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可 大唐語錄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唯一的區別是，資本主義是少數人占有財富，社會主義是財富歸少數人享用。

漢奸與政客最大的區別就是，漢奸以為國家是別人的，政客以為國家是他們自己家的。

人民的公仆指的是那些把人民當作仆人的人。

人民當家作主的意思是名義上家是人民的，但什麽事都是老爺說了算。

嘴上最愛國的人大多是政客，因為他們從來把國家等同於自己。

不自戀的女人大概是有的，不自戀的政客卻聞所未聞。

全世界的政黨本質上隻有兩種，一種是執政黨，一種是在野黨，前者在台上揮霍著民眾創造的財富，後者準備著揮霍民眾創造的財富。

勞動創造了財富，勞動的人卻從來沒有擁有財富。

有人說，當流氓也沒什麽了不起，隻要不突破基本的道德底線就行。那麽這個基本的道德底線又是什麽？由誰來製定這個基本的道德底線？！

我們都是人，應該有起碼的尊嚴，不能像畜生一樣沒有尊嚴地活著。當你把別人弄得跟牲口一樣的時候，你自己離牲口又有多遠？

在官場上，不存在有沒有理，隻存在有沒有用。

黑社會再狠，也沒有衙門狠，沒有衙門的支持，他們什麽也不是。

讓人說話聽起來沒什麽，但有這種雅量的帝王和朝廷真不多。大部分帝王和朝廷是禁止講真話的，弄不好要殺頭。在我華夏，因為大家都不講真話，所以講話從來就是一門藝術，或者說很後現代的藝術。

多少年來，很多讀書人幾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來研究怎麽當個好奴才。好奴才的本事就是不但到處宣揚主子的屁是香的，而且能夠引經據典來證明為什麽這麽香。

所謂官僚主義：官員太多，九羊十牧，屁股大的一點地方蹲著一堆人吃皇糧；官僚主義盛行，芝麻大一點官就拿自己當回事，裝腔作勢、作威作福；拉幫結派窩裏鬥，豆大點事就上綱上線，鬥得你死我活、滿城風雨；機會主義盛行，整天把精力用在考證和宣揚長官如何具備超凡的功能。

既然帝王是上天的兒子，那麽他的專製和無法無天就有了先天法定的道德上的合理性，神聖不可侵犯。可那些跟他一起混的弟兄們就不這樣看，因為他們明白，江山其實並不是天命所歸，江山是搶來的、騙來的、偷來的或者睡出來的。

州府衙門重要工作有三：一是向百姓抽稅；二是鎮壓百姓造反；三是迎奉上級。在他們看來，照顧好上級，是他們做好本職工作的首要任務。

他們的帽子是上麵給的，誰給帽子就為誰賣命。帽子決定態度，假如帽子是老百姓給的，他們就不會這麽肆無忌憚了

他們有時候也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其實在他們心裏永遠是老子天下第一，無知者無畏啊。他們要過正人君子的癮、要裝文化人、要教化萬民，表麵上裝著抬舉讀書人，可骨子裏根本就瞧不起讀書人。即便是讀書人，一旦當官發達了，第一個要修理的就是讀書人。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是我華夏法製史上最著名的童話，因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前提是必須有一個標準的遊戲規則，每個人都有權利參與並遵守遊戲規則，可事實上這兩點根本就不存在。

所謂體製問題、法製問題、道德問題，其實都是利益問題。大家都私欲熏心，體製怎麽變，萬變不離其宗，變來變去隻是為了他們撈起來更方便。

百姓的公仆就是拿百姓當公仆的人，不是給百姓當公仆，讓百姓過好日子的目的是為了讓老爺們日子過得更好。

在我大唐，每一次所謂的路線鬥爭都是冠冕堂皇的借口，實質上是個人或某些集團為了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展開的殊死爭鬥。純粹的路線鬥爭隻能在為政治理想而奮鬥的政治家之間展開，他們絕對不會以消滅別人的存在作為實現其目的的唯一手段，因為他們的政治行為首先建立在個人道德的基礎上。政客之間是不存在純粹的路線鬥爭的，他們根本就不在乎所謂的個人道德，而是為了目的往往會不擇手段。

國王不耐煩地說：沒必要你來教訓我，什麽是民心？我活不成了要民心幹什麽？民心我用，你懂不懂？隻有我活著，才有所謂的民心！

再偉大的思想，一旦與人性或神性中的弱點結合起來，就會產生各種怪胎，比沒有思想更為可怕；任何一片聖地，一旦發生於其上的人的故事變異了，就會變成廢墟，至少是精神的廢墟。如果心裏沒有陽光，一萬個太陽又能怎樣。我們就是這樣在黑夜中渴望著光明，又急不可耐地從光明中奔向黑暗。光明是美麗的傳說，黑夜是我們心甘情願的選擇！

無論以任何理由，暴力、專製、謊言都應該被譴責，被唾棄。任何人都沒有天賦的權利把別人當作工具，任何人都沒有天賦的權利為別人設計好必須參與的遊戲，任何人都沒有天賦的權利決定別人說什麽想什麽，任何人都沒有天賦的權利占有或剝奪別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