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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的國共之爭 (11 / 14 )
目錄
1、輿論戰
2、七七前的中日戰場
3、國共從十年對抗到合作
4、抗戰全麵爆發：七七和八一三
5、抗戰初期的退卻階段
6、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7、正麵戰場
8、敵後戰場
9、偽軍
10、磨擦
11、抗戰的戰略反攻階段
12、與日、偽接觸
13、資源和代價
10、磨擦
摩擦，或國共摩擦是指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時間的軍事衝突，這些衝突一般都發生在敵後遊擊區和遊擊區和非淪陷區的交界附近。
國共兩黨原來是死敵，抗戰時國共合作，既難放棄前嫌，又有後顧之憂，怎麽可能完全徹底地合作。雖然在抗戰八年裏，數次矛盾激化，國民黨稱“中共破壞抗戰”，共產黨稱“三次反共高潮”，但自始至終，關係沒有破裂。就像兩黨關係沒有破裂一樣，兩黨兩軍之間的摩擦的原因也是複雜的，每次都不盡相同的。除了前嫌和後顧，當時的形勢也壓迫兩軍互相摩擦。
在國共合作形成抗日統一戰線初始，中國共產黨內有“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路線。可是這條路線很快得到改變，成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對共產黨來說，這兩個“一切”，不要說抗日，簡直就是一條死路。蔣介石一定會利用日本人消滅共產黨。所以，隻有保持距離才能生存，才能合作。蔣介石來說，雖然已經化敵為友，卻又不服從指揮。作為一支軍隊，獨立自主，那不就是養虎為患嗎？可是到這時要想滅掉共產黨除非跟日本合作，這在政治上絕對行不通。當然，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國共合作還是有基礎的。特別是在剛開始時，八路軍的編製還很小，新四軍更是微不足道，盡可以使用、發揮，保持編製。隨後，特別是到了戰略相持階段，八路軍和新四軍敵後開展遊擊戰的力量和區域有所增加，問題就來了。所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共產黨要在敵後發展，而國民黨是不願意共產黨發展的。這樣的結果就是雙方時常會以部隊向對方擠壓，企圖控製更大的有利區域，壓縮對方的空間，結果是每每產生衝突，形成摩擦。國民黨為此稱這些共產黨部隊為違令的或者非法活動的異黨部隊，共產黨則稱與之摩擦的國民黨部隊為頑軍，意思是頑固堅持反共立場的部隊。
在北方的國共摩擦最大的事件發生在山西，稱晉西事變。早在“七七事變”之前，山西地區的有共產黨背景的和由共產黨地下黨組織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得到閻錫山的包容，發展成了抗日救亡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成份包括國民政府山西省政府和共產黨地下組織，並由山西省政府閻錫山，由薄一波主持工作。犧盟會在山西組織和訓練民間武裝並成立名為遊擊隊、決死隊、自衛隊武裝，自稱新軍，區別於被稱為舊軍的原有的晉綏軍。到了1939年，新軍的編製有四個縱隊。共產黨在山西省和周邊地區建立了晉綏邊區、晉察冀邊區、晉冀魯豫邊區遊擊根據地和政府。共產黨認為閻錫山對抗日的態度存在動搖，閻錫山認為犧盟會已被共產黨所操縱，邊區政府內的許多縣的政權已經被共產黨所掌握。為此雙方對新軍的爭取和拉攏發展到激烈的程度。以至於在新軍內部、新軍和舊軍之間、新軍舊軍和地方政府之間發生了新軍官兵、舊軍官兵被殺，地方政府人員被殺的事件，成為晉西事變。結果是新軍分化，晉綏軍一部分投向共產黨，閻錫山的政權被壓縮到晉西南。
為了防止事態擴大，閻錫山因為擔心國民黨中央軍可能因為事變擴大而進入陝西，所以做出讓步，並稱自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中間力量，同意了共產黨的一些提議。共產黨認為與閻錫山還是有可能合作的，而且合作是有利於山西及周邊地區的形勢。於是在1940年4月達成協議，事變平息。此後雙方仍然摩擦不斷，甚至與有結合日偽軍進攻對方的例子。比如，在《華北治安戰》裏有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了這樣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戰鬥，此點值得注意。’”這種現象實在不能算作是隔岸觀火、乘人之危或者見死不救了，甚至超過了借刀殺人的地步。
在南方地區的國共摩擦發生在江蘇、安徽的第三戰區中國民黨部隊和新四軍之間。新四軍剛成立時在皖南有三個支隊，按照第三戰區的命令一部分在皖南蕪湖附近三、四個縣活動，另一部分到江蘇丹陽、金壇附近茅山地區的幾個縣活動。由於新四軍希望向長江以北更廣大的敵後地區發展，幾度向第三戰區和江蘇省政府的韓德勤要求分配一塊江北的地區作為新四軍的戰區，都遭到拒絕。為此新四軍以一部分渡江進入揚州以西的部分沿江地區，並控製了瓜州渡口。這樣，江南和江北的新四軍就連成一體了。國軍之所以不讓新四軍在江北有活動地區，是因為對江南的新四軍通過江北地區與北方的八路軍取得軍事聯係的可能性非常警惕。為此命令韓德勤把江北的新四軍壓到江南，或將其消滅。這樣，雙方的摩擦不斷加劇，多次發生激烈戰鬥。在雙方的目的都無法達到的情況下，新四軍抓住機會，在黃橋一戰對國軍造成很大創傷後，取得優勢，開始進入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從此，兩軍之間凡有一部運動靠近另一部，就往往發生衝，為此摩擦不斷。在此，要注意另外一件與此相關的事情，因為國共雙方都希望減小摩擦事件的影響，不管是黃橋戰役還是之前的多次衝突，都沒有實際見諸國民黨統治地區和共產黨根據地地區的報端，最多隻有細微的不明顯的透露。
事至如此，蔣介石命令江南、江北的新四軍全部向北調動，按照指定路線進入進入黃河以北。誰知江南新四軍剛開始行動，就有報紙報道，透露行動路線。結果日軍立即就占領了預設的長江渡口一帶。於是新四軍不再接受國府的行動計劃，自行製定北進路線。國府認為新四軍違反命令，擅自改變行動路線，是叛亂。於是北撤中的皖南新四軍軍部及三支隊一部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受到國軍的伏擊。除少數人突圍以外，多數陣亡或被俘。國共分別稱此役為新四軍事變和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後新四軍被國民黨政府定為叛軍，斷了餉，聲稱要剿滅。可是因為敵後的形勢複雜，新四軍一直未能被剿滅，反而慢慢增強。雖然雙方交接處仍常有軍事摩擦，並相互清除進入本方地區的對方軍政人員，但大體上又默認了對方的勢力範圍，並仍然有溝通的渠道。
比如1943年，當韓德勤在淮安以東的遊擊區受到日、偽軍掃蕩威脅時，與新四軍4師商量，把部隊撤到新四軍控製的淮陰、漣水一帶休整。新四軍同意後，雙方合作對付並經受了敵偽掃蕩，沒有重大損失。此時韓德勤不急於向東回原來的地區，反而有向西策應西麵安徽王仲廉部的意向。因為新四軍從1941年皖南事變起就被國府定性為叛軍，所以如果韓德勤和王仲廉把新四軍4師在此消滅無疑是立下大功。可是新四軍4師感覺到韓、王強大部隊的兩麵施壓的危險後，伺機率先向韓德勤部發動突然進攻，韓德勤被俘。韓德勤原來所在的淮安以東地區也被新四軍控製一部。最後陳毅和韓德勤談判，從新四軍新控製的地區劃出一塊，讓韓德勤帶領剩餘的數百人回去了，並仍然稱韓德勤為江蘇省省主席。摩擦就再次緩解。
國共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兩黨之間的前嫌，這是很難磨滅的。有了前嫌，之後的一切行為可能都被看成是惡意。因此曾涉及到摩擦的部隊以後再生摩擦的機會就更大。相互敵視，相互拆台，當一方受困時，另一方也不相救。
國共之間的摩擦，用現在的眼光看，似乎是當時數一數二的頭等重大的事，事實上未必如此。在那個時候，中國已經經過了好幾十年群雄天下的亂世，中央政府軟弱無力，各地軍閥自行其道，割據混戰，大亂天下。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他，再加上十年國共內戰，各派軍隊互鬥早已習以為常。國共之間的摩擦戰，從規模上已算不上是最大的。所以，即使在“皖南事變”這樣的對新四軍真正傷筋動骨的打擊之後，周恩來也不過在重慶發行的《新華日報》上寫一首“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隻表露怨氣，不表露仇恨。遠遠沒有翻臉，或報複的意思。當然，之後還是摩擦不斷。
從某些角度來看，共產黨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與國民黨軍隊的軍事衝突比起與日軍和偽軍的軍事衝突，相對於國民黨軍隊與共產黨軍隊的軍事衝突比起與日軍和偽軍的軍事衝突，要明顯多。特別是從國民黨的宣傳的角度看，有“共產黨一直在跟國民黨打，而不打日本人”這樣的說法。當然這有相當一部份原因是出於宣傳。不奇怪，誰都要宣傳。可是如果查一查數據，這又是有根據的。前麵說了，是“從某些角度”出發的。從不同的角度看數據，會得到不同結論的，問題是要不要從多個角度分析。
國民黨軍隊的大多數布置在正麵戰場上與日軍作戰，大大小小的戰役有幾十次，而基本上不與共產黨軍隊接觸。這些作戰行動就遠遠多於與跟共產黨軍隊摩擦的軍事衝突了。共產黨的遊擊戰部隊除了部分深入敵後孤立於日軍、偽軍控製的地域外，很大部分是位於與日軍占領區犬牙交錯的地域。這樣的地域要麽是一側麵對和切入日軍、偽軍控製區，另一側與國民黨控製的後方、半後方相鄰，如晉察冀；要麽就是與日軍、偽軍、國民黨遊擊部隊相互交錯，如第3戰區。總之是緊貼國民黨軍隊的。不像國民黨遊擊部隊，共產黨軍隊和敵後遊擊根據地在財政上是依靠不到國民黨政府的。因此就要選擇軍事上比較能攻易守，財政上有當地經濟來源的地域作為根據地或者活動區域。這樣的地段，國民黨也是不會放過的，跟不用說它就不想讓共產黨得到。所以就相互擠壓，發生像前麵列舉的各種摩擦戰例。這些摩擦戰，雖然都有雙方的因素，但與國民黨軍隊的正麵戰場的作戰相比，隻占小部分，而跟共產黨的所有作戰相比，就占去了相當大的一部分。
20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