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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的國共之爭 (04 / 14 )
目錄
1、輿論戰
2、七七前的中日戰場
3、國共從十年對抗到合作
4、抗戰全麵爆發:七七和八一三
5、抗戰初期的退卻階段
6、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7、正麵戰場
8、敵後戰場
9、偽軍
10、磨擦
11、抗戰的戰略反攻階段
12、與日、偽接觸
13、資源和代價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結束了國共的對抗,進入了國共聯合抗日的階段。在從1927年國共兩黨決裂對抗一直到“西安事變”和“七七事變”間的九、十年中,兩黨在對於日本對中國的覬覦、挑釁、占領、蠶食各自作了什麽呢?
1927年國共分裂時,國民黨幾乎把南方的共產黨組織全部破壞了。共產黨在接下來的兩、三年中,隻顧收羅所掌握的很小一部分軍事力量,組織暴動,加上在農民中開展組織農民暴動來建立分散的一些軍事割據。在國民黨方麵蔣介石在從政治上擊敗桂係及其他派別後,繼續北伐。在1928年5、六月間形勢明朗,奉軍麵臨失敗,接著就退回關外,北伐勝利完成。就在北伐將要完成時,北伐軍和濟南的日本駐軍在5月3日發生衝突。之前,在北伐軍攻到山東時日本就已經從國內向濟南等地增兵。當衝突發生後,日軍極力擴大事態,殘酷使用武力,不光殺害與日軍交涉的濟南地方官員,還大肆濫殺致使平民死傷數千人。
蔣介石所帶領的北伐軍在與日軍衝突和交涉時采取了忍讓的做法。5月10日,蔣介石日記在日記中記述:“晨,到兗州。上午,譚延闓、吳敬恒、張人傑到。會議議至下午四時,決取不抵抗主義,宣告中外,而各軍渡河北伐,完成革命為唯一方針。故對日本,凡可忍辱,必須至最後亡國之時,乃求最後曆史之光榮。餘決心,以退至運河沿岸魯西與徐北,與之決戰也。”
這也許是因為北伐是蔣介石的當務之急,如日記中,先對日本忍讓,“決取不抵抗主義”,等北伐結束後再行交涉。
在國共分裂後和北伐結束後,不管是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還是共產黨,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矛盾都列為非常次要的地位。共產黨主要精力放在農村的武裝割據方麵,跟各帝國主義勢力的接觸減少了。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忙於內部政治,軍事勢力間的戰爭和發展經濟。除了日本在東北的暗中準備外,其他帝國主義一般都不失時機地加大在中國的經濟活動。直到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國民政府已經在表麵上完成了全國的統一,包括東北也歸順了中央政府,雖然很快就被日本占領了去。九一八似乎沒有對國民黨的剿共這個基本要務有根本的改變。而且,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正是共產黨軍事割據日益擴大和穩固的當口。國民政府在對日關係上保持著忍讓的姿態,以控製軍事衝突規模,局部主權的退讓,來求得不對日軍產生大的刺激。同時,希望求得在與日本發生重大衝突之前先行剿滅共產黨的軍事格局。這就是“讓外必先安內”。
共產黨一向把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的敵人看作是相互勾結的同一個敵人。比如早在國共合作時期和北伐時期,共產黨就認為“五卅慘案”、“南京事件”和“濟南慘案”都看作是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對國民革命的破壞。同理,九一八事變也是帝國主義急於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和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為敵的公開軍事挑釁,與國民黨的鎮壓中國共產黨的一次次圍剿的目的是一致的。正如中共在當時發表的《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和《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中表述的那樣。此後共產黨逐步向東北派出幹部和小規模部隊,數年後正式組成東北抗日聯軍。也有過失敗的向北方的進軍,比如“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那是部分紅軍從閩浙贛出發,逐步向北推進。直到中央蘇區受到重大損失而被迫長征後,還繼續從皖南北上,結果未能通過國軍的封鎖,幾乎全軍覆沒。
在九一八後丟失了整個東北後之後的六年中,除了一二八淞滬之戰,國民黨麵對日本的步步蠶食,隻做過如長城抗戰的較小規模的可控的軍事抵抗,基本上是以妥協為主,同時對來自民間的抗日呼聲是壓製的。而共產黨在政治上和輿論上則把日本的入侵和國民黨對紅軍的圍剿看成是兩個敵人的共同進攻。中國共產黨把國民黨政府和日本的侵略,不光看作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也是共產黨的敵人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敵人,必須同時被打倒。從客觀上,日本軍國主義者是把共產黨當作頭號敵人的,就連德日意簽署的形成軸心國集團的條約也是叫作“反共產國際協定”。同時日本並沒有說中國或者中國政府是它的敵人,它在中國進行的軍事行動,都是為了在各個與日本利益相關的地區解決一個個分立“支那問題”。而國民黨則把共產黨和日本看成是兩個不同的敵人。在公開的輿論上,共產黨是匪患,當然是再明白不過的敵人了。對日本呢,至少在公開場合不稱為敵人的。
為什麽勢單力薄的共產黨要一下子樹立兩個敵人,而國民黨從道理上掌握了全國的資源和力量,卻隻以共產黨為敵,要繞開日本,先“安內”呢?
從共產黨這邊講,國民黨明擺著是敵人,自己一直在國軍大軍壓境下躲在山區求生存。日本呢,作為一個日日覬覦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國家,不管是理論和教條上,還是它的實際作為來看,都是不可調和的敵人。但在九一八之後數年中,日軍對紅軍根據地,特別是南方根據地幾乎完全沒有威脅,共產黨也不怕惹惱日本人。此時不光大肆宣傳抗日,還向東北派出幹部和少量部隊,組建抗日聯軍。到了後半段,紅軍在北方的根據地大致有所穩定。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意圖更加明顯,來自民間的反日情緒日益高漲。共產黨就在這樣的政治時機,提出一致對外的主張,這與國民黨的表現截然相反,所以在政治上獲得了更多的支持。這種做法在軍事上當然也有減小剿共的政治壓力,但是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時國民黨的剿共能力又大大不如1934年了,紅軍的生存力環境和軍事力量卻已經有了明顯改善。
從國民黨這邊講,共產黨已經成內患,不解決的話,往後定會有大麻煩。現在既然已經翻臉決裂了,相互又是血債累累,要用講和的辦法解決,不光要分出去一部分利益和權力,也不怎麽利索,不如趕盡殺絕來得幹淨。成功的話,後患比較少。而日本雖然在步步緊逼,但是還沒有全麵發動戰爭的跡象,不如乘此實際,加緊剿共,希望能一舉成功。然而,這就必須要穩住日本,不給它發動大規模戰爭的理由。這就要忍讓,要小步退縮。這種戰略思路好像還是對的,也是符合蔣介石的立國的政治目的和道路的。所以“攘外必先安內”是有相當的支持率的。
但是要知道,日本人對中國動手的理由是用不著中國幫忙的,完全可以日本製造。結果,東北丟了。接下來其實很明確了,就是輪到華北了。然而,雖然國民黨內部還有分歧,戰略一旦確定,是不太容易改變的。而且,此時又出現了有利形勢:共產黨中央蘇區被攻下來了。可是不到一年,共產黨又在西北站住腳了。這實際是給蔣介石出了難題了,他所信任的中央軍部隊大多在南方,不能遠離首都南京。剿共卻換到北方了,那裏的西北軍不好使,加上那些軍心不定的東北軍,每打一仗就損失一、兩個旅或者團。這種情況下,不光社會上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呼聲不斷,國民黨內反蔣的聲音也再次抬頭了。蔣介石的選擇是,親自臨近剿共前線,監督作戰,要加快剿共步伐。這實際上是加大賭注。當他嚴厲訓斥了張學良,要他全力剿共,嚴厲鎮壓搞抗日救亡運動的學生後,西安事變發生了。他為了剿共去的西安,卻帶著聯共的承諾回的南京,隻是免去了簽訂協議。在蔣介石看來,如果張學良不造反,配合一點的話,此次剿共有他親自坐鎮,定會成功。但是,這是假設不得的。如果假設,東北軍或西北軍在剿共前線造反的可能性倒也不能完全排除。
對於國共兩黨從決裂到在此合作期間這十年間兩黨對自己的政治軍事路線,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解釋,很可能內部還有另一套解釋,在外人或者敵人來看,更會加以其他種解釋,這一點不奇怪,全世界都如此。到現在,人們還在為這些理由和解釋爭論不休,甚至還有一些新發掘或者發明出來。在此挑幾個新被炒熱或者重被炒熱的談談。
有相當一批人認為共產黨主張抗日是想挑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繼而乘人之危,打敗國民黨,奪取全中國政權。這種說法太經不起推敲了。如果這時個陽謀,那日本人和國民黨都會知道,他們兩個都討厭共產黨,難道他們會為了共產黨而去相互打仗嗎?如果這是個陰謀,那麽共產黨必須確定挑起了日本侵略之後的一連串的結果都是自己所希望的。如果國民黨能把日本人打敗了,那順手就能把共產黨給滅了。如果日本人勝了,共產黨還能跟日本人爭奪中國嗎?隻有國民黨和日本人誰都打不勝誰,並且慘到連共產黨也打不過了,才有共產黨得天下的份。這在戰爭發展進程中實在太精確了,神仙都算計不到。至於共產黨在長征途中開始的“北上抗日”的口號,當然隻是政治口號。雖然共產黨之前就已經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也向東北派出過人員,也有小部分隊伍作為“抗日先遣隊”北上,但是在長征途中,完全是自身難保,岌岌可危了。難以想象還會出此高深莫測的計謀。
有一種解釋國民黨在麵對日本的蠶食還是作忍讓的理由是當時中國正處於經濟空前發展的階段,即1927年到1937年間的“黃金十年”階段。對日本的忍讓是盡量利用這段時間,發展經濟,增強國力,有利於將來的抗日戰爭。本來,“攘外必先安內”,先“剿共”,後抗日是一個很充分的理由,但麵臨的政治壓力太大,指責太多。於是就到處找別的理由,黃金十年的講法好像還拿得出手。當時,日本確實是經曆了經濟蕭條,中國確實有顯著的經濟發展,可是日本的蕭條並不會傷及它的筋骨。日本受到最大挫傷的產業是繅絲業和相關產業,占日本的工業比重也不小,可是就在同時,日本在中國投資建立的棉紡織和絲綢產業卻大增。為此,中國得到了GDP,日本卻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利潤。中國當時發展主要集中在手工業和一部分輕工業,其中有以麵粉、紡織、火柴業為主,沒有發展成能夠支撐戰爭的工業體係。中國到1937年每年還隻能生產4萬多噸鋼鐵,而日本在這十年中鋼鐵產量是開始時的約兩倍半,達到400多萬噸。憑著火柴等等產業,要追上日本,不要說十年,三五十年都難。再說,十年時間還沒過半,東北就丟了。不光中國丟了東北的工業和重工業資源,日本卻得到了整個東北。一進一出,就是兩個東北。從此日本的工業增長速度又一次明顯超過中國,追趕日本實際是越追越遠了。不要說接下來華北也難免要丟了。
此外還有個曆史故事。張學良在西安扣押了蔣介石後,宋美齡帶去蔣介石的日記讓他看了。他發現蔣介石原來並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樣不願意抗日,而是有他的抗日計劃的。因此,張學良知道自己不該兵諫,決定隨同蔣介石回南京請罪。雖然這個故事蘊含了很重要的內容和推演,但從邏輯上似乎很難推出滿意的結論。首先,張學良一直沒有清楚地講過這個原本應當是他親曆的故事,當然,張學良的後半輩子總是吞吞吐吐,在此不論。蔣介石日記已經在胡佛研究所公開了,這些年有不少權威人士說去看過蔣介石日記,好像沒有人說起過有重要的軍事內容,沒人說起過有什麽當時要瞞著包括張學良等人的重大保密內容。蔣介石日記的篇幅一般都很短小,寫在日記裏的抗戰決心應該隻是些豪言壯語。蔣介石西安之行是要親自坐鎮督戰,指揮張學良與陝北紅軍決一死戰的。在與張學良為抗日之事激烈爭論時,要是拿出自己日記裏的話跟張學良說說,再叫他這個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千萬保密,隻要這一仗消滅紅軍,接下來就抗日。當麵解釋清楚應該能夠達到看日記的效果吧。
即使這些全都合理,並且如這個故事中說的,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對中國國民黨元老張鈁說:“安內才能攘外,他們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記裏有計劃,風聲透漏出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要升級了。你看目下這個爛攤子,怎樣對付?張揚掀起這樣的風波,真是壞了我的大事!”那樣,還是很令人懷疑。一個能寫在日記本裏的抗日計劃,應該不是什麽真正的計劃。因為關係到國家和軍隊的戰略策劃和實行計劃,不光篇幅應該遠遠大於日記,要經幕僚機構成文,經軍政、軍令機構推出布置開始執行也要三五年吧。連張學良這個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都瞞著,到哪年才能開始實行。如果日記裏有抗日的決心,恐怕也不必瞞著日本人。蔣介石想抗日,日本人是知道的,在九一八之前的1931年7月23日,“攘外必先安內”就已經“告全國同胞”了,攘外兩個字都說了,還想瞞過日本人嗎?一個關於兩國交戰的計劃,不光在之後的八年中沒見到有什麽高招,直到現在都沒見到。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