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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刑的具體內容已經無籍可考，就像大禹的“蔡刑”一樣。《左傳·昭公六年》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看來成湯當初“革命”成功之後，政局很不穩，才針對性地製定“湯刑”，屬於成湯的私人定製。“湯刑”明顯是特定時期的產物，亂世之重典，後來一直不用，也就漸漸被遺忘，乃至無人能說出所以然來。
有意思的是孔穎達對於“湯刑”的注疏：“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如果一種刑法不為人所知，那麽刑法就成了一種私刑，想怎麽來怎麽來，想想就夠嚇人的，確實夠“威”，但這不是法律的威嚴，而是人治的叵測，法官想怎麽判怎麽判，判你做一個小時平板支撐，做不了，把你腰打折。
祖甲不知道從哪個犄角旮旯找出祖宗的“湯刑”，也不管是否合適，拂去上麵的蜘蛛網和灰塵就用上了。成湯的“湯刑”極有可能“定製”於六年大旱期間，大旱導致大饑荒，社會上動蕩不難想象，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於是成湯開發“湯刑”以為震懾：全給老子老老實實趴著做平板，不許亂動。
然而此一時彼一時也，成湯的“湯刑”在祖甲時水土不服，《竹書》總結說：“迨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複衰。”，“繁刑”就是重刑，祖甲欲用祖先“不可知”的“湯刑”製約蠢蠢欲動的諸侯們和維穩國內的不安定因素，效果恰得其反。
祖甲可能沒有意識到，能施重典的王非得是個狠角色，比如成湯，在東郊發表“三月宣言”把諸侯們嚇得大氣不敢出，成湯玩得轉湯刑。武丁也能玩，如果他願意的話，不過顯然他不需要玩這個，他負手而立便不怒自威，何況他老人家還經常發怒。祖甲是個軟性子，怎麽能玩得轉湯刑？再說當時商朝自武丁之後一年不如一年，勢利眼諸侯們已經對宗主失去敬畏之心，祖甲還想拿重刑嚇唬他們說明沒有自知之明。不是貼了胸毛就可以當土匪的，你得有把子力氣、有股子匪氣，祖甲兩樣都缺。諸侯不買賬，不僅政治影響惡劣，經濟損失也接踵而來：沒人上貢了，相當於股東撤資，於是乎“商業”又不景氣了，“熊市”又來了。
不合時宜地使用“湯刑”是祖甲執政的敗筆，左丘明把商朝滅亡的禍根算在祖甲頭上，司馬遷更上層樓，把祖甲說得一無是處，除了淫亂，什麽都不會。真是“牆倒眾人推”啊，祖甲很倒黴。祖甲為王時，經濟狀況很不好，他爹武丁的武功了得，看起來風光無限，可是差不多把國庫給掏空了，諸侯上貢又銳減，也難怪祖甲著急上火用“繁刑”，他真的是沒轍了。
自祖甲之後，商代還有六代，應該有足夠的時間重整旗鼓，少康不是中興了嘛，太戊、武丁不也中興了嘛？可偏偏自祖甲之後，一代不如一代，於是追根究底，“亂”的源頭就算在他頭上了，成了“曆七世商亡”的老祖宗，他的七世孫帝辛則被周武王和後來的聖人們塑造成敗家玩意的形象代言人：商紂。
祖甲二十七年，他任命兩個雙胞胎兒子囂與良分別為王位第一繼承人和第二繼承人，徐中舒在《先秦史論稿》說祖甲廢除兄終弟及製，開創嫡長子繼承製，這是從何說起啊？
嫡長子繼承製一直是自夏以來的主旋律，兄終弟及一般都是非典型交接，不外兩種情況：一、兒子太不爭氣：比如不降對孔甲失望之極，才轉而把地位傳給弟弟扃，從而改變了夏朝自大禹以來的傳子祖製。不降之後，隻發生了一起兄弟接棒，而且“弟終兄及”，胤甲死後，他的堂弟孔甲上台了；二、權臣操縱。兄終弟及在商朝時突然多了起來，伊尹是任性的始作俑者，他先剝奪了太丁兒子太甲的繼承權，讓太丁的弟弟外丙做王，接著又剝奪了外丙兒子的繼承權，讓外丙的弟弟仲壬繼任，然後又令人意外地選擇早就被遺忘的太甲上位。可以說，大權臣伊尹打亂了商朝接班人的定例，他搞出那套非常理出牌讓每個“弟弟”都心懷期待，讓每個“兒子”都如履薄冰。
祖甲讓兩個兒子都成為王位繼承人，這就意味著必有兄終弟及的狀況出現，他怎麽會是嫡長製的開創者？
祖甲其實是個不錯的帝王，很有政治抱負，也很體恤民情。因為他早年在民間隱居，對老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用《竹書》的話來說：“王舊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悔鰥寡。”，鰥寡孤獨皆有所養，這不就是孔聖人心目中的頂級德政嗎？聖人們為什麽不能出來替祖甲說句公道話？祖甲晚年操之過急，重典未能收到預期效果，所謂“過猶不及”是也。祖甲生前可以指定第二、三代領導人（此前的商王誰都沒這麽幹過），說明他當時威望很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誌行事，隔代指定接班人，這個難度不是一般的高，曆史上沒幾個帝王做到過。
祖甲在位時間不短，達三十三年，前二十來年他很有為，後十年他毀了前二十年的成果，用王羲之的話來說“豈不痛哉！”。更為悲催的是，他的後人比祖甲無能多了，終於把商朝帶進萬劫不複的深淵，最後一任商王帝辛，即商紂王雖能力非凡，亦不能挽狂瀾於既倒。他的故事我們後麵再說，他的失敗遠非聖人口中說的那麽複雜，敗因其實簡單得不可思議。
祖甲死後，他的兒子廩辛即位，即雙胞胎中的老大囂。囂一點也不“囂張”，在位四年，好事壞事一件不見於史冊，就空空蕩蕩地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