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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的國共之爭 (02 / 14 )
目錄
1、輿論戰
2、七七前的中日戰場
3、國共從十年對抗到合作
4、抗戰全麵爆發：七七和八一三
5、抗戰初期的退卻階段
6、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7、正麵戰場
8、敵後戰場
9、偽軍
10、磨擦
11、抗戰的戰略反攻階段
12、與日、偽接觸
13、資源和代價
1、輿論戰
輿論是分層次的
應該知道，雙方用來標榜自己和攻擊對方的言論是隨時間和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的，在某些時候，根據區要還會停下罵戰，表揚和吹捧對方。而各方的各級組織和各種團體通過各種途徑發出的言論，即使是同一時期，還是有區別的，對這一點不能不考慮。從政治集團來分，大致可以分為幾個自高而低的層次：
一、黨派和政府，就是兩黨中央委員會、國民政府、蘇區政府、邊區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二、各地方黨、各地方政府。
三、支持這一黨或那一黨的其他黨和團體。
四、兩黨中的各自成員，以非黨身份替各黨所在的聲勢和輿論。
從言論發表的形式來分，一般有：
一、黨派和政府的主要喉舌，包括報刊、電台電視台等的社論、重要文章等等。
二、教科書。
三、被認為權威的（是否權威會帶有主觀性）學術書刊。
四、黨派內部的工作文件，例如情況通報、動員口號。
五、其他學術論著。
六、個人和團體發表的意見和論述。
七、文藝作品。
八、其他不受約束的觀點。
以上的各級組織和各種團體所發表的言論各有代表性，各有各自的作用，必須分別對待，是不能混為一談，也不能把不同層次的輿論直接加以比較。
抗戰爆發前的輿論戰
雙方的輿論戰，大致可以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因為在這之前，雖然中日矛盾時而平緩時而激烈，但國共之間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什麽輿論戰。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正值國軍對紅軍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因軍事行動不利和內部政治軍事矛盾激化而進入尾聲。按照之前的兩次圍剿反圍剿，類似地，紅軍度過了難關，開始擴大紅色根據地的軍事反攻。“九一八”事變之後的前兩個月，中國軍隊幾乎沒有任何抵抗而讓日軍占領東北大部。之後在黑龍江略有抵抗，也很快就退卻了。可能是民眾已經看慣了中國軍隊在外地進犯時的退卻求全，或者這次的敵人的確太強，或者還搞不清日軍到底要幹嘛，用今天的眼光看，輿論反應並不強烈。多半是指摘張學良是“不抵抗將軍”等等。
國民政府除了向國聯提出介入和主持公道的要求，並沒有在國內表示反日和抵抗的態度，仍然鼓吹借助外力調停，隻在少數情況下提到要準備抵抗。對於共產黨擴大根據地，則定性為乘國難之際擴大割據範圍。這也是“攘外必先安內”的開始。對於國民黨黨內主張抵抗的勢力，則認為是不顧大局的言行。對於東北軍的不抵抗，沒有追究。更可笑的是直到今天，不抵抗命令是誰下的，還被認為是個謎！
共產黨在輿論上是以國內革命的形勢和共產國際口徑出發的。先後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和《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內容主要包括，認為日軍侵略是因為對國民黨政府反共失利而失去耐心，妄圖親自出馬，剿滅共產黨，並從東北出發，進攻蘇聯。應該變日本的侵略戰爭為推翻國民黨政府的革命戰爭，主張在東北建立抗日遊擊隊，並為各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因矛盾激化而發生世界大戰做準備。共產黨領導下的學生從此積極運動起來，在各大城市，發動遊行、請願。口號中有要求對日宣戰的，也有打倒國民政府的。這些學生運動和市民運動，就是“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始。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之後在長城一帶發生了中日軍隊間的幾次中小規模的衝突。日本因國內政治情勢變化，同時也出於鞏固東北的軍事占領的需要，便主動提出休戰之接洽。談判的結果，5月31日，簽署了塘沽停戰協定。協定主要規定了中國軍隊的後撤和日本軍方必須視察和確認中國軍隊的後撤和以後的行為。協定內容公開後，國府行政院特別為此發表了聲明，解釋此一協定隻及於軍事，不涉及政治。與此同時，中共發表《為反對國民黨出賣平津華北宣言》，宣告，“隻有全中國民眾的血的戰鬥，才能收複我們已失的土地，取得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與領土的完整。”
1934年和1935年間，在察哈爾發生了兩次日方少數人員被中國軍隊檢查和短時間扣留的事件。為此中日間簽訂了《秦土協定》。使中國喪失了察哈爾的部分主權。
1935年5月，天津租界的兩份親日報紙的社長被暗殺，引起中日交涉。7月，《何梅協定》簽訂。協定的結果是取消國民黨在河北及平津的黨部；中方後撤駐河北的東北軍、中央軍和憲兵第三團；撤換國民黨河北省主席及平津兩市市長；取締河北省的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等等。實際上中國放棄了華北的主權。國民黨政府倍受各方的譴責。
與國府“攘外必先安內”和隱忍待機對比，中共從“九一八”之後就向東北派出軍事指揮人員，組織抗日遊擊隊和抗日聯軍。1934年，又改稱紅軍第十軍團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北行動。
在中央紅軍到達了陝甘邊區後，中共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聲明國家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提出“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的口號。點名蔣介石，閻錫山，張學良等為“賣國賊”。批評國民黨主要軍政領袖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以及“中日親善”、“中日合作”口號是“漢奸賣國賊”“降日賣國之露骨無恥行為”。但是同時，國軍卻仍然在剿共，並一度受到很大的挫折。對日本軍國主義對華北主權的一次次進犯，卻以一個個條約和協議，步步退卻。當時，與共產黨不同，國民黨各派別和國府在輿論上還並不同一，而是各自為政，各有一套。而蔣介石雖然是主流，但麵對內部的矛盾和強大的日本軍事力量，為了騰出時間和軍力剿滅紅軍，隻能逐步對日退讓周旋，在日記反複多次寫下“國恥！”等詞。當然，這不公開的，不屬於國共之間的輿論戰。
在這一係列事件的影響下，主張抗日的各團體不斷發出強烈的抗日要求，最後導致“一二九”運動。運動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政治態度和口號也和共產黨的宣傳主張接近，並由陝甘蘇區的學生組織和工會組織公開表示支持。國府試圖把運動控製在某一個規模、程度和方式上，但最終無法抵抗學生和民眾的行動，結果反而處於被動。
在這個時期，國民黨在輿論上對抗戰也是做了鋪墊和傳播的，隻不過範圍和規模看起來都有明顯的自我控製。如果查閱1984年秦孝儀編著的《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集》，在1931年到1936年間蔣介石的演講、談話和論著，很少談到對日抗戰，多半隻在對軍校學員的講演中才提到準備抗戰的話題，詞語也比較簡短。而對剿匪，則似乎是日常話題，充滿鼓動和激勵。在當時的曆史狀況下，這並不奇怪。
從“一二九”運動開始，共產黨更進一步擴大了政治影響力，占領了政治高地，並對大量主張抗日的青年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更嚴重的是，引發了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解決過程又是一次各方政治力量的輿論大交匯。張學良、楊虎城等發難將領的口號是：
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2.停止一切內戰。
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
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7.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接著因為事變進入僵局，由於國民黨、國府、共產黨基本上都致力於政治解決，最終達成了蔣介石接受的六項口頭協議：
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
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6.其它具體的救國辦法。
國府停止剿共，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抗日統一戰線形成。雙方輿論雖然改調，但輿論戰尚未息鼓。比如在學校，大多數情況下學生們仍然分成兩派。一派比較激進地主張積極抗日，要求政府開放民主，準備抗戰。他們很大部分是由與共產黨有關的學生組織所領導，自稱進步學生，繼續“抗日救亡運動”，在社會上有相當普遍的支持。另一派堅持擁護中央政府，反對對立派的積極抗戰的主張。這派擁護政府的學生組織往往跟政府配合，監視對立派的行動，為政府提供情報，阻止對立派學生的宣傳和集會。國府對學生及民眾積極抗戰的主張仍然試圖加以控製，這樣也就不能爭回過去損失的輿論資本。
抗戰爆發後的輿論戰
“七七事變”後的幾十天內，中日之間的軍事衝突發展成較大規模的戰爭，並且爆發了“八一三淞滬戰役”。全國性的學生和民眾的抗日示威、宣傳鋪天蓋地。由於中日的軍事衝突的規模已經不受中國的控製，國府停止了對積極抗日的輿論的控製。這時候，在北平和上海兩個戰場附近的農村城鎮地區，有大量的民眾自發組織的宣傳隊，以刷標語、喊口號、唱歌、講演、募捐、演街頭劇等等方式宣傳發動民眾。與民眾直接接觸的宣傳是共產黨的所長，起初，共產黨所領導組織的團體就成了主要力量。逐步地，除了其他黨派，由國民黨和附屬黨團以及國府支持的民眾團體所組織的抗日宣傳團體也大量地走上全國街頭，廣大農村。全國的堅決抗日的輿論衝向高潮。
既然仗已經打開了，隨後的輿論宣傳的主調和主流就一直以鼓動全國人民加入和支持抗戰為主，其中包括對戰場和戰果的宣傳和鼓吹。不管是政府的主調、各黨派的喉舌，還是各種報刊廣播，都極力誇大中國軍隊的戰果，和掩蓋戰場的損失和失利。當然，國共雙方同樣都以宣揚己方的成績為主，同時也會吹捧另一方的戰果，不過，兩黨內的不同派別會有不同的側重麵，毫不奇怪。聽過幾位經曆過那個年代的年長者回憶，當時各家報紙都爭先發布戰場情況，從《中央日報》到莫名小報，從頭條新聞到號外特刊，總有殲敵數千，殲敵數萬的報道。可是過後傳來的消息，很可能是以戰場勝利者或謀略施行者的口吻報道城池的陷落。當然，為了維持和鼓舞軍隊和民眾的意誌，這樣的宣傳確實是不得已的，也是有效的。否則，形勢更堪憂。另外，在國民政府統治地區的商業性的報紙電台，還是受到政府的監督審查的，它們總要盡量避免被扣上失敗主義和揉亂民心的罪名。同時，多多地報道好消息，誇大軍事勝利，對於行銷也明顯有利。
中日開戰後約一年多，國共之間的軍事摩擦逐漸顯露，輿論上的相互指責多了起來。當時的輿論並不是國民黨一味指責共產黨，共產黨也沒有把主要宣傳針對國民黨政府。這是因為，國民黨裏也分不同派別，對共產黨的看法不盡相同。而在共產黨內部，也分成“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和“獨立自主抗戰”兩大路線。國共兩黨在關於摩擦問題上，輿論的相互攻擊還是收斂於一定的強度之內的。除了上麵提到的不同派別和不同路線之外，還因為，雖然軍事摩擦是與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相當大的部分有關，但卻隻與國民黨軍隊中的一小部分有關，大部分國軍都遠離摩擦地區。大敵當前，雙方都不想把中國軍隊內部的矛盾發展到失控的程度。此外，可能現代人不好理解的原因還有，人民對於中國軍隊內部的矛盾，甚至相互開戰，早已習慣了。不要說是國共這對原本的死對頭，中國軍隊裏麵哪天沒有互鬥。國共這點摩擦，還真算不了什麽。
然而，國共摩擦卻一直是輿論戰中時起時伏的重要話題。國共摩擦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有過幾個比較激烈的時期，其中有三次規模較大的政治攻勢和軍事行動，分別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1940年1月和1943年3月到1943年10月。中共稱之為三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是在日軍在中國軍隊兩年的抵抗後停止了大舉的進攻，抗戰轉入相持階段時，國共之間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此時在晉西地區兩黨在爭取和爭奪各縣縣長，力圖控製山西晉軍、犧盟會的政治傾向時發生衝突。局勢從閻錫山限製犧盟會活動、統一改組新軍開始，到引發閻錫山在山西和胡宗南在甘肅向八路軍駐管地區發動進攻。為此，閻錫山稱新軍決死隊叛變，中共稱閻錫山背信，搞“中日提攜”。最終，事件在軍事鬥爭和政治調解下得以平息。
第二次是集中在皖南事變。國共矛盾積累到發生了“黃橋戰役”後國民黨出手報複。事變的結果是新四軍軍部等單位近一萬人被國民黨第三戰區部隊打散，大部分都損失了，軍長葉挺也在去談判時被俘。受到損失的主要是新四軍軍部機關和附屬機構、部門，包括大量幹部。而當時新四軍總共還隻有幾萬人。按戰鬥規模和新四軍的損失來看，這應該是相當大的事件了。可是當時的輿論戰的調子還是很有分寸的，至少是從共產黨一邊。在當時共產黨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上周恩來的提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來看，語氣上似乎隻是抱怨，遠遠不至於會引起決裂。
第三次是從西安開始，以群眾團體名義電告毛澤東，要求解散共產黨和邊區的割據。胡宗南布置了6個師，向西調動與原來封鎖邊區的約10萬軍隊一起準備進剿邊區。之後共產黨也組織群眾，進行政治對抗。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社論《質問國民黨》。雙方輿論針鋒相對。這時美、英、蘇也對國民黨表示不讚成，事件遂平緩下來。
之後，國共兩黨的輿論主調雖然一直是抗日，但相互指責和攻擊一直沒有停止過。
國共雙方都有自己控製的書報廣播。在七七事變之前，在各大城市，有一些報紙和圖書出版社雖然不是共產黨所控製，但受到共產黨影響的。可是因為管製和查禁，一般都很謹慎。西安事變後，這些報紙逐漸放膽，左傾色彩的書報大增。在總體上，一方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還是控製了更多的書報廣播，另一方麵，國府對左傾色彩的書包的查禁放鬆了許多。到了一部分國土淪陷後，淪陷區的抗戰反日輿論被強力壓製，當然也不能用來作為國共之間的輿論戰工具了。之後，淪陷區及周圍的一部分成為了敵後抗日根據地。在共產黨所掌握的敵後根據地，毫無疑問，那裏的輿論工具會體共產黨說話。這些比起國統區的輿論工具，規模和影響當然要小得多。再者，國民政府對輿論的管製還是一直繼續的，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共查禁了1700多種書刊，包括馬列主義著作、中共領導人著作和左翼人士的著作。
到了抗戰後期，特別是日本一投降，國共之間又麵臨一場爭奪和較量。不管是共同和平建國也好，還是分立甚至對抗，雙方都需要實力和影響力。既需要從淪陷區爭取地盤、武器、物資，也需要在國民中爭取人心。為此新一輪輿論戰又展開了。
在兩黨的內部，可以舉出兩個例子。1945年5月22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體大會上對軍隊代表作的名為《革命軍人與革命黨的關係、中外軍人受欺於共產黨的教訓與事實》的講演中有“因此他們在這抗戰勝利的前夕，一定要作最後的掙紮，襲擊我們艱苦抗戰的國軍，破壞我們政府的威信，動搖我們國家的根本。大家都知道：共產黨的武力和國軍比較起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他現在號稱有多少正規軍，多少遊擊隊，占領多少地區，其實都是烏合之眾，不堪一擊！但是大家，切不可忽略了共產黨的活動力和宣傳力。”
毛澤東在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桃子該由誰摘？》的講演，其中有“在抗日戰爭中間，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發動過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準備發展成為全國範圍的內戰，僅僅由於我黨的正確政策和全國人民的反對，才沒有實現。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蔣介石，大家知道，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家夥。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
以上雖然是雙方領袖在某些特定範圍裏的講話，但無疑能夠折射出當時的輿論對抗。很快，隨著談判的破裂，軍事鬥爭壓倒了輿論戰的影響。到了雙方各控製了海峽的一方以後，關於抗戰時期曆史的輿論戰又顯得重要起來。這時，這種輿論戰主要是為了王寇之爭，爭論的目的是己方政權的合法性和對方政權的非法性。這就凸現了內戰的延續。各方在自己的控製地區控製了幾乎全部媒體，隻能為己方政權、政黨的立場發言。
兩黨對抗和宣傳教育
接下來，雙方的輿論中加進了另一塊重要部分，這就是教育。從長期效果來看，這是最重要的輿論部分。這一部分其實曆史並不久遠，施教者和受教者大量的都在世。可是奇怪的是，不光留下的實際資料很稀有，人們的記憶也幾乎不起作用了。這裏隻能就本人的記憶，和向來自海峽兩邊願意談論此事的人求教。剛才說過，很多人對當年教育的實質內容都記不起來了，但是所灌輸的總體論調似乎是融入腦中了。
對於抗戰前後的曆史的教育，重點都是放在曆史課程上的。從階段上分，大陸方麵比較明顯地分成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後三個階段。台灣方麵好像能分成戡亂戒嚴時期和開放黨禁報禁時期。至於其他大眾媒體的輿論變化，在大陸方麵又有2000年代起放寬和抬高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的作用宣傳的時期，到現在還在繼續並擴大。
大陸方麵，在文革前，至少在本人經曆中，小學隻有在六年級有曆史課，包括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當然很淺顯很簡單，隻有個大概的主調。初中二年級有曆史課，包含中國曆史。原本初三也有曆史課，應該是世界曆史，可是因為“教育改革”，減輕學生負擔給砍掉了。在關於國共在抗戰期間的作用我記得是有以下幾點：
1、九一八事變後，因為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整個東北被日寇占領。
2、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十九路軍打擊日本侵略軍。
3、國民黨政府繼續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日本繼續蠶食中國領土。共產黨領導東北抗日聯軍和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抗日救亡運動。
4、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
5、七七事變，中國軍隊奮起抵抗。
6、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大片國土淪喪，共產黨領導敵後抗日遊擊戰爭。
7、國民黨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皖南事變。
8、持久戰進入反攻階段，蘇聯出兵東北，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
以上隻是本人的記憶，在與同齡人討論時，絕大多是人都說記不清了，好像隻有我這個不很用功的倒反而記住了一些，包括細節和原本的用詞，有待知情人指正和佐證。文革前的高中和大學的曆史教育不清楚，也沒有找到書麵資料。
以上有幾點需要說明一下：
1、說到共產黨的領導隻是抗日救亡運動和敵後遊擊戰爭，並沒有說領導了整個抗日戰爭。
2、盧溝橋事件中所用的詞匯是“當地的中國軍隊”。
3、不記得提到過抗日正麵戰場。不記得提到過中國軍隊在緬甸戰場的事。
4、不記得教科書裏是怎樣表達太平洋戰爭的。可能這一段歸被到世界曆史裏了。
總體來說，由於教育的本身性質，內容是由明顯的導向性的，有相當多的回避，比如回避了抗日戰爭的領導者，抗戰期間除了一二八、七七、八一三以外比較大戰役。然而對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的定性還是謹慎的。
隨著年代逐漸接近文革，宣傳和輿論就有所改變了。比如1965年，林彪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發表了《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當時此文在本人的學校被布置成課外閱讀的必須。文中開始處有“二十年前，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下，經過長期的英勇奮鬥，終於打敗了企圖滅亡中國、吞並亞洲的日本帝國主義，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抗日戰爭的領導者定位成共產黨和毛澤東。在文革中，不管是共產黨和政府的正式宣傳還是各個組織、個人的各顯其能，都把這種宣傳被推到極致，完全否定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這種宣傳當然貫穿於教育之中，雖然那時有的地方取消了曆史課。
文革後，用了幾年時間把曆史教科書的調子確定了下來。本人在大學讀黨史時，沒有新的教材，用的還文革中的教材，那時卻反而輪到自己忘記得幹幹淨淨了。好在文革後的教科書很好找，與現今的教材差別也不大。大學可能各校自選教材，中學卻是有幾套統編教材的。兩者之間在主調上應該是一脈相傳的。
本想把文革前的教材與現今初中教材比較一下，可是手頭隻有高中教材。高中和初中教材本質上隻是增加了一些細節，不會有根本的區別。在現今的高中曆史教科書中，比如《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對抗戰時期兩黨的有關文字有：
1、東北軍要求抵抗日本侵略，但是，蔣介石下令不抵抗。...東北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錦繡河山，全部淪於敵手。
2、中國共產黨派楊靖宇等在東北組織遊擊隊，開展抗日遊擊戰爭。
3、經過中國共產黨和各方麵的努力，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
4、...日本軍隊悍然向盧溝橋的中國守軍發起進攻，並炮轟宛平城。中國守軍忍無可忍，奮起抵抗，全國性的抗日戰爭從此爆發。
5、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等指揮部隊奮勇抵抗，先後為國捐軀。7月底，平津相繼淪陷。
6、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東側伏擊，殲滅日軍一千多人，...
7、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中國軍隊，將日軍一路阻止在山東臨沂，另一路阻止在山東台兒莊。...中國軍隊共殲敵一萬多人。
8、八路軍在彭德懷指揮下，組織一百多個團，...向日軍發動大規模攻擊，...百團大戰是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主動出擊日軍的最大規模戰役。
9、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遭到美國的沉重打擊，陷入困境。...美國向日本廣島、長崎投擲兩枚原子彈；蘇聯發表對日宣戰的聲明，派遣蘇聯紅軍進攻駐中國東北的日軍。
與本人記憶中的文革前的初中曆史教科書相比，比較多的提到了敵後遊擊戰爭以外的抗日戰場，並且提到了太平洋戰爭和原子彈，沒有提到國共之間的摩擦。這樣一來，主調好像略有改變，既可能是增加細節的結果，也不能完全排除本人記憶的缺損和差錯。
從1980年代中後開始，由於台海兩岸的關係的緩和，大陸在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的作用的評價有了改變。在1990年代後期開始已經很明顯了。在各種媒體包括各級黨和國家的喉舌媒體，都越來越多地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國軍在抗戰中的功績加以讚頌。其他媒體隨著言論管製的放鬆和媒體商業化，在這個話題上走到了更前麵。到了2000年代，宣揚國民黨方麵在抗戰中的功勞，已經成為一種時髦。在這樣的環境下，缺少了這一塊內容，據說有些媒體的商業運行都有困難了。
作為共產黨本身，它的喉舌的主調是，國民黨和國軍擔負了抗日戰爭正麵戰場的作戰，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實施了敵後遊擊戰爭。至於共產黨的領導人胡錦濤和習近平對此的一些表態，比如說共產黨在抗戰中是唱配角等等說法，還沒見到可以作為證實的可靠資料。
共產黨對於自己在抗戰中的角色，用了一個很有爭議的詞：“中流砥柱”。從這個詞本身的含義來說，是指在水流衝擊下，停留在原地而不被水流衝走的岩石。這個詞沒有任何意思是表達這塊岩石能夠擋住水流，所以用“中流砥柱”來形容日軍的進攻戰線已經前推過境，留在敵後的遊擊部隊和敵後根據地還是比較貼切的。可是有很多人因為這個詞匯含有褒義，而堅決反對。
至於台灣那邊的曆史教材，若分成戡亂時期的和開放黨禁報禁之後直至當今的兩部分的話，前麵那部分是很難了解到了，因為問了多位在那段時期讀過國中或高中的人，多說不出什麽細節了。有趣的是在2000年左右，一次當地的中文電台的評論節目中，主持人和來賓都是1940年代後期出生，然後撤退到台灣的，也都是常常在媒體上發表言論包括曆史政治話題的人，並且都在台灣接受完了高等教育。節目過程中，一些聽眾包括本人用電話提問或者表達了意見。在談到皖南事變時，主持人和來賓都不知道什麽是皖南事變或者相應時期的類似事件，還相互問了一下，結論是曆史課中沒有這個內容。很奇怪。
在當今的《高中曆史教科書》下冊，康熙圖書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的中華民國九十三年（2004年）修訂版裏有，
1、“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繼續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占據熱河，進犯長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表現出中國舉國上下團結一致的精神，...日軍在北平附近宛平縣盧溝橋演習，...進攻宛平，守軍還擊，此即“七七事變”，抗戰爆發。
2、...日軍在上海虹橋機場挑釁，淞滬會戰於是展開。中日雙方空戰，...謝晉元所領一團約八百人的軍隊，在四行倉庫抵抗。...十一月首都遷往重慶。十二月，南京陷落，...
3、...日軍進犯徐州，雙方在台兒莊激戰，國軍大捷，殲滅日軍萬餘人，...
4、武漢失陷後，日軍因戰場擴大，兵力分散，被迫改變戰略，...日軍進展緩慢，可見我國的持久戰略已逐漸發揮效果了。
5、...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國民參政會成立。
6、日軍...向美國在夏威夷的海軍基地珍珠港發動襲擊，美國隨即對日本宣戰，...中國正式對日本宣戰。
7、日軍...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攻下洛陽、長沙，衡陽...亦陷。美國...於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8、由於戰爭的破壞，...中共利用抗戰的機會壯大，...他們的策略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在抗日方麵，除了抗戰初期略有表現之外，其後乏善可陳，而且經常在國軍背後偷襲摯肘，終於在民國三十年一月，爆發了“新四軍事件”，
如果按照前麵提到的電台主持人和來賓的記憶，台灣方麵以前的教材和當今的教材有一個區別是現在的提到了“新四軍事件”即大陸方麵所稱的“皖南事變”。其他的地方有沒有變化暫時沒有資料可以作對比。
總體上，台海兩岸的教科書在這一方麵都以大比重宣揚己方的功績，台灣方麵的教材比較全麵地講述了全國的政治和軍事形勢的發展，並明確表示共產黨方麵基本沒有抗日功勞，反而是阻礙，並點出期間的最大摩擦事件。相比之下，大陸方麵的教材到裁去了國共摩擦的內容。這應該是被當前大陸方麵兩岸政策所左右而放出善意的結果。
20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