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小野: 會說的不如會聽的——評劉小萌《中國知青口述史》

會說的不如會聽的——評劉小萌《中國知青口述史》

田小野

 

有人說，曆史是由勝利者寫的，曆代的官方的正史都是用於對自己的宣傳，水份很大，要用抽水機來抽。嚴格意義上的所謂“信史”，或許從來就不存在，曆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後來者隻能逐步接近曆史，卻永遠無法還原曆史。

 

近年民間的口述史火爆起來了。在描述曆史的過程中，微小的曆史細節，往往比宏大敘事更能真實、深刻地體現曆史的特征。口述史作為野史，無疑能使我們得到許多正史所沒有的真實的曆史信息，尤其是來自獨具慧眼的研究者所選擇的重要課題、所圈定的可信當事者的口述。劉小萌在他的《中國知青史》之後，今年初又出了一本《中國知青口述史》。

 

縱然感受才是真曆史，但是曆史的當事者的口述，就一定是這段曆史的最佳詮釋嗎？他們所口述的就是絕對曆史嗎？他們的記憶，不會有時過境遷的模糊不清？不會有難言隱痛的遮掩回避？不會有曆盡苦難的自我升華？……我幾乎是手不釋卷地讀完了劉小萌所作的、包括有13位知青口述的、厚達50多萬字的《中國知青口述史》。

 

（1）

我的第一感覺是：真實，這本書的確獲取了大量的真實的曆史信息。

 

小月（書中唯一的化名口述者）是某大學著名教授的女兒，她19歲時在雁窩島的大豆地因救火而燒傷毀容，她在對自己文革中的表現有這樣一段敘述：

“那個年代我對黨的忠誠可以說到了癡迷的程度，在父親受批鬥的時候，我每次都跟著抓他的學生一起走。大學生見我是個孩子對我說：‘回去吧，你放心，我們不會打你爸爸的。’我的回答令他們大感意外：‘我不回去，我也要革命。他是他，我是我，我要和他劃清界線。’因為這個，全家人，包括我的奶奶、姑姑，都不理解我，也一直怨恨我。覺得你爸爸都那麽倒黴了，你還落井下石？可是我從小到大，包括父母和老師給我的教育是什麽呢？都是大義滅親。就是說，你的至親好友犯了罪，你都要毫不猶豫地跟他們劃清界線。記得很小的時候，就聽過黨的女兒馬小翠的故事。她的一個親戚是地主，她的父母早死了，她就在這家長大，後來把親戚幹的所有壞事都告發給黨了，她的親戚想害死她。學習黨的女兒馬小翠，為了黨的事業大義滅親。從小到大，我受的都是這樣的教育。我爸要是對不起這個國家和社會主義，不管怎麽樣，我也得打倒他呀。可是當父親雙手塗了墨汁，被當做‘反革命黑手’批鬥時，我雖然站在那兒，也跟人喊口號：‘打倒××！打倒××！’”

其實當年有許多與小月家庭境遇相似、年齡相仿的青少年為了與父母與家庭劃清界限，“大義滅親”，都做過類似的蠢事，有的給父母刷大字報，有的是在家裏開父母的批鬥會，還有幫助造反派抄自己家的，不容忽視的是，在文革運動衝擊下，因絕望而自殺的人，相當一部分的絕望，是來自家庭和親情！

盡管如此，時過境遷，今天卻很少有人會象小月這樣如實地回憶、承認並重提自己當年的“大義滅親”，當時究竟有多少人為了政治理想（或者說是政治目的）背棄甚至出賣了親情？現在恐怕已經很難統計上來！這是一塊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也是一塊永遠無法還原的曆史！

 

李南央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也可以看作口述史，其中不乏震撼人心的真實，但是，當李南央把她私人家庭的恩怨以一種公共的政治名義進行控訴和清算的時候，我以為，她實際上是在重蹈覆轍，重蹈她母親的覆轍：她母親曾為了政治的目的，對她父親“大義滅親”；今天的她，同樣為了政治目的，對她母親“大義滅親”。

 

我把劉小萌這本書中小月的口述部分發在了網站上，她的悲慘遭遇即刻引起了網上天南地北的知青們的關注，小月19歲救火毀容後，一直在自費整容，幾十年基本上過著自我封閉的單身生活，去年辦了內部退休後，她個人的生活空間更封閉了。在網站的BBS上，一個叫蘆花雞的河南知青網友說，讓她上網來，讓她上咱這兒來，和大家交朋友！可她沒有電腦怎麽辦？又一個叫樂樂的知青網友說：大家湊吧！我出主機！——於是北京的知青網友又湊錢給小月買了個新的顯示器。樂樂帶著我們去小月家送電腦那天，法國研究中國知青問題專家米歇爾恰巧在北京，也興致衝衝趕到小月家，他說：我想知道真實！想知道中國的知青們現在在想什麽，幹什麽？……

 

在文革與知青上山下鄉結束以後，關於知青上山下鄉的曆史記憶，大都在兩個端點之間遊移，一個端點是受苦受難，另一個端點是青春無悔。受苦受難與青春無悔，誰也不能否認其真實性。但是，我看到劉小萌的這本《中國知青口述史》中，有兩段不同的記憶，一段是張玲的：

 

“在知青組，我還當著夥食委員，有一天，一個同學建議：咱們是不是改善夥食啊？改善夥食還不好說，那就買隻雞去吧，於是就去買雞。有一家雞喂得最好，撿肥的買了一隻。等到吃完雞，有個同學就問我了，你走的什麽路線？他們家是富裕中農啊！你怎麽不到貧下中農家買雞去？”

 

還有一段的鄭夢彪的：

 

“有兩個知青談戀愛，因為那時沒有地方弄到避孕套，一不留心，女的有身孕了。這事出了，兩個知青很快結了婚，在山區紮根，這就意味著永遠走不出大山了。於是，我應他倆的邀請，走了30裏彎彎山路，和他倆喝酒。仗著酒性。我看著這位男知青一前一後用力踢女知青的身子。女知青忍著痛，喊，再來，用力。呀！那夜，雨大雷響，知青點坐落在僻靜的山凹，沒人聽見這呼天搶地的哭聲。一團黏糊糊的血肉團踢下來了。”

 

如果今天的我們有足夠的勇氣正視我們的過去，極左的人格和蠻野的人性也是兩個端點，在這樣兩個端點之間遊移的知青曆史，同樣是真實的！

 

這本口述史還包括了當年的一些官方知青典型，他們大多後來又被關進監獄，特別是遼寧有個毛遠新，這類知青典型就比較集中。二三十年過去了，這些當年的先進典型，他們現在過著什麽樣的生活？他們是又是怎樣看待和對待自己的這段特殊的人生經曆的？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

 

柴春澤回憶當時說：

 

“我對毛遠新的感覺不一般，因為他是毛主席的侄子，我覺得雖然沒有親眼見到毛主席，能見到毛主席的侄子也是幸福的。特別是1975年訪日回來後，他讓秘書通知我和魏禮玲（時任遼寧團委書記），聽取匯報後，留我們一起吃飯。我想，60年代，毛主席請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吃飯，是他們的幸福，同毛主席的侄子毛遠新一起吃飯也是我們的幸福，因為這些都是出於對毛主席的感情。吃飯時我曾提出，馬克思說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後要發生革命變成社會主義，日本資本主義這麽發達為什麽不發生革命，變不成社會主義？我問了兩遍，毛遠新說：‘這可能與國際環境有關吧。’”

 

吳獻忠以一個女知青典型的身份也曾被關進監獄，她說：“在黑山監獄的三年，跟繼業的情況一樣，就那麽關著，也不定罪。以後宣布開除黨籍。……我就是這麽一個觀念：黨要我當學生，我就當個好學生；黨要我下鄉，我就當個好知青；黨讓我當幹部，我就當個好幹部；黨讓我當犯人，我就當個好犯人。”

 

許多時候曆史是“任意打扮的小女孩”，個人的口述往往也未能幸免，尤其在我們國家，路線變了，政策變了，人們的想法和說法也會變，各種對曆史的解說也會與時俱進地發生變化。可在這裏，我們看到無論是柴春澤還是吳獻忠，不管今人和後人對他們將作何種評價，他們都沒有違背本心而作假，言談話語之間透露著真實與可信。畢竟，黑暗或是光明，荒誕或是光彩，曆史就是曆史！曆史就是當事人的曆史！

 

（2）

 

我的第二感覺是：多元，這本書具有海納形形色色的口述者甚至異端者的寬容的視角。

 

中國知青運動，從時間上看，官方發動的自上而下的知青運動在八十年代退潮以後，民間自發的知青運動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在這本個人口述的書中，官方所樹立的知青運動的帶頭人和典型人物，諸如曲折、柴春澤等，與民間自發的知青運動的領袖，諸如歐陽璉、丁惠民等，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代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知青運動的方向：官方的知青運動的走向是“上山下鄉”；民間自發的知青運動的走向是“返回城市”。

 

民間的知青領袖往往來自壓迫最深的底層，牽引著雲南知青夢的領袖人物丁惠民回憶說：“我連一個知青，開會時放了個屁，指導員就追上去，讓他低頭認罪，逼他站了幾個小時。說他影響了開會。那時候吃什麽，南瓜、芋頭，這些東西容易產生氣，吃多了，就容易放屁。因為放屁要拖上去站兩個小時。唉，這種事實在太多了，促使我越來越關注知青的命運。”

 

歐陽璉作為新疆知青要求返回上海的帶頭羊，同樣有一段悲壯的曆程和三年多的監獄生活：“他們為啥逮捕我們？目的是取消已經發放給上海知青的戶口。……我想得很天真，中央工作組已經跟我見過麵了，過幾天他們一來肯定會問：‘咦？歐陽璉呢？哦，被逮捕了。’就會把我保出來。……這中間，我逐步知道了一些情況：我們幾個是中央下命令逮捕的，而且是以‘反革命顛覆罪’逮捕的，阿克蘇已經宣布戒嚴，各團場已由野戰部隊直接實行軍管，在塔裏木河，機槍都架起來了。”

……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官方的知青運動已經落潮，留在山西的北京知青，在東北、雲南、新疆自發的要求返城的活動之後，又一次掀起要求返京的知青運動，他們采取上訪、請願、寫公開信、組織萬人簽名、集會、靜坐、遊行等多種形式，前後持續兩年之久。麵對民間的知青運動，官方在1986年春節組織了山西省“好兒女誌在四方”匯報團，匯報團在北京舉行專場報告會時，還受到中央書記處胡啟立、郝建秀的接見，郝建秀的講話明確指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少數人借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上山下鄉是錯誤的。上山下鄉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實行的做法，不但過去我們這樣做了，今後仍然要堅持這個方向。

 

山西“好兒女誌在四方”匯報團的報告會，在莊偉亮的口述裏是這樣的：

 

“他們在上麵，知青就在底下鼓倒掌，喝倒彩，後來就有人往台上衝。……匯報團有一個女的來自雁北地區，在報告中介紹，自己是老高三的，在農村找了一個放羊娃，比她小了好多歲，講著講著，還擺了一個挺酸的姿勢：‘啊，我們終於相愛了。’知青們哄堂大笑。其中另外一名匯報團成員在現場就休克了。據說她以前沒有什麽病，純粹是因為精神壓力太大。”

 

這些官方的知青典型，與民間知青領袖相較，完全是另一類人。劉小萌在他前一本《中國知青史》，依據文獻提到的一些官方知青典型人物，這次以本人口述的形式出現在這本書中。如果我們對照前一本書，來讀這本《中國知青口述史》，讀這本書裏劉小萌的[采訪前記]，可以看出今天的劉小萌，對這些舊日的典型人物似乎更多了一份寬容和理解。

 

曲折，在劉小萌的前一本書中，對曲折等人掀開上山下鄉第一頁，他評價說：“實際上，在當時的政治形式下，不可能存在純自發的行動。而曲折等人在當時，也並非全然沒意識到自己行動的意義。”“臨行前，他們曾列隊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上千人的歡送隊伍前向著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莊嚴宣誓。誓詞說：‘為了毛澤東思想赤遍全球的偉大事業，上刀山，下火海，我們心甘情願！’‘我們遵照您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偉大指示，邁出了第一步，我們將循著這條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頭！’曲折10人在掀開上山下鄉曆史嶄新一頁的同時，還創造了這種獨特的政治儀式。如果不是有過親身經曆的知識青年，未必能夠理解在一篇由頌譽之詞和豪言壯語編織的誓文中，會凝聚著那麽多虔誠、真摯、聖潔的感情，那麽強的自信與盲從。”

 

而在這本《中國知青口述史》裏，劉小萌對曲折的評價則是：“曆經曲折而不沮喪，環境變了，年齡大了，惟獨積極進取的精神沒有變，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拳拳之心沒有變，這是曲折的一個優點，也是給我印象最深的地方。”

 

柴春澤，在前一本書中，劉小萌幹脆稱他是個有寫信“癖”的人：“在‘極左’培養的‘反潮流’典型中，他（柴春澤）一向以有寫信之‘癖’而稱名。通過寫信的方式，兜售‘同黨內資產階級對著幹’的貨色，成為他樂此不疲的擅長。”

 

而當劉小萌今天與內蒙古自治區赤峰的電大教員柴春澤麵對麵坐在一起時候，劉小萌寫到：“對於春澤這些年來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績，一些報刊已有報道。我最感動的是他說的那句話：‘如果說當年對知青犯了錯誤，現在帶的學生，他們的父母許多都是我們這樣的知青，現在努力工作，就算是對當年錯誤的一點補償吧。’話語不多，當是肺腑之言。”

 

吳獻忠，她是遼寧省反潮流知青典型群中最早成名的一個。吳獻忠的突出表現，是堅守農村，對招工招生不為所動：一次謝絕進工廠的推薦，兩次謝絕上大學的推進。北京幾所重點大學到遼寧省招生，縣、社黨委決定送她到北京上學，她卻向領導表示“甘願在基層當一輩子農民！”在前一本書中，劉小萌特別指出：“值得注意的是，遼寧省委在將她的形象塑造成供全省群眾學習的楷模時，居心叵測地將向她學習的重點由當初的‘紮根農村’轉移到所謂‘反潮流’上。於是，吳獻忠誌滿得意之際，也就成了她步入迷津之時。”

 

讀這本書的13篇[采訪前記]，我覺得，劉小萌與吳獻忠的對話最意味深長。吳獻忠一再強調，對以前的所作所為從不後悔，因為這都是經過自己深思熟慮決定的，這包括下鄉不後悔，不上大學留在農村不後悔，甚至蹲了監獄也不後悔。我們不妨摘兩段對話看看：

 

劉：共產黨已經不要你了，那你還信共產黨嗎？

吳：信。

 

劉：你現在是公司的董事長了。按過去的理論，這可是資本家啊，難道跟你的共產主義信

仰不矛盾嗎？

吳：馬克思早就說過“資本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前夜。”

 

劉：許多知青下鄉初期，跟你的思想一樣，以後在農村多年，目睹社會的黑暗，對左的東西逐漸有了認識，思想也發生了轉變。你在農村待了那麽多年，難道就沒有注意到種種黑暗嗎？

吳：現在社會上的黑暗不是更多嗎？！

 

最後吳獻忠說她最大的願望是，如果有了錢，蓋一座知青大廈，從服務到設備，什麽都是一流的。有錢的知青來，沒錢的知青也來，大家歡聚一堂……對此，劉小萌在他的[采訪前記]裏竟然說：“同樣美好的理想，同樣博大的胸懷，我衷心希望獻忠夢想成真。”

 

也許吳獻忠真的“不後悔”，也許吳獻忠由於內心的傷痛太深，隻能用“不後悔”來掩飾，隻是劉小萌對她這種抱殘守缺的寬容，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無論是讀劉小萌的前一本《中國知青史》，還是在與他的接觸交往中，劉小萌都是個非常理性、非常冷峻、政治觀點非常鮮明的人。他多次說過，他本該一頭鑽進清史的故紙堆，六四以後，如果不是出於男人的政治熱情，他不會關注知青問題。……今天這本書裏的劉小萌是怎麽了？答案其實就寫在對吳獻忠的[采訪前記]裏：

 

“說實在話，我與獻忠在思想觀念乃至對曆史的看法上有著深刻的歧異，但對於她那種執著和精神上的獨立，不能不從心裏給予足夠的尊重。在一個日趨多元的社會裏，為什麽偏要強求大家想法一致呢？隻求一個‘真’字，不就足夠了嗎？”

 

由於我們一代人生長的特殊曆史條件和特殊曆史環境，使得與生俱來、不止不息的的政治熱情，成為知青一代的特點，同樣，缺乏寬容的民主精神也是這一代人的特點。就象生活在父權專橫陰影下的家庭，它的子女的民主訓練往往是不充份的。改革開放以來，從思想領域的“自由”與“新左”之爭到網絡上知青的政治討論，我們每每都能嗅到“大字報”“大辯論”時代的滾滾硝煙。

 

西方有句名言說，我雖然不讚成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思想的目的是認識真理，由於每個人對“真理”的理解不同，因此這種“真理”隻能表現為“自己的”真理，因此，真正的獨立思想就應該包含著多元化的傾向。正是因為思想的多元化，社會才能出現摩擦、碰撞，乃至整合，從而使生活在充滿活力與朝氣中不斷前進。

 

因此，我覺得，真正反對專製追求民主的知識精英，總是讚成並且力主多元化的思想局麵的。寬容應當成為現代文明的標誌。

 

（3）

 

最後還想說的是：劉小萌的〈中國知青口述史〉不但故事感人，而且對於20世紀的中國來說，是一部彌足珍貴的史料。

 

首先因為在當前的曆史條件下，單憑文獻研究20世紀的中國政治運動，許多重要的檔案尚未開放，如此尋找曆史當事人的口述采訪，是一條廓清曆史謎團的可行之路，特別是這樣一本多人的口述合集，較之許多單人集，在真實的基礎上，體現了曆史的多元的視角。

 

再者對於中國知青運動，目前是近距離看曆史，已有的許多的結論，難免下得為時尚早，這是我在讀安海燕的生動而豐富的口述時想到的，那些已有的結論（包括劉小萌的前一本《中國知青史》中的結論），固然可以有助於去分析未經探討的事實，但不能改變事實，而事實卻可以改變已經形成的結論。

 

嗬嗬，也有人說，曆史是人民寫的。

當然啦，曆史也是人民說的，曆史更是人民聽的。

我們中國有句民間俗話是：

——會說的不如會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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