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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肚腸斷,天涯何處覓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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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是最致命的危險品 郎遙遠

(2016-09-01 08:12:59) 下一個
天津大爆炸的蘑菇雲染紅了天空,熏黑了世界媒體頭版頭條,震碎了國人的心。這是從美國“911”以來全球最慘烈的特大災難,是中國近年來屢次重大安全責任事故中最觸目驚心的特大事故。今天已有11名責任官員被立案,包括交通委主任、天津港總裁等7名廳官,還有沒有更高層領導瀆職被法律嚴懲?
極度爆炸危險的大型化工倉庫,竟然建在天津港經濟新區和碼頭中央,與社區為伍。附近居民渾然不知,猶如抱著一顆小型核武器威力的定時炸彈。肇事者和瀆職者把投機取巧、顢頇驕橫當自信,把脫離監管當榮耀特權。政府環評、安評、城建規劃把關、危險品安全監管形同虛設,瑞海公司成為法外之地,成為災難“惡海”。一個個瀆職環節肆意妄為,點燃了驚天大爆炸的引線。噩夢,終於不幸降臨。
國際災難學家告訴我們,累積900個安全隱患,必出28-30個事故,引爆1個特大事故。一個特大事故的發生,是錯誤不斷累積的必然結果,天津大爆炸不是偶然的。國家環保有三道安全屏障,一是公眾參與的環境評估,二是法律製度,三是政府監管。腐敗瀆職讓三道監管屏障成為擺設花瓶。
腐敗大致有三種,一是貪腐,公仆官僚化,特權生活化,權力商品化,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二是惡政,與民為敵,與民爭利,欺壓百姓;三是懶惰,做太平官,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搪塞推諉,敷衍了事。中外曆史證明,貪腐亡國,懶政誤國。新一屆中央下定了猛藥去屙、重典治亂的決心,彰顯了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隨著震撼人心的反腐風暴和紮實推進的法治中國建設,各地官場貪腐與惡政大大收斂,但“庸政”、“懶政”有所抬頭。震驚中外的天津大爆炸,就是貪腐瀆職和“懶政”結出的惡果。“懶政”的本質,是宗旨使命淡化,價值觀念扭曲,責任意識旁落,將為人民服務當成了負擔和麻煩,骨子裏依然是腐敗的幽靈。
李克強總理曾怒批:“屍位素餐本身就是腐敗,不作為的‘懶政’也是腐敗!”天津大爆炸給全國人民一個懶政瀆職禍國殃民的血淋淋案例。危險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腐敗,腐敗才是最致命的危險品。腐敗衝擊一切社會規則、秩序並加以破壞,將法律扭曲為潛規則。腐敗必然導致瀆職,瀆職必然導致禍害。
用三句話概括“懶政”:事前“蜻蜓主義”。凡事不周全、不嚴謹、不深入、不負責,運動式行政依然大行其道,當官為牟利為烏紗帽,缺失專業素養、法治精神;事中“鴕鳥主義”。各種推脫,各種封堵,有錯都是臨時工幹的。問責落馬的官員猶如旋轉門出來,不久又另謀高位;事後“喜鵲主義”。災難的眼淚未幹,問責反思的沸騰輿論,旋即被英雄讚歌掩蓋,被各種感天動地消解。“最美逆行”新鮮出爐,哪有什麽化學品大爆炸,分明是正能量大爆炸。
一萬個讚美,不如一次深刻反省。在人禍災難麵前,怎能王顧左右而言他,流行中國式災難美學?同樣的安全事故和災難不斷再現,第一次默哀是震撼,第二次默哀是憂傷,第三次默哀是黯然,第四次、第五次、第N次呢?長此以往,積累的是民怨。隻有足夠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避免災難重複。最大的威脅,是缺乏自我修複、自我完善能力的製度。習慣性的哀悼,不如習慣性自省;習慣性的歌頌,不如習慣性法治。
天津大爆炸的塵埃已經落地,但公眾對腐敗瀆職的憂慮並沒有落地。一個個人禍悲劇警醒我們,國家要長治久安,首先要健全民主法治,法治要有至高無上的威嚴,要用製度把權力關進監督的牢籠,讓腐敗者不能伸手、不敢伸手,讓懶政者不敢懈怠,讓特權溫床一刻不得安寧。
第二,製度執行要嚴苛,尤其是關乎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行業領域,政府監管職能絲毫不可鬆懈馬虎。既不能設置各種路障,變相權力尋租,更不能撒手不管,放任自流。在問責麵前,讓一切特權俯首法治,不留任何法外之地和閃避灰色地帶。
第三,廉潔、高效、公正、熱忱是理想的施政狀態,是行政治理改革的終極目標。對付懶政,必須將反腐進行到底,堅決清理那些為官理念不正、削尖腦袋撈私利、占著職位不辦事的官員,創一片清新天地。中央推出幹部“能上能下”製度是一個創新善舉,在“權為民所賦”製度改革上,不妨把步子邁得更大些,讓大大小小官員都深刻感到,手中權力來自人民,幹不好就隨時下台。
第四,隻有陽光,才能驅除黑暗和霧霾。如同水不是救火的萬能工具一樣,說謊封堵絕不是政府處理危機的萬能妙策。最雄偉、最強悍的長城,擋不住洶湧的民憤。中國很多人禍和悲劇,是悶出來的。自媒體時代的信息傳播威力,良知媒體記者的職業操守,使天津爆炸事件成為輿論監督的一次勝利,沒有淪為官員“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掌上遊戲。公民的知情權、媒體的自由度,得到了前所未有地彰顯,事件真相一步步水落石出。習近平主席兩次批示,要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質和責任,不放過一絲疑點,不論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依法依規嚴肅追責,給社會一個負責任的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集體罕見對一個災難事件表明嚴查嚴處態度。
有人說,天津不出醜聞,一出醜聞就驚天動地。不出醜聞,是報喜不報憂的本領高,是和諧水平呱呱叫。天津官方開始想遮醜,想推卸責任,市長書記遲遲不露麵。但爆炸實在太猛烈太驚悚,天津的紙包不住天津港的火。天津幾場新聞發布會,讓全世界見證了天津官員個個驚慌失措、醜態百出,對比他們平時誇誇其談、神采奕奕的情景,簡直是雲泥之別。
天津爆炸後,當地環保部門第一時間維穩,宣稱空氣質量好,而李克強總理在事故現場質問,這刺鼻氣味是什麽?爆炸現場各種數據躲躲閃閃,躲閃的是法律問責、良知拷問。天津海河出現大量死魚,官方回複,是天熱悶死。網友們不信,競猜天津魚兒各種離奇死法。網友的黑色幽默,是對權力顢頇的厭惡和嘲諷。一個政府要取信於民,首先不說謊,不裝聾作啞,不諱疾忌醫,不失德失信。貪婪是經濟腐敗的源頭,謊言則是政治腐敗的源頭。
如今中國,法治精神日益彰顯,官本位必然徹底讓位於民本位,遮遮掩掩、真真假假的開窗透風時代,已向公眾監督的陽光透明時代邁進。做個有良知有底線的人,誠實不撒謊,守法不腐敗,盡職不懶惰,這應當是公務員的基本操守。
 
 
  政治體製改革是為了管住官員
                         來源:日子啊日子的博客  作者:辛子陵
 
    2004年7月4日美國國慶日,布什總統向中國網民發表談話。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曆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因為隻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

    官員是什麽?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管住他的獸性才會“替天行道”,成為天使。自律是靠不住的。製度好可以使好官更好,壞官無法做壞事;製度不好,壞官則放肆做壞事,好官也會變壞,不同流合汙則被逆淘汰。西方民主製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創造了一套體製和製度把官員關進了“籠子”,用權力製衡的辦法使他們無法為非作歹。
我們的製度,最可悲的地方是千方百計地防範人民,讓人民戴著“主人”的高帽子走進籠子,看著“公仆”貪汙腐敗為非作歹而毫無辦法。老百姓想行使“主人”的權力,數不清的清規戒律罩著他,叫他張不開口,拿不起筆,邁不動步。

    民主是什麽?在美國就是人民高於一切,享有充分的結社、集會和遊行示威表達民意的自由,監督政府和執政黨,誰上誰下由人民投票決定;民主黨、共和黨,都不能向人民發號施令,成為執政黨以後,通過施政服務人民和管理國家;人民監督政府,是通過新聞出版自由表達各階層、各種族、各界別的群眾意見來體現的。美國沒有官方通訊社、官方報紙,除了一個對外廣播的“美國之音”外,沒有對國內宣傳教化的官辦電台和電視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兩大政黨沒有自己的機關報和自己的電台和電視台。沒有控製輿論、審查書報的機關和製度。輿論導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間,不是官導民,而是民導官。總統、國務卿放下身段向民間問計,了解老百姓的意見和要求,調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須同執政黨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執政黨和政府必須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所謂“籠子”就是權力的邊界。政府有政府的權力邊界,法院有法院的權力邊界,議會的眾議院和參議院也都有各自的權力邊界,執政黨有執政黨的權力邊界,反對黨有反對黨的權力邊界。任何人、任何政黨,都沒有總攬一切的特權,各守各的邊界,互相製衡,任何官員,包括總統、議長和大法官,誰都不能越界越權。我們分析一下克林頓腐敗案,認識一下美國民主製度。

 
 
    克林頓總統是生活在“籠子”裏,他的一舉一動被嚴密監視著,連“包二奶”的自由都沒有(更別說貪汙受賄了),跟情人幽會了幾次,就上了報紙和電視,把人丟到全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不幸”的;共和黨想借機發難,把他搞臭,為下次競選上台做鋪墊,這個“籠子”屏蔽黨爭私見,保證他能夠得到公正對待,“不以寸朽棄連抱”,犯了錯誤可以批評,但不能打倒,使他有機會將功補過,體麵地把總統做滿任期,這又是他的幸運。這個把總統關起來的“籠子”,既限製了總統,又保護了總統;既充分發揚了民主,又防止了民主的濫用;既尊重了多數,又保護了少數。

    憑這一套體製、製度、憲法和法律,美國實現了南北戰爭後140多年的穩定、和諧。不是說美國的體製和製度盡善盡美,而是說它能夠傾聽民意,不斷改進,不斷完善。國家政權決不和主流民意擰著幹。1963年美國黑人還在遊行示威,聽馬丁路德金的講演,反對種族隔離製度,1969年就有了第一個黑人市長,2008年就選出了第一個黑人總統。與此相對立的列寧創造的“更高級的民主”——蘇維埃,由於拒絕任何改進和修正,專和主流民意對著幹,搞了70年被人民拋棄了。我們請來蘇維埃“蘇大人”當做“神器”供奉著,最近又被塗上了“中國特色”的油彩。可總設計師不這樣認為,鄧小平在與波蘭領導人談話時說:“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製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

    毛時代的政權是專和主流民意對著幹,大至包產到戶,小至一部電影,凡群眾喜歡幹的、看的,準是官方否定批判的。改革開放以後,當政者做了許多俯允民意得人心的事情(如允許包產到戶等),也還做了一些與主流民意相悖的事情。最不該的是與部分群眾結死仇,這不是政治家的胸襟。美國南北戰爭尚未結束,林肯總統於1863年12月8日發布《大赦與重建宣言》,宣布赦免所有叛亂者。這很值得我們學習。要說提高執政能力,就從民主執政開始。

    事實上任何國家的體製、製度、憲法和法律,都是一個“籠子”,民主國家是把官員關起來,專製國家是把民眾關起來。我們(從蘇聯)搬來的專關百姓的“籠子”必須要改革,把民眾放出來,把官員關進去。誰要是說我們的“籠子”比人家的好,反對政治體製改革,他絕對是在代表貪官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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