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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出版於1998年，封麵裝幀是一片混沌的紅，隱見風起雲湧。背麵用藍色斜體字大書： “大潮湧來——幾千萬少男少女的黃金年華卷進了黑泥黃沙紅壤，山川田野莽原。” 不知此話出自誰口，如是書作者本人，那說明劉小萌暗地裏還是一個詩人。不難假想，偌大中國某些角落必定會有某些讀者，對著這兩句詩黯然神傷甚至潸然淚下，且與詩句本身的優劣無關。
1973年，初中文化程度、在內蒙插隊5年的放羊倌劉小萌轉回河北保定原籍，在完縣(今順平縣)當起了農民。因為無法回北京，隻好采取這麽一個“曲線救國”的路線。從農村轉到農村是沒問題的，那邊是牧民，這邊是農民，都還屬於與工農民眾相結合範疇。 一年以後，知青劉小萌當上了生產隊長，外來戶能在農村當幹部，一是因為知青有文化、能吃苦，二來沒有社會關係，得罪人的事情可以幹。就這麽當了兩年農民，被縣裏推薦去了保定技工學校，半工半讀。 “本來推薦我去河北師院的，結果另一個知青認識知青辦主任，請他吃了頓飯。我當然沒請他吃飯。最後那人去了師院，我就給分到了技工學校。當時學校裏聚集了許多北京、天津老三屆的知青，因為上技校可以把農業戶口恢複到城市戶口，雖然你畢業以後隻是當一個工人，但是你也有跳龍門的感覺。” 父母都是知識分子的劉小萌“根深蒂固地想上學”，在技校裏學的是鍛造，簡單地說就是拿汽錘打鐵。那一年，他在學校裏學習打了5把斧子，好幾把刀——那年頭人們用刀斧似乎特別費，因為要武鬥，還要砸四舊。除此之外的另一項重大收獲就是回了7次北京，離得近了，而且當時保定“武鬥得亂哄哄的”，坐火車不用買票。 恢複高考的第二年，劉小萌考進了河北大學曆史係。數理化荒廢了那麽多年，學理科是沒法想的了。學中文的父親建議子承父業，他不情願，一心想離政治遠點兒，“文科裏麵，曆史離政治最遠。” 他壓根沒想到，十多年後，他又會在清史之外，自覺自願地另外研究起知青史，一下子把自己重新納回跟當代政治無法剝離的境地。 不入主流的“獨行俠” 因為研究清史而獲得國家特殊津貼的劉小萌，半生最自豪的卻是知青史研究。他說，雖然給他帶來職稱、奠定他專業地位的是那些清朝滿族，但是他覺得自己最有價值最有回報的業務，卻在知青領域。這個研究，“是跟現實，跟一代人命運直接相關的”。 1990年代初，博士剛畢業的劉小萌開始著手梳理中國知青史。 從上世紀50年代初起，國家逐步明確了把大批中小學畢業生引導到農村從事生產的思路，試圖把解決城市剩餘勞動力問題和改變農村落後麵貌、開發邊疆和偏遠山區的事業結合起來。1962-1966年，全國有近130萬城鎮知識青年下鄉。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上山下鄉活動進入了新階段，1966年下半年起，到1968年，各地學校基本停課，大學不招生，工廠基本不招工，毛主席“再教育”號召發出以後，知青上山下鄉基本上成為一項製度。 “文革”期間，全國共有1400萬知青上山下鄉，這意味著10%以上的城鎮人口在這種形式下被送往農村。 因為研究知青史，劉小萌在原先的科研隊伍裏一度受到排擠，成稿的論文和書稿也遲遲不能付梓，同時，他還不能荒廢本身的專業。 “我當時是副研究員，專業上有壓力，評職稱那會就特別忙，天天熬夜，4個月寫了40萬字，那時候還沒電腦，全靠手寫，手老麻，後來憑借著論文《愛新覺羅家族全史》評上研究員，慶幸沒耽誤。現在我隔幾年就拿出一段時間來做知青研究。我老在反思，我們知識分子自己有沒有好好地利用環境來做點事。起碼，在知青史上，大的問題、大的事件目前還沒有沒寫出來。書稿老是不能及時發其實也是好事，放在那裏就會老去修正它，希望它能盡量減少局限性。中國當代史研究是比較滯後的，但是知青史這一塊，現在我們跟國際上還是接得上軌的。” 因為不接近學術主流、長期獨來獨往，同事管劉小萌叫“獨行俠”，他自己苦笑，說大概是當知青時放羊的潛在影響，強化了自己的自由散漫、學術上邊緣化，和思維觀點上的自由主義。 他沒有知青情結。他憐惜所有與自己有著相似命運的人，比如他的妹妹劉小茁。這個姑娘15歲時在“工宣隊”的強製下到延安安塞插隊，新挖的窯洞還沒搬進去就塌了，萬幸撿回一條命。後來為了照顧哥哥，善良的妹妹放棄了回城，永遠地紮根在河北保定，47歲提前“內退”。 劉小萌給許多知青做的口述錄音，都是妹妹幫助整理。劉小茁把這些說話南腔北調，聲調忽高忽低的錄音，耐心地整理成文字，不為別的，就因為她也是“知青”。 “你為什麽不說？” 《中國知青史——大潮》以後，劉小萌又完成了《中國知青口述史》一書，全書收錄了13位知青的各自不同經曆，劉希望用活生生的個體來補史、證史，讓曆史鮮活起來，彌補第一本書憑文獻史料研究的缺憾。 他在這個過程中結交到了不少掏心掏肺的知青朋友：許多人熱情無私地支持他，為他提供當年的史料和珍貴的照片；到哪裏考察都有知青像招待貴賓兼多年老友一般招待他；他去湖南調研，知青出身的“湖南鋼鐵大王”給他一張卡，在賠錢賺吆喝的“知青酒家”裏管吃管住…… 1700多位知青裏，選出十來個有代表意義的個體，以多元的觀點和寫作手法來呈現曆史，劉小萌說，非和知青廣泛地、長期地交朋友不可。 一位知青在做口述的時候，說母親是病死的，交往多年，一次與劉酒酣耳熱之時才吐了真言：母親是紅衛兵抄家的時候被打死的。當時兄長拿著擀麵杖挺身而出：你們誰敢動我媽，我跟你們拚了！結果，也被當場打死。嫂子帶著孩子改了嫁，侄兒至今不知道自己身世。 劉小萌瞪大眼睛：你為什麽不說？你哥哥是英雄啊！ 雖然有著種種限製，劉小萌在《中國知青口述史》中還是盡力呈現了一幅比較全麵和多元的知青眾生相。這其中，有曾經風光一時的知青典型、有返城風中脫穎而出的民間領袖，也有默默無聞的普通知青。 ——張韌，知青中的“大姐”，1962年考取上海戲劇學院導演係，但她放棄了，執意下鄉，是當時著名的知青典型； ——柴春澤，一個極左路線猖獗年代的知青典型，曾被劉小萌形容為“有寫信癖”，但通過接觸了解，劉發現，這其實是一個樸實而又循規蹈矩、拘謹認真的老好人； ——劉繼業、吳獻忠，遼寧知青典型，“文革”後同遭牢獄之災。出獄後劉繼業成了大型國有企業的中層領導，吳獻忠雖然沒了黨籍，但依然堅信共產主義，以“黨外布爾什維克”自居，等待著有一天能夠重新入黨； ——安海燕，13歲遭遇“文革”，靠撿破爛養活全家，17歲下鄉當赤腳醫生，因成績突出成為典型，但就是這個給病人大膽紮針治療的赤腳醫生，居然直到新婚之夜還沒有任何性的常識，以為自己是個半男半女的“中性人”； ——歐陽璉，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幾萬知青返城的組織者，人稱“半條命”； ——小月(化名)：19歲在東北兵團為撲滅山火而遭毀容，整容不成，百病纏身，一生未嫁，從此與“幸福”二字絕緣。 …… 小月在口述裏的一段話大概代表了很多知青的心聲： “我們這一代人有許多共有的名字 ：共和國同齡人、老三屆、知識青年。從任何方麵而言，我們都不具備與國家、與時代討價還價的條件。知青是背負沉重十字架的一代，永遠在替父輩、自己甚至後代償還債務，身上有著抹不去的悲劇色彩，惟一支撐我們的是堅強的意誌和艱苦歲月的磨練。 “沒人去追尋曆史的責任，縱然我們對曆史有過怨言，也已在挫折裏將一切看淡。” 劉小萌與牧民小孩和大白狗的合影 (責任編輯：曉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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