肯阿世媚俗，而不被大眾容納，詭詐之徒，於是就巍然獨立成為愚眾的領袖，以多欺寡，植黨營私，於是雙方的鬥爭開始了，劇情到此也戛然而止：當今社會的景象，逼真地再現在劇中。
至於尼采，更是個人主義的傑出人物，他說能給予希望的，隻有德行高尚的天才；而對以愚眾為本位的民主社會，如同對蛇蠍一般地厭惡。他的意思大致是說在政治上一味信賴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社會賴以生存的物質與精神力量，就會毀於一旦，與其如此就不如犧牲放棄愚眾，來期望一二天才的出現，天才一一出現，社會的進步也就開始萌發了，這就是尼采所謂的“超人說”——曾經震驚了歐洲的思想界。
由此看來，謳歌民主，將它奉若神明的思潮，也隻能是追求光明理想的一個側麵，不可能涵蓋其他的一切，從社會不斷的頌揚裏，反而讓人看到了它的黑暗麵，應當很快地知道民主思潮中不合理的一麵。例如蘇格拉底，希臘的民眾殺死了他，例如基督耶穌，猶太的民眾殺死了他，後世評論起來，誰不說是錯的，但在當時卻是遵從了眾意的結果，假設保留現在的眾意，將它記載在書籍中，以待後來哲人的評定，於是出現是非顛倒，或許正如今人看古人一般，也說不定。所以說多數人相互勾結，仁義的道路，是非的端底究竟，就被紛亂混淆了；凡事隻用平庸的言論來解釋，對其蘊含的深意漠不關心。平庸與深奧哪個更接近正確呢？因此，當布魯多刺殺了凱撒大帝，昭告平民，他的言辭井然有序，不論是他的身份和他講的大道理，洞如觀火，看得都很清楚；然而平民大眾受到的感動，還不如安東尼指著凱撒的血衣立誓為他複仇的幾句話。於是布魯多方才還被平民大眾推崇為愛國的偉人，忽然間就被驅逐出境外。給他讚譽的是公眾，驅逐他的也是公眾，瞬息之間，變化反複，公眾這種沒有獨立操守的特征就不需要再說了；即使隻觀察現象，已經足可以知道不是什麽好消息了。因此，是非不可交由公眾裁決，公眾裁決的不能保證結果的正確；政務也不可交由公眾裁決，交由公眾裁決就達不到治理的目的。隻有超人出現，世界才會太平。如果不能這樣，就需要有英才。可歎呀！那些堅持無政府主義的人，他們充滿了顛覆，鏟除階級等級的思想，已經達到極限了。而建立學說、功業的諸位傑出人才，大都自命為導師。就是說一人教導而大眾跟從，智愚的區別就在這裏。與其抑製英才來遷就凡庸，何不放棄大眾式的民主而寄希望於英才呢？所以服從多數的民主思想，是不符合正道的是錯誤的，而個性的尊嚴，則應當發揚光大，體察大眾與個人二者之間的是非利害的，已經不需要用過多的語言和深刻的思考就可以明白了。雖如此，但還要依賴於勇猛無畏的人，獨立自強，脫離世間汙垢，排除輿論影響而不沉淪於世俗的局限才行。
四
反對物質主義的思想，與提倡個人主義一樣，也是在抵抗社會庸俗化大潮中興起的。對物質高度崇拜的傾向，本來是從現實需要開始的，浸潤人心，經久不衰。因此到十九世紀，成為一種大潮流，根基極為堅固，並且影響到本世紀，隻知道物質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根本保障，舍此將不能存在。而不明白縱使物質文明，是現實生活的基礎，但崇拜奉行過度，就會發生趨於偏頗的傾向，除了物質以外的諸多方麵，皆棄之不顧，考察其原因底細，必然是由於偏頗的惡因，從而失去了文明的本來宗旨，先是對文明宗旨的消耗，最終導致文明的滅亡，曆代流傳下來的文明經生，不到百年便消耗殆盡了。到十九世紀後葉，過度崇信物質的弊端惡果日益昭顯，一切事物，無不物質化，精神日益缺損，文明要旨流於平庸，人隻追逐客觀的物質世界，而對主觀的內在的精神，舍棄一旁沒有一點省察。重視外在的客觀，而放縱內在的主觀，摘取文明中的物質成果，而遺失掉文明的神聖本質，芸芸眾生，被物欲蒙蔽，社會衰弱憔悴，停止進步，於是一切虛偽狡詐的罪惡，無不乘機萌動，使精神之光，越來越趨於暗淡：十九世紀文明另一側麵的通病，大致如此。當時就有新神思派的信徒出現，他們或崇尚信奉主觀，或張揚意誌的力量，來匡正（物質主義泛濫的）流俗，疾如雷電，使天下同類，為之聞聲動搖。即使是其他的社會批評人士，以至學者文人，雖然他們的主張平和，不敢與當世大潮相違背，而當他們看到崇信物質主義的種種極端表現，和扼殺了人的精神生活後，也因此而感到悲觀失望而發出憤慨與歎息，由此也可知道主觀主義與意誌論的興起，其功績勝過滔滔洪水中出現的諾亞方舟。
主觀主義的思想，其主旨有兩個：一是隻將主觀作為準則，用來衡量一切事物；另一是將主觀的心靈世界，比客觀的物質世界更為崇高。前者是主觀主義傾向的極端，影響力在十九世紀末葉特別顯著，然而其思想趨勢，與前述發揚自主、堅定內心的觀點很不相同，這種思想隻是以自有的主觀世界為最高標準而已。因為這個原因，便在思想和行動上，全部脫離了外部的客觀世界，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中獨來獨往，信心堅定在這裏，滿足也在這裏，可以稱之為通過漸進內省式的努力達到內心光明理想的一種思想成果吧。要說這種內省式思想興起的原因，來自外部的，是大勢所向，一切都按照平庸的客觀習慣，行動不由自己做主，如同開動機械，有見識者不堪忍受，於是發生對抗；內在的原因，實際就是近世的人心，不斷地進步自覺，知道了物質萬能說，放蕩了個人的情感和意誌，使人的創新精神，歸於枯竭，因此不得不用自我覺醒的方式來讓人覺醒，希望挽狂瀾於既倒。如尼采、易卜生等人，都根據其所信奉的思想，力抗流俗，顯示了主觀主義傾向的極致；而克爾凱郭爾便宣稱真理準則，隻在於主觀，隻有主觀性，才是真理，以至凡是一切道德、行為，也可不問客觀結果如何，而隻憑主觀上的好惡來判斷。他的學說問世後，附和者日益增多，於是思想潮流被改變，致力於外在客觀物質的思潮逐漸轉向趨於內在的主觀精神，深思冥想之風興起，自省抒情之意複蘇，撤去了現實物質主義與自然界的樊籬，進入本有的心靈世界；明白了精神上的表現才是人類生活的製高點，不發揚人的精神，對於人生來說是不相稱的；而張大個人的人格，又是人生的第一要義。然而當時所要求的人格，又與此前大不相同。以前對人格所要到達到的理想，在於個人的知識與情操二者的相互協調，如以知識為主的一派，就表現在聰明睿智上，能將客觀的大千世界轉移在主觀世界之中，這種思想，到黑格爾出現而達到極致，如浪漫與古典主義一派（即情操派），有沙弗斯伯利在盧梭之後，尚能容納情感上的需求，但必須是情感與操守相統一相協調，才符合他主張的理想的人格。到希勒，就宣稱必須是知性與感性，協調到圓滿而無間隙，然後才能叫完人。但到十九世紀將結束時，理想又為之一變。明智睿哲的人，內在反省的程度很深，因此知道古人所設想的具備（知性與感性）協調能力的人，絕不會在當今出現；隻有出眾的意誌力，是可寄予希望的，能在感性情意這一個方麵上，用於現實世界，具有勇猛奮鬥的人才，雖屢屢倒地而更堅強，終能實現他的理想：作為人格的意義，也就在這裏了。所以叔本華所主張，就是內省於己，達到豁然貫通，因此他說意誌力是世界的本體；而尼采所希望的，則是絕世出眾的意誌力，幾乎接近與神靈的超人；易卜生筆下所描繪的，是以變革為生命，力量強大而喜歡鬥爭，即使違背萬眾而不懼的強者。
種種人生理想，大致如此，確實是人生從開始的一刻，就處於現實社會中，假使不如此，每到人生選擇的時候，便放棄主見順從大眾，如沉溺於流水逝波，不知所向，文明真髓，頃刻蕩然無存；隻有剛毅果敢不屈不撓，雖遇到外在事物的阻撓而不動搖的人，才能作為社會的骨幹。排除萬難，勉力向前，人類的尊嚴，即依賴於此，所以說具有極端意誌力的人是非常可貴的。雖然列舉以上，但也隻是一個方麵。試著從其他方麵考察，也可以看到十九世紀末葉人民的弱點，大約前一時期文明滋生出或沿襲成的弊端，汙染了人的精神，民眾大多纖弱頹靡，日益加深，逐漸才自我反省，為之憂慮，於是用盡心思來渴求意誌力超群的人，希望成為將來可以依靠的國家柱石。這正如洪水橫流，將要麵臨滅頂之災，於是心神向往對岸，用全力來呼喊善於遊泳的人一樣，令人悲歎呀！
五
由此看來，歐洲十九世紀的文明，超越了前古時期，文明程度淩駕於東亞之上，這是不需要明察細訪就可以看到的了。然而它既然是以改革為起點，以反抗為根本，就會偏於一個極端，這固然是情理大勢造成的必然結果。但走到末路，其弊端也就自我暴露了。於是新神思派突起，專門從它的發端處給予反擊，又以激烈的情感，勇猛的行動，掀起新思想的波濤對它加以滌蕩，直到今天，新神思派思潮依然浩大。其將來的結果如何，尚不可以草率預測。但作為醫治舊疾的藥石，再獲新生的橋梁渡口，它將長期地廣布流傳，不會驟然而止，仔細審查其本質，體察其精神，就有可能得到證實。一般來說思想文化的發展是不斷會走向深奧，而人心社會又是不安於固定的方式，大約二十世紀的文明，必然應當是深邃而莊嚴的，與十九世紀的文明有大不相同的主旨。新的生活興起，虛偽消亡，精神生活，也將更會深人更強大吧？精神生活的光輝，也將更見興起而發揚吧？頃刻間覺醒，走出客觀夢幻的物質世界，而從事由主觀世界主宰的自覺活動，將因此而更加開闊吧？精神生活強大了，人生的意義也就更加深遠了，個人的尊嚴與主旨也更見明確，二十世紀的新精神，幾乎可以以肯定將要建立在狂風怒濤之上，依賴人的意誌力來開辟出一條生路。當今中國，內部實情已經暴露無遺，四鄰競相壓迫，麵對這種情勢自然不能不有所改變。以柔弱的態度處世，忠實於原有的習慣，固然不能在當今世界爭得生存機會。但如果匡救危局的方法，錯誤或不恰當，那麽雖然是天天在改變舊規舊習，哭號不止，對內憂外患又有什麽補救呢？這就是說作為明智睿哲的人，必須要洞察世界大勢，對世界文明進行權衡比較，去其失當偏頗，取其精神真髓，用於國內，協調一致。對外既不落後於世界的思想潮流，對內又不失固有的中華血脈，汲取當今的先進思想，複興優秀傳統文化，另外建立起一種新思想。人生的意義，達到深遠，那麽國人就能自己覺悟，人的個性就能得到張揚，一盤散沙聚集的國家，因此就能轉變成為由一個個自覺、自主的人組成的“人國”。“人國”一旦建立起來，就會雄猛不可阻擋，巍然屹立於世界，又何必計較於那些膚淺的道理和凡庸的事物呢？但現在翻然思變，已經很多年了，青年們的所接受的新思維方式，大都把罪惡歸結在傳統文化思想、典章製度上，甚至斥責文言為野蠻，鄙視其思想簡陋，呈迅疾勃發之勢，盛大到準備引進歐洲西方的東西來代替固有的文化傳統，而對於剛才在前麵講的十九世紀末的思潮，漠然不肯留意。凡是他們的主張，指向物質文明 為最多，學習西方的物質文明也是可以的，但在考察其實際狀況，就又會發現他們所學習的物質文明又是非常虛偽和片麵的，沒有可用的東西。雖說是還顧不上為將來考慮，僅僅是為了挽救今天麵臨的危局而打算，但其心術，已經乖謬得很嚴重了。況且凡是議論與做事，又都是借改革的大名，而暗地裏滿足其私欲呢？現在敢問號稱誌士的人們，如果以富有當成文明，那麽猶太的亡民，本性善於理財，歐洲善於經營的商人，沒有比得上的，但猶太人的遭遇又如何呢？如果把建鐵路、開礦山當成文明，那麽五十年來的非洲澳洲，無不大興路礦，但這兩地的土著文化的境地又如何呢？如果把民主當成是文明，那麽西班牙葡萄牙兩國，立憲很久了，但其國內的情況有如何呢？如果說隻有物質才是文化的基礎，那麽陳列武器，囤積糧食，就足以稱雄天下了嗎？如果說多數就是正確的，那麽把一個人和一群大猴子放在一起，這個人也必須住到樹上取野果而食嗎？這雖是婦孺，也一定知道是不對的。
然而歐美的強大，無一不是以物質文明在天下炫耀，但其根基卻是在人，物質文明隻是它外在末梢表現，其本質源頭深而難測，其外表光華鮮明容易見到。因此要在天地之間求得生存，與世界各國進行爭逐較量，首先要立人，人立住了一切都能開展起來，至於方法途徑，就必須是尊重每個人的個性，張揚其精神。若不如此，不必等到下一代就會滅亡。中國在過去，本來就喜好物質而嫉恨天才，祖先留下的惠澤，一天天地消耗完了，等到蒙受外力的壓迫，便柔弱不堪不能自保。而有點小聰明的淺薄之徒，又彰顯自己的主張，（將個性、精神）扼殺於物質崇拜局，局限於服從多數的民主，人的個性被剝奪無遺。以往中國（“喜好物質而嫉恨天才”）的偏頗來自於自身，現在卻又染上了世界交往中傳來的新病，新舊兩種疾患交替攻伐，中國於是就會加速沉淪下去。令人歎息呀，關注將來，要說的也就是些了！
一九〇七年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