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萌：不要美化“上山下鄉” （下）zt

“回鄉知青”是兩元體製的受害者" (續前）

（接（中）部分） 為什麽會形成這樣的差異？就是因為中共在進行城鄉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把中國城鄉的人統統管起來了。它管起來的手段之一就是建立嚴格的戶籍製度，人為地把中國人口分為兩大部分，農村的一部分叫農業戶口，城市的叫城鎮戶口。別看在戶口本上這就是幾個字，這就決定了你一生的權益、乃至子子孫孫的命運都是不一樣的。設立戶籍製的基本目的，就是禁止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城市人口享有的各種待遇，乃至城市知青這類落魄群體所享有的待遇，都是回鄉知青可望而不可即的。這是從中國城鄉兩元社會體製衍生出的一個副產品，歸根結底還是中國兩元社會的存在。

 

　　今天，兩元社會在中國仍在延續，當然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現在農村人口到城市打工，就是我們說的農民工，已經合法了。可實際上農民工為了到城市打工，掙那點微薄的薪水，他們的付出是非常沉重的，而他們的權益卻得不到保障。為此，他們的子女、他們的家庭，也都付出了很大代價，許多家庭因為去城市打工鬧得四分五裂，還出現了老無所養、留守兒童等一係列社會問題。所以兩元體製還沒有完全破除，在新體製下又形成了新矛盾。與幾十年前相比，中國社會的一個進步，就是農村人進入城市合法了。當年農民外出是非法的，去城市打工更不可想像。我在農村當過生產隊長，農民不要說到城市裏打工，就是到本村以外的地方攬活，比如當個木匠，掙點現錢，都被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那個時代對人身的約束要比現在強大的多。世界各國都沒有這種兩元體製，隻有實行社會主義世襲製的北朝鮮是個例外。 在這種製度的鉗製下，幾十年間城鄉間的壕溝越掘越深。

 

　　“青春無悔”是胡扯八道

 

下鄉知青參加鬥爭“地主”

 

　　邵思思：從您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絕大多數知青在農村的日子並不是那樣美好，但是現在“青春無悔”的論調仍然很強大，您認為“知青無悔”這種敘事結構是怎樣形成的呢？

 

　　劉小萌：我覺得有幾方麵原因。知青有1700萬，在這麽一個宏大運動中，每個人的感受是千差萬別的；另外呢，每個人現在的處境、受教育的程度、政治立場、觀念、以及考察問題的角度多有差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那場運動的感受或評價不一樣，是很正常的。既然社會的思想、觀點日趨多元，那麽作為當年的親曆者，無悔也罷，有悔也罷，你都有表述自己觀點和感受的自由。

 

　　但我想強調的是，在涉及這個話題時，不要把個體感受混同於整體評價。作為個體的感受，你當然有表達“無悔”的自由，但是從對整個運動的定性角度來講，如果你非要給它貼一個“無悔”的標簽，非要一葉障目，說這是一場值得肯定的運動，那我隻能說你這種觀點是“胡扯八道”。我在前麵一再說了，這不是我們“無悔”還是“有悔”、“肯定”還是“否定”的問題，這場運動聲名狼藉，早已經被千百萬知青的社會實踐否定了，早已被社會發展的進程否定了，所以作為知青整體來講，我們隻能有悔，因為它中斷了千百萬青年的正常道路，剝奪了他們的受教育權，對前途的選擇權，傷害了億萬城市居民和農民的切身利益。從國家角度講，花了巨款安置下鄉知青，當這些知青回到城市時又花了巨大財力再次安置他們。幾十年過去了，當年風華正茂的一代知青已經垂垂老矣，而這場運動留下的後遺症迄今仍未消弭。作為一場不得人心的運動，留下那麽多沉痛的教訓，有些人卻偏偏視而不見，非要說什麽“無悔”，甚至給我們這些持“否定”觀點的人扣一頂“右派”的帽子，那我也想借這個場合回擊他們一句：你們或者是不可救藥的愚昧，或者就是文革的受益者。如果是後者，請就此打住！隻能是這種判斷。

 

　　有些所謂成功人士非要說“無悔”，非要說正是由於有了這段經曆才有我後來的成功，你這麽說，完全是你的自由。還是那句話，不要把個人感受強加給大多數知青，更不要給別人扣什麽“右派”的帽子。如果是那樣，就是在強奸民意了。

 

　　現在之所以有一些人利用傳媒宣揚什麽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肯定，標榜要樹立他們的“正統”即官方敘事，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自文革結束以來的幾十年間，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全社會對曆史的真相尚缺乏一個基本了解，因此也就談不上真正意義的反思。上山下鄉運動與半個世紀以發生的諸多運動一樣，它所造成的巨大危害，無論是經濟上的、物質上的、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包括對幾代人的傷害，大多數國人，不要說年輕一代，包括許多老知青，都不是很清楚。許多人隻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尤為可悲的是一部分當年的知青，他們經曆了許多坎坷，經曆了許多人生磨難，現在的處境也不好，他們或是不了解上山下鄉的真相，或者基於對現實社會中貧富分化、官貪吏蠹現象的不滿，轉而對那個時代表現出某種留戀。所以現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話語平台，努力還原曆史的真相。一旦真相大白於天下，那些誤導自然不攻自破。至於那些為文革正名、為上山下鄉運動正名的文革受益者們，包括當年知青中的個別風雲人物，我也想在這裏說上幾句：如果文革的那套沒有結束，就是全國人民遭殃之時，也就是他們的利益被進一步放大之際。他們的利益所係，他們的人生價值，都是與文化大革命、與毛左聯係在一起的。這也是他們迄今仍對毛感恩戴德的原因之一。即便如此，當我們已步入老年之際，我還是願意用一種寬容的態度對待他們，因為不能脫離那個癲狂的時代苛責這些人，對他們同樣應該寬容。可是作為他們本身來講，畢竟已經是曆史上定了位的人了，當年的言行作為白紙黑字已經永遠定格在曆史中了。不管你懺悔不懺悔、唱不唱高調、反思不反思，這個事實都無法改變。我想對他們說的是，人生留給你的時間已經越來越少了，如果想得到寬恕的話，最好抓住最後的機會給曆史一個交代，至少不要再去唱什麽高調，不要再去蠱惑年輕的一代，如果這樣下去，就叫錯上加錯了。這是我必須舉個例子。當年有個知青典型，叫柴春澤，他是1976年文革很左的一個典型。去年在沈陽的知青會上，柴春澤主動表示，對在文革中做的錯事、說的錯話表示道歉。我覺得有這個表態就很好，有這個表態就足已，我們還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們不需要多深刻的去挖掘自己，那樣就成了文革中的“狠鬥私字一閃念”或者“人人過關”。我覺得大家都這個年齡了，都是那個時代過來的，都應該用一種比較寬容的心態對待彼此，因此有這個表述我覺得就夠了。可是如果沒有這個表述，並且再去四處的招搖蠱惑，我覺得這很成問題了。去年毛澤東去世120周年，把文革中的一些風雲人物請到了前台，我對這種現象表示憤怒，當初他們彈冠相慶，頤指氣使的時候，多少中國人民的優秀分子遭到野蠻摧殘，甚至被槍殺，臨刑前被割斷喉管，他們不僅沒有起碼的認罪態度，反而公然招搖過市、蠱惑人心，還有那麽多人出來給他們站台，無恥吹捧，大唱頌歌，這是不是曆史的倒退？為什麽原來的縮頭烏龜如今有了挑戰社會良知的勇氣，值得人們高度警惕。難怪有網友尖銳質問，是不是要給四人幫平反？這個問題提的好，一針見血。我還要補充一句，是不是還有人想要發動類似文革那樣的運動？我覺得幾代中國人都應該對這種極左勢力的回潮保持高度的警惕。我們已經老了，但我們的孩子還在，他們應該擁有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而不要重蹈曆史的覆轍。文革這場災難不僅是中國人的悲劇也是人類史的巨大災難，應該充分的引以為戒。否則我們就沒有資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也就沒有資格去譴責日本人說他們對戰爭不認罪。別忘了，我們可是同類相殘。

 

　　應該寬容地對待道歉知青

 

　　邵思思：最近半年，頻繁出現當年的紅衛兵出來道歉，他們當年也是知青，您對這個事情怎麽看？

 

　　劉小萌：老三屆都是喝狼血長大的，可是無論當初還是現在處境並不一樣。比如有些人在文革初期就是紅衛兵，有些人就沒有資格當老紅衛兵。文革初期的紅衛兵暴力，有些人參與了，有些人沒有參與，有些人是施虐者，有些人是受虐者。現在有一些施虐者或者助虐者站出來懺悔、反思當初的過錯，我覺得是一個好現象。他們之所以選擇現在這個場合，我想至少其中有些人是因為目睹當前“左”的勢力有借屍還魂的動向，在這種形勢下他們做這個懺悔，實際已超出懺悔這一行為本身，實際是對借屍還魂傾向的回擊，因此我覺得應該予以肯定。再者，這一舉動有助於使更多的人關注那段被掩蓋的曆史。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麽？毛澤東的革命究竟意味著什麽？既然你要懺悔，就要翻曆史舊賬，翻舊賬會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因此是很有意義的。他們的懺悔，會引導出更多的懺悔，進而在幾代人中引起反思，產生連鎖影響，進而追尋悲劇與罪惡的根源，也是有價值的。

 

　　至於什麽叫懺悔有深度，我個人覺得沒必要過於糾結。深度總是相對的，看待這個問題不能脫離時代背景。有些受害人對施虐者不能原諒，理由是他們是施害者，我是受害者，也自有其道理。但是我要補充說明的一點是，許多人當初之所以沒有扮演加害者的角色，並非因為他的頭腦就比別人清醒，隻是不具備那樣的條件，比如出身不好或不夠好的學生，就沒有當紅衛兵的資格，沒有資格，施虐也就無從談起，其實並不能說明你的思想意識就比紅衛兵們強多少。我可以舉牧區知青的例子，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在城市裏是受害者，可是到了牧區，照樣積極投入階級鬥爭，整蒙古牧民啊，“挖肅”啊，出身不好的知青也參與了嘛，甚至有的很積極，他們把當初紅衛兵在城裏搞的那一套暴力，什麽打人啊抄家啊，在農村牧區又重新實踐了一把。他們認為通過這個自己得到了革命洗禮，證明了自己的革命性，說明自己也是“緊跟毛主席的”。從這個角度講，我主張對懺悔者要寬容，當然罪大惡極者除外。我當時不具備當老紅衛兵的資格，可是換句話說，如果我具備條件的話，就能在階級鬥爭的暴風驟雨中潔身自好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還是那句話，我們都是喝狼血長大的，即便你當初是受害者，可是換個環境，到農村後批鬥地富反壞，你參加過沒有？很多出身不好的知青，在農村不是也參加過這類活動。可能有些知青他們的人生閱曆上保持了清白，那些為虎作倀的事，他們都沒有卷入，我相信有這樣的，但是人數不會很多。司空見慣的現象是，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某個場合他是受害者，換個場合又是加害者，文革十年就是在這種翻雲覆雨的加害中不斷推進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所有的過來人，都應該認真地作一下反思，清理一下你的曆史足跡，是否做過對不起良心、為虎作倀的事。從這個角度講，我們這代人有越多的人站出來懺悔是很值得肯定的一件事。不要忘了，有些作惡多端的施虐者，他們不僅沒有過起碼的懺悔，反而成為了高官、巨商，一輩子頤指氣使，洋洋得意。對這些人，一旦社會上形成了正義的審判、或者輿論的壓力，對他們也是一個威懾。這也是對懺悔行為應加以肯定，對懺悔行為要加以鼓勵的一個理由。

 

　　具體說到北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道歉事件，現在有幾種不同意見，有人主張把事件真相挖掘的深一些，當然沒有錯，事實總是越辨越明。宋彬彬說自己沒有打過人，當時還勸阻了，我個人通過比對認為這種說明是真實或比較接近真實的。至於有人說你沒製止住，你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糾住不妨。我是這麽看的，在當時那種紅色恐怖的氛圍下，一個未諳世事的年輕學生能夠出來阻攔一下暴力，已經很不錯了。不是有些人當時並沒有打死人，為了表功，還編瞎話說自己打死人了嗎？與這些人比，宋彬彬對惡行有所阻止，還是應該肯定的，沒必要把人家一棍子打死。現在能站出來懺悔的人少之又少，如果對此不予肯定，反而一味苛責。亂棍之下，還有多少人有膽量站出來懺悔，並講明真相？我這裏說的寬容，主要是指社會輿論。至於說受害者或家屬表示要一究到底，永不原諒，也完全可以理解。因為這是他們遲來的權力。

 

　　“上山下鄉”根本沒有自願

 

　　邵思思：現在也是由於每年畢業生太多，就業存在問題，國家鼓勵大學生去農村就業，甚至每年都要從高校學生中挑選一批學生去農村，叫“三支一扶”，有人說這種政策就是新一輪的“上山下鄉”，您認為這個政策跟 “上山下鄉”有沒有可比性？

 

　劉小萌：完全沒有可比性。首先，知青是被剝奪了受教育權的，像我連初中教育都沒接受完就被送到了農村，某種意義上，我們知青根本就不該叫“知青”--有知識的青年，因為他的知識根本沒成型就被送到了農村，中斷了教育，並且影響了終身的發展。而現在的大學生去農村，前提是已經接受了係統的教育，第二你到農村不是誰強迫的，是你自願的選擇；第三當村官是有回報的，既掙工資又豐富履曆。所以，兩者的下鄉完全沒有可比性，唯一的關聯就是二者背後都有就業壓力的影子。

 

　　現在的大學生如果有機會在城市裏找到比較理想的工作，恐怕很少有人願意到農村去當村官，就此而言，當村官的選擇，在自願的表象背後，也會有幾分的無奈。如何減輕年輕人的就業壓力，是國家應該考慮的問題，不是家長考慮的問題。那麽在強大的就業壓力下，下鄉做村官是否可以成為年輕人的一種選擇呢？我個人覺得是可以的。第一它是有一定期限的，並非終生職業。第二對希望豐富自己閱曆的年輕人來說，這確實是深入社會基層，把握社會命脈，了解社會麵貌的一條可行之路。同時還可以為改變農村麵貌貢獻自己的才智，這是有很可取的一麵。我接觸過一些青年誌願者，放棄在都市的舒適生活，主動到偏遠地區去，到藏區去教學，我非常佩服他們的勇氣和愛心，首先他們是自願的選擇，其次雖然是到農村去，但他們的理念是非常現代的，他們為了幫助弱勢群體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這種行為在西方社會同樣很流行。我接觸的一些外國朋友，他們主動選擇在慈善機構工作，慈善機構的收入很低，可是他們終身不悔。他們的行為是最現代的同時也是最傳統的。從前我們講無私奉獻，講學習雷鋒，基本是政治宣傳，所以成了強弩之末。可是上麵提到的那些誌願者，他們把就業的選擇與人生的理念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發自心底，持之以恒。如果有這樣的年輕人自願到農村去，很值得肯定。但是千萬不要把它與上山下鄉運動生拉硬扯到一起。這完全是種誤導，還給不具有任何合理性的上山下鄉運動貼上了一層土金。

 

　　台灣的學生更了解“文革”

 

　　邵思思：您曾說過，您在台灣任教的時候，發現台灣的學生反而更了解大陸的一些曆史，比如“文革”、比如“知青”，您認為這是什麽原因造成的？為什麽身在大陸的人反而對這段曆史不夠了解？

 

　　劉小萌：文革可是說是中國當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而且，文革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根上追上去，至少可以追溯到50年代。這麽長的一段曆史，涉及到幾代中國人的命運，難怪到現在為止基本上還是一個禁區，不能談，不讓談，而且到了一種非常病態難以理喻的程度。不僅研究文革受到嚴格限製，連有關知青的書都受到嚴格控製。98年我們編寫過一部《中國知青事典》，由長期擔任勞動部長後任中國政協副主席的老前輩馬文瑞書序。最近有家出版社想再版，因審查官員見不得“知青”兩字，出版方隻有“曲線救國”改稱“青春事典”，雖然隻是一字之差，實無異於逼良為娼。書名改了，申報批了，最後又節外生枝，說要重新申報。結果還是不能出版。一部二十年前研究知青問題的再版書都遇到如此刁難，神經過敏到如此的程度，善良的人們，你們能夠想到嗎？但這就是現實。一方麵官方傳媒動不動就宣傳領導人的知青經曆，什麽中央領導裏有多少知青，省級幹部裏有多少是知青，另一方麵同樣是那些“口含天憲”的人物，卻把知青研究視為禁區。為什麽出現如此荒謬的現象？每一個有健全思維的人，不難得出正確的答案。

 

　　從台灣來講，則是另外一種情況。台灣這些年的確受“台獨”影響比較深，他們把大陸稱外國，把中國史列入外國史，一些很樸實的大學生，無意中就會說出諸如“你們中國”、“你們大陸”這樣的詞語，其實他是無心的。許多人認為你們就是外國，台灣是台灣。在台灣的史學教育裏，一方麵隨著台獨宣傳的甚囂塵上，中國史的比例逐漸縮小，但即便這樣，台灣學生對大陸的當代史尤其是“文革”史並不陌生。原因很簡單，台灣成功實現社會的轉型，它的參照是什麽，就是大陸。所以它的曆史教育裏，對“文革”等負麵內容講的就多一些，台灣大學生比大陸的同齡人了解的“左禍”多一些，本不足為奇。

 

　　另外一點，台灣的教育比較多元，對於曆史現象或者人物，學生們往往意見紛呈，並沒有一個一致的意見。舉個例子，有一年我在台灣東吳大學教書，給同學們出了一道題，通過不同的組合形式，反映你對大陸社會的了解。我記得有一組同學設計了一個大陸對台辦答記者問的場景，幾個學生扮演記者提問，對台辦官員答問的口吻、神態，與咱們平日在電視上看到的形象惟妙惟肖。還有一個小組表述台灣學生對周恩來的評價，從充分的肯定到充分的否定，到三七開、五五開的都有，觀點紛呈。至少在對當代史的了解方麵，台灣學生顯得比大陸學生成熟。雖然他們沒來過大陸，但獲取信息的途徑比較多，不會有網絡警察的騷擾和“翻牆”的必要。還有一組同學扮演文革紅衛兵，每人一身不知從哪弄來的假軍裝，人手一本毛語錄，跳起了忠字舞。我問你們是從哪弄來的，回答網上找的。我們的孩子有人知道“忠字舞”嗎？有人知道文革中的“打、砸、搶、抄、抓”嗎？有人研究過毛《語錄》和文革中的造神運動嗎？所以他們對文革的了解要比大陸青年多。

 

    當然他們也有了解膚淺的地方，一次我給他們講文革中學校鬥老師的事，他們說從來沒聽說過，想都不敢想的。他們成長在一個傳統社會，從小講究尊師重道，怎麽可能鬥老師？那不是大逆不道嗎？像我們景山學校就鬥死了3位老師，北京很多學校都有老師被打死。當時給他們講這段曆史，他們第二天還在議論，說學生怎麽能打老師呢。這種暴行已經超出了人類道德的底線，難怪他們的神經深受刺激。可這樣的血淋淋事實，當年發生了多少？迄今沒有一個完整統計，更不用說去認真總結。所以並不是說台灣的孩子知道的有多麽多，了解的有多麽深，隻能說我們大陸青年了解得太少。你沒經曆過文革，但是你父母輩、你爺爺輩肯定經曆過，所以我希望大陸的青年要補上這堂課。隻有了解了曆史真相，才可能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作出正確的抉擇，才能杜絕左的勢力回潮，否則，類似文革的魅影重新肆虐中華大地，也並非沒有可能。這關涉到每個家庭首先是青年人的切身利益。這是我最後所要說的。

 

[linmiu]

是呀，我一看到那些老知青說什麽青春無悔之類的豪言壯語，我就想起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chichimao]

不是有不少毛粉 還懷念文革嗎? 送去上山下鄉圓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