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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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關於美國教育改革的高層次思考(higher-order thinking)
回望一個多世紀的波瀾壯闊的美國數學戰爭、教育改革以及社會各方的衝突對壘，我們見識了才華蓋世的諾獎明星學者如弗裏德曼，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謀士如Marc Tucker，身經百戰的商界精英如沃頓，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如布什父子、克林頓夫婦和奧巴馬，演藝界與政壇雙棲明星施瓦辛格，影視界大腕如Davis Guggenheim,科技天才如比爾蓋茨和喬布斯 -- 無論哪一路驍勇之士,在與教師工會這頭怪獸過招、試圖在教師隊伍中引進優勝劣汰機製時，無一不慘敗而歸。
在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今天，人類憑借數理科技和腦科學知識已經能造出阿爾法狗來挑戰人類自身的思維極限。然而，當自由思考的意誌被削弱、思維被蒙蔽時，人們是無法戰勝用一整套荒謬玄虛的理論武裝起來並已占據高位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筆者在記錄梳理這部美國百年數學戰爭演義的過程中，不斷地受到教育學家們的“critical thinking”和“higher-order thinking”等語匯的刺激，突然靈光乍現，想起了世人皆知的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兩部政治寓言小說：《動物農莊》和《1984》。用這兩部小說中勾勒的模型來詮釋美國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教育和社會的變革，有著相當高的擬合度(goodness-of-fit),或許可以超越大多數的統計計量模型。筆者在此試著借用奧威爾的視角，來對美國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社會形態作一番“higher-order thinking”的描畫，是否可取，請讀者君務必三思(“critical thinking”)。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的本名是Eric Blair。或許是上天將奧威爾差遣人間，特意安排給他疾病纏身的軀體和顛沛流離的生活，讓他遍嚐底層百姓為謀生而悲苦掙紮的艱辛，直麵戰火紛飛下殘酷的殺戮，親曆比殺戮更殘酷的黨派傾軋和謊言欺騙，他才能寫出《動物農莊》和《1984》這樣的驚天之作，隨後便像彗星一樣倏忽隕落，於46歲時辭別了他所看穿的人世。
《動物農莊》和《1984》分別出版於1944年和1949年。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內戰、斯大林時期的暴政和二戰後冷戰的開端觸動奧威爾寫下了這兩部政治寓言小說，然而它們不幸卻以驚人的準確性預言了二十世紀地球上超過1/4的直立無毛兩足動物所遭受過的無盡苦難。《1984》如今已被譯成至少65種語言，全球銷量超過3000萬冊，是美國高中學生的指定讀物。以愛讀書聞名的美國大眾百姓大多對奧威爾和他的這部小說耳熟能詳，並常懷對其他集權國家下的百姓的同情之心。然而，有多少人會想到這部書中“無知即力量Ignorance is Strength”、“自由即奴役 Slavery is Freedom”和“戰爭即和平War is Peace”三條警世之語和美國的當今現實也頗為相關，而且似有被某些人當作兵書之嫌呢？
《寡頭政治集體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是《1984》的書中書，其中的第一章“無知即力量Ignorance is Strength”的要點如下：
“大概從新石器時期結束以來，人類世界就存在三個階層：高層、中層和底層（the High, the Middle, and the Low），無論社會如何動蕩和變遷，總是回到這種結構形態。三個階層的目標不可調和：高層想要留在高位，中層希望取代高層，底層希望廢除一切差別，創造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中層假裝為自由和公正而戰，征召底層加入自己，一旦目的達到，就將底層扔回原先的奴役地位，自己變身高層。
“社會主義出現在十九世紀初期，但卻是一條長長的延伸至古代奴隸造反時期的思想鏈條上的最後一環，而且深受烏托邦精神的影響。二十世紀流行起來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和寡頭政治集體主義 （Oligarchical Collectivism），三者隻是名稱不同，卻具有同樣的運行機製，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社會主義的變種。與先前一樣，中層隻要是在為權力奮鬥，就永遠在鼓吹自由、公正和博愛，打著平等的旗號鼓動大家革命，但是一旦推翻舊的暴政後他們就立刻建立一個新的暴政。
“與之前不同的是，現在的新貴統治階層由官僚、科學家、技術人員、工會首領、公關專家、社會學家、教師、新聞記者和職業政治家等人組成。這些新貴的根原本在領薪水的中層，或掙工錢的底層的上端，但在中央集權政府和壟斷工業統轄下的世界走到了一起。與早先世代的高層相比，他們不那麽貪婪財富，不那麽向往奢華，但是他們對純粹的權力更為饑渴，對於自身所在做的一切更為清醒，更為有意識地輾軋一切的反抗，不僅要控製民眾的行動，還會產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那樣的對人的思想進行控製的欲望。這點是當今統治階層與以往高層的最本質的區別，因為印刷、電影和收音機等新技術使監控和操縱公眾意見變得容易，讓百姓完全服從國家意願、在所有問題上見解一致的統治目標現在成為可能。
“新的高層知道怎樣護衛自己的地位，不再肆意行事，他們早已認識到寡頭政治的最牢靠的基礎就是集體主義，聯合擁有的財富和特權是最容易被保護的。財富聚集在一個群體的手裏，而不是一群個人的手裏。從個人看起來，高層的成員什麽都不擁有，但高層作為一個集體擁有一切，控製一切，可以任意處置所有的財產。當代的統治階層不再采用世襲體製，也不問種族出身，統治者不是依血緣關係而是靠堅守共同教條來凝聚在一起，寡頭統治的精粹就在於延續一種世界觀和一種生活方式。人們在十六歲時參加考試，以決定是否能進入高層。在這樣的統治結構下，人們可以預見的、並且也恰是高層所刻意追求的結果是：經濟不平等被永久固化了，高層將能夠永久地留在他們的地位上 -- 曆史的鍾擺再一次擺動後，停在了那裏。
“隻有四種情況下，統治階層會從權力峰巔跌落：被外力征服；統治無能終致民眾反抗；允許一個強勢和不滿足的中層勢力出現；自我喪失信心和統治意願。對於當前的統治者來說，永久延續集體主義寡頭統治的最大威脅在於從高層中分裂出一個新的能力超強卻未得重用、對權力饑渴的群體，以及從他們中興起自由主義和懷疑主義。教育是解決之道，即必須對領導階層和他們下端的執行階層持續不斷地進行思維塑造，同時對底層百姓的思維進行反向引導，隻要大家沒有比較，底層百姓絕不會意識到自己受壓迫。對高層和中層的思想塑造有幾種方式：Newspeak – 創造新的語匯；Crimestop,即思想漫步至危險的臨界邊緣時本能地停住，亦即預防性愚鈍（protective stupidity），能夠像體操運動員自由控製身軀那樣熟練控製自我意識；blackwhite是相信黑就是白的能力，而且當政治需要時真誠地願意指黑為白；doublethink就是同時在腦子裏擁有兩種矛盾的思想並且同時相信它們，有意說謊的同時又真誠地相信這些謊言，當事實有礙時將之忘掉，當需要事實時，可以立即將之從遺忘中暫時拉回，並盡快將之再次遺忘；要篡改曆史，因為‘誰掌控過去，誰就掌控未來’”。
下麵我們借著奧威爾的筆墨來臨摹一番美利堅版的《動物莊園》和《1984》。
十九世紀鍍金時代末期和進步時代初期，在工業革命和技術進步的大潮下，在自由女神的召喚下，紐約湧入了許多從鄉間和從大洋彼岸前來謀生和追夢的人們，這個城市在以驚人的速度創造財富的同時，貧富分化、族群衝突、市容髒亂、文盲和犯罪等問題也日趨顯現。1880年，Grace Dodge在紐約創立了“廚房花園”學校，向移民婦女和女工教授廚藝、縫紉、衛生和其它實用知識。1887年，Nicholas Butler (1862–1947)和Dodge將廚房花園學校擴大為紐約教師培訓學校，1892年改名為教師學院，1893年與其它一些學院並入哥倫比亞大學。Butler自1901年起擔任哥大校長長達45年。在當時，中小學和幼兒教師隻是和裁縫、花匠類似的一種職業(vocation),是家庭婦女謀業的一個選擇。以培養中小學教師為主的教師學院在大學的各大學院中應該不是那麽尊貴，因為其它學院培養的是各學科的專業人士，而教師學院培養的隻是學科的基礎知識的傳遞者，本身並不參與學科知識的研究和發現。
1904年，杜威辭了與之不合的芝加哥大學，懷揣理性經驗主義、功能心理學、實用哲學和民主社會理想來到哥大教師學院。此間進步主義政治家率領的風起雲湧的變革給了杜威和他的同事們靈感和勇氣，要讓教師學院的教授們和其他學院的教授們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就必須先將教育學專業化(professionalize),將中小學教師從一種職業（vocation）升華成一個專業(profession)，因此就必須創立一整套教育學理論和教育哲學，類似於將裁縫升華為時裝大師，不但要建立一整套的時裝文化而且還要能引領時尚潮流。杜威、Thorndike、Kilpatrick等人繼承了盧梭自由平等的進步浪漫思想和以國家集體主義為特征的社會契約觀，並借得盧梭等人的進步教育方法，融進美國進步時代的社會效率主義、實用主義和種族、性別歧視觀念，從中整合出一整套的進步教育哲學，將K-12教師培訓和教育學變成了一個華麗高尚的專業。
如果將各學科專業人士、教育學家和教師們、受教育者們（包括家長和學生）當作一個大係統的話，二十世紀初期，各專業學科人士如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作為知識的探索發現者位於統治階層（the High）,是以傳授人類積累的學科知識和弘揚學術精神為目標的古典教育哲學的代表；而杜威等教育學家和教師隊伍作為知識的傳遞者處於中層(the Middle)；學生和家長作為受教育者則處於底層(the Low)。正如奧威爾詮釋的那樣，想要上位的中層永遠打的都是自由平等民主的口號，杜威、Kilpatrick、Snedden等先鋒人物在二十世紀初期掀起的進步教育改革打的正是自由民主公正的口號。他們自身不具備數理化專業人士的知識能力，為了和這些身居知識殿堂高位的專業人士征戰，他們的兵法自然是貶低這些學科知識的重要性，同時拔高自身的教育學知識和教學方法的重要性。於是，他們將傳統數學課程貶低為死記硬背，鼓吹代數和微積分內容對大多數人無用而且妨礙民主與公正，在拉低數學的教學標準的同時，不斷地發明創造出各種教育和教育心理學的理論和新詞，用這些教學法喧賓奪主地代替基礎知識的教學，以給自己壯大聲勢。除此之外，他們擯棄以傳授知識和自由追求學術為目標的古典教育理念，意圖將學校變成社區生活和社會改革的場所，讓各種社會思潮和各種訴求擠占進教室和課程，以征召受教育者們加入他們的反抗高層知識精英的隊伍，同時也填補被進步教育稀釋了的課程所留出的空白。這些變革誘發了民眾對學術知識的輕視思想，進一步降低了學術知識在中小學基礎教育中的地位。
自杜威以來的跨越兩個世紀的一百多年裏，杜威及其千萬進步教育弟子正是循著這一戰略在北美大陸東征西戰，逐漸在美國公校教育係統占據了高層統治地位（the High）。在這漫長的一百多年裏，為了維持對the Middle和the Low的統治，必然不能讓這些人的後代太聰明、獲得太多知識，否則必然會令他們對位居上層的教育專家們的實際學術水平和意圖心生懷疑，影響到自己的統治地位。因此，降低學習標準是原先助其上位的戰術，後來成了其維穩的戰略。另一方麵，教育產業鏈上凝結的龐大商機也使得教育既得利益集團自覺地捍衛低劣教材和平庸教學法。在這個過程中，統治階層的新生代成員其自身的知識水準也越來越差，無法向學生提供高標準的教育。在維穩戰略、自廢武功和既得利益這幾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國公校的教育水平一再滑落，懼怕數學成了美國的國民精神特征，反智思潮在民間長盛不衰。在美國的校園裏，學習好的學生常常被孤立、視作呆鵝(nerd)，學生從校外拿了學科競賽大獎在學校內無人理睬，學校偶有給學生發學習獎項要低調再低調，唯有體育明星可以橫著走。影評人Slavoj Zizek指出九十年代的電影《阿甘正傳》就傳達了這樣一種反智文化：弱智的Forrest Gump作為天真無知的旁觀者，隻是做了他份內的事，卻不知不覺地改變了曆史的進程，而且成為人生贏家，變得富有，獲得愛情，有了自己可愛的下一代，而那位反叛的珍妮卻在失敗連著失敗中度過短暫的一生。
教育利益集團征服教育大係統暨征服社會的這個過程並非千裏平川，而是不斷地遇到數學家們和家長們的抵抗。但由於參與抵製的數學家多為散兵遊勇而且沒有政治勢力，家長則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根本無力遏製進步教育學家們征服的腳步。一方麵，進步教育家和執國家集體主義信念的左派政治家本是同根而生，都是具有權力饑渴、意欲將大眾百姓培養成國家機器上的一個零件的精英階層，在他們的互相提攜協同作戰下，美國各大院校以及社會思潮越來越趨於左傾。另一方麵，全球化競爭的浪潮使得美國的傳統製造業和服務業日益空心化，原先低技能高報酬的工作迅速消失，美國進步教育流水線生產出的欠缺知識技能的勞動力被全球化競爭無情地邊緣化。當那些原本在經濟上處於中產階級地位的美國民眾的經濟狀況日趨窘迫，被知識經濟的浪潮拋入日趨膨大的經濟社會的下層時，尋求政府經濟援助和要求貧富平均分配的左傾思想就愈加占據上風。
到了八十年代，公校的數學教育已經慘不忍睹，政治家們已經意識到美國公校體係源源不斷送出的學生的讀寫和數學能力已經沒法跟上時代技術的進步，在全球化經濟競爭下嚴重掣肘了經濟的增長，威脅到社會的安定。朝野上下呼籲標準化改革、提振教育的聲音日隆，進步教育家的統治地位遭受到了威脅。然而此時教育勢力已經在左派政治家的支持下獲得了集體談判權，工會會員人數猛增，成長為財大氣粗且堅不可摧的怪獸了。當來自家長和數學家的抗議之聲四起之時，進步教育家們也順勢借著改革的名義加強了維穩的力度。數學教育專家們編撰和強力推行自己的低劣教材；英語教育專家們鼓吹不必要學習傳統語法詞匯和句法，壓低經典文學的重要性，將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改成了English Language Arts；其它各學科專家也遵循進步教育思想全麵降低各科知識的深度和課本詞匯的難度，將初中的物理化學生物單科整合成了一門綜合性的科學課，在曆史學科中淡化了英雄人物在曆史進程中的推動作用，而是將之改成了以敘述尋常百姓生活為主的符合“政治正確”教條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這些改革的原因，其一是要和從前的教學體係區分開來，就像《動物農莊》裏革命成功後要求動物們的行為舉止要有新的樣子一樣；其二是遵循“無知即力量Ignorance is Strength”的戰略，不能讓The Middle和The Low的後代們知道得太多，變得太聰明和擁有高級思辨能力；其三是高層們自廢武功 -- 革命成功後的教育學家們和他們訓練出的教師隊伍們已經越來越沒有教授高標準知識的能力了；其四是在教師工會的保護下，教師隊伍中的許多人就像《動物農莊》裏“比其它動物更平等的”的一些動物，習慣了輕鬆沒有壓力的生活，習慣了進步教育方法下輕鬆愜意的教學工作，不習慣費心備課出考卷，也不願意勞神改作文、改作業或改卷子，而是讓學生自己探索發明計算方法，用小組討論頭腦風暴代替講課，鼓勵學生互相批改作業批改作文。
奧威爾指出要維持集體主義寡頭政治的關鍵是對統治階層和中間階層的思想進行持續不斷的塑造。全美1400多所教師培訓項目的培訓課程在某種程度上起到類似大洋國裏的幾道洗腦招術的作用：不斷地創造出類似Newspeak的新的教育學語匯(Edspeak)，如 learning by doing, experiential learning, 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solving, team work, group work,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project-based, procedural skill,discovery learning, developing number sense, constructive， hands-on, inquiry based, integrated，coordinated, self-paced learning，student-teache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brain science, "brain-based" learning，mastery learning，quality learning, total quality school restructuring,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based education， deeper learning，21st century skills 等等；與傳統課程割裂，並將傳統教材和傳統教授方法掃進記憶黑洞（memory hole）；宣傳學習掌握加減乘除傳統算法有害創造性思維, 降低傳統語法學習和文學經典的重要性，聲稱曆史進程和英雄人物無關而是在尋常百姓的吃喝洗漱中完成的 -- 讓二十歲上下的未來教師們真誠地相信這些與常識違背的教育理念，讓他們遺忘曆史，這近乎Blackwhite和Doublethink；不在乎學生習得基礎知識和技能，而是一味地強調“高層次思考”和“批判性思考”，這會使得缺乏知識根基的教師自己和學生都處於Doublethink的狀態；處處講“政治正確”，令大家隨時隨地要注意言辭謹慎並反省是否侵犯了弱勢群體的權益和感情，令大家對一些政治正確卻有違公理之舉敢怒而不敢言，這似乎與Crimestop有異曲同工之妙；動不動就上綱上線，不斷挑起性取向、族裔差別等爭議性話題似是讓大家操練Two Minutes of Hate之嫌。民主、社會公正和政治正確這些口號成了教育界最有力的的殺手鐧，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武器。美國各大院校的教育學院和教育係成了左傾激進分子的營地，它們訓練出的教師們將這些理念和傾向帶到了全美15000多個學區灌輸給學童和青少年，進一步推動了近幾十年來整個美國社會的左傾趨向。
著名的喜劇演員George Carlin說過這麽一段話：“我想說說那些讓我們走到一起的東西，那些我們之間的相似的東西……你在這個國家聽到的永遠是那些我們之間的不同，所有的媒體和政客永遠在談論我們之間的差別 –- 那些分離我們、讓我們覺得彼此不同的東西，這是在每一個社會都一樣的統治階層的運作方式。他們試圖離間百姓，讓底層百姓和中產階層互相爭鬥，這樣他們這些富人就可以拿著錢跑掉了。就這麽簡單，但恰好就這麽有效。你知道嗎？他們不停地談論任何可以拿來說事的東西 — 種族、宗教、族裔和國家背景、工作、收入、教育、社會地位、性取向 -- 任何可以讓我們不停地互相爭鬥的東西，這樣他們就可以天天跑銀行！你知道我怎樣定義這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階層嗎？上流社會拿著所有的錢不交稅，中產階層交所有的稅，幹所有的活。窮人在那裏就是為了將中產階級嚇出個屁來，讓他們不停歇地幹活”。
奧威爾最想告知世人的是，極權主義、權威主義和寡頭政治集體主義三者本質上是一樣的。進步教育對公校係統的侵蝕日益深入，學生的學習成就普遍下滑，弱勢群體家庭的孩子的成績更是慘不忍睹，民眾對公校教育的抱怨越來越強烈，這就是美國九十年代以來的狀況。民眾對教師工會的抨擊愈加嚴厲，期望能開除不稱職的教師，限製教師工會的政治獻金和集體談判權。然而，如果教師工會容許按教學業績來考評教師、廢除終身雇傭和開除無能的教師的話，教師繳納會費加入工會的意願就會大減，工會也就麵臨解體、失去the High的統治地位的危險。因此，教師工會這一寡頭壟斷集體主義（Oligarchical Collectivism）的統治集團必然會變得越來越帶有極權性和壓迫性，愈加走向暴政的模式：庇護一切教師，不論教師教學多差甚至有過犯；以各種公平（equitable education, social justice）的名義向各級政府索取更多的教育資金，卻往往將之轉而用於增加教師福利；將學券製、特許學校等學校選擇權妖魔化並趕盡殺絕；砸大量政治獻金在政界扶持工會的保護傘；堅決反對有誌教育的人從非教育院係的其他途徑考取教師資格，以維護正統的進步教育信念教條得以傳承延續等等。從前文所述的加州教師工會的斑斑劣跡和Vergara v. California訴訟中，我們就可一窺這場曠日持久的沒有硝煙的進步教育征服戰爭（Orwellian crusade by progressive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中，壓迫和反壓迫的激烈程度。
當今位居教育帝國的統治高層頂端的精英人士中，有一些特別耀眼的世界頂尖名校的明星教授、教育博士和數學教育博士們，他們嘴裏說出的deeper learning、 higher-order thinking等Newspeak，他們的言之鑿鑿的論文報告，他們義正言辭的對社會公正的呐喊，他們聲情並茂的提醒朝野關注弱勢群體的呼召，這一切對公眾的欺騙性特別大，不僅蒙蔽了一般百姓，也輕易獲得了其他各科博士和專業人士的對教育專家的不設防的信任，甚至還漂洋過海影響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比如加拿大和英國就深受其害。他們還將不斷地製造出新的名詞、新的教育理論出來，因為在長期的Newspeak浸淫下和深陷在近乎Doublethink狀態裏這些教育專家們也已經迷失了自我。在這些教育專家的統治下，許許多多的公校教師們心地善良，熱愛孩子，卻沒有能力或是不敢逾越雷池教授給學生們嚴謹的真學問。正如一個貪官為主的官僚體係不容清官立足一樣，在美國這樣一個畸形的教育係統裏，優秀的老師也會遭受排擠。明星教師Jaime Escalante就因遭受同事的排擠下最終離開了洛杉磯，去到薩克門托執教；另一位明星教師Rafe Esquith在他的《第56號教室的奇跡 （Teach Like Your Hair's on Fire: The Methods and Madness Inside Room 56）》一書中也提到被同事們嫉恨。 當一部分家長明白過來學校的教育有問題時，孩子們已經長大了。當人們指責美國的教師隊伍應對學生的平庸學業負責時，這些教育專家們便拿出一篇篇論文和報告，充滿正義感地用一張張PPT告訴大家：學校一線教師們運用教育專家的創新性教育理論還不夠徹底，一些教師們總是走強調基本技能忽視高層次思考的回頭路；那些弱勢群體家庭的孩子是處在多麽惡劣的家庭環境下，吃不飽穿不暖，子彈在耳邊飛，是這些因素抵消了教師的教學業績；不給教師終身製會造成教師隊伍動蕩，對孩子更不好；世道是多麽的不平等，為了社會公正，我們要將財政大力向差學區傾斜，要加稅，要增加教育經費，盡管事實表明教育專家們以“社會公正”名義力主的諸多“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項目大多付之東流：例如，一項始於1965年的為貧困家庭兒童提供早教和健康營養補助的Head Start項目迄今花費已接近2000億美元，但研究表明這個項目在幫助學生改進學習上取得的效果微乎其微。
在進步教育家戰勝真正的專家學者登上知識殿堂的統治高位的這幾十年裏，美國民眾的數學水平一直滑落。正如Milgram所言，當今美國大多數民眾和教育官員都沒有能力判斷以代數2為終點的Common Core標準到底意味著哪一級的數學水平、是否能夠預備高中畢業生適應大學裏的數理工程及經濟金融類學科的學習了。這正是奧威爾筆下極權統治的結果：民眾失去了智力，也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 多數的美國學生會放棄學習STEM專業，對數學的厭倦和懼怕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二十世紀初期以杜威為旗手的進步教育家其實人數並不多，但是他們的思想精粹通過教師學院這一熔爐固化到每一個未來教師的腦子裏，通過他們代代傳承散播到全美各地的每一間教室，不到三代人的功夫美國的數學教育就散了架，爛到骨架裏，這就是奧威爾所說的無知即力量（Ignorance is Strength）-- 無知的力量之大可以輕易摧毀無數年輕聰明的大腦，即使是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血統的遺傳優勢的大腦。想一想納粹德國、冷戰時期的前蘇聯和東歐各國，文革時期的中國和當今的北朝鮮，我們就知道全民洗腦的欺騙性、蒙蔽性和對獨立思辨能力的摧毀性威力之大絕不亞於核武器對生命的摧毀性力量。
杜威、Kilpatrick等人顛覆了教師主導學生學習的傳統教育模式，將課堂改造成以兒童為中心，號稱是順應兒童的天性，讓兒童擺脫傳統知識理念的束縛，自由地探索決定自己學什麽、怎樣學和什麽時候學。這種自由的結果，就是當今超過40%的美國大學新生希望從事STEM專業，但是50%以上的學生會被這些專業淘汰。在美國這片自由富饒的國土上，許許多多弱勢家庭孩子沒能通過教育改變命運，他們或是被就業前景好的專業淘汰，或是輟學後輾轉於低技能低薪的勞作，更有一些人走上了犯罪道路 -- 當今美國監獄犯多數是高中輟學生。許多的孩子失去了就業和追逐夢想的自由，人生的道路被限製在狹窄的低薪職業裏，繼續滯留在社會的底層艱難謀生，這或許就是奧威爾的“自由即奴役”（Freedom is Slavery）所警示的吧。
為什麽Tucker、希拉裏的核心團隊以及蓋茨等人以排山倒海之勢推動的Common Core注定無法撼動教師工會的統治地位、不但不能提振美國教育，反而會加速公校教育的滑坡呢？原因就在於Tucker與希拉裏團隊和進步教育專家本是一家，都是進步主義和國家集體主義的信奉者。
教育專家Tucker和政治家希拉裏等是統治階層(the High)裏較為清醒之士，他們意識到教師工會統轄下，公校教育生產出的殘次品已經對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轉構成巨大威脅，因此祭出標準化改革和教師問責製，希望能觸動教師隊伍改善教育質量。然而，他們提振教育是為著自身信奉的進步主義和國家集體主義理想，而不是出自對古典教育理念和古典自由平等信念的尊重。奧威爾說，現代的統治精英階層有別於從前世代的統治階層，對權力特別饑渴，因著權力的緣故追逐更大的權力。Tucker和希拉裏團隊就具有非同尋常的主宰民眾命運的權力欲望。Tucker在密信中給希拉裏勾畫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夢想藍圖是：重塑整個美國人力資源發展係統，建立“一套對每一個人 -- 包括年老和年少、窮人和富人、工人和學生 -- 的統一的從搖籃到墳墓的技能培訓的精密無縫的大網”。Duncan在一次演講證實了他們的烏托邦戰略謀劃：“我們已經推行了從搖籃到工作的計劃，從幼兒項目到高中畢業，我們戰略的最後一環的核心是推行從工作到搖籃。這個計劃是建立以學校為中心的社區中心，將醫療診所和課後活動班納入學校，並將學校延長到一周7天，一天14個小時。”
Tucker、希拉裏這些盧梭-杜威式的社會契約論和進步浪漫主義的踐行者以均貧富、天下大同為政治目標，將所有學生都接受整齊劃一的教育和達到同等的學業成就視作社會公正，他們在實用主義和效率主義的理念下，希望通過設立一個統一的標準以期將每一個學子培養成國家機器的一個零件，從而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並產生足夠的稅收來維持大政府大社會的國家社會主義結構。他們以為他們的殫思極慮神機妙算是拯救百姓於水火、促進美國在全球化競爭中不斷進步的千秋偉業。代數1就是Tucker等人心目中最理想的“跨越經濟和種族障礙”的目標，所有學業後進的學生、尤其是弱勢群體學生必須奔赴這個目標。為此, Common Core標準的基調是小學適當加強運算技能，6-12年級裏安排更多的時間來學習和掌握初中的知識,將代數1中的基本技能要求弱化，將代數2稀釋過半，把代數2之後的內容移出教學重心，因為這些知識大多數人將來都用不上，而且難度太大，弱勢群體難以掌握，會造成學生之間學業差距過大(achievement gap)，而這正是進步主義理念下平等與社會公正目標之大忌。
因此，Common Core的設計師們為了他們所理解的自由平等和治天下的抱負，完全無視有誌於美國四年製大學的STEM類和經濟金融類專業的學生的需要，不惜把高中數學學習水準大幅度拉下來。Common Core以代數1為高中畢業標準，以代數2為高中課程終點，於是將小學和初中的數學課程變得更寬、更淺 ，比如六年級才要求掌握乘除法。滿足這樣低的標準有何難事？教育專家們隻需將原先那些低劣教材稍稍捯飭一把、再在封麵上打上“Common Core aligned”的標簽，便可使之堂而皇之地進入各地課堂。全國統一的教育標準創造了統一的教材市場，在Common Core的保駕護航下，低劣數學教材推行起來比原先更容易了，銷量也大得多。其結果是各地公校的教育水準毫無懸念地繼續滑坡，不僅使得少數族裔和貧困家庭的孩子們學習更加困難，而且威脅到了好學區的原本較高的學術追求。
什麽是自由平等？古典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強調人人都擁有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和機會(right and opportunity)。執迷於進步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的極左人士卻將人人擁有平等的結局(equal outcome)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當作了民主、平等(equality)和社會公正(social justice)。
Tucker、希拉裏、Duncan等人和教育既得利益集團信奉的是相同的社會公正、實用主義、效率主義、國家集體主義這些進步主義政治理念，他們共同的觀點都是要降低學術標準到剛好夠用的程度，以免優秀學生和後進學生之間的學習差距過大，導致“社會不公”。教師工會是民主黨最大的金主，兩者的政治理念實質上與奧威爾所說的寡頭政治集體主義具有同樣精髓。因此，雖然Tucker和Duncan等教育係統的監管人和教師隊伍反目成仇， 但是他們抽向教師工會的鞭子高高地舉起，卻輕輕地落下。Common Core改革的實質上是以進步主義理念下製定的平庸教育標準，去進攻用進步教育理念武裝起來的教育勢力，無異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結局必然是折戟沉沙，一場徒勞。
Duncan和Coleman在青少年時期都曾深入貧困社區幫助貧困家庭孩子。Coleman在耶魯上大學時發起了義工組織，到紐黑文市中心的高中教黑人和西裔孩子們閱讀，他回憶說：民權運動都三十多年了，這些學生中竟然還沒有一個人能達到或是接近能上耶魯大學的水平，這讓他感到震驚。在一次與Charlie Rose的電視訪談裏，Duncan動情地說道，在他的芝加哥市老家的凶殺高發區裏，他的那些黑人朋友中，活下來過得好的和在凶殺案中死去的兩撥人之間的差別就是教育，每一個走出來並上了大學的黑人朋友都沒有被凶殺火並奪走生命，而一些輟學者卻真是沒有逃脫掉在槍戰中死去的悲慘命運。他說：“因此，這場改革不止是關於教育的戰鬥，這是為社會公正而戰。如果我們給孩子們學習的機會，多在身邊陪伴他們學習，他們將會成為好萊塢明星、腦外科醫生、IBM高層或是偉大的教育者。如果我們沒有給他們這樣的機會，他們的結局會是非常的悲慘”；“我這輩子從小到大，看到許多赤貧家庭的孩子、破落危險社區的孩子、困難家庭的孩子，因為我母親和其他人對他們的幫助，都在學業上取得了不一般的成就。因此我從心底裏骨頭裏認為，總統和第一夫人也是從心底裏骨頭裏認為，如果我們給孩子真實的機會，最高的期望，一路上給他們扶持，他們就能戰勝所有命運的不幸”。
筆者相信Duncan對貧困家庭、對他從小就熟悉的黑人兄弟們是抱有深切同情心的。但是，這位球技媲美NBA明星的教育部長和他的一水的教育或人文學科出身的戰友們卻因為缺乏高等數學知識、因為迷信進步主義而對沉屙百年的美國教育開錯了藥方。在以代數1為高中畢業目標的教育標準下教育出來的高中生，除非是被大學以平權方案優先錄取，這些弱勢家庭的孩子幾乎是不可能成為腦外科醫生或是IBM高層的。他們心底裏骨頭裏認定的“最高的期望”和“最高的教育標準”，恰恰是危害大多數美國孩子的前程，尤其是摧毀弱勢家庭的孩子的學習能力的製度性因素和始作俑者，是最根本的社會不公(social injustice)的固化力量。
Tucker先生勸導希拉裏從德國經典中摘取一頁，呼籲美國大眾向中國學習上海模式，但是Tucker先生應該學習的是一句中國的古老智慧：“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取法乎下,一無所得”；Tucker先生還應該離開他在華盛頓的辦公桌，去到國會山莊建國先賢們的雕塑旁，細細思量《獨立宣言》和美國聯邦立憲文件中的自由平等的定義到底是什麽？
(未完待續)
注：圖片來自網絡或網友。
精英永遠是少數，關鍵是不要人為設障礙阻攔底層人通過努力成為精英就夠了。
國家強製保證人人都是精英是不可能、不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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