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目驚心的“中國式特權“

 原文地址：觸目驚心的“中國式特權"作者：大浪愛莎

 

 

【導讀】北京理工大學胡星鬥教授認為，目前中國最大問題是特權橫行，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障礙是特權製度。不鏟除特權腐敗製度，中國的現代化其實是無望的。腐敗濫權是構建和諧社會主要敵人是社會矛盾激化危機叢生主要源頭；是政府麵臨著亟待解決主要課題；是廣大人民群眾對政府是擁護、信任還是反對、不信任的主要呼聲。

 

 

 

中國特權政治製度表現為以下8個方麵。
 

 

一、官位等級製度

 

中國大部分資源都掌握在“官”手中，雖然現在很多資源也市場化民營化了，但是非權力依附型企業是難以生存和壯大的。由於中國沒有同時進行^憲^政^改^革，所以市場經濟發展不但沒有削弱官本位封建等級製度以及計劃經濟時期等級製，反而不斷地強化著君臣尊卑傳統觀念，並且將之法製化。

 

與封建製度相比，現在隻是稱呼上有所改變，稱為縣處、級地、廳級、省部級等等。
 

等級製度在改革開放前還隻在“幹部”中實行，現在推廣到了社會各個領域。於是有了局級公司、師級歌星、廳級和尚、副部級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營企業外，舉凡工廠、醫院、銀行、城市、街道、學校、科研院所、社會團體、民主黨派，甚至道觀佛寺等一切社會組織都被劃定了相應的等級，一切官員也都分成縣管幹部、市管幹部、省管幹部，等等。

 

同級幹部都有嚴格的座次順序，不同級幹部更有不可逾越排名及待遇——幹部可以聽什麽報告看什麽檔案，以及是否享受秘書廚師、保姆、警衛員、司機、公務員等等服務全看他級別高低。級別高的幹部就自認為掌握了“真^理”，從而可以傲視普通人，過著特權生活。

 

 

二、黑箱化的財政製度

 

發達國家的錢袋子是掌握在議會手中，官員每花一分錢都要經過議會的批準。而中國的財政是官員化、隨意化、秘密化的財政，一切支出由官員說了算。所以30年來，中國政府的行政開支增加了100倍。

 

據有關調研報告：

 

全國黨政機關係統違規違紀、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遊、出境出國、送禮濫發獎金福利，2006年度高達2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稅收收入的50.5％。江蘇、浙江、上海、山東、廣東五省市廳局級幹部實際年收入為55萬至105萬元，副省級以上幹部實際年收入為125萬至250萬元，每人花費公款600萬至2000萬元。

 

2004年上海市黨政國家機關係統公款吃喝、旅遊、境外觀光、進修、讀書、送禮、超規格發放福利獎金、補貼等共計1045億元，2005年為1276億元；廣東省2005年為2485億元。如今更盛，隻是官方不敢公布實際數據。
 

 

三、權貴壟斷的企業製度

 

2007年第4期報道：中國億萬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過90%是高幹子弟；在5個最重要的工業領域-——金融、外貿、地產、大型工程、安全業，85%-90%的核心職位掌握在高幹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僅海外高幹子女親屬經營的中國進出口貿易每年就達1000多億美元，擁有財產6000億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幹親屬超過100萬，其中高幹配偶子女20多萬人。

 

特權壟斷常常造成國家和全民利益的損失，如國有商業銀行以遠低於市場價格-—興#銀行甚至以不到市場價格的1/10把股份賤賣給外資，僅中國#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銀行、中國交#銀行4家銀行因為賤賣損失就超過7500億元，僅2006年一年銀行股賤賣的損失就達6000億元，整個銀行業損失上萬億元。

 

僅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4家國有公司4年海外分紅就超過1000億美元，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來自對國內消費者的掠奪，憑著其壟斷地位抬高資源價格或者對手機雙向高額收費等，然後把利潤送給外國人。為了增加贏利，兩大石油巨頭不惜製造“油荒”以抬高國內價格，並且出口退稅。這些國有企業憑藉壟斷獲得的巨額利潤不但不需要向國家分紅，反而得到財政補貼，而8億農民2005年獲得的糧食直補也才132億元。

 

中國的糧食連年豐收，產量達9800億斤以上，為什麽還出現糧食短缺、糧油價格上漲的現象呢？

 

原來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中儲糧”)每年要收購全國小麥商品總量的60%以控製麥源，按兵不動，采取“市場饑餓法”，把小麥市場“托”起來，繼而在收購價的基礎上加價“順價銷售”。中儲糧每收購1斤糧食，政府給予2.5分錢的補貼；每存儲1斤糧食，政府給予4分錢的補貼。按畝產800斤小麥計算，一畝地政府給出的補貼為52元，其中農民實際得到了每斤2分錢、每畝16元的補貼，其餘36元補貼給了中儲糧。

 

 

 

四、封建等級的社會保障製度

 

目前，中國的醫療分成幾類，公務員享受財政撥款的公費醫療，部分職工是個人帳戶加社會統籌，另外一些職工和居民購買商業保險，農民參加合作醫療。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城市居民中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占44.8%，農村有79.1%的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

 

勞動與社會保障部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試點，也隻覆蓋了10%農民工。在中西部地區由於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人占60%到80%。據《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4期，從1991年到2000年，中央撥給農村合作醫療的經費僅為象征性的每年500萬，地方政府再配套500萬。全國農民分攤下來，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錢。一方麵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麵離退休高幹卻長年占據40多萬套賓館式高幹病房，一年開支500多億元，再加上在職幹部療養，國家每年花費約2200億。官員們的公費醫療占去了全國財政衛生開支的80%。。

 

中國衛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四。中國的養老製度也是封建等級化的。官員們按照級別享受相應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論是否在職。高幹離職後，秘書、警衛、司機、勤務、廚師、保姆、專車、住房及醫療待遇一律不變。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權和司法特權

 

警察絕大多數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權源於缺乏民主監督的體製。哈爾濱市區電子監控設備發現，警車闖紅燈月均近1200次。某縣動用警察收提留款，動不動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劉振中說了一句“這趕上土匪了！”於是被警察四處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婦皆受牽連都被送進監獄。某警察甚至說：我們吃的就是這碗飯，開的就是這種店，打人是家常便飯，我打你是執行公務，你還手是妨礙執行公務！

 

上海巨富周#毅的看守所和監獄生活，也處處顯示出特權：每餐“四菜一湯” ；允許使用手機數次；看病每次醫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門診，專為周正毅一人服務；親情電話成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權電話。

 

 

六、歧視性的戶籍製度

 

戶籍籍製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權、農村人的社會底層化。1999年北京市勞動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許和限製外來工的職業範圍，限製外來工的行業8個，職業、工種103個。南京上百萬農民工5年中隻有5人成功落戶在南京，不到百萬分之一。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調查顯示，34.28%的在京流動兒童為北京土生土長，20.82%的兒童不能及時接受教育。中國高等教育的城鄉學生比從改革開放初的3：7發展為7：3。

 

中國農民高價購買生產資料交納的增值稅每年在5000億元，是全國增值稅的一半，相當於每個農業人口每年交稅400-500元，而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表示，全國增值稅的60%都是農民交的。但國家財政每年撥出支農資金高達4000多億，大部分資金卻補貼了糧食企業、化肥企業等權貴部門，農民獲得的補貼很少，國家的扶貧資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門。

 

 

七、宣揚特權教育製度

 

小學生個個比誰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師悉心照料，當上班幹部；課堂上宣講的往往是尊敬領導、服從權力。

 

為慶祝“六一”兒童節，武漢市###區舉行少先隊的特色比賽：當日，武漢最高氣溫達35.3℃，原計劃8點30分開始的比賽，卻因領導的姍姍來遲而延後。等一個個領導在太陽傘的遮陰下講完“祖國的花朵們”之類的話，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著長袖製服，並且手套、帽子……裹得嚴嚴實實的軍樂隊員，終於起步，開始比賽。手持指揮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幾步，一頭暈倒在地。當老師和家長的搶救時，領導們悄然離去。

 

某市文化旅遊節逢雨，領導們都有人給打傘觀禮，而學生們個個立在雨中，渾身濕透。

 

在河北省科技活動周開幕式上，一名小學生耐不住持續兩小時的烈日炙烤，當場中暑昏倒，然後台上領導們也都悄然離去。

 

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瑪依，當大火突襲的時候，有人高喊著：“同學們不要擠，讓領導先走！"結果克市領導、教委領導幾十人都成功逃生，沒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學生葬身火海。

 

中國的學術機構也處處滲透了權力。55年來，北大物理係培養的22位院士，不帶官職的隻有4位。51級入學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長。高考分數線歧視則造成了地區特權、城市特權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複高考20多年來，北京的高招錄取分數線大大低於其他省份，相差最高達160多分，在其他省份隻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數，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華。
 

 

八、歌頌權貴的文化製度

 

由於電台電視台、新聞出版業的壟^斷、特^權，以及不允許出現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除娛樂之外的明星，電視台等為了保險，“不出問題”，不^敢報^道真^實消息，不^敢追蹤社^會問^題，不^敢深入挖^掘新^聞^內^幕，因此天天播出娛樂節目，吹捧幾個歌星，號稱是弘揚“主^旋^律”。

 

8億農民、2億農民工、3億多低生活水準者、4000萬失地農民、3000萬上訪者、2000萬農村留守兒童、2000萬打工子弟、6000萬殘疾人、2億工人、1.2億乙肝病毒攜帶者、上百萬愛滋病患者在媒體上統統不見蹤影。
 

因此隻有廢除官本位的等級製度、黑箱化的財政製度、權貴壟斷的企業製度、封建等級的社會保障製度、歧視性的戶籍製度、宣揚特權的教育製度、歌頌權貴的文化製度等，中國才能進步，才能實現現代化，才能成為現代文明的國家。

 

中國亟待取消工廠、醫院、銀行、城市、街道、學校、科研院所、社會團體、民主黨派、道觀佛寺的行政等級；除退休的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總^理^等少數人之外，取消退休離休後的秘書、廚師、保姆、警衛員、司機、勤務、公務員、專車、住房及醫療方麵的特別待遇。

 

取消幹部病房、高幹病房、幹部療養所、領導度假別墅、部級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權；建立科學化、規範化、公開化、民主化的公共財政體製，一切支出改由各級人大決定；打破石油、電力、電信、金融、保險、證券、外貿、煙草、糧食、地產、大型工程、農用生產資料、有色金屬、民航、鐵路、安全等領域的壟斷，國家參與其分紅。
 

 

官員“權力傲慢病”本質及其危害

 

 

 

　　 核心提示：近年來，中國少數官員雷語不斷。媒體和大眾對此類現象的解讀，一般傾向於歸咎為領導幹部的個人素質問題，指出這些官員簡直是智商欠缺，才會說出連基本常識和邏輯都不具備的言論。但實際上，這些官員當中的很多人接受過高等教育，有的供職於中央部委多年，他們不僅不缺乏基本的常識，而且對於得失利弊的算計格外精明，多年宦海沉浮的經驗使得他們語言表達的技巧可謂是爐火純青。他們之所以頻頻在公開場合敢於雷語，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長期以來養成的權力傲慢。

 

 

 

　　近年來，中國少數官員雷語不斷。媒體和大眾對此類現象的解讀，一般傾向於歸咎為領導幹部的個人素質問題，指出這些官員簡直是智商欠缺，才會說出連基本常識和邏輯都不具備的言論。但實際上，這些官員當中的很多人接受過高等教育，有的供職於中央部委多年，他們不僅不缺乏基本的常識，而且對於得失利弊的算計格外精明，多年宦海沉浮的經驗使得他們語言表達的技巧可謂是爐火純青。他們之所以頻頻在公開場合敢於雷語，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長期以來養成的權力傲慢。

 

 

 

　　長期的輿論控製及對民意的回應太少，使官員的言行比較任性。在我國，由於政府對媒體的管控較為嚴格，官員不當言論的傳播受到嚴格限製，養成了少數官員信口開河，任性妄為的“毛病”。隻是隨著自媒體時代到來，人人都成了記錄者，才讓許多官員的雷行雷語曝光，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這讓許多官員不適應。他們更多的是想辦法引導輿論，很少認真檢討自己的失誤。更何況，很多官員即便迫於輿論的壓力，在風口浪尖上暫時被“免職”，但待遇依舊，過了一年半載，又重新“上崗”，有人甚至還能步步高升。造成這種現象的製度原因，還是我們的體製缺乏對各級幹部製度化的民主監督渠道，民意無法直接對幹部的利益施加影響，沒有形成硬性的約束。

 

 

 

　　政治常識缺乏，是非不分，使官員將錯誤奉為經典。公共言行考慮不周造成的失誤與官員肆無忌憚違背常理的言行是有本質性區別的。我國少數官員的“雷語”，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們的政治理論水平。例如前不久，針對民眾要求“公布兩會開銷”的呼聲，有官員聲稱“要求公布兩會開銷，簡直是胡說八道”。可事實上，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的開銷屬於行政成本，理應向民眾公布。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和幹部不受民眾監督已經習以為常。整個政府行為，尤其是財政行為長期缺乏民主監督，政府花多少錢，怎麽花錢都從來不需要征求民眾的意見，也無需對民眾公開和負責。人的意識和行為都是長久以來的行為和習慣塑造的，各級官員已經將“政府花錢不需要向民眾交待”看作是理所當然，自然在麵對媒體和民眾的監督要求時，難免感覺遭遇了“無理要求”，斥責這種說法簡直是“胡說八道”。

 

 

 

　　也就是說，官員傲慢實際上暴露的是我國政治體製中的沉屙痼疾。這種言行雖然不會造成直接的物質性損害，但是對國家治理的消極影響卻是十分嚴重的。由於我國特殊的政治體製，各級官員既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又是執政黨的幹部，官員的言行代表著政府的權威，也代表著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和威信。因此，如此不負責任、違背民心的言論，直接破壞了執政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從更加具體的層麵上講，這種官員言論肆無忌憚的現象，在這樣一個信息高度流通的時代，無疑會導致“一石激起千層浪”，對我國廣大的幹部隊伍產生極大的負麵影響。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近年來官員這些雷語借助互聯網和電視等媒體傳播的程度幾乎是家喻戶曉，幹部的“傲慢病”也就由此而來，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幹部隊伍形象。而對幹部隊伍群體形象的破壞直接導致各級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政府在民眾當中的威信不斷下滑，政府言論的公信力越來越低。特別是當前我國社會的官民對立情緒嚴重，這種不負責任的官員言論更是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矛盾。民眾針對幹部群體的憤怒具有彌散性，幾個不負責任的官員加劇了民眾心中對整個幹部隊伍的負麵看法。在一些民眾眼裏，已不再對幹部群體作出區分。他們一說起官，眼中就露出憤怒的火來，甚至滋生出仇官情緒。這樣的官民對立的情緒不僅加劇了國家治理的難度，而且是對社會和政治穩定的重大威脅。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農村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愛思想    作者：於建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