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芝城
住在芝城，研究靶向治療
作者：黎潤紅
在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成為WHO指定的抗瘧藥之一時，人們對青蒿素的發明權關注不少，由青蒿素引發的爭議也隨處可見，但人們對當時中國研究抗瘧藥的曆史背景了解卻不夠多。青蒿素是“523任務”的研究成果之一，但是何為“523任務”？為什麽會有這樣一個任務？這樣一個任務是在什麽條件下如何組織和開展的？雖然大家了解這是一個戰備任務，但是具體具體情況卻鮮為人知。為此，筆者走訪了數位參與“523任務”的領導和科研人員，最終終於找到“523任務”的最早組織者之一、原軍事醫學科學院科技部計劃處處長吳滋霖，衛生部科技司原司陳海峰以及原雲南地區“523辦公室”主任傅良書三位老先生並查閱到當時的一些相關文獻，對最初整個“523任務”的組織和開展工作有了更深的了解。
1．時代與社會背景
在廣大的瘧疾流行區，部隊服藥預防瘧疾是一項重要抗瘧措施，但常用抗瘧藥，隻有短期效果，必須經常服，從而影響了服藥預防效果。因此研究長效抗瘧藥已裝備部隊具有重要意義。1960年代初到中期，世界不少地區已經發生惡性瘧原蟲對氯喹產生了抗藥性，尤以東南亞的抗藥性最為嚴重，當時印度支那戰爭逐步升級，抗氯喹惡性瘧不斷擴散，威脅著我國和越南廣大軍民的健康。根據當時越北軍區衛生代表團阮國璋介紹當時瘧疾作為越南部隊的主要傳染病，人民軍主要疾病係瘧疾，南越部隊及美軍第一師發病高達100%。1964年，毛主席在會見越南黨政負責人談話時，越南同誌談到越南南方瘧疾流行嚴重，希望幫助解決瘧疾防治問題。毛主席說：“解決你們的問題，也是解決我們的問題。”
2．“523”會議之前已開展的瘧疾防治工作
在1964年和1965年期間軍事醫學科學院5所和6所一起對長效抗瘧藥CI-501進行了大量的生物實驗，並且就其對鼠瘧和雞瘧（輸血與孢子體感染）預防效果的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上海第二軍醫大學與上海醫藥工業研究院在此期間進行分工合作，根據國外的相關報道合成了呱喹並對其抗瘧作用進行的相應的藥理、毒力研究證明了呱喹具有長效的抗瘧作用。
傅良書：我是1966年接觸523工作的，實際上這個抗瘧藥研究的任務是1965年甚至更早就開始的，1965年就下達到我們總後勤部。我為什麽說1965年就下達的呢，因為1965年下達到總後勤部以後，指定軍事醫學科學院先研究，要拿出一個長效預防藥，1966年呢，軍事醫學科學院有個叫周廷衝的教授，他是六所的。他通過國外的文獻資料合成了一個長效針劑，代號叫CI501，這個針劑是一個大分子的化合物[1]，給它做成油劑打到肌肉裏讓它慢慢的吸收，打進去之後慢慢吸收達到預防的作用嘛。這個項目為了後麵要進現場，不能光在實驗室做實驗啊。1965年就把我調去了，通過總後衛生部給我們軍區下達任務，說是要派一個熟悉瘧疾的人到北京去參加這個項目的研究，去軍事醫學科學院之後我們就參加他們實驗室的工作。在軍事醫學科學院住了2個月，參加了他們的3次會議，他們把這個藥的資料和國外有關這個藥的資料和情況給我看，說是讓我主要負責現場，現在主要是了解這個藥的情況。然後我就回來了。1966年就開始把這個藥拿到我們雲南來，因為我回來之後就開始準備現場，我就在西雙版納和猛臘準備現場。1966年5月份軍事醫學科學院就派了一個組到我們雲南來，由我當組長，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好像是個助理研究員當副組長，他們派了5個人，3個女2個男的，其中3個醫生2個技術員。我這邊就配合帶隊往邊疆走。從5月份一直到年底。我們把這個陣營，我們在當地下山人群（指從山上到壩子裏的人）中栓了一部分人，咱們部隊流動人群（指一天到外頭流動的，經常有機會住在寨子裏頭的）中也栓了一部分人，就說給他們打了針劑，觀察他們的發病情況，看是否能預防半年。因為當時說這個針劑能預防半年。要是說這個針劑那麽有效的話，就能直接拿到越南去用多好。當然從發病上來看，還得拿藥給另一部分人吃，做對照，畢竟不能不給別人吃藥啊。沒有能和不給予任何幹預的人作對比[2]，所以這樣子下來，你說有效我也看不出明顯的效果，你說沒效，但是這一部分人發病率確實不高，和另外的那些吃預防藥的人沒有明顯的差別。另外出現了副作用，有兩個戰士，當然不知道什麽原因，時傷著神經還是其他原因就不知道了，其中一個戰士打針這一年肌肉慢慢的發生萎縮，另外一個戰士呢就是打針以後慢慢的出現運動障礙。後來我向北京匯報了這兩個戰士的情況以後，我說不行我們要對這些戰士負責，戰士是為我們的藥物做實驗的啊！把他們送到北京在科學院的307醫院檢查、治療。一邊給他們查原因，一邊給他們治療。後來這兩個戰士在北京治療以後回家去了，後來到底怎麽樣了就不知道了。所以後來這個藥就到此為止了就沒再往下做了。
在1966年6月下旬，軍事醫學科學院五所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以下簡稱總後）任務：“據悉，越南南方瘧疾抗藥性很強，對部隊健康影響很大，請查清抗藥性原因，並就地研究解決辦法”。為此當時承擔援越部隊衛生調查的五所工作人員對越南南方進行了瘧疾發病和防治情況的調查。根據調查結果顯示，瘧疾在越南南方的發病率極高，有些連隊發病率高達80%，有的連隊做飯的人都沒有，因而不得不把一些團隊調回整頓，從而給部隊造成極大威脅，嚴重的影響了戰鬥力。
從備戰的角度看，瘧疾在熱帶山嶽叢林地區，終年流行，在戰爭條件下，部隊流行性大，不可能采用大規模滅蚊防瘧的辦法，針對熱帶抗藥性惡性瘧疾，一般性的抗瘧防治藥物大多不能湊效或不合適戰時的要求。所以為了尋找出針對抗藥性瘧疾有效的防治藥物，1967年5月23日到5月30日國家科委和總後勤部在北京聯合召開了《瘧疾防治藥物研究工作協作會議》。參與會議的有各有關業務領導部門和從事瘧疾藥物研究試製、生產、現場防治工作的三十七個單位，八十八名代表。由於未尋得當時參與瘧疾防治藥物研究工作協作會議的人員名單，據知情者介紹就算有這份名單存在，目前在世的參會人員應該也不多。所以目前關於下達“523會議”的籌備與成立過程等，隻有依靠這幾位參會的老先生的口述。但是由於事過已久，當事人的記憶或許都有一定的誤差，這也是口述史需要更多的文獻支持以及多位受訪者共同回憶相互補充的原因。
3.會議前的籌備工作
吳滋霖：1966年6月份我從核試驗回來之後，有一天院長桂紹忠[3]通知我和他一起去總後開了一個會，總後一個叫陳龐的參謀長說毛主席下達一個任務，南方部隊正在遭受瘧疾苦難，部隊的戰鬥力下降，影響到整個國家存亡了，要軍隊研究解決瘧疾的困難。大致的意思是這樣，他也沒有看到原始文件。當時誰也沒有看見文件隻是記得內容大致如此。從總後開會回來後，我去跟科技部部長說的，因為他沒去開會，後來就開始組織。那時候我們軍事醫學科學院已經在開始搞瘧疾防治了，因為那個時候除了越南，國內的瘧疾也挺厲害的。從我們部隊進駐南方以後就在開始研究瘧疾了，大概五幾年就開始做了，這個時候做並不是單純的說為了幫助越南。當時國家科委、衛生部等都還沒有參與這個事。主要是部隊在做這個事，比如軍事醫學科學院，五所、六所搞藥、搞化學合成的的力量很強。防1防2都是他們當時做出來的[4]。但是後來考慮到僅憑軍隊的力量還是太薄弱了，所以後來就搞了這個大協作。
我呢，以前一直都是搞計劃的。我們軍事醫學科學院那個時候主要是接受任務，我們的研究任務是計劃型的，任務帶動學科的，我們當時的院長是賀誠[5]，他很早的時候就是北醫畢業的，他到蘇聯八年，和王稼祥一起去的，他俄語很好，出口成章。他隻要出口講一講，把他講過的話記下來就是一篇文章了。所以當時就我們幾個人一起，主要他講我們做記錄，他是做科研的，有科研的指導思想。所以製定規劃的時候他提出要有“方向、任務”，大的指導方向有“偵（查）、檢（驗）、消（毒）、防（預）、治（療）等”我記得有七個字的，還有兩個字我忘了。所以在這樣的方向的指導下我們就開始組織大協作。“科、教、研”結合，院內協作，軍民協作等，我們主要從這些方麵考慮的。後來院裏就成立了一個5人小組，院長桂紹忠、副院長彭方複[6]、六所的所長徐念茲、五所的白冰秋，還有一個是劉德懋，白冰秋後來做什麽事情去了，沒再做了。這個5人小組就是當時66年開完會之後回來成立的，後來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這些人就靠邊站了，好像隻有彭方複還在。所以1967年5月23號開會的時候這幾個領導隻有彭方複參加了。後來要組織力量大協作。當時還有一個原則就是“開發”的原則，臨床試驗、藥物生產、現場試驗等結合起來。這個在當時的規劃裏麵有的。這個現場試驗是怎麽出來的，就是當時都有現場試驗，放射、武器等都有試驗現場，這些東西都是現成的。我就把能想到的都寫進去，包括組織各個單位。文化大革命這些頭頭都靠邊站了，桂紹忠來找我說我們這些人都站不起來了，都被打倒了。那個時候很亂的每天都要來造反。後來就交給劉德懋負責，他們討論後就是我當組長，周廷衝[7]副組長管技術方麵，還有一個就是周義清。
在組織大協作之前就有了相應的規劃和方案，哪些單位參加、具體的哪些方案等都要有的。當時文化大革命比較亂，很多單位工作都停滯了，為了讓那些單位來參加，有些是我自己跑去跟他們說的。我首先聯係軍隊內部的單位，這個幾個軍區沒問題，總部有什麽命令他們堅決執行的。那個時候非常重要的一個單位就是上海第二軍醫大學（以下簡稱二軍大），他們的科研等各方麵力量都比較強。首先我就到二軍大，當時他們呱喹什麽的已經搞了很多。當時幾個軍醫大學已經被紅衛兵占領了，二軍大已經被紅種掌權了，他們的領導、校長等都沒被看起來了，沒有什麽權力了。我就怎麽辦呢，我又不認識他們下麵的那些人，我就打著毛主席的命令去找那些人。也沒有什麽文件，就是口頭說，我就通過軍事醫學科學院的跟紅種有聯係的造反組織，他們給我寫了信，給上海二軍大紅種的頭頭錢信莎，她一個女將啊，很厲害的，我跟她一談，她就說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執行，她就讓我去找二軍大科技處的處長，叫什麽名字記不得了，好像姓汪。她就把他找來了，還有一些專家、教授啊，他們都很願意搞這個科研，不願意去參加革命之類的。後來這個就落實了。不過後來我也就是因為這個事情，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唯一審查我的事情，就說我交代不清楚。然後又跑到化工部，當時工廠都是造反派的，他們也有頭頭的，後來也好了。上麵就是國家科委，當時是聶榮臻管的，當時科委也被奪權了，他也說不出什麽話來，當時就是叫張本的，他也很支持做這個。國家科委底下的幾個處長也比較支持，特別是一個搞藥的姓田的處長特別支持。衛生部的錢信忠當時也沒有權了，陳海峰他們都是在造反派的看管下的。當時北醫都沒有參加進來，就是一些中醫的還有地方上的。像一些製藥廠都是各個部門下麵去通知的，比如科委、國防科工委他們去通知的。地方上直接告訴他們就可以了，毛主席指示的，他們都會執行。
陳海峰：1967年4月18日，國家科委十局召開了“瘧疾防治軍民合作研究問題會議”。我當時對具體的要求不了解，但是在“523會議”之前，5月18日我們接到情況，就開了一個會成立抗瘧研究領導小組，當時接到他們提出的要求以後，毛主席和周總理等做了同意開會的批示。
4．會議情況
吳滋霖：當時的會議很亂，本來是都要到總後來參加會議的，後來剛好二軍大的紅種要來造反，當時總後勤部部長是邱會作[8]，他說不能在總後開，你們到北京飯店去開。所以那個時候劉德懋跟我還有周廷衝就一起組織去那邊，北京飯店房間很多，想住哪個就住哪個，當時新樓還沒有蓋好，都是老的房子，來的人有100多人，當時好像開了3天。其實真正開會的隻有兩三天，剩下的就是一些討論之類的，後來一直到結束可能總共一周。開會的情形，就是我念這個計劃，劉德懋組織這個會議，副院長彭方複也去了，彭方複呢很反對我們這個搞法，所以他不發言，也不講，但是他去了他在文件上簽了字啊，所以基本上是由我來說。那天開會可有意思了，呼口號的，發言之前都要那樣，很多老紅軍都不習慣，我們也不習慣啊，但是沒有辦法。去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造反派，保守派去不了啊，因為都被奪權了嘛。然後讀完了之後就分組討論，還是很順利的，以後都是一個一個小組參加的。周克鼎也去了，他當時是作為我的助手去的。
當時分組主要是按照規劃裏麵的任務進行的，按單位的。當時沒有什麽批示，都是我們說了算。正式的文件嘛是回來以後就往上報的，報總後、報科委等。具體的情形記得不是很清楚了。當時我們做的時候應該沒有像現在保存的規劃這麽詳細，會議紀要都是後來寫的，這個規劃我們當時也有製定，但是可能沒有這麽具體，後來都是周克鼎他們總結的，應該是經過各小組討論之後再進一步完善的。最開始的規劃是從1966年6月份就開始做的，所以時間也不短，最後的規劃的完成可能是周克鼎他們完成的。當時我做的內容裏麵是沒有針灸的，因為我個人是不相信針灸能治療瘧疾的。我隻記得什麽東西我都是開了個頭，後來的事情都是別人去做的。開完會以後本來我是準備是蹲點的，當時作為領導是要去現場的，但是會議開完以後我就被別人奪權了，被批鬥了，說是523奪權了，不是當時成立了3個人的小組嗎，我是組長。當時其實是院長說的啊，劉德懋當時還考慮比較周到，說是讓我寫個報告然後讓其他領導簽字的，後來我們被打倒以後，這些領導們又不承認了。後來所有的文件我都交給周克鼎了，因為以前周克鼎是我的助手。
陳海峰：當上麵批下來以後，部隊就到國家科委、總後勤部、（總後勤衛生部）中國科學院、化工部、衛生部五個單位商量這麽一個領導小組來研究這麽一個問題。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已經開始啦，當時是1967年才開始一年，正是最亂的時候。這個對領導工作非常不利。當時領導都打倒了，把很多老專家都當做什麽資本主義的苗子，都出不來啊。所以這個難度非常大。先是5個單位在一起說是盡快，在5天左右，最多不能超過一個星期要把自己的方案理出來，大家就先準備，然後放在一起來研究。在5月23號一直到5月30號在北京飯店開了第一次會議，正式製訂了規劃，那個時候規劃還比較粗糙，把任務先交代下去，先動起來。緊急戰備任務，高度機密的。當時在北京飯店除了領導小組以外，主要有軍委衛生部的一個副部長叫楊鼎成[9]。由他介紹了一些情況，這個時候的任務是要求大家以最快的速度相處有效的辦法來對付瘧疾尤其是惡性瘧，他介紹情況然後大家就討論，初步製訂了一個規劃，為了保密起見，開會那天是5月23號所以就叫“523辦公室”，有利於保密，軍隊叫“軍隊523辦公室”，地方的叫“地方523辦公室”，到各省市之後，地方和軍隊都是聯合辦公的，當時比較亂，實際上力量是以軍隊為主，軍隊是以軍事醫學科學院為主，張劍芳任主任[10]，（還有一個叫白冰秋的）白冰秋是五所的。他們當時提出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主要是周義清他們那樣，涉及到現場的問題，防治瘧疾兩大塊，防主要由五所，五所白冰秋是所長，他們出了一批人，還有田辛啦，他們很多人都到現場去了。當時總後衛生部呢就科研處一個處長叫劉計晨，劉計晨是一個重要骨幹。實際上當時張劍芳是一個頭加上白冰秋、劉計晨、周克鼎，周克鼎在業務上比較強，他已經去世了，要不然他是了解最全麵、最具體的。當時523辦公室成立這一段，兩派已經形成，基本上這個領導，各個省市也好，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當時兩派打架，下去抓工作真難，到下麵抓人都抓不到。當時去開會的時候都是兩派的代表。中央是毛主席批的，周總理親自抓的。周總理到下麵去辦事都要寫國務院的介紹信，衛生部的介紹信是不管用的。我們出去都帶著國務院的介紹信，不然到下麵各個省人都抓不到。去了以後，國務院的介紹信是不一樣的，抓革命促生產，一到那裏就用介紹信亮相，這是國務院的介紹信，是戰備任務，誰也不能妨礙的，都要支持，抓革命的事我們不管的，抓兩派的事情，別找我們，找我們也沒有權力處理，我們是抓生產的。這是我們的原則。兩派的事情找你們當地的革委會，我們不管這個事，我們就是安排促生產，抓523科研，而且保密的，不能隨便亂說，有幾張王牌在我們手裏頭：中央領導的，國務院的介紹信，又是戰備科研任務，又是保密項目。一般兩派頭頭在我們這幾張王牌以後他們也就不說了，也就會派人了。他們兩派裏麵也要分工，也有人抓生產的。所以這樣子逐步展開，開始的時候難度的確是很大。難度大是大，但是他們還是按照我們的規劃執行，所以這個規劃，當時是研讀規劃、不做修改，發現問題馬上抓住。
傅良書：1967年的會議我參加了，我前期的工作都做了那麽多，他們能不叫我參加嘛！在北京飯店開的會，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話，這種會議怎麽會到北京飯店去開呢！《遲到的報告》這本書的編輯組的人隻有我和周克鼎去參加過這個會議的啊！另外當時周克鼎的處長是吳滋霖，三年規劃的是他寫的，當時是軍事醫學科學院科技部計劃處處長，這個項目就是他們管的。後來調到綜合衛生部科研處處長。所以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提到這個三年計劃是吳滋霖寫的，開始的時候書裏麵有，後來又刪掉了。當時那個規劃完全是根據戰備的需要，寫的比較具體的。
67年5月份，通知準備召開全國瘧疾防治藥物研究工作會議，當時還不叫“523”，這是後來為了保密才用代號叫“523”的，有“523辦公室”“523領導小組”“523任務”“523會議”等。但是當時就叫瘧疾防治藥物研究工作會議，這個會議實際上是總後勤部牽頭做的，當時參加的還有國家衛生部，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醫學科學院，軍事醫學科學院等。當時軍事醫學科學院參加的人主要是五所的人，五所叫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而且瘧疾研究項目也組要是這個所，當時軍事醫學科學院已經成立了一個組，就是在計劃處，專門抽出了一部分人要管這個事，要製定計劃啊！參加會議的人我們軍區去了3個人參加，一個是我們軍區衛生部的副部長尹之美，第二個是我們軍事醫學科研所的副所長何斌，他是從台灣過來的，還有我，我們3個人去的。當時我了解的是參加的人除了我們部隊的人，地方上都是造反派，軍隊裏麵也有造反派，我們五所去的也是造反派。除了我們軍區，還有廣州軍區包括海南，還有幾個軍醫大，還有寄生蟲病研究所，軍區好像主要是我們昆明和廣州兩個軍區，當時主要還是考慮到瘧疾流行區，像上海寄生蟲病研究所主要是可以參加研究工作的。當時這樣會議主要是下達任務，正兒八經的開展工作的。
開會時間好像沒有一周那麽久，大概四五天！當時參加的領導我記得有我們軍事醫學科學院的院長彭方複還有我們五所的所長白冰秋，還有國家科委的局長田野，還有國家衛生部科技局的陳海峰局長，但是這些人呢當時在會上都沒有發言都坐在後麵不敢吭聲，因為當時作為領導都是造反派的對象，能叫你參加就不錯啦。我們開會的時候就聽到上麵在喊口號，要批判啦，批判劉鄧，當天我們去的時候長安街上還沒有標語呢，第二天早上街上滿滿的都是打倒陳毅的標語，而當天呢陳毅還在北京飯店開招待會。當時很亂，我們在北京，當時我們是不管了，除了造反派組織會議以外，就是下麵的這些處長來搞計劃，下達任務。當時人不是很多啊，就是一個一百多人的小會議室，各單位有代表就行了，不像後來，後來開會人比較多，當時主要是起到下達任務的目的啊。先把任務下達先要有人搞起來。我們部長是老紅軍，他說“反正我也聽不懂，這是研究工作，這是你們倆的事，你是所長，你是主任。”我是科研所寄生蟲病科的副主任，我們有一個主任是一個解放後過來的，我是副主任再加上這些事情都是我去參加的，所以我們所長說你考慮考慮一個計劃，給地方上練習，我們部長就更輕鬆，就去王府井買東西去了。回來以後基本上就鬧革命去了，所以就我和副所長兩個人，副所長是台灣的，人家不是當地的，說話講得不是那麽好，反正就是在這個單位呆個幾年。那麽該組織多少人先不管，先搞起來再說嘛！後來我就去找衛生廳，衛生廳副廳長說“我們廳長都被抓起來了說是什麽叛徒啦，我還準備著被挨鬥呢，你們願意怎麽搞，你們要找個各單位去找哪個單位的造反派去。”所有的領導都談了嘛！所以這個會議隻是相當於下達了一個任務，今年的計劃就這麽搞，各單位具體的情況自己考慮組織去。
會上就是把計劃發給大家，問大家有什麽意見，當時大家有的觀點不一樣的就爭論的很厲害。我當時看著那個計劃就在那想，這個計劃這麽龐大怎麽搞啊，到處鬥的一塌糊塗，哪個有功夫搞這個啊，但是接受了任務就的搞啊！6月份的時候就給我們下達了正式的會議紀要和規劃。
通過對幾位老先生的訪談及相關佐證，我們對整個瘧疾防治藥物研究工作大協作的組織過程可以有很詳細的了解，對文革時期“抓革命、促生產”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致謝：十分感謝陳海峰、傅良書、吳滋霖先生接受我們的訪談，僅以此文懷念吳滋霖先生。
注：參考文獻略。
[1] 此化合物為環氯胍撲姆酸鹽
[2] 此處指的應該是沒有像目前臨床試驗那樣采用安慰劑對照組
[3]桂紹忠（1916~2005），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誌願軍第3兵團後勤部副政治委員兼衛生部部長。參加了第5次戰役。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勳章。回國後，任第2軍醫大學副校長、校長兼黨委書記，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總後勤部衛生部顧問
[4]據第二軍醫大學瞿逢伊教授回憶，在1964年的時候，軍事醫學科學院和二軍大就已經接受任務做抗瘧藥的研究工作。
[5]賀誠（1901~1992），1936年毛澤東派賀誠護送王稼祥去蘇聯治病，1937年賀誠把王稼祥護送到莫斯科，從此賀誠滯留於莫斯科。1945年回國，任東北軍區後勤部副部長兼衛生部部長和政治委員，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兼衛生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副部長，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總後勤部副部長。一九五八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6]彭方複（1911~200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軍委衛生部醫政處長，東北軍區衛生部副部長，沈陽軍區後勤部衛生部部長，軍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第十三研究院院長，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後勤部部長，國防科委顧問。
[7]周廷衝（1917~1996），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曆任濟南白求恩醫學院(現改名為山東醫科大學)藥理學教研室主任、教授，軍事醫學科學院藥理係主任，藥理毒理研究所副所長，基礎醫學研究所所長。先後擔任軍事醫學科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總後勤部醫學科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四軍醫大學兼職教授，中國藥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藥理學會常務理事及副主任委員，中國生化學會理事等職。
[8]邱會作(1914~2002)，1959.10~1971.9任總後勤部部長。
[9]楊鼎成（1916~2003），1964.8~1971.3任總後衛生部副部長。
[10]據張劍方回憶自己不是在1967年擔任523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