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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的國共之爭 (13 / 14)
目錄
1、輿論戰
2、七七前的中日戰場
3、國共從十年對抗到合作
4、抗戰全麵爆發：七七和八一三
5、抗戰初期的退卻階段
6、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7、正麵戰場
8、敵後戰場
9、偽軍
10、磨擦
11、抗戰的戰略反攻階段
12、與日、偽接觸
13、資源和代價
12、與日、偽接觸
與古今中外絕大多數戰爭的參戰各方一樣，抗日戰爭中的各方之間也存在著某種溝通渠道。抗戰全麵爆發後，中日之間的正常外交途徑中斷，可是代表中日兩國最高層政府間的接觸一直在秘密進行。國共兩方在對於各個偽政權和偽軍各部隊的接觸也是很頻繁的，事實上到了日常工作的程度。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與偽政府和偽軍的接觸主要是由情治係統來完成的。國民政府有如軍統、中統等等機構，在軍隊裏也有各級情治單位。它們的職責就包括與敵方機構和人員的秘密聯係。在共產黨的軍隊裏，除了負責情報的保衛部門外，還有敵工機構，專司與敵方人員秘密聯係。
當戰局相對穩定的時候，不管是全局還是局部，雙方對於對方相同層次的力量、動向和目標會有比較成熟的觀察和推測。對對方的組成和人員甚至對方內部的矛盾也能夠大致了解。為了收集、擴大和利用這種成果，就要不斷地與對方進行秘密接觸，並且對對方進行分化。
偽軍比較容易被分化、利用。偽軍在敵方陣營裏是屬於被支配地位的，日軍在使用偽軍時，總體來說是不信任的，也是不愛惜的。既然在政治上處於下風，還要為一旦失利或者被俘時留有後路，很容易為個人利益特別是近利所脅迫、所驅動。因此，偽軍政人員一般比較容易被賄賂。敵後遊擊地區的抗日部隊，不管是國民黨的還是共產黨的，無不跟偽軍有聯係的。他們利用原來軍隊和社會上的關係，賄賂和拉攏日偽人員，要情報、要疏通、要便利、要物資。例如找個關係讓某個人員、某些被封鎖的物資或者某股部隊通過偽軍控製的地區之類的。這對於敵後遊擊戰，差不多是生存之道了。有了像潘漢年這樣的高級情報工作者，幾乎每次日、偽的掃蕩之前，新四軍遊擊部隊多少都能從敵偽陣營裏獲得關於掃蕩的一些情報。
偽軍的人員大多數是原來中國軍隊的人員，他們與國民黨軍隊人員，過去多少有點關係。與共產黨軍隊人員也可能有關係，因為共產黨軍隊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經過前一次國共合作的。那些原來地方部隊的偽軍人員，則又和當地的人員有關係。還有一些偽軍部隊，從整體上還沒有與國民政府脫離關係，甚至還在繼續領取國民政府的軍餉。這種狀況為利用分化偽軍留下了很大的便利。
偽軍中還有一部分原來是地方上的各種民間武裝，合法的或者非法的。象民團之類的武裝，在當地淪陷後，除了在某種條件下，堅持中立隻為本村本莊利益存在外，相當一部分不是投向了敵後遊擊部隊就是靠攏了日偽。至於那些非法的民間武裝，例如土匪，也會跟民團那樣被拉攏到一邊。但是這樣的武裝因為匪氣重，更容易在多邊勢力之間不停搖擺。
還有些部隊，或原本就比較獨立，或脫離原陣營遊離在各方之間，成為灰色的部隊，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中立。這樣的部隊有時規模也不小，號稱團、旅的都不稀罕。他們當然不能簡單地與偽軍話為一談，但是對他們的拉攏、利用和分化的做法卻與對偽軍的比較相似。
然而，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與偽軍和偽政府接觸並不是也不可能單純是利用或者分化偽軍和偽政府。相對的，也必然有偽軍、偽政府反過來利用和分化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情況。作為利用和被利用的雙方，必然各有付出和收獲，這是利用行為的本質，也是維係關係的手段。在這些行為中，也有失誤、失敗的例子，各方都不可避免。現在，在大多數情況都把偽軍、偽政府的失誤看成是國民黨或者共產黨的成功，看作是理所應當。而把國民黨或者共產黨在與偽軍、偽政府接觸中諸如讓步過多等等的失誤，甚至銀形勢所迫的無奈之舉要麽看作是通敵，要麽遮蓋成為敏感話題。這種對曆史的態度顯然是因情感立場支配的而非客觀分析方法。不可否認的是，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與偽軍、偽政府的接觸中，都有大小失誤，甚至有人員、組織和部隊被分化而投入地偽陣營的。總體上，在與偽陣營的接觸中的成敗很大程度上依賴戰場上的勝負和國際大形勢，這不用解釋了。
相對於偽軍，對日軍的利用非常困難，分化幾乎不可能。與日方的接觸似乎隻限製在高層。之前的不談，從“七七事變”一開始日本就一直在尋求和談解決，一直延續到戰爭結束投降。因為日本的對華戰爭時要“解決支那問題”，就是說要達成某種協議。在“七七事變”之前的多次軍事衝突後，中日都達成了某種協議，當然都是中國作出讓步位結果。“七七事變” 後日本不斷加大戰爭規模，試圖壓迫中國，也想再進一步達成解決。可是這一次，中國不能輕易屈服了，但是解決的希望還是一直沒有消失。為此，日本組織啟動了與此相關的機構有桐工作, 蘭機關等等，尋求在與國府的接觸中達成解決。
從“七七事變”開始，日本就一直試圖同國民政府談判，以此“解決支那問題”。日本拋出廢除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共同防共為條件，引誘國府談判。幫助調停的有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桐工作和蘭機關等等計劃也積極開展。但是始終沒有得到實質回應而放棄，轉向與汪偽合作。然而很快事實就證明，跟汪偽合作不可能和平解決，繼而又再次尋找與國府接觸。司徒雷登數次從中傳話。可是國府的幾次回應都是要以日軍撤到關外，日本不承認汪偽政府為條件，超出日本底線，未能展開談判。
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反軸心同盟成立，簽署不單獨媾和，聯合進行戰爭的共同宣言，中日的接觸就完全在隱蔽之下。汪偽政府的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繆斌開始同重慶國民政府和軍統聯係，在1945年又奉重慶國民政府秘密命令訪問日本，和小磯國昭內閣交涉，聯絡中日和平談判。最後因為日方對他的代表重慶的身份不能確認，沒有進行下去。美國雖然不一定掌握中日之間接觸的細節，但一直保持警惕，生怕重慶國民政府單獨與日本媾和。這也是事出有因的，在蔣介石與史迪威矛盾激烈時，羅斯福想讓蔣介石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得到的回答是中國不惜脫離盟國，單獨抗日。中國一旦脫離盟國，就可以單獨處理中日關係了。猜想蔣介石同時也利用這種模糊時時提醒美國在對華軍事援助方麵和中國戰區的指揮權方麵不要虧待中國，也不要觸動他對美國軍援的支配大權。因為由於中國的抗戰，日本至少要把超過百萬的兵力留在中國，而不能調往與美國作不戰的太平洋戰場。一旦中日媾和，美國可能將麵臨增倍的日軍兵力。
對於共產黨來說，跟日本一樣，都不覺得與對方接觸是有價值的。因此也沒有記錄表明共產黨和日本又接觸，雙方隻有相互進行政治攻勢，在日本方麵稱為“心戰”。雙方利用的主要是俘虜，向對方喊話等等。在共產黨方麵還成立了由日本人組成的“反戰同盟”，專門對日進行政治攻勢。
20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