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城黑鷹
善待自己的身體
紀念哈佛的安妮維勒醫生
五月份從朋友那裏得知，維勒醫生去世了， 是三月份走的。看到訃告後我很震驚，因為我不太相信，在我的印象裏，她一向身體很好，精力十分充沛，沒想到走起路來風塵仆仆的她，在83歲時就離開了人間。本來想早一點寫點什麽，但最近哈佛大學一直是媒體關注的對象，而維勒醫生又是哈佛的，所以遲疑了一下，等了小段時間，後來想了想還是要寫點東西來紀念她，因為她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的”貴人“。再說，雖然哈佛最近幾年在意識形態上的確出了問題，但哈佛300多年的曆史還是充滿光輝與榮耀的。
先看看訃告是怎麽寫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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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尼科爾森-維勒醫生（Dr. Anne Nicholson-Weller, 1941–2025）
安妮·尼科爾森-維勒醫生是一位開創性的醫學科學家，她的研究極大地推動了人類免疫係統，特別是補體係統的理解。
早年生活與教育背景
1941年8月8日，安妮出生於新澤西州的哈登菲爾德。她從小受到舅舅、骨科醫生傑西·L·尼科爾森博士的啟發，對醫學產生了濃厚興趣。1963年，她畢業於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隨後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ol of Medicine），成為當年僅有的三位女性學生之一，並於1968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醫學訓練與研究生涯
尼科爾森-維勒醫生在波士頓的哈佛醫學院貝斯以色列醫院（Beth Israel Hospital）完成了內科住院醫生培訓，之後在波士頓市醫院接受感染病專科臨床培訓。她對免疫學的熱情引導她前往巴爾的摩進行進階研究培訓，並從此投身於對補體係統的深入研究。
1974年，她返回波士頓，加入貝斯以色列醫院（現為貝斯以色列-迪克尼斯醫療中心）的內科部。在那裏，她建立了專門研究補體係統的實驗室。她的開創性研究發現了“衰變加速因子”（decay-accelerating factor，簡稱DAF），即現在所稱的CD55，這是一種關鍵的補體調節蛋白。此發現極大地推動了對此前難以理解的疾病-陣發性睡眠性血紅蛋白尿症（PNH）的認識與治療。
學術與臨床貢獻
她曾任哈佛醫學院內科教授，並在貝斯以色列醫院及其附屬機構擔任感染病專科臨床醫生。她的研究顯著推動了對補體介導疾病及免疫調節機製的理解。她還當選為美國臨床研究協會（ASCI）和美國醫師協會（AAP）成員。
個人生活與紀念
安妮·尼科爾森-韋勒醫生於2025年3月15日逝世，享年83歲。她的丈夫彼得·F·維勒醫生（Dr. Peter F. Weller）和兩個孩子蘇珊（Susan R. Weller）與納撒尼爾（Nathaniel N. Weller）仍在世。
為紀念她對醫學教育與研究的奉獻，家屬建議將悼念捐款送往貝斯以色列迪肯尼斯醫療中心的 Moellering/Karchmer/Weller（MKW）感染病學獎學金基金。
安妮醫生用一生詮釋了對醫學科學的執著追求與對患者的仁心仁術，她的科學貢獻與人文精神將在醫學界永久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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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她的訃告下留了電子留言：
I am deeply saddened to learn of the passing of Anne. Her dedication, wisdom, kindness, and unwavering compassion touched the lives of many. Her contributions will continue to resonate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ll who had the privilege of knowing and working with her.
Please accept our heartfelt condolences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with Peter, Susie, and Nat, as well as her friends, colleagues, and all who mourn her loss. May her memory be a blessing, and her legacy live on. Anne will live in our heart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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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一生中除了無私的父母外，還會遇到很多貴人相助，他們會改變我們人生的軌跡，我們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上才上升到這一步的， 生命中的貴人有各級老師，大學老師，研究生導師， 朋友等等， 在我生命中，維勒醫生便是其中的一位重要貴人，是她，讓我來到了美國並留在了美國。我們習慣叫她“安妮”，所以就稱安妮吧。
1992年，我還是一位20幾歲的大學教師 （研究生畢業留校的助教），那個年頭年輕的大學教師都想出國深造，我的碩士導師是已仙逝的趙修竹教授，在中國跟著他做了些補體方麵的研究。在尋求出國的諸多努力無果後，忽然美國哈佛醫學院的安妮給我寄來了一封邀請信，願意我去她的實驗室做研究，位置是“Research Fellow"。1992年的冬天顯然是十分漫長卻又異常寒冷，
記得飛機的航線是從北京至東京，然後從東京至洛杉磯，
記得在出Logan機場時，已是晚上了，老板安妮 尼克森-
那時她大約五十多歲， 頭發已灰白，她與丈夫彼特威勒醫生共用一個實驗室， 盡管兩人在同一個實驗室，但由於上下班日程， 送孩子上學等，兩人各自開車。
抵美約兩周後，正好是聖誕節前，一天，見到一位老人來到他們家，
我到美國後，在做住院醫生之前就一直呆在安妮的實驗室，一共4年半的時間沒換過老板。安妮和皮特在我們眼裏就像父母一樣，安妮為我太太在隔壁心髒科實驗室介紹了一份工作，我們有了孩子，每次她都會去看孩子，並給孩子送禮物。我們從他們那裏，學到了很多西方禮節，生活方式及和善的待人接物。
1997年我離開安妮的實驗去做住院醫生時的合影：
當時我在美國綠卡也是她主動提出然後強力幫忙用特殊人才類快速地申請到的。我的住院醫生申請的推薦信也是她夫婦兩分別寫的，他們從哈佛出來的推薦信對我的住院醫生申請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而發表文章時，總是把年輕人放在第一作者，自己放最後。記得當時有些人的老板會把自己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
每到聖誕節，他們夫婦都會請全體實驗室工作人員及家屬去他家聚會。 他們也會帶我們出海釣魚，這一照片是安妮帶我們實驗室在新罕布什維爾看日全食（上世紀90年代的照片，我拍的）。
願安妮安息！願彼特，Susan， Nat一切均好！我們真的很懷念安妮，她會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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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發後，有一位在波士頓的校友告知：
“你的這個貴人，我恰好認識。她安詳的離世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隻是不知道原來她和你還有關係。最近幾年，她一直與Alzheimer在搏鬥，走之前幾個月，已經連她先生和孩子都不認識了。A病挺可怕和可恨的，你們神經病專家們應該多多努力，早日攻克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