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東鏡
記錄下自己經曆過的事，遇到過的人。但願往事不會隨風而逝。
正文
在我們家主要是小職員，小知識分子的為數眾多的親戚中，四姑丈可以說是個鶴立雞群的“異類”。因為他沒上過學，因為他打過仗，因為他是當官的。
四姑丈姓石，安徽定遠人。出身農家，貧農。家有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三。1938年，18歲的四姑丈投奔八路（還是新四軍？），參加抗日戰爭。兩年後，他已婚的二哥也投八路上了抗日戰場，隻是一去再沒回來。到解放時，四姑丈已是正團級幹部，帶著一個團的鐵道兵在西北修鐵路。因為家貧而從未上過學的他，雖然參加部隊的掃盲，勉強學會了讀寫，但無法勝任更加重要的工作。年長而單身的他經組織安排，娶了我響應黨建設大西北的號召，離開江南的家鄉在西安當托兒所保育員的四姑。四姑就跟著四姑丈去了更加遙遠的西北。
1955年，四姑和四姑丈的大兒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弟鴻出生。鴻一周歲時，四姑和四姑丈帶著鴻來上海探望住在我家的祖母，我第一次見到了四姑丈。雖尚年幼，我卻已經知道四姑丈長得醜。實墩墩的個子，脖子粗而短，兩隻眼睛有點三角，看上去就有點凶相。主要的問題是他是個禿子，頭上無毛，所以不管屋裏屋外總愛帶著他的軍帽。但鴻卻是個長得白淨清秀的男孩，很討人喜歡。四姑丈和老丈母娘沒什麽話好說（互相也聽不懂，寒暄幾句還得我四姑當翻譯），但和我父親倒是一見如故，很聊得來。他自己沒有文化，就特別喜歡象我父親這樣讀過書的人。尤其聽我四姑說了我父親靠半工半讀完成大學學業後，陸續把在鄉下的弟妹都接到上海並資助他們上學，所以對我父親又是感激又是崇拜，以致後來他一有事就來信征求我父親的意見。
探親回去後，四姑丈帶著部隊往更遠的地方進發，四姑同往。因為部隊施工都在荒野，這時四姑又懷上了第二個孩子，在部隊所屬後勤單位工作的她實在沒有條件照顧好鴻，就把鴻送到後方城市裏的部隊托兒所全托。某天夜裏，四姑丈突然接到上級轉來的電話，說鴻在托兒所出了事。等心急如焚的四姑和四姑丈驅車十幾小時趕到那裏時，三歲的鴻已然逝去。原來那天白天鴻在托兒所玩耍時，被一個小朋友推了一跤。據阿姨說，當時未見任何異常。到夜裏睡覺時才發現他臉青嘴紫，呼吸急促。送到醫院後診斷為腦脊受損，已告不治。受愛子意外喪生的打擊，四姑驟然病倒，我的大表妹幼也提前來到人世。自己同樣深受打擊的四姑丈實在無法兼顧工作與家裏，弄得焦頭爛額，遂向部隊提出了轉業。
根據他的要求，四姑丈轉業後被分配到浙江天目山區附近的一家專門飼養進口種畜的大型種畜場當了場長。因為回到家鄉，加之又懷上了第三個孩子，一心盼著再生個兒子的四姑身體也有所恢複。隻是這時三年大饑荒已經拉開了帷幕。為響應黨的號召，減輕黨的負擔，四姑丈動員四姑主動辭去工作，回家當了家庭主婦。從部隊到地方，從供給製到工薪製，從兩個人工作到一個人工作，四姑丈的“新”家家徒四壁，又沒有足夠的錢添置一應家具和生活用品。我父親知道後，想起浙江老家還留有一些家具，自從他把我祖母接到上海後就不再有人使用，就和代管的親戚聯係，讓四姑丈自己去取用。四姑丈派了輛卡車，把已然破舊的桌椅板凳床櫃拉了一卡車回去，高興得逢人就說“我娶了個富老婆啊！”
1960年，小表妹橋出生不久，四姑丈收到他二哥的女兒萍從家鄉寄來的求救信。信中說家鄉缺糧，已經開始死人。而且上麵嚴密封鎖，不允許災民離鄉逃荒，也不許寫信向外求救。萍作為抗戰烈士的女兒，在蚌埠讀中專，才悄悄寄出了此信。等四姑丈緊趕慢趕趕回家鄉，他始終單身的大哥和他的二嫂，即萍的母親已然餓死。他的五弟一家也全家餓死。四弟家的弟媳餓得受不了，扔下丈夫子女偷偷離去，從此沒有下落。四弟和兩個孩子餓死，隻有一個五歲的侄子昌還活著。看著和鴻同歲的餓得幾乎沒了氣息的昌，四姑丈欲哭無淚。他背著根本無法走路的昌離開家鄉。有村裏幹部要攔，四姑丈擺出軍人的架勢嚇退了攔者，強行把昌帶了出來。
四姑丈帶著萍和昌先到上海，給他們做身體檢查。十九歲的萍長得很瘦小，臉色青黃。但據說因為在學校還能吃到一些東西，所以除了已經很久沒有例假外看著還可以。昌的樣子就很可怕了。頭大肚子大，脖子和四肢極細，完全就像現在照片裏看到的非洲饑民的小孩。我們家本也缺糧，看著這樣兩個孩子，我媽盡其所能煮了一大鍋稠稠的白米粥。萍很懂事，吃了一碗便不肯再吃，幾經推讓才又添了半碗。據我媽說，昌看到白粥，原本無神的眼睛突然放光，就像狼見到吃食一樣。他緊緊地把著碗埋著頭拚命往嘴裏舀粥，好像別人要和他搶一樣。我媽悄悄和四姑丈說，孩子餓太久了，一下吃太多要出事的。昌吃完一碗還想要，因大人不給而大哭的景象我仍然記得。
萍和昌都成了孤兒，四姑丈隻能代兄弟盡父親之責，收養了他們。萍在災後返回蚌埠，完成學業後參加了工作，而昌就此代替鴻成了四姑丈家的家庭成員。這時因為沒有了四姑的那一份工資，又多了兩個孩子，尤其是62年四姑終於又生下一個兒子後，四姑丈一人的工資要養七口人，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在鴻死後，四姑本來身體就不好，現在要照顧四姑丈還要撫養四個年幼的小孩。住在鄉下地方，生活不便，家務繁重，手頭拮據，所以日子過得很是艱難。幾年後，文革開始。四姑丈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農場職工揪出來批鬥，四姑也被揪去陪鬥。要不是四姑丈出身貧農，又有個烈士二哥，情況說不定更糟。知道我父親也在挨鬥，四姑和四姑丈一直沒有把他們的情況告訴我父母。當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時，我和幾個要好同學一起報名去黑龍江兵團，同學走了，我卻因政審通不過而被刷了下來。極其沮喪之時，我給四姑寫了封信，問能否到他們農場去。直到這時，四姑才回信告訴我們四姑丈早已被靠邊失去了權力，實在無法幫我在他們農場安頓下來。後來我去了黑龍江插隊，就有很長時間未再聽到四姑和四姑丈的消息。
1977年我回到上海進入大學不久，傳來消息說四姑被確證骨癌末期，已經不久於人世。聽說她在醫院病床上除了慘聲叫痛之外一直喊著“大哥，大嫂”後，我父母立即啟程趕去浙江鄉下的農場所在地。見到我父母後沒有多久，四姑與世長辭，終年51歲。我母親去到四姑丈家裏幫他安頓沒了家庭主婦的日子，說是看到的實在不象一個參加革命四十年的老革命的家，雜亂，破舊，淒惶。當時大表妹幼19歲，小表妹橋17歲，最大的昌去了外地當兵，家裏還有被寵壞的小表弟明，15歲。雖然恢複了高考，但三個在鄉下長大，在鄉村學校上學的孩子，並沒有那個實力去參與競爭。那時明正好要考高中，我父親就讓我母親把他帶到上海，讓我和上高中的小弟給他補課。這個從小受到父母兄姐寵溺的“齊天大聖”在我們家一樣無法無天。不過多少補進了一些東西，回去後考上了高中，但高中畢業後未能考上大學。讓四姑丈托關係送去當兵了。
四姑過世後，還不到六十的四姑丈迅速衰老。上級顧念他多年辛勞，現又喪偶，就把他調離種畜場，安排到省農業局掛了個閑職直到離休。一直到這時他才帶著子女搬入大城市杭州居住。大表妹後來頂替他在農業局工作；小表妹考上師範，畢業後當上小學教師；昌複員後也在杭州安排了工作。記得那年暑假快結束時四姑丈來我家接明回家。他和我父親聊天，聊著聊著哭了起來，說，大哥，我對不起靜（我四姑的名字）啊！她跟著我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啊！後來不知怎麽說到“解放全人類”，他說，什麽解放全人類啊！我連我自己的家人都沒能解放啊！……語中的痛楚，讓在旁耳聞的我頓感鼻酸。
四姑丈逝於九十年代初，活到七十幾歲。他過世數年後，有兩個台灣來的青年男女輾轉找到萍的家裏。原來四姑丈的二哥，也就是萍的父親當年並未犧牲，卻不知怎麽成了國民黨的兵，還去了台灣。他在台灣另行成家，但告訴妻子自己在老家娶有妻子，還有不知男女的孩子（他離家時萍尚未出生）。他臨終前吩咐他的一雙兒女一定要回大陸找到他們同父異母的哥哥或者姐姐，並給以補償。等找到萍時，那對兒女的母親也已經去世，但他們遵從父親遺願一定要請萍全家和萍的堂兄弟姐妹們一起去台灣遊覽了一次。我媽知道後說，還好當年四姑丈並不知道他的二哥去了台灣，不然按他的性子肯定會向黨老實交代。而交代了以後，文革中有個在台灣的親哥哥的人會是什麽樣的下場就難說了。
你姑丈是個好人。其回首也確實讓人鼻酸。。。
我也知道一個人，屬於組織的人，當年在組織的高壓下，心理扭曲，把家人當成敵人來看，後來多少年後，回首往事，說了一句“gc黨真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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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愚昧的時代啊，給人分塊田，分點糧食，人就可以跟著殺人放火。
我記得，當年我們街上有個人，大家都覺得他有點傻，給他一個打火機，可以讓他叫一聲“爹”。
後來想想，郭沫若，等等吧，太多了，人人都有點吧。給他一點什麽呢（名利地位？），可以讓他寫詩叫爺爺。
現在時代環境雖然變了，但是人心其實並沒有變太多，不是有所謂的跪式服務麽？給點錢，就可以讓他跪下! 這還是人麽？
人們什麽時候才能學會尊重、自己尊重別人，讓這個社會真正成為人的社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