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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一直以來出版全國通用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橫遭解散，編輯們下放勞動，各地自行編寫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門，長達十年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國語文課本上留下了荒誕的一頁。
當時，各地語文課本普遍的選文標準是“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選讀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這樣，各地的語文課本不可避免地充斥著“語錄加批判”式的文字。
課堂形同虛設，學生們學工學農學軍，很多語文教師被打成“牛鬼蛇神”，“語文”課基本變成了“政治課”。在“文革”開始初期教育部的一份文件中，明確要求“語文、政治合並”。據有關文獻披露，在這一精神的導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語文、政治、曆史合並在一起，取名“政文課”，還有的地方將政治、語文、音樂、美術合在一起，稱“革命文藝課”。
在廣州，根據有關研究者整理的資料，1974年廣州市中小學教材編寫組編印的高中二年級第一學期《語文》課本共分為六個部分，一是馬、恩、列、斯、毛關於思想文化工作的論述，二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輔導，三是階級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小評論，六是革命故事。
在上海，有關文獻顯示，教育管理部門發布的語文教學大綱要求“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無限忠於毛主席，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牢記毛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教導，分清敵我友、從小懂得愛什麽、恨什麽，樹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斷批判資產階級、為在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製度而努力奮鬥”。
這份大綱還詳細列出了“教材編寫原則”和“選材範圍”，強調“堅持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要求選材範圍是“從政治領袖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題材中選取文章”。
根據有關研究者的統計，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語文課本》一、三、五冊中，毛主席文章和詩詞、馬恩列斯文章、魯迅雜文占50.2%，樣板戲選場、評論、總結、家史和通訊占37.3%，古代詩文僅占2.4%。
直到1976年，各地的小學語文課本中還有大量具有時代痕跡的文章，比如《毛主席語錄》《一張大字報》《從小愛唱東方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