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學校
新成型的東伯黑人社區資源很少，但居民們盡力而為。中產階級白人從東伯市搬走以後，黑人靠自己的資源建設了自己的機構。當時的Ravenswood學區90%是黑人，但老師90%是白人。
有個黑人母親Gertrude Wilks發現，盡管她的兒子成績不錯，但學校的教學大綱不足以保證她的兒子在高中畢業時脫去文盲的帽子。她成為家長教師協會(PTA)的副會長，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教師們在說：＂沒必要給他們作業。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人都不在乎。他們大多數都沒有父親。＂
Wilks覺得被騙了。她聯合伯樂沃土附近的媽媽和一些白人朋友組織了一個項目，把一百個當地孩子送往好學校。她還建立了名叫內羅畢日(Nairobi Day)的學校在周末額外輔導閱讀。
Gertrude Wilks (右)，六十年代的著名領袖之一。她參與了 促使斯坦福實行特殊照顧(Affirmative Action)的運動。
本係列文章最初提到的那個鮑(Bob Hoover)，他的妻子瑪麗(Mary)完成了在斯坦福語言學的博士學習，形成了一套教黑人學生識字的Nairobi方法。
東伯的治安仍很不好。有一天一個白人拿著槍頂著幾個孩子讓他們離開這個地方。那時東伯的失業率大約是全國的二倍，63％的人口低於25歲，隻有一半成人受過高中教育。
鮑勃決定開始建立社區學院。六十年代末期，人權運動力量壯大，工業界許多人在想法顯示他們是好的企業公民。
當鮑勃募捐遇到困難時，他找到了惠普公司老板Packard。他們兩人是一家呼籲促進政府透明度的政治組織的共同主席。
Packard作為終生共和黨黨員，經營著矽穀最具標誌性的科技公司，他最終為鮑勃的黑人力量學院提供了首輪資助。
鮑勃說，Packard的支持是真誠的。惠普和它的黑人領導包括Roy L. Clay都從黑人學院招聘員工。
鮑勃回憶道，＂他來參加每個會議，他帶來許多CEOs加入這個組織，因此給我們社區創造了許多工作機會。＂
六十年代未惠普和很多CEO給鮑勃部分基金開建社區大學和學校。至1969年，鮑勃(左)領導的內羅畢學院可以教授從物理到黑人法律問題到斯瓦希裏語(非洲東部的代表性語言)的課程，部分資金由惠普的Packard支持。
改市名
在1968年，東伯市的年輕人開展了一項運動，希望將城市改名為內羅畢，以彰顯黑人族群的構成。內羅畢正好是東非國家肯尼亞的首都，不知道東伯想取這個名字有什麽特別的原因。另兩個名稱Kenyatta和Uhuru是備用名稱。
但是這個努力沒成功，因為老一代認為內羅畢太顯然地與生活在貧民窟聯係在一起了。如果那時的投票年齡降低到18歲，就可能通過了。
特殊照顧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使非裔美國人入大學是另外一個戰役。1960年，鮑勃到來後一年，斯坦福隻收了兩個黑人！
1968年三月的一天，東伯市四位老師帶著50名學生去參觀斯坦福的非洲藝術展，學生們被要求打開書包檢查，感覺像作賊一樣。Wilks一氣之下給斯坦福當局寫了一封信。
兩周後，馬丁路德金被刺。在斯坦福的紀念活動上，Wilks和東伯的學生以及一群黑人學生坐在頭排。
在校長致辭時，前排學生全部一致站起來走上講台，其中一位斯坦福的學生Frank Satterwhite (也有人稱Omowale Satterwhite)宣讀了一係列要求，其中一條就是要求斯坦福從附近的東伯市和門羅公園市還有聖塔克拉拉縣招收少數族裔學生。
自此，在斯坦福的特殊優待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一般被很不確切地翻譯成平權行動)正式誕生。
住房歧視
但是在六十年代末，即使黑人找到高薪的好的技術工作或者上了大學，住房歧視仍然深深地影響著他們找房的能力。有一位黑人清楚記得，當他來到著名的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Martin)從事研發工作的頭兩個月，他不得不住在賓館裏。而他的白人同事卻可以立刻入住獨立屋(single-family homes)。
非裔經過努力終於在1968年馬丁路德金死後一周，聯邦政府通過了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law)。
移民
公平住房法的通過意味著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東亞和南亞移民開始在七八十年代湧入矽穀。比如在八十年代一個越南難民搬到灣區，他們就可以自在地選鄰居和學校而不會受歧視。也正是人權運動幫助打開了北歐和西歐國家移民來美的大門。
大約有八十多年，對中國大陸移民的大門緊閉，每年給台灣的簽證也限製在100個。
但是在六十年代，按前總統肯尼迪所說，基於國家來源而設計的維持美國現存種族構成的老的移民配額已變得近乎不能容忍了(＂nearly intolerable＂)。肯尼迪被刺後，他的繼任者約翰遜總統在不到兩個月之內連續簽署了移民歸化法案和選舉權法案。
移民法永久地政變了矽穀。1960年，現在穀歌和蘋果的所在地聖塔克拉拉縣有96.8%的白人，而到了2010年, 亞裔已占32%，拉丁裔占26.9%。
在現有體製下，移民政策會根據移民的技能或他們在美國的現存家庭紐帶進行選擇，這造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和中國的大量人才流失，這兩個國家當時才建國不到二十年。
政治上的不穩定和較差的經濟增長以及象大躍進那樣的災難，造成這些國家的高級精英(the crème de la crème)走出國門尋夢。這個the crème de la crème詞組很形象，來自法語，指的是奶油上麵最精華的部分。
新的移民法青睞有技術有教育背景的移民，他們許多人落戶在矽穀。經濟的火速增長又反回來促使北京和班加羅爾成為新的技術中心。
但是1965年的法案一方麵對亞裔美國人帶來影響，另一方麵對拉丁裔卻有完全不同的影響。
直到1965年，墨西哥移民大量地通過一種臨時工的項目而來。勞工活動家批評這種項目利用低廉勞動力，勞動條件卻很惡劣。
但是新法也有問題。它的限額遠遠不足以滿足對低薪低工作技能的工人的現實需要。比如，1965年，有6.5萬墨西哥人合法通過移民文件進入美國，而同時卻有44.5萬人作為邀聘工人(guest worker)也進來了。這種邀聘項目在1976年被廢止，從墨西哥合法移民的配額被定為每年二萬人。
這種非法移民的局麵自然引發許多問題，也擠占了公共服務的資源。美國開始在邊界加強兵力，邊境巡視的預算從1986年的1.5億增加到去年的14億美元和2.1萬官員。
所有移民來美的人並非都是平等的。
下一篇將會談到七十年代兩城的變遷，以及矽穀的橫空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