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千年”第二部《西風烈：西周篇》（六十九）

成王九年的春天，一個我們都很熟悉的外賓出現了：肅慎氏來朝。肅慎的情商真的不是一般高，當年武王回光返照之際，它及時“來賓”；成王站穩於東階之後，它又“及時”來朝。《周本紀》也特別報道肅慎朝拜的新聞：“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息慎”是肅慎的誤寫，另外“賄”字應該是“錫”之誤，帝王賜賞曰“錫”，成王用得著“賄賂”肅慎嗎？《竹書》的說法是準確的：“王使榮伯錫肅慎氏命”。“錫”或是“賄”無需理會，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榮伯”才需要我們留意。“榮伯”是誰無從考證，也無關緊要，關鍵的是榮伯的工作本該首席大臣周公來做，很明顯周公被架空了。

成王十年，他正式把唐國冊封給弟弟姬虞，姬虞從這時開始才被稱為唐叔。《竹書》“十年，王命唐叔虞為侯。”，《竹書》的條理比《史記》清晰得多，《周本紀》和《魯周公世家》裏關於成王親政前後的記載主要來源是《尚書》“雜誌”。《尚書》很雜，作者眾多，“商辦”、“周辦”皆有文章入選，以及戰國和漢儒們的添鹽加醋，不能自圓其說之處在所難免。更不幸的是，《尚書》裏發表的文字多屬議論文性質，裏麵提到的事件都沒有具體年份，甚至張冠李戴。司馬遷以《尚書》為藍本寫周朝往事不亂成一鍋粥才怪，其中自相矛盾、不合理之處甚多。

相比而言，《竹書》脈絡清晰，我必須再次給它點讚。遺憾的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今本，和古本想比，不少東西丟了，而且又被後人偷偷加了東西進去。比如這句“帝子丹朱避舜於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於房，為虞賓。三年，舜即天子之位。”，帝堯的兒子禪位於舜，舜辭讓不果，才於三年之喪後，即天子位。這段話和《尚書》的說法高度一致，《竹書》的思想認識不可能有這麽“高”。《竹書》的作者是魏國史官，魏國是從晉國分出來的。宗主國被滅，魏居功至偉，搶班奪權上位的魏國國君怎麽可能宣揚“禪讓”美德？古本《竹書》雖被毀，但古籍裏仍有引證的蛛絲馬跡，關於堯舜的“高尚情操”，畫風是這樣的：“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

往事不用再提，人生還看今朝。成王十年，又有新款外賓來朝。那個外賓的名字有些陌生，叫做“越裳氏”。越裳氏即古越國，在湖南境內，他們的貢物別開生麵，是一種水生動物，叫做“長沙鱉”，這也是“長沙”這個地名首次現於史冊。眾所周知，鱉俗稱王八，當時要不沒有王八的說法，要不沒有王八現在的含義，否則越裳氏會直接被扔到河裏喂王八。

同一年，周公的工作崗位換了，從洛邑遷往豐京。（《竹書》：“周文公出居於豐。”）看上去似乎周公的地位升了，其實明升暗降，豐京是留都，它不是權力中心，周公成了禮儀形象代言人，相當於當上了政協主席。

周公其實在此之前好幾年就處於離退休老幹部的處境了。漸漸淡出權力中心的周公有時間考慮權力以外的東西，那便是禮儀。

周公不再執掌兵權，於是有時間完成學術著作《周禮》，就像沈從文不寫小說，而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樣，都屬於不務正業，他們也不願意這樣，可是別無選擇。

《尚書》聲稱周公是在成王第六年完成《周禮》，也許是正確的。普遍的看法是《周禮》涉及領域極廣，除周朝官製外，舉凡祭祀、器皿、服飾、軍製、田製、稅製和婚喪嫁娶等禮製無不囊括其中，這是曠日持久的工程，並不比營建洛邑省事，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周公原創的《周禮》原名叫《周官》，隻是《尚書》裏一篇政論而已，在一年內完成完全可能。《周禮》在“三禮”裏居首位（另兩位是《儀禮》和《禮記》），我們現在看到的《周禮》版本已經不是原件，《周禮》定稿於戰國，並且在漢代不斷“完善”，戰國和漢代的那幫書生多能白乎啊！“完善”的另一個意思其實和“麵目全非”神同步，就像化了濃妝的日本歌舞伎一樣，臉上抹的厚粉足以掩蓋本來坑窪不平的臉麵。不可否認的是，周禮對後世的政治製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遠及明清乃至現代——漢民族的諸多文化風俗都可以在《周禮》中追根溯源。

周公製禮不可能閉門造車，他需要走出去，和人民群眾手拉手、心連心，於是他便下鄉采訪，匯成《詩經》裏的“國風”，這也是“采風”一詞的由來，“風”即風俗，不是“風言風語”，更不是“風流”。《國風》中的《周南》便是周公鄉野調查的學術成果。《召南》則是召公的學術成果，他陪著退居二線的周公一起去采風，相當會做人，召公比周公更適合做VP(Vice President，副總統)。

《周南》和《召南》的第一篇都與鳥有關，《周南》篇首便是大名鼎鼎的《關雎》，不用再介紹了。《召南》的首篇叫《鵲巢》，“鳩占鵲巢”這個成語便來於此，此篇若有所指。周公曾作《鴟鴞》書贈成王，令成王戰戰兢兢。鴟鴞是貓頭鷹，鳩是斑鳩（也有說鳩是八哥），它們長相雖異，但都有搶占別家巢穴的惡習，召公的《鵲巢》實在意味深長，長得和周公漸行漸遠，遠得相忘於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