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問聖上：中國百餘年曆史到底證明了什麽？

前言：中國國王在歐洲學院展示他的新裝，但是，滿堂的西方人都知道國王其實什麽也沒有穿，為了中歐雙方的友誼，大家選擇了沉默。隻有一個小孩子道破了天機：噫，這位中國國王怎麽是光著身子？
聖上突然就成了演說家，這不，他又到中歐學院秀了。
他要告訴歐洲人什麽？
聖上說：“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舊的製度推翻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製、複辟帝製、議會製、多黨製、總統製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他還說：“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曆史命運，獨特的國情，注定了中國必然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我們走出了這樣一條道路，並且取得了成功。”他又說：“總之，觀察和認識中國，曆史和現實都要看，物質和精神也都要看。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鬥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鬥史，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發展史，改革開放30多年探索史，這些曆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脫離了中國的曆史，脫離了中國的文化，脫離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脫離了當代中國的深刻變革，是難以正確認識中國的。”
聖上無非是說，咱們今天可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中國用三十年走完了人家幾百年才能走完的路，所以，可以說，咱們可以說是功成名就了，成功了！也就是說，咱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功了。中國搞特色社會主義不但成功了，而且從曆史過程來看，中國隻適合於搞社會主義，其它各種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都搞過了，都證明不行。
這次聖上的演講相當於對民主政治、對於憲政做了最終宣判：胎死腹中！因為從官方渠道來說，聖上為最高審判官。
不過本人認為，我們不能因為聖上是中國最高統帥，就無條件地視其的觀點為正確。至少，聖上的上述這些觀點在邏輯上是很大問題的。
比如，他說中國五千年曆史，從盤古開天地至今都是一脈相承的。這種說法含混得很。中國的曆史從時間上來說，自然是連續的，不是一段一段分隔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自然是一脈相承的。但僅從時間上來說一脈相承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如果從社會性質上來說，從氏族社會至今天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就難言什麽一脈相承。難道說社會主義製度與封建王朝之間也是一脈相承的？如果是這樣，從辛亥革命至解放戰爭，數十年仁人誌士的奮鬥又有什麽意義？聖上喜歡強調這種一脈相承，上次他甚至對於中國改革開放前後三十年也強調不能相互否定，現在將這種不能否定的曆史範圍一下子擴大到了整個中華文明史了。
又比如，他說“脫離了中國的曆史，脫離了中國的文化，脫離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脫離了當代中國的深刻變革，是難以正確認識中國的。”這段話裏我們不知道聖上所說的“正確認識中國”，是指認識中國的什麽，不過從全文的主旨來看，我想主要是正確地認識當今中國所走的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問題。但是，我在聖上的演講中也看不出中國的曆史、中國的文化、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究竟與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什麽必然的聯係。
最讓人不明白的是聖上那一段話：“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製、複辟帝製、議會製、多黨製、總統製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首先，這段話拿來比較的東西是不對等的，“君主立憲製、帝製、多黨製、總統製”是國家權力機構的形式，而“社會主義”則是國家性質，兩者並不是同類的東西，豈可拿來對比。再說了，“議會製”與“多黨製”與“總統製”之間並非互斥的關係，它們之間是有穿插的，比如“多黨製”可以采用“議會製”，也可采用“總統製”。我不知道這篇演講稿是不是聖上本人的作品，如果是其它人所作，可知此作者對於國家權力類型這一方麵的常識比較缺乏。
好罷，姑且不要過細糾纏於那些政治上的概念，從主旨上理解聖上的這一番演講，他的主要意思是曆史經過試驗，證明了中國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這裏，聖上混淆了三組概念的區別：“曆史事實”及“曆史的合理性”、“曆史事實”與“曆史的必然性”以及“曆史現實”與“曆史未來”。聖上今天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他的邏輯是：因為現在中國是搞社會主義，所以中國隻能選擇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是中國唯一正確的道路，所以未來中國也隻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按照這種邏輯，德國二戰期間希特勒也可以這麽說：今天德國是納粹時代，所以德國隻能選擇納粹，所以納粹是德國唯一正確的道路，所以未來德國也隻能走納粹的道路。按照這種邏輯，北韓的金正恩也可以如法炮製金氏獨裁帝國的曆史合法性和未來的永恒性。因為存在，所以合理，因為合理，所以不得改變。這種邏輯實質上就是強盜邏輯，它貫穿了中國數十年曆史教科書的主線。我們知道深圳聯防隊員在民工麵前公然強奸他的妻子的故事，這也是一個曆史事實，你甚至可以說這是那位男性民工的曆史選擇：在當代這個社會裏，一個驏弱的民工在當地強勢聯防隊員麵前，目睹妻子被強奸難道不是他的唯一選擇麽？但你能說這個曆史是合理的嗎？
因為時間不可倒流，曆史自然無法重來，因此所謂“存在既合理”的觀點簡直無法被證偽。你說某種道路不合理，那你走另外一條試試？可是你無法重試，當然你無法證明曆史的不合理性。如此一來，是不是曆史便沒有了天理，沒有了正義和公正？
當然不是如此，否則豈非太悲慘了。作為最高智慧動物的人類，造物主讓我們統治了這個星球，我們豈能如此無能、如此昏惑。昭昭日月，天理尤存，人類曆史的合法、合理性和進步性的衡量隻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是否朝著人類更加文明的方向發展。文明與野蠻相對、民主與獨裁相對、互助與互害相對、誠信與欺詐相對。在這個標準麵前，沒有什麽民族和國家會有例外，會有什麽不可觸犯的特色。
因為民主總是照顧到更多民眾的意誌，所以人民的選擇肯定是民主而不是獨裁，是多黨而不是一黨，是和平競爭而不是槍杆子說話。所以曆史的合理性的評判，從可操作層麵上來說，我們就要看是不是人民的選擇。凡不是人民的選擇的曆史便是不合理的曆史，凡不是人民所選擇的道路便是邪路。
那麽好罷，讓我們也來看看中國近百年的曆史，看看人民的選擇到底是什麽？
1895年5月2日，公車上書，揭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至9月21日光緒帝被慈禧囚禁止，號稱百日維新。是中國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為了救國圖強發起了製憲立法改革運動，鼓吹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得到了開明皇帝光緒的支持，但觸及了皇權的利益，在那個時代，以慈禧為首的皇族保守勢力仍然過於強大，維新失敗。
1911年10月10日中國同盟會掌控下的新軍在武昌起義成功，打響了推翻清帝國的第一槍，20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2月12日清宣統皇帝下詔退位，清帝國土崩瓦解。4月1日，孫中山辭去大總統職位，由袁世凱任大總統。至袁世凱複辟帝製止，這段時間，大概便是聖上在演講中所提到了總統製。
2012年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以宋教仁為首的國民黨提出多黨派競選，由國會中多數黨進行組閣。1913年首次國會選舉國民黨在國會中獲得壓倒性多數席位，宋教仁成為中國曆史上首位公選的執政黨領袖，3月20日，宋教仁在前往北京實施組閣的途中，在上海火車站被人槍殺。至此，國民黨放棄了議會競爭政治的做法，開始了槍杆子奪取政權的二次革命。此事件，大概是聖上在演講中所稱的議會製。事實上，議會製根本就是胎死腹中，從未出現過。
1912年袁世凱在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後，受不了內閣及國會對其權力的限製，1915年12月稱帝，在國民黨為主的各地聲討中，被迫於1916年3月了消帝製，6月袁世凱憂懼而死。複辟帝製鬧劇不過三個月便終結。
從1916年袁世凱死亡之後至北伐戰爭勝利的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武漢的11年間，是中國曆史上軍閥混戰的時代，但代表國家政權的北洋軍閥政府倒是實行了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的唯一一段內閣議會製。對於這一段曆史，評價迥異。有人稱此階段是中國近代以來最為黑暗的時期，有人稱此段時間是近代以來中國是為開明的時期。
1927年國民黨北伐成功，政治上統一了中國，國民黨政府成為中國官方合法政府，至1949年遷台，統共22年時間，被反對黨稱為獨裁政權。此獨裁政權在1949年終於實施了第一次全國性的選舉，但為時已晚，終被中國人民拋棄，流亡台灣。
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1927年南昌起義，開始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至1933年，紅軍總數達到33萬人，但是很快被國民黨軍隊圍剿後，至1936年在日本入侵華北前，中共中央及紅軍被壓縮至陝北一隅，總數不過三萬之眾。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全麵抗日戰爭開始，至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止，中共武裝力量從3萬人壯大到了兩百餘萬。而同時，國民政府軍則從抗戰前的四百餘萬人銳減至兩百多萬人，原本實力懸殊的對比變成了勢均力敵的對立。此時，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提出了建立美國式的多黨競爭的民主憲政國家的誘人口號，與國民黨的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派形成鮮明對照，大獲人心。最終，國民黨民心盡失，在戰場上節節敗退，逃往台灣，退出了中國大陸的曆史舞台。
1949年10月1日，共產黨取得政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了土地改革運動，落實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大快人心。兩年後，又開始將分給農民的土地收回，開始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運動，至1978年止，中國經濟近乎崩潰，全國人民回到赤貧地步，宣告了計劃經濟和人民公社的失敗。1978年，十八位農民以“托孤”的方式，冒著極大的風險，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創造了“小崗精神”，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公司法》發表，開始了私人資本的合法化，此後三十餘年，中國經濟取得持續高速增長，GDP總量一路攀升至全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
我們認真回顧從1895年5月2日戊戌變法至2014年4月1日聖上在中歐學院演講之日止，中國近119年曆史，真正由人民自主選擇的曆史關頭隻有寥寥的4次：
辛亥革命算一次，彼時清政府早已腐朽沒落到了極端，無可救藥了，可謂人人欲誅之，不亡天理難容。隻等有人開個造反的頭，剩下的便是摧枯拉朽了。人民拋棄的是皇權，選擇的是共和和民主。
第二次是北伐戰爭，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人心思定，統一政權，專注民生當是民心所向，所以，北閥軍也是所向披糜，一路高歌。這一次民人選擇的是統一和和平，拋棄是分裂與戰亂。
第三次是解放戰爭，短短的四年時間，共產黨靠人民的支持，國民黨因執意獨裁而眾叛親離，流亡台灣。這一次，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是選擇了共產黨所承諾的民主和共和，也就是美國式的民主憲政，拋棄的是獨裁和一黨專政。
第四次是1978年開始的農村改革和此後不久的工業企業改革，這一次是基層民眾自主拋棄了計劃經濟體製，選擇了私有製經濟因素。
我們可以知道，中國人民真正的自由選擇，沒有一次與所謂的社會主義有關。從1950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至1978年人民公社的終結，這段時間代表最為正統的社會主義，沒有任何人民的自主選擇可言，純粹是在階級鬥爭的高壓政策之下強行推行的產物。從土地改革開始，利用暴力沒收私有土地開始，便將私有財產與罪惡劃上了等號，與階級敵人劃上了等號，在此種紅色恐怖之下，真正做到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此後的一切打著社會主義旗號下的行動都是在階級鬥爭為先導的方式下展開的，沒有任何抵抗，隻有服從。
中國百餘年的曆史清楚地表明，人民，或稱為民眾的自由選擇，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不盡相同，但總的包括了民主、共和、統一、和平、憲政、多黨製、市場經濟，拋棄的東西也不盡相同，但總的包括了皇權、獨裁、戰爭、一黨製、分裂、計劃經濟。
再看看119年期間，那些政治製度是經過試驗的，試驗的結果如何？
君主立憲製，叫百日維新，時間隻有一百天便終結，但終結的力量是慈禧為代表的極端保守皇族勢力，正好說明君主立憲製是封建皇權的死敵，由此說明它是具有巨大進步意義。這種製度在當時沒能持續下去，並不能代表它便永遠地不適合中國。可以說，沒有百日維新對於中國社會的啟蒙，十六年後的辛亥革命是不可能那麽順利成功的。
辛亥革命後中國結束了封建社會製度，1912年開始了資本主義製度的試驗。至國民黨政權逃離至台灣的1949年止，在中國大陸實行了37年之久，期間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期是1912年至1915年的總統製，第二時期是1916年至1949年的總統議會製。兩個時期雖然執政者及執政黨派不同，但國家的資本主義性質是一脈相承的。資本主義製度在中國試驗期長達37年，但真正和平建設時間一年也沒有，自始至終沒有一天不是戰爭。1927年之前是軍閥混戰，1927年至1937年是國共兩黨十年內戰，1937年至1945年是國共日三方的八年戰爭，1945年至1949年又是國共兩黨內戰。1949年將介石潰敗台灣，不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失敗，而是獨裁政治在中國的民心盡失。
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自1950年社會主義改造開始，至1978年人民公社的廢除，試驗時間長達28年之久。這段時期雖然由於國際上冷戰的關係，中國采取了閉關鎖國的做法，但國家內部保持了28年的和平，沒有一天的戰爭，但是最終結果是經濟走向崩潰，民不聊生。
1978年到今天，按照官方的說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期，中國的經濟總量從全世界末流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也是聖上引以自傲最有力的證據。但平心而論，這種經濟上的高速增長，實在與所謂的社會主義沒有太大的關係，得益於三個因素：第一是借助了資本的力量和市場經濟的魔力；第二，得益於國際貿易，借助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三，得益於新的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歸結兩點，一點是改革，改革了所有製，在社會主義製度中轉入了資本主義的基因；一點是開放，加入了國際經濟循環，享受到了世界技術革命的紅利。離開了改革開放，保持毛時代傳統的社會主義製度，要取得如此的成就完全是白日做夢，不亡國就不錯了，還想國家複興？所以，最近的三十餘年，實踐再次證明了資本主義更加適用於中國，我們引進了資本主義基因，結果：用了三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曆程！
因此，回顧中國近代及現代百餘年的曆史，我們自豪地發現中華民族自主選擇的東西與地球村的其它村民沒有什麽太大的不同，我們並沒有拒絕普世價值，中國人民曆史上自主選擇的也是“和平”、“民主”、“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憲政”、“多黨製”，所拋棄的也是“戰爭”、“獨裁”、“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一黨專製”。百餘年各種製度、各種國家權力形式試驗也證明中國照樣能夠實行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照樣能夠實行憲政和民主，同時也證明毛澤東時代的那種社會主義的失敗。如果硬要將近三十年來的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說成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話，我得承認，這種社會主義在中國獲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要想繼續成功下去，中國須與國際接軌，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特色”的成分要減少，因為我們不能違背天理、不能違背公理、不能違背人類本性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