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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趙修竹教授

(2016-12-20 19:40:15) 下一個

追憶趙修竹教授

最初知道趙修竹教授大名還是十六歲時，當時父親告訴我武漢醫學院有一教授叫趙修竹，常給大家做分子生物學講座，父親本人也聽過他的講座。那時分子生物學可是一個"時髦及前沿的"的代名詞，國內沒有多少人懂這個東西。

真正見到趙教授真容要算是大學二，三年級的時候。那時候上病理生理學課，趙教授給我們上腎功能衰竭大課。當時武漢醫學院很多名教授都是從上海同濟內遷來漢的，其中很多是留德的，許多教授都是風度翩翩，頭發梳理有致，說著一口江浙普通話，海派氣息濃厚。

因父親數年前的提及，所以對趙教授的期望似乎很高。當趙老走進大教室時，用現代網語來說是“讓小夥伴驚呆了”。用周圍同學的話說，趙老似乎是一身農民打扮，上身是棉絮大棉襖，下麵是大棉褲，腳上穿的似乎是一雙北方老布鞋。走起路來似乎一顛一跛的。講課時仍操著一口濃重的山西口音，學生們不太容易聽懂，二小時大課，小夥伴們感覺似乎仍然在雲霧之中，不知所雲，講課內容對醫學生來說似乎有點高深莫測。我也有些同感，不過對他深厚的知識功底仍是脫帽敬仰。

大學畢業那年，鬥膽地報考了趙老的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的三年中，與趙老則是經常接觸。對趙老為人有深入的了解。師兄師弟師姐師妹們都稱他為趙老師。畢業後有幸留在病理生理及後來分出的免疫教研室，有幸與趙老又共事三年，受到趙老進一步的言傳身教。

如果說教師應為人師表，那麽趙老師則是為人師表的典範。他嚴於律已，寬已待人。他治學嚴謹，緊跟學術的前沿，緊盯交叉學科。在病理生理方麵，趙老師又將免疫學及自身免疫病引入教研。作為國外醫學分子生物學分冊主編，他不遺餘力地為中國介紹分子生物學，分子病理學及分子免疫等的新概念。在補體學方麵，在中國獨樹一幟。

如果說教師的職責是教書育人，那麽趙老師則是扶持青年成長，甘為人梯的楷模。他支持年輕人多看文獻，多寫文章，多出研究成果。所有年輕人寫的文章，趙老均逐字修改，提出建議，讓年輕人作第一作者，自己名字放在最後。他極力推薦年輕人申報科研成果。趙老師桃李滿天下，學生遍及歐洲，澳洲及北美。

趙老師心直口快，有時也愛發點脾氣。趙老師非常平易近人，沒有大教授的架子。結婚後曾請科研組一起去我們校外小家小聚，趙老師競然也乘車前來寒舍，令人興奮。

出國後，因種種原因，隻見到趙老一次。那是兩千年時，出國八年後，在趙老師家見到了他，歲月這把殺豬刀把每個人都不停地宰割，他那時顯得很蒼老了，腰間還掛著一個造痿袋。老人家告訴我發現了胃癌，讓張應天教授做了切除術。帶著虛弱的病軀，堅持去餐廳與大家一起吃了一頓飯，記得參加的有龔非力主任及吳雄文師兄。

那次匆匆一見後，便成了永別。因在美忙碌，若幹年後才聽說趙老師與世長辭了。後來查了一下，才知道老人家是在2003 年12 月26 日仙逝的，距今已是十三年前。他是1920年7月出生，享年應是83歲。

其實趙老按資曆及學術造詣上在同濟絕對是一流的。隻是那個年代及那個環境下，造成外人稱趙老在中國校外的名聲比同濟校內要大的說法，也許與他是非同濟畢業的有關吧。

1951年全國進行院係調整，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與武漢大學醫學院合並，成立了“中南同濟醫學院”（後來改為武漢醫學院，後同濟醫科大學，如今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趙老師是從武漢大學醫學院（與楊焜教授及王漢章）過來的，最初他們在生理教研室時稱“生理學館”。1952年，趙修竹教授被調去籌建病理生理學教研室。

姚竹與我是趙老師的同屆研究生，是趙老的得意門生，稱我為師弟。她寫道，"謝謝師弟撰文追憶恩師趙修竹教授！我最後一次見到趙教授時應該是十四年前了，那時他身體已經非常虛弱，但是看到我去看望他非常高興。他興致勃勃地告訴我他撰寫的《補體學》即將出版，又很自豪地談到他知道的他的學生們的情況，當然少不了總會提到他的得意門生汪策。與以往不同的是，他開始很痛苦地談到自己的身體狀況。之後他又主動拉著我為他和師母合影，還一再囑咐我將照片寄給他（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晚上，龔非力老師請我和免疫室的老師們一起聚餐，趙教授和馮新為教授都來了，可是趙教授隻能勉強堅持吃完飯就離開了。

令我終生愧疚的是，回德國後我沒有立即將照片洗印出來寄給趙老師，而之後就聽到他已經病逝的噩耗！每每想到這些，我就非常傷心，無法原諒自己！

非常感謝師弟汪策撰寫此文，無比感恩有幸接受趙老師的教誨。深深懷念敬愛的趙修竹先生！"

趙老師對自己生平曾有過自敘，僅摘如下。

一。熱愛生活勤奮工作

1991年元月12日，《健康報》刊登了該報記者對我采訪的照片，並用“搞醫學，一輩子不能偷懶”對我進行了概括。說真的，假如下邊所述算什麽成就的話，我自覺確與我熱愛工作密切相關。我一生坎坷多難，但不論是讀書、學習、教學、科研、培養研究生，還是勞動、種田，我都勤勤懇懇、老老實實地把它做好。此外，我熱愛公益事業，樂於助人，因此受過工會的表彰。以下就是我經曆中比較大的幾個段落。

二。艱苦的讀書年代

我於1920年出生於當時歸屬河南省管轄的武安縣(今河北省武安市)農村，兒幼時期常隨爺爺到田地“勞動”。初小是在本村讀的，而高小則是在距家稍遠的鄰村讀的。由於本縣當時沒有中學，所以爺爺特意於1935年送我到安陽市去報考初中，幸被當時河南省重點初中第11中學(安陽中學)錄取。不料讀到二年級，抗日戰爭爆發，隨著日軍的南下，該校遷往豫東南的汝南縣。那時絕大多數學生回家去了，隻有極少數學生隨校南遷。在汝南時生活十分艱苦，老師與學生基本上靠地方救濟。隨著戰爭的進一步發展，學校又從豫東遷往豫西。由於數度搬遷，所以初中後半段的學習是不正規的。1938年初中畢業後，隨即考上也搬到附近的開封高中，1941年畢業。

高中畢業後，承好心的同班同學劉定沐的邀請，隨他到西安去考大學，生活由他負擔。這樣穿山越嶺徒步走到洛陽，然後乘火車到達西安。在那裏參加了好幾所大學與單位的考試，如西南聯大、西北大學、銀行等，但軍醫學校發榜最早，並可立即入學，有衣、食等供給。為了自己的生活問題，就先到該校報到。當時內心的想法是暫時這樣，待其他單位通知書到手，再選擇一所更合意的學校或工作單位。但軍醫學校對學員的這種心理有所察覺，便把其他院校或單位的錄取通知書扣留，到了三年級才發給我們，這已沒有任何變動的可能了。

在西安讀書時除了生活上的清苦外也有別的幹擾，那就是日本飛機的轟炸。隻要是晴天，日寇成批的飛機去轟炸西安，幸好校址距離城牆不遠，我們在城牆上開了個通道，此時就到野外上課，彌補了一點時間上的損失。

三。從事人體生理學的八年

這八年是在三個學校經曆的：原國防醫學院、武漢大學、中南同濟醫學院。

抗日戰爭一結束，國民黨政府即將原來的軍醫學校及一些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一齊集中到上海翔殷路成立了國防醫學院，林可勝為院長，盧致德為副院長，林競成為附屬醫院院長，柳安昌為教務長。我於1946年畢業後，即留校任該院生理學助教。

當時國防醫學院積聚有不少的資深生理學專家，如林可勝、柳安昌、李茂之、諸相堯、盧振東等。他們還是中國生理學會及《中國生理學雜誌》等的負責人，因此是一個有誌鑽研生理學的青年學者努力上進的學府。我在那裏拚命用功學習，對學生輔導盡心盡力，常常獲得上述教授的好評。其中有些教授還有意識地對我進行培養，並訂有培養計劃，如柳安昌先讓我熟悉常用的實驗動物犬的解剖生理特性，他分給我五隻犬，讓我訓練，並定時檢查一些生理指標，如脈搏、呼吸等，還讓我到生物物理係進修一年。諸相堯教授那時在進行心肌發育的科研，他教我如何辨認蛙卵，觀察其分化情況等。盧振東從M.Gregersen辦的血量測定班回校後，要進行中國人血量與血氣的分析，繼又進行了妊娠血量變化的研究，其中不少實際工作也是交給我進行的(參看本刊1990，21(4)∶289～294；或王誌均、韓濟生主編的《治學之道》，1992．144～156）。

1949年，解放戰爭勝利在即，國防醫學院要遷往台灣，盧致德親自找我談話，要我隨他們去台。我因看不慣國民黨的腐敗，且我一個北方人，不願去台，就謊稱我母親要來滬看我，現已到徐州，乘機離開了上海，到武漢的國立武昌醫院(解放後改為武昌人民醫院)作了醫生。武昌解放後，我還參加了武漢南下慰問團醫療隊，為解放軍看病治病。這是我初次與解放軍密切接觸，他們的勇敢、守紀、愛護群眾的優秀品質深深地感動了我。

1950年，武漢大學醫學院要開首班人體生理學課，但各級教師十分缺乏。當該院院長範樂成獲悉我在滬從事過生理學教學工作，且又與他在北京協和醫學院時的同班同學柳安昌在一起工作過，就一心想讓我調往武大工作，多次前來找我與當時醫院軍代表接洽。這樣，在搞了不到一年臨床工作後，就又轉回到自己原來的專業——生理學。

在武大工作期間除了上述專業工作外，還接觸了一些群眾工作，如在珞珈山時期參加工會辦公室工作，到東廠口期間我被選為工會主席，還獲得武漢市(那時是直轄市)工會勞動模範稱號。

解放後，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是院係調整，其中醫藥界的一項是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與武漢大學醫學院合並成立“中南同濟醫學院”。合並後生理學教研室的實力加強了，但仍缺乏教授級人員，所以開始一個時期曾請過湖北醫學院張碩哉教授及中山醫學院林樹模教授前來代過課，一直到1953年從湖南醫學院調來程治平教授後，教研室的領導才算解決，並開始有了科研工作，如中國大學生的體液分布及有關高溫作業時對身體影響的調查等等(參看本刊1989，20(4)∶289～294；或王誌均、韓濟生主編的《治學之道》，1992．129～135）。

四。斷斷續續從事病理生理學的年月

1954年武漢發生大洪水，可以說全市青壯年都被動員上堤防洪，我被派往采石指揮部工作，在那裏我初次看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組織能力所發揮的巨大威力。國慶節前後，大水退去，學校派人接我回校，得知學校已決定將我調離生理學教研室，去進行一個新學科病理生理學的籌建工作。大家知悉，病理生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是從蘇聯開始的，那時正是向蘇聯學習的高峰時期。說實在的，我對這樣的任命是高興的。

校方給新教研室分配了房屋，並陸續派來了教師、技術員與工友，我們積極進行各項準備工作。1955年衛生部在北京醫學院舉辦病理生理學進修班，我與馮新為前往參加。返校後我們連續進行了兩班教學，而且還接待了蘇聯專家來訪，我們的工作還深受他的讚賞，也獲得校方的表揚。同時我們還積極開展科研工作，並與生理學、生化學、生物物理學與營養學一起成立了湖北省生理科學會，我被選為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但好景不長。在1957年全國開展了整風與反右派鬥爭，我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接著下放農村，監督勞動。

在農村監督勞動的後一段時間，我被調到醫務室當醫生。由於農場大、民工多，且時有流行性疾病發生，特別是肝炎流行得厲害，所以每天工作下來，真是累得夠嗆。我也因為這項工作傳染上肝炎，黃膽非常明顯，腹水很重，並有過肝昏迷，幾經搶救，性命保住了，但留下一個肝硬變的診斷，至今仍不時幹擾自己的工作。

後來回到了學校，在監督勞動的同時，逐漸與自己的專業有了接觸。由於病理生理學是從蘇聯學來的，在1958～1959年的整改過程中，成為首先“砸爛”的對象，而與病理解剖學合並。似乎在1962年重新恢複單獨開課，而到1966年又被取消。“複課鬧革命”後，又長期與病理解剖學合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後才真正恢複了病理生理學建製。但在合並期間，病理生理的原來科研工作，如抗癌藥物篩選、卵巢癌的免疫學診斷、免疫耐受、補體的研究等等沒有完全中斷。

改革開放迎來了科學發展的春天。首先，先後出版了數版病理生理學教材(第一、二、三版由馮新為主編，第四版為金惠銘主編)，接著又出版了多部參考書，如臨床病理生理學(李楚傑、盧興、趙修竹主編)、病理生理學(王迪潯主編，趙修竹、程立為顧問)。

至於科研，這時教研室主要從三個方麵進行：王迪潯教授領導著肺血管反應性的研究，馮新為教授領導抗原提呈的研究，我則是主要檢測補體的遺傳多態現象(參看下述)。

五。提議與促成免疫學會的成立與免疫學教研室的建立

在文化大革命進行期間，我有一段時間被調往我院附屬同濟醫院腫瘤科開展腫瘤學的研究，在這期間我翻閱了一些有關腫瘤研究的新資料。1978年，我校接受編輯出版《國外醫學分子生物學分冊》的任務，校方把這項具體任務交給了我。校方為此加訂了有關國外分子生物學的原版期刊74種，我與有關同誌一麵籌備有關編輯出版事宜，一麵閱讀這批資料。從這次學習中明確地看出，研究生物體已從整體水平、係統水平、器官水平、細胞水平向分子水平強力地進行滲透，並取得了不少成就。這種變化大大促進了人們對生物體的深入了解與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分子生物學已成為一切生命科學的支撐學科。

在生命科學中，有一個重要的分支科學——免疫學。她是一門既古老又嶄新的學科，她是研究機體免疫係統的組織結構及其生理功能的學科，她是人類征服疾病、保障人類健康的強有力手段，她也是近年從分子水平研究得最多、進展最快的一門學科。從八十年代初期，我先後分別向湖北省科學技術協會、武漢科學技術學會、同濟醫科大學校長、同濟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等建議成立免疫學會、免疫學教研室、免疫學研究所及編輯出版免疫學期刊等。他們都同意我的意見，其中湖北省免疫學學會於1986年成立，我任第一屆理事長，後由龔非力教授接替，每兩年活動一次，從未間斷。這種情況深受會員的歡迎，並受到省市科協的表彰。

關於成立免疫學教研室也在那時開始籌劃，經過前後多次討論，同濟醫科大學在1990年成立了這一機構。當時基本上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原病理生理教研室的兩個有關免疫學研究的課題組(前已述)，二是微生物學教研室中主要從事免疫學的人員，三是該校實驗醫學中心中的免疫學研究室的全部人員。由於領導得力，全室人員通力協作，經過10年的努力，同濟醫科大學免疫學教研室已先後被授予碩士培養點、博士培養點、博士後流動站，並被同濟醫科大學及湖北省表彰為先進單位。

我領導的補體科研組工作是從測定中國人補體第一途徑的50%溶血活性(CH50)與第二途徑的50%溶血活性(ACH50)及其在全身性紅斑狼瘡(SLE)時的變化開始的，也檢測過中國人補體第3成份(C3)的遺傳多態現象。但從1983年以來這一課題組先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衛生部基金、學校基金、中澳教育合作基金等的資助後，就集中研究中國人位於第6染色體短臂上的三個補體成份C4、C2及B因子(Bf)遺傳多態現象及與疾病的關係。這部分工作已進行過四次成果鑒定，均評為“國際先進水平”，並榮獲國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獎一項、三等獎一項，衛生部科技成果三等獎兩項。這項研究導致“中澳友誼補體實驗室”在同濟醫科大學的建立，並被第11屆國際組織定型會議列為國際十大補體定型中心之一。

補體學是免疫科學領域中一個重要的分支學科，進展神速。近年我國對免疫學科也倍加重視，科學研究在奮力進行，出版物也為數不少。唯獨補體方麵，不僅研究數量少，水平低，且一直沒有專著出版。因此在20世紀70年代我就萌發了編寫一本《補體學》的念頭，並開展一些補體的科研工作。改革開放政策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在教學、科研等工作的同時，一麵查閱文獻，一麵進行編寫，終於在1985年完成了中國的第一部《補體學》，並爭取到一個出版的機會。遺憾的是，該機會一閃即逝。且由於科研工作忙，這事也就擱置了起來。新近，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願意將該書作為重點書籍出版，這自然勾起了自己的興趣，但十多年前的資料，肯定有些陳舊。要出版，需要修改更新。當這一工作正在緊張進行之際，1995年10月我被檢出患有胃癌，需要立即手術治療。我原患有肝硬變、糖尿病、高血壓病等多種疾病，這次雪上加霜式的突然襲擊，確使我悲觀失望了一個時期。幸好手術非常成功，術後恢複順利，就在病體恢複之際，也逐漸恢複了該書的撰寫，並在教研室全方位的支援下，還是在預定的時間內交了稿。書稿印就後，還有四次校對工作也主要由我進行。這樣，中國第一部《補體學》在1998年元月就正式問世了。當拿到這一裝幀精美的新書時，內心的感覺就像克雷洛夫所說：“在自己的蜂巢裏，看到了自己釀的一滴蜜”。

一代醫學教育家，病理生理，免疫學及分子生物學大師及恩師趙修竹教授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