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蝦
Will update later on.
[蝦語：上期講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新數學(New Math)曾經風靡一時，
本期內容將曆史進程推進到大家當前熟悉和熱議的Common Core。本期並非終結篇，本係列共有五篇(
17. 讓所有孩子都掉隊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
轉眼到了新的千年，布什和克林頓兩任“教育總統”分別立下的2000年國家教育目標依然是風中飄蕩的夢想，變成了“2000”中2後麵的那些0。教育同樣是2000年總統競選的中心辯題。一般說來，左翼人士和弱勢群體更多地反對提高教育標準和嚴格的考試。在總統大選辯論中，小布什誓言要讓每一個孩子每一年級都進行閱讀與數學的考試，害怕丟掉選票的民主黨候選人戈爾卻不敢接口，眼睜睜地看著小布什氣勢壓過自己。
2001年1月23日，剛上任僅三天的小布什總統聯合幾位議員向國會提交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No Child Left Behind, NCLB)”議案，該議案在6月份便獲得了參眾兩院批準。9.11恐怖襲擊之後，美國政府幾乎將所有的國內事務都擱置一旁，國會各項立法工作也陷入了停頓，但是小布什總統和國會兩黨領袖很快就宣布教育改革是國家的首要任務，將繼續前行。2002年1月8日，小布什總統簽署了NCLB法案，他向美國大眾宣告：“這個法案的根本原則是，我們相信每一個孩子都能學習，我們期望每一個孩子都能學會，你們（學校）必須展示給我們是不是每一個孩子都在取得學習進步”。
NCLB法案規定所有的州都應該采用具有挑戰性的學術標準來提高學生學業成就，並采用與嚴格學術標準相一致的考試係統來真實衡量學生的學業成績。這一法案其實也是每五年一次的將1965年約翰遜總統頒布的《初級和中等教育法案》重新生效的一個程序，也可視作是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初級和中等教育法案》。NCLB法案要求所有接受聯邦基金的公校都必須每年對所有學生進行州級標準測試，依照《初級和中等教育法案》第一條款獲得低收入家庭學生特別資助的學校必須滿足每一年成績都較上年有所進步的要求。不能提高學生成績的學校將接受聯邦政府幹預。初期幹預較為溫和，但五年後仍不能改觀的學校麵臨幾項選擇：炒掉校長和工作人員、轉換為特許學校、延長學期或學生在校學習時間、直至關掉學校。學區必須提供各族裔、殘障等細分人群的成績統計，以方便追蹤弱勢學生群體的成績進展，是不是做到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促使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和小布什總統團結在NCLB法案麵前的不僅是美國學生的整體學業成績亟待提高，更重要的因素是美國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學生和白人學生之間的巨大學業差距以及這些差距對美國社會的威脅。當時美國公立學校中超過三成是非洲裔或西裔學生，非洲裔和西裔八年級學生的數學成績分別隻達到白人學生的19%和26%分位數。
NCLB法案是各派力量為改變慘不忍睹的公校教育現狀所找尋的一條出路。長久以來，建立在公民納稅基礎上的公立學校變成了一個越來越不透明的機構。家長們把孩子送往學校，隻能心中默禱，希望孩子在學校的一切還好。商業人士和州長們力推標準化教育改革，希望由此能夠增加一點學校透明度，希望學校在透明運作中改善教學質量，希望通過標準化教學及考試來對公校教育係統施加外部壓力：以分數說話，學校想從政府拿錢，就得年年提高學生成績，實在沒辦法改進教學成績的，就關門走人。教育界人士對此法案嗤之以鼻：這不是商人的做法嗎？拿出財務報表來，赤字就走人，盈利就給獎金。雖然各界還是有不少以各種理由反對標準化改革、反對考試的聲音，麵對這麽一項空前的教育改革大舉措，教育界整體上卻出奇的靜默。他們一方麵知道大聲反對會讓自己臉麵上不太好看，另一方麵，他們卻是胸有成竹，有的是招數對付來自公眾各界的壓力。
考試測評有兩種係統：“規範參照評測（norm referenced assessment）”和“閾值參照評測（criterion-referenced assessment）”。 前者將一個考生的成績與其他所有考生的成績作對比，給出該生成績在全體考生成績分布中的百分位數(percentile)，分數高低反映了考生對考試內容掌握程度的高下，ACT, SAT, GRE, Iowa Basic及 Stanford Achievement tests都屬於這種測試。後者是“結果導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 又稱“業績導向教育（Performance-Based Education）”的評測方法，對學生的評估是看該生成績是否達到了某個標準的最低閾值，即相當於傳統的A-B-C-D-F評分體係中的D級水平。
由教育界人士起草和出台的NCLB教育法案，雖然名義上號稱追求教育高標準，實質上采用的卻是這種閾值參照評測體係，在各州實施中隻是要求所有學生都到達州立標準的最低閾值，亦即原先的D水平。當然，該項法案是不能將這種製度設計明說的，而是先信誓旦旦以“高標準”來誘使大家將法案通過。但在實際執行中，“標準Standards”落實成了最低教學水準；“問責製accountability”對應的是學校對教育部和勞工部的責任而不是對家長的責任；“集成的課程integrated curriculum”指的是將職業訓練與學校生活、課堂教育相集成結合，追求職業訓練而非學術訓練；“地方自治local control”實際上是由地方來貫徹實施全國統一的標準課程內容和考試。各州不是以追求教育的高質量為準則，而是將教學與最低學習水準掛鉤，“每個孩子都能學習”這一政治家和教育界常掛在嘴邊的宣傳口號，在許多學校中落實成了對每一個孩子都隻按最低水平來教。教師將主要的精力集中到幫助班上後進學生上，許多學區大舉砍掉了原先為好學上進學生設立的“優才計劃(gifted programs)”，將財力物力集中用於給低收入家庭的各種福利和支持上。這就造成了進入新世紀後眾多美國公校教育水平繼續大滑坡的災難性的後果，不僅原先學習困難的學生仍然在低水準下學習，普通學生的學習水準也愈發大幅下降。
小布什領導的共和黨政府並未強求各州執行統一的國家教育標準，而是要求各州自行確立州立教育標準和考試係統，一方麵是因為此時國家標準尚未存在，另一方麵也是遵守地方自治的聯邦憲法精神。在小布什主政時期，各州執行的教育標準的高低就決定了當地的教育水平。自1997年加州教委采用斯坦福數學家Milgram等人撰寫的數學標準後，NCTM標準的低劣教材逐漸退出加州各學區。麻省的數學標準的撰寫人是哈佛數學家Wilfried Schmid，英語標準的撰寫人是著名的英語教授Sandra Stosky，這一期間在加州、麻省等幾個堅持高標準的州，教育成績有了顯著改善。
總之，小布什總統的NCLB法案實際上是布什的“美國2000”和克林頓的“目標2000（Goals 2000）”及“學校到工作”法案的變形，是將克林頓民主黨時期未能實現的、Tucker和希拉裏核心的教育為經濟服務的大戰略的進一步落實。換句話說，小布什領導的共和黨政府，接過了發軔於老布什時期、在克林頓時期受挫未遂的標準化教育改革的接力棒，繼續領導美國沿著Tucker和希拉裏核心夢想的教育國家化目標前進。
18. The Core who Engineered the Common Core
二十一世紀初，隨著美國的標準化教育改革的突破性發展，國家化的課程標準和標準測試顯然是大勢所趨。NCLB法案的實施給各大教材出版商和考試開發商以及相關產業鏈上的大小機構帶來了無限商機，催生出了一批教育產業企業家“Edupreneur”。David Coleman就是Edupreneur中的一個佼佼者，不僅在財富上獲得巨大成功，而且很快加入了Marc Tucker的核心團隊，平步青雲一路高升。
David Coleman於1969年出生於紐約市的一個猶太高知家庭，1991年獲得耶魯大學哲學學士學位。在耶魯期間，他是義工積極分子，創立了幫助紐黑文內城差區的高中學生學習英文閱讀的義工組織，此舉幫助他獲得了羅德獎學金，前往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學習英語文學和哲學。在英國，他與另一個羅德獎學金獲得者Jason Zimba成為好友。Zimba從威廉姆斯學院獲得數學和天體物理學雙學士學位，當時正在牛津大學學習數學。結束英國的學習後，Zimba到Coleman的母親任校長的Bennington College當了一段時間教授，後又到加州伯克利大學繼續深造， Coleman則加入了谘詢公司McKinsey從事與教育有關的谘詢顧問工作。
2001年，Coleman離開McKinsey，和剛獲得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數學物理學博士學位(Ph.D. in mathematical physics)的Zimba合夥成立了從事考試數據分析的Grow Network公司，立刻從賓州、加州、新澤西州、內華達州及紐約市和芝加哥市學區得到了大筆的合同。通過這些業務，Coleman認識了芝加哥學區總監Arne Duncan和賓州教委主席、後來任蓋茨基金會教育主任的Vicki Phillips。2004年，他們的公司被世界教科書和考試係統開發巨頭McGraw-Hill Education公司以1400萬美元收購。
芝加哥學區總監Arne Duncan於1964年出生於芝加哥大學旁的海德公園社區，父親是心理學教授，母親在附近的Kentwood社區經營一家主要服務黑人家庭孩子的課後托管中心。Duncan於1987年獲得哈佛大學社會學本科學位，是校籃球隊明星。他曾休學一年回到芝加哥的Kenwood社區調研，寫出了題為“城市下層階層的價值、理想和機會”的畢業論文。從九十年代初開始，Duncan就在芝加哥教育係統工作，2001-2009年，Duncan擔任芝加哥市公校係統的CEO，在任期間他從蓋茨基金會得到2000萬美元的資助，開展以降低輟學率為目標的將大公校拆分為規模較小的學校的試驗。
2001年，Achieve開始了名為“美國學位項目(American Diploma Project, ADP)”的研究工程，目標是建立一套國家學科標準和相關考試係統，這就是Common Core的起源。2003年，已經從克林頓政府的教育部退下來的Michael Cohen就任Achieve總裁。2004年，Achieve從蓋茨基金會獲得770萬美元，用以向幾個州推銷試點他們的“大學與就業就緒(college and career readiness)”高中畢業標準。同一年，蓋茨基金會撥款2500萬美元給州教育長官理事會(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CCSSO), 用以資助各州建立公立教育係統數據庫，以期改進學校透明度和建立問責製度，並在2007年向該理事會再撥2100萬美元二期資金。領銜CCSSO的是Gene Wilhoit，他從Georgetown 大學獲得曆史和經濟學方向的文學士學位，在印第安納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曾任阿肯色州教委主任和肯塔基州教委專員，自2006年起擔任CCSSO主任直至2013年告退。
2005年，Achieve和國家州長協會NGA聯合舉辦了有45個州長和一些商業領袖參加的教育峰會，並在峰會上宣布正式啟動已經有35個州參加、涵蓋85%的公校學生的美國學位項目網絡（ADP Network）。
2007年，David Coleman離開McGraw-Hill Education公司，與Achieve的Susan Pimentel 合作創立了Student Achievement Partners (SAP)，從Achieve手裏接過建立全國教育標準的任務，著手開始Common Core數學與英語學科標準的撰寫，並立即得到了蓋茨基金會640萬美元的資助。這三人都沒有任何教師經曆，因此他們撰寫的數學和英語標準極可能是從各州現有的標準中拚湊而來。從SAP的網址achievethecore.org可看出該組織乃為建立共同核心標準而設。2008年，美國學位項目ADP發表了“多方歸一：邁向嚴格的共同核心標準（Out of Many, One: Toward Rigorous Common Core）”的報告，敘述了如何將各州的教育標準整合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標準ADP正式更名為“共同核心州立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雖然名為州立標準，實際上是國家標準）。
2009年1月，新一位“教育總統”奧巴馬上任，希拉裏就任國務卿。在蓋茨基金會的支持下，Arne Duncan走馬上任為奧巴馬政府的教育部長，幾位蓋茨基金會或是蓋茨基金會重點資助項目的人士跟隨Duncan魚貫進入教育部高層，成為他的得力幹將。此時民主黨已於兩年前重新奪取了國會的控製權和多數州的行政和立法席位，Tucker、Cohen還有Ira Magaziner各居要職且已耕耘多年，再加上富可敵國的比爾蓋茨先生的加盟，希拉裏團隊終於迎來了將九十年代構想的編織一張教育、健保和人力資源發展精密大網的宏偉規劃重新啟航的時機。
1992年Tucker在致希拉裏密信中已經預告了全盤戰略方案：學習九十年代NSF通過SSI種子基金計劃在全國迅速強推NCTM標準的教科書的經驗，先策略性地誘導一些州和若幹大城市帶頭接受國家標準，對其他州起到示範作用，隨後通過建立競爭性基金項目來杠杆性地撬動各州主動表態加入國家標準，這些造勢運動可與國家標準的製定同時進行，這樣待標準一出台，各州就可立即付諸實施。
希拉裏核心團隊兵分幾路同時行動：Cohen的Achieve和Coleman的SAP團隊負責繼續編撰Common Core標準; Wilhoit負責通過CCSSO在各州教育界掃清Common Core的推廣障礙; 教育部的Duncan等一路人馬負責建立競爭性基金項目，引導各州主動加入Common Core標準；蓋茨基金會則憑借其富可敵國的財力全盤負責Common Core的造勢推廣運動。
或許世界上唯有蓋茨先生才能幫助希拉裏核心們真正實現他們的夢想。已經在前期投下巨資給Achieve、SAP、CCSSO等多個組織建立國家教育標準的蓋茨基金會，開始用洪荒之力來發動一場美國曆史上最迅速也波及最廣的教育“政變”。自2008年之後的六年裏，蓋茨基金會在全美撒下令人驚愕的2.33億美元，用於Common Core的造勢和推廣工程。蓋茨基金會的讚助流向美國教師聯盟、國家教育協會等教師工會組織及美國商會等各大實體組織，這些本來分屬左、中、右不同政治陣營的團體們都齊為Common Core 唱讚歌；蓋茨基金流向象牙塔裏的學者們，他們原本各具政治訴求，卻在蓋茨基金讚助的研究經費的支持下，共同尋找支撐Common Core的各種理論和數據；蓋茨基金流向不同的政治派別 -- 左派如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右派如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它們從前幾乎在任何問題上都是對立的，卻在Common Core上找到了共同立場。
從蓋茨基金得到96萬美元資助的研究機構Thomas B. Fordham Institute在它的一份2009年的研究報告中稱Common Core“非常非常強”,比許多現有的州立標準“明顯高出一大截”。弗羅裏達州長Jeb Bush是共和黨領導人裏Common Core的最積極支持者，他經營的非政府組織“優秀教育基金”(Foundation for Excellence in Education)自2010年起接受了蓋茨基金520萬美元的資助。身為老布什總統的兒子和小布什總統的弟弟，他對作為“American 2000”和NCLB的延續的Common Core自有更多一份感情。一共得到1400萬美元的蓋茨基金資助的國家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製作了幾十檔讚美Common Core的節目。蓋茨基金會還為各方“草根組織”向國會和地方立法機構的遊說活動買單，這些造勢工程成功地籠絡了各政治黨派和利益團體，營造出一派全民上下對國家標準歡心向往的景象。在一次電台訪談中，負責一項國際數學統測項目的密歇根州立大學 教育學院教授William Schmidt說:“Achieve開發的初中6-8年級數學標準達到了世界級水平，已經有10-15個州在考慮采用這些標準，我很樂觀，我們在朝著為孩子們提供一流的教育的方向前進”。
為了讓Common Core更加帶上“自下而上”、“地方性”、“草根性”的特點，2009年，國家州長協會(NGA)和州教育長官理事會( CCSSO)向外界正式宣布由它們在主持開發Common Core，並將共同擁有Common Core的版權。實際領導Common Core的開發的Achieve總裁Cohen當初在NGA和克林頓是上下級, CCSSO的主席為Wilhoit，兩位都是Tucker和希拉裏團隊的核心人物。NGA和CCSSO背靠的金主是蓋茨，因此蓋茨基金會是事實上的Common Core的持有人。
美國憲法禁止聯邦政府直接幹預州教育政策,為了繞過這個政治壁壘，2009年7月，奧巴馬總統和教育部長Arne Duncan推出了一項總額43.5億美元的名為“力爭上遊 （Race-to-the-Top）”競爭性基金計劃，規定采用Common Core的州將優先獲得這項基金撥款。對於正深陷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衰退的各州政府來說，這筆聯邦政府教育基金如久旱甘霖，紛紛迅速表態願意采用Common Core。同時，蓋茨基金會還豪擲270萬美元，用以幫助24個州撰寫力爭上遊基金的申請。不僅如此，教育部還以加入Common Core為豁免NCLB的條件，誘使難以達到NCLB法案規定的成績進步要求的各州向Common Core臣服。2010年6月Common Core正式頒布，僅僅幾個月之內，全美已有45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宣布了將采用共同核心國家標準的決定，其中肯塔基等一些州甚至在Common Core正式頒布之前就宣布了采用的決定。
教育專家們聲稱傳統的學年期末考試不能夠獲得新的Common Core標準下的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鑽研探索、團隊合作(teamwork)、交流協作、堅韌性等挑戰性的技能，不能獲得更高層次思考（higher-order thinking）的機會。2009年，教育部長Arne Duncan宣布由聯邦政府撥款3.6億美元支持各州聯合開發與Common Core掛鉤的兩套考試評測係統：Partnership for Assessment of Readiness for College and Careers (PARCC)和Smarter Balanced Assessment Consortium (SBAC), 19個州或特別行政區加入了PARCC, 加州等31個州加入SBAC，PARCC的項目管理方為Achieve。Duncan 說他確信新一代的考試係統將會徹底改變公立教育的遊戲規則。
2012年5月，David Coleman升任College Board總裁，成為這一掌管SAT和AP考試的機構的掌門人。。2014年David Coleman宣布將更改SAT考試設計， 將SAT考試向Common Core標準靠攏，並於2016年開始實施新的SAT考試。。
在Common Core花掉納稅人數不清的錢之時，一些人在掙多得數不清的錢。2009至2011年間，世界教育產業巨頭培生公司(Pearson)先後向持有Common Core版權的CCSSO捐款50萬美元。2011年11月，蓋茨基金會撥給培生公司下屬的培生慈善基金300萬美元，用於開發Common Core標準的初中數學和高中英語教材。2014年2月，培生公司作為唯一競標人從PARCC獲得了6300萬美元的一單大合同，將負責開發試卷，提供紙筆和機考表格，報告考試結果，分析成績，以及和州合作共同製定分數及格線等全套考試運營工作。培生公司還可能通過新墨西哥州獲得另外一筆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考試合同。這筆合同實在是太大太令人眼紅了，另一家總部在華盛頓的考試機構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雖然已從佛羅裏達州獲得一筆2.2億美元的合同，並從緬因和堪薩斯州共獲得840萬美元合同，還是以不公平競爭為理由將培生公司告上了法庭。 David Coleman的老東家McGraw-Hill Education 公司獲得SBAC的7200萬美元的全套考試運營合同，運營托福和GRE的老牌考試機構Education Testing Service從PARCC和SBAC兩家獲得了總價4300萬美元的合同。除了教育部撥出的聯邦經費，各州政府還將為新的考試花費數不清的錢給教育考試產業鏈上大大小小的公司和機構。
據Pioneer Institute於2012年的估算，各州為執行Common Core在軟硬件技術更新、教師培訓、課本和教輔材料、考試成本四個方麵的費用分別為68.7、52.6、24.7、12.4億美元，總計高達160億美元。截至2015年6月，加州為執行Common Core已經花掉52億美元，而最初成本預算隻是在7千萬到16億美元之間。
Diane Ravitch評論道：Common Core的所有考試都是在線進行，因此各學區都必須購置新電腦新教材，購買新的帶寬用於在線考試。正當大多數州削減教育經費解雇成千上萬的教師的時候，全國各學區卻豪擲數十億美元花費在Common Core的考試上，這一切對於教育產業鏈上的供應商是個狂歡。洛杉磯學區通過發行債券募集的一筆資金原本是用於校舍基建和維修的，但是卻為了考試將10億美元花在了購買Ipad上，學區隻好解聘藝術課老師和停掉藝術課，一個班級擠進更多孩子，校舍維修也擱置了。Ipad一兩年就麵臨淘汰，它們搭載的培生學習材料也隻有3年合同有效期。
所有這一切，都背負著一個美好的許諾 -- “大學和就業就緒”：Common Core是向世界先進國家看齊的嚴格的教育高標準，能夠大幅度提升美國學生的學習成績，達到Common Core高中畢業標準的學生在學業能力上做好了上大學和工作的準備。
然而，現實無情地表明，Common Core運動是美國教育史上一個由進步教育專家、政治精英和商業利益集團共同製造的敗局，是美國百年來延綿不斷的教育改革荒誕劇的又一個高潮。
19.橫看成嶺側成峰:Common Core標準高低之辨
拿北肯塔基大學的Steve Newman教授的話來說，Common Core標準就是一個低得不能再低的標準。小布什總統的前高級教育顧問Ze'ev Wurman評論說：“Common Core號稱其目標是使學生達到大學入學標準，但事實上它的標準頂多隻符合社區大學和那些不設門檻的大學的入學要求”。
Common Core數學標準的首席撰寫人Jason Zimba在2010年的一次會議上親口承認並有記錄為證：Common Core數學標準的培養目標“不僅不是將來希望學習STEM專業的學生，甚至也不是有誌於上正規大學的學生”。他還說，“大學和就業就緒”標準中的大學指的是多數孩子所上的大學，但不是大多數家長期望他們孩子上的大學。但在2013年，Zimba又改口說，Common Core的數學標準能夠預備學生進入所有四年製公立大學學習，而且說“Milgram教授說Common Core比90%的州立標準都強”。
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在九十年代與Milgram等並肩作戰、領導了抗議教育部推廣低劣教材的加州伯克利大學數學係退休教授Hung-Hsi Wu和他的同事、才華橫溢的數學家 Edward Frenkel在2013年5月的華爾街日報上發表署名文章“共和黨人應該要喜愛Common Core”，勸告共和黨人要全力支持Common Core, 因為它是二十年嚴謹研究的成果，是久盼的拯救美國數學教育於水火的希望。
那麽這個Common Core數學標準到底是低到多高？高到多低？
我們還是來仔細讀一讀Common Core的總設計師Tucker領導的NCEE的官方報告和他本人的解釋吧。
2013年，NCEE鄭重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大學和就業就緒到底指的是什麽？”，詳細闡述了他們關於數學和英語標準的選取及理由，也就是Common Core的標準的來由，要點如下：
美國的大學生中45%上的是社區大學，社區大學是美國職業教育的主要機構，社區大學一半的專業可轉學分至四年製大學，因此，若能勝任社區大學第一年的數學課，就是達到了“大學和工作就緒”的標準。最常見的社區大學入門數學課叫做“大學數學”或“大學代數”，雖然名稱眾多，但實質內容都是代數1加一點幾何和統計。因此社區大學的數學預備，不是現有的高中數學，而是初中數學，尤其是算數、比例、百分比、代數式和方程初步這些小學和初中數學知識。
很多人都認為代數2是“大學和就業就緒”的基本要求，但是我們的研究發覺並非如此。目前普遍的高中數學課程安排是以微積分為目標的代數1-幾何-代數2- 前微積分(pre-calculus)- 微積分這一係列課程，其中代數2就是為學微積分做準備的。然而，隻有不到5%的工作崗位需要用到微積分知識，社區大學學生的就業崗位中需要用到微積分的就更少了。這個係列的課程可以作為一小部分學生的選修，但不應該要求所有高中生必須掌握代數2才能畢業。過高的數學標準和一刀切的數學係列要求隻適合很狹窄的一些職業，卻強迫大多數學生學一些將來在大學及工作中從來用不到的知識，就像一個世紀以前高中要求學拉丁語一樣。這將使很多學生拿不到高中畢業文憑，失去了上大學和就業的機會。
實際上，美國高中畢業生中相當大一部分連小學和初中的基礎知識都沒有掌握好，連代數1這樣低的標準都達不到。James Stigler等人的論文再一次證實了先前的發現，即我們K-12數學課程中大量地關注解題步驟的機械記憶(rote memorization)，而不是關注概念性的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這是造成這種失敗的原因。初中的數學知識才是預備大學和就業的關鍵，因此我們應該安排更多的時間來學習初中的知識,花更多的時間在初中數學知識的概念性的理解和掌握上。如果學生對基本概念的理解掌握這樣差，教師卻急著往前趕著講更高級的內容，這是不明智的。因此，我們應該要求學生在十年級必修課結束之前掌握代數1，而不是代數2。
一些在社區大學的某些專業及實際工作中很需要的知識卻在小學和初中都未涉及，比如工作流程、幾何畫圖、圖表整理、以及度量衡的複雜運用等。美國高中應該考慮放棄以微積分為目標的數學係列，而應該將注意力放在統計、數據分析以及幾何圖形這些大多數職業需要用到的知識。高中課程這樣調整會極大地改善學生的就業前景。
社區大學的入門數學課的課本是非常注重數學思考的，但考試卻是另外一回事。從他們的考試內容來看，社區大學課程似乎隻注重Bloom認知分級法中的低層次的技能，即關於事實和解題步驟的記憶，而不是關注分析、綜合、應用和評判等高層次的技能。這降低了學生的能力，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一些社區大學要求沒有熟練掌握代數1、代數2和幾何的學生必須先上數學補救課程，但事實上社區大學的大多數專業並不需要熟練掌握這些數學知識才能獲得成功。社區大學應該根據社會就業需要來校訂教學目標和重新審核課程方案。很大比例的學生參加社區大學的數學補救課程都沒有及格通過，他們為將來的職業中所不需要的知識欠下了更多的學費，最終卻拿不到畢業證書，沒法開始職業生涯，隻能生活在貧窮和沮喪挫折中。
在研究報告的封底，David Coleman表示“這份研究的智慧和明晰讓我歎服”。National Assessment Governing Board的主席、前麻省教育長官David Driscoll 則讚揚道：“這份報告對美國教育存在的一個大家都忽視了的重大問題厘清事實並提出了解決方案，這是NCEE又一次傑出貢獻。僅麻省一州的社區大學裏，成千上萬名學生都沒有通過數學補救課程的考試，每年花費高達幾百萬上千萬美元。NCEE指出了我們教育係統的改革必須從初中課程開始，逐級提高，使得學生能夠為上大學或就業做好準備”。
2017年1月21日，Marc Tucker在NCEE主頁上發布了一篇新的博客：“College Readiness: Are Different Definitions Driving Inequality?”在這篇文章中，他總結了關於4個“大學就緒”的標準的定義：1）目前各州通行的高中畢業標準，最低的是保證足夠的學校出勤率，最常見的是達到八年級的讀寫水平；2）能夠勝任社區大學的第一年課程的水平，即能閱讀12年級的內容，能做初中數學題（沒有一個州的高中文憑有這麽高的要求）；3）能夠讓學生在將來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的社會裏掙得一份中產階級生活的知識能力水平，包括會寫作，懂得科學基本概念並能付諸運用，對代數、概率和統計的基本原理掌握良好，理解並自覺捍衛自由與民主的理念；4）達到高選擇性的一流大學的錄取要求。
Tucker在文中還提出以下觀點：
過去四十年來，美國高中學生在全國統測NAEP的平均成績基本持平，其中有一部分學生的成績急劇上升了，這意味著大多數的學生的成績實際上下滑了許多。目前沒有一個州的高中畢業文憑要求超過八年級的內容，許多學校的高中文憑實際上也就是一個學校出勤證明，多數的高中畢業生並不能達到從前的高中課程要求。由於社區大學的撥款是和注冊人數掛鉤的。在戰後嬰兒潮的人口高增長已經退潮的背景下，為了保證生源，社區大學大大降低了錄取標準，幾乎對學生照單全收，這就造成高中的學生和教師不再有動力堅持原先的學術標準了。標準一旦降低之後，再要重新抬高就要困難得多了。
過去五六十年來，全球化和技術變革使得低技能高工資的工作很快地消失了，並產生了對高技能的專業人員的巨大需求。白領專業人士階層和那些隻是僅有初中知識的高中畢業生之間收入的巨大差別日益造成了社會階層和種族的分隔，他們的生活圈彼此越來越毫無交叉。高知階層們擇好學區而居，並全力地撐托他們的後代們追求高水準的教育，而低技能勞工的孩子被困在差學區裏，學到的東西越來越少。因此，收入不平等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而教育標準的不平等反過來又加劇了收入的不平等。
過去三十年來，當需要將來能掙得一份中產生活的學術標準在直線提高的同時，美國高中畢業生的實際學術水平卻大大降低了。與此同時，那些一流大學的錄取標準卻提高得非常快，隻有少數各方麵都具優勢的精英學生才能達到。正當絕大多數的學生為他們未來一生的生存處於艱難掙紮狀態的同時，而這一小部分精英學生卻過得風生水起。因此，為了幫助大多數的學生提高技能脫貧脫困，最負責任的政策是將“大學和就業就緒”標準大幅度地提高標準到我們的第三個定義。這是一個較有可能讓學生將來過上中產生活的數學要求。然而，最大的抵抗恰恰將來自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長和學生們，因為如果教學不改善，他們拿到畢業文憑的希望更小了。
Tucker的“大學就緒”第3個定義，仍然是NCEE的2013年報告的大學和就業就緒的標準，即代數1，或許加上點代數2。
目前美國高中四年的數學課程一般都設幾條軌道，最低的一條是代數1.1-代數1.2 – 幾何 –代數2；稍高一條是代數1-幾何-代數2-前微積分，中間軌道是代數1-幾何 - 代數2/三角 – 分析與微積分介紹； 較高的是 幾何-代數2/三角 – 分析與微積分介紹 – 微積分；最高的軌道是與較高的軌道設置相同、但難度更大的榮譽課程。
美國現有初中的數學課程是：六年級主要是重複小學的分數、小數、比例與百分比等算術知識加上一點點的代數、幾何和概率統計知識。七、八年級一般分兩條軌道，低的軌道還在學“數學7”，實際上還是在重複六年級的東西；高的軌道叫“前代數(pre-algebra)”,除了基本運算法則、分數小數、比例百分比之外，增加了一些代數式、一元一次方程和不等式以及一點簡單的幾何概率統計等。八年級低的軌道叫“數學8”，其實就是“前代數(pre-algebra)”，高的軌道叫“代數8”，也就基本上是高中九年級的“代數1”，內容是多項式、一元二次方程、因式分解、二次根式、有理式、指數函數等。中國初中二、三年級數學課裏的幾何知識美國的大多數學生要到十年級或是十一年級的幾何課才學到。可見，相當多數的美國初中畢業生的八年級數學課程內容就是前代數(pre-algebra)，相當於中國初一年級的數學內容，而且許多學生、尤其是西裔、非洲裔學生連這個級別的數學都沒學好。初中畢業生中隻有少部分學業較好的學生學習了代數1的基本內容，大致相當於中國初二和初三年級數學中的代數內容，但是難度上要比中國低許多。Common Core標準中最高級的數學課程代數2,包括函數、複數、數列、排列組合等內容，大致相當於中國的高中數學課裏的代數內容，但實際程度要淺得多。實際上，由缺乏高等數學知識、甚至往往是數學弱智並信奉進步教育的美國教育學院畢業的教育專家編撰的美國K-12各年級的數學課程內容的共同特征就是“一英裏寬，一英寸淺”，每一年級的數學內容不僅比中國或其他先進國家的數學內容低大概兩個年級，而且即使是同樣專題的內容也比其他國家要淺顯得多。
由NCEE的報告可知，當下美國高中畢業生中有不少是隻要達到出勤率就拿到了高中文憑，沒有任何一個州要求高中畢業生必須掌握八年級的數學、也就是相當於中國初一年級的“前代數(pre-algebra)”才能拿到文憑，社區大學新生的入門數學課的程度的代數1，這是美國高中九年級的標準課程，大致相當於中國初二、初三的代數水平，就是Common Core的定位的“大學與就業就緒”標準。由於美國相當多數的高中畢業生連七、八年級的前代數都沒學好，分數、小數、比例、百分比、一元一次方程都不過關，這個代數1對於很多州很多學區來說已經是很高甚至難以企及的高標準了，這也就是為什麽數學家James Milgram說Common Core標準雖然低得不能再低，還是比90%的州立標準高的原因。因此，Tucker和希拉裏核心團隊的Common Core的推動者們認為，以代數1作為高中畢業標準是最合適的，是美國公校教育奮鬥的目標。美國隻有不到5%的工作崗位中需要用到微積分，因此代數2和代數2之後的幾何、三角、微積分等課程隻是適合很少的人群很狹窄的職業，高中文憑不應該要求掌握代數2。因此在Common Core公布的K-12年級數學標準設定代數1為高中畢業要求，設定代數2為學有餘力、有誌從事理工專業的學生的選修課，完全沒有提及三角、前微積分、微積分等課程，因為Common Core的推行者的建議是要將它們移出美國現有高中數學課程的重心，高中數學課程應該專注於教會學生掌握好在現實生活中用得上的基本的初中數學知識和代數1。
至於由伯克利數學物理博士Zimba主筆的數學標準為什麽騙過了Hung-Hsi Wu和 Edward Frenkel兩位伯克利數學家，估計是因為Common Core中的關於分數的那一部分聽從了Hung-Hsi Wu教授的意見，寫得比多數州原有的州立標準都要好一些。 但是總體上，Common Core的數學標準遠比不上數學家撰寫的加州1997標準和麻省的2000標準。
由此可見，Tucker領導的NCEE和希拉裏核心團隊為美國千千萬萬的孩子製定的數學標準就是美國高中現在運行的五條軌道中的以代數2為終點的最低的一條軌道，同時要將高中課程要去微積分化，即把其他四條軌道移出高中數學教學重心。
這就是他們信誓旦旦的向世界先進國家看齊、提高美國學生數學和科學素養的學術高標準。不僅如此，他們還通過PARCC和SABC兩套考試評測係統以及將SAT與Common Core標準靠攏來確保Common Core標準的執行落實到每一間教室。
James Milgram在2009-2010期間是Common Core數學標準的評審專家委員會裏唯一一位擁有高等數學知識的專業人士，他在反複要求Common Core標準撰寫人提高標準無效後，拒絕簽字並憤而退出了評審委員會。James Milgram說，國際上數學教育先進的國家約90％的公民具有高中學曆，他們的高中文憑的要求中至少含一門微積分課程，按照Common Core標準培養的隻具備代數2知識的高中畢業生將來獲得理工學位的機會隻有2％。在2016年9月的一個訪談中，他說:“很難想象世界上還能有比美國更糟糕的數學基礎教育體係”。對於大學考試局(College Board)的將SAT與Common Core標準靠攏的決定，James Milgram憤怒地說“David Coleman正在把美國高中數學搞垮！”。Ze'ev Wurman則評論道：“正如College Board聲稱的，此舉目標是‘跨越經濟和種族障礙’，而不是保證大學入學新生有足夠的學術準備。如此，以社會公正的名義，SAT把標準降低以便能找到更多‘合格’的學生”。
為什麽數學家們和許多有識之士對Common Core將高中數學標準去微積分化和將最高級課程定位在代數2上如此憂慮和憤怒？
James Milgram在“Lowering the Bar”一文中給出了解釋：19世紀和20世紀的高中科學課程包含生物學（其實隻是分類學），化學和物理。這些傳統科學課程的數學要求僅涉及代數1，幾何和代數2中的一些內容。當今人們試圖把與現代科技更為相關的基礎工程、計算機科學和機器人等內容引入高中科學課程，但遇到的主要障礙是這些課程的數學要求遠遠超過了傳統的科學課程。例如，基礎工程需要懂得三角、線性代數和有理式的部分分數展開等，熟悉含三角函數的多項式對於學習機器人不可或缺，如果高中的生物學課程要增添跟上時代的分子生物學的內容，就需要大量的統計、概率和一些離散數學知識。
其次，美國高中數學不應該去微積分化而隻保留最低一條軌道，其實是美國平庸的K-12數學體係之下為保留一些理工人才的無奈之舉。中國古語早已道盡標準與實際掌握的關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其中僅得其下”。從上麵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一百多年的進步教育的侵蝕導致美國的數學教材體係已經散了架，變成是“一英裏寬，一英寸淺”的鬆垮結構，大多數教師自身的數學水平都很不怎麽地，如果高中數學隻保留最低一條軌道，以代數2為終點，那麽大多數美國學生的數學掌握水平其實隻能到代數1或者更低至小學、初中的算術和代數初步水平。隻有以微積分為終點，才能讓初中、高中數學課程內容稍微緊湊充實一些，學生對代數、幾何等微積分的先修內容掌握得紮實一些，好歹還能向四年製大學的理工類和經濟金融類科係輸送一些數學底子較好的學生。實際上，美國K-12每一年級的數學課程大多是蜻蜓點水，即使在美國高中數學最高級別的一門課AP Calculus BC考5分，卻依然代數功底不紮實、缺漏很多的學生大有人在。而在中國，因為每一年級都穩紮穩打講究落實，高中畢業生具有紮實的代數、三角、幾何基礎，所以即使到大學才開始學習微積分也並不妨礙他們成為優秀的理工科人才。
Common Core標準的撰寫人不僅製定了一個向國際低標準看齊的美國式數學高標準，甚至也要將英語學習標準拉下來。其一，Common Core英語標準大幅度削減了敘事性寫作，代之以信息文本式寫作。David Coleman這個學英語文學出身、愛好詩歌的耶魯高材生，卻在一次教師培訓班上用了最不文學性的字眼來貶低高中寫作課中的敘述性寫作：“這種描寫個人經曆或個人感受的寫作的最大問題是，當一個人長大成人後，他才意識到這個世界對於他的感受或他的思想根本不當個屁”。在另一個場合，David Coleman說道:“在工作場合絕少會有人問：嘿，約翰遜，請在周五前給我一份市場分析報告，但是在那之前，給我一份精彩的你的童年故事敘述”。其二，Common Core英語標準以加強高中英語教育的實用性為由，大量刪減了經典文學的閱讀，代之以曆史性文件、社會研究以及科學和技術資料方麵的閱讀，經典文學在低年級學生的閱讀書單中隻占不到50%，在高中年級中更下降至30%，其他70%的內容變成了曆史文件、美聯儲銀行文件、總統行政命令，環境保護規劃、房屋隔熱層安裝手冊等諸如此類的信息文本。
Hillsdale College的Daniel Coupland教授這樣評論Common Core的實用主義：“是的，人們為工作而生，但是人們還為許許多事其他事情而生……教育應當是為了追求最高尚的事情。我們應當學習星星，植物細胞，莫紮特的安魂曲……並非隻是因為它們讓我們能夠上合適的大學或是有合適的工作。我們學習這些高貴的事情，因為它們告訴我們我們是誰，我們來自哪裏……如果像Common Core公開宣稱的那樣，教育變成隻是為了全球經濟中的一份工作，那麽情況會比Common Core的批評家們還要糟糕得多，我對這種蒼白教育對美國孩子的心智、思想和靈魂方麵帶來的損害的憂慮，要比對Common Core的經濟成本、質量甚至是否違憲等方麵的憂慮要大得多”。
Sandra Stosky是Common Core的審核委員會中唯一的一個曾經參與過州立英語教學標準製定的英語專家，她於1999-2003期間撰寫了廣受尊敬的麻省英語標準。她拒絕在Common Core英語標準上簽字，與James Milgram一道退出審核委員會，並成為Common Core的最堅定的反對者。
在Milgram和Stosky合作的“Lowering the Bar”一文中，他們指出延綿三十多年的美國的平庸數學教育已經使得大多數的政策製定者、教育界人士和普通百姓們已經不具備足夠的數學知識來判斷Common Core的高中數學標準到底是什麽程度的學術水準，會給小學、初中、大學、研究生各級教育帶來什麽樣的影響，直至如何影響美國國家經濟的未來。Common Core的製定者完全清楚他們製定的數學標準不能夠預備學生升入四年製大學的學習，尤其是理工、經濟金融等專業的學習，但是卻用43億美元的Race-to-The-Top基金項目誘使各州加入該標準，並許諾Common Core將有效改進在校學生的STEM教育。他們寫道：“事至如今，我們隻能得出一個結論：那些開發、推廣或支持Common Core的人對這個國家、尤其是這個國家中身為父母的人們，撒下了彌天大謊”。
雖然川普不討很多人喜歡，但是筆者讚同他在總統就職典禮演講中的一句話：“教育係統充斥著黑暗的權錢交易，我們年輕又俊俏的學生們因此被剝奪了本該習得的知識”。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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