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57年右派分子之一）錢辛波 （錢家瑞）：我是怎樣當上“右派”的 ？ zt

我是怎樣當上“右派”的 ？

錢辛波 （錢家瑞）
　　1956年秋天，我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組副主任，接到了去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的通知。當時我滿心歡喜。因為我自己覺得，參加革命以後，沒有經受嚴峻的戰場考驗，與來自老區的同誌相比，思想與作風均有差距，所以特別盼望有機會係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充實和提高自己。

　　我進入黨校以後，讀書是認真和自覺的，心態也是真誠的。

　　1957年夏季開始“整風反右”我是抱著積極的態度參加的。隨著運動的發展，報紙上揭露出的一批“右派分子’中有我熟悉的朋友，如徐鑄成、浦熙修、儲安平、吳祖光、丁聰、黃苗子...... 我認識他們較久，認為他們為人正直、正派，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是跟隨共產黨走的，我難以想象他們會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反黨“右派’。尤其是點名批判浦熙修更使我感到意外。

　　我與浦熙修在《新民報》共事多年。解放前，她甘冒危險，在重慶和南京為中共代表團做了不少工作，有一次更是冒著生命危險到中共代表團交送文件，這是我親身經曆的。新中國成立以後，她更是堅定地信賴共產黨。但是我又深信，黨看來是不會錯的，決不至於無端置人死地。既然黨批判了浦熙修，那麽她一定鑄下了大錯。

　　我將這些困惑與同在黨校學習的徐盈、高汾交談過，他們也有同感。我們就一起去找正在黨校普通班學習的浦熙修的妹妹浦安修，因為安修是彭德懷元帥的夫人，想必更加了解情況，我們可以從她那裏知道一些詳情，也希望她能夠幫助一下浦熙修。

　　沒有想到浦安修說不出什麽，還說她已久不見二姐，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我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表示對黨的忠誠，本著“無話不可與黨說”的準則，不止一次地向黨組織寫“思想匯報”，向黨組織匯報我與已經揭露出來的那些“右派分子”是怎麽認識的，有過什麽交往，思想深處和他們有哪些共同的地方，表示要與之“決裂”雲雲。黨支部負責人認為我寫得比較“深刻”，黨校還曾將我的“自我檢查”作為典型材料在各支部傳閱。

　　轉眼到了1957年年末，“反右運動”在高級黨校基本結束，學校宣布即將舉行結業典禮，周恩來總理將來講話。同學們即紛紛整理行裝作歸計。我所在的新聞班支部除了被點名批判的“右派”同學外，都在一起照了相。我很高興自己已經過了關。

　　參加結業典禮前，支部書記找到我，要我和另一位學員在典禮過程中監視“右派分子”，開會時坐在被劃為“右派”的新疆人民廣播電台副台長尤力的左右，防止他有什麽“異常舉動”。可見當時我還是沒有什麽問題的。

　　那天前來參加畢業典禮的有周恩來、陳毅和康生。周恩來講話之後，陳毅沒有說什麽。康生接著講話，他出乎人們意料地宣布，本期黨校學員延長學期，補課3天，繼續“反右”。

　　在3天的“補課中，我的厄運來了。

新聞班領導小組成員何偉（時任駐越南大使，後任教育部長）找我談話。他開門見山就說：“你的問題我們考慮過，你有許多熟人都是右派，你以前又在資產階級報紙《新民報》工作過。如今要把你劃為‘右派’，你認為怎麽樣？”

　　聽他的口氣似乎是征求意見，實際上一切都已經決定。他說的這番話在邏輯上是荒唐的，怎麽能因為我有熟人是‘右派’，於是我也就是‘右派’呢？這不是“莫須有”罪名的現代翻版嗎？

　　但是在當時的氣氛下，他的話不容我多想。我遲疑了一下，回答說：“我確實並不比我熟悉的那些朋友們高明，把我劃為‘右派’，我也沒啥說的，由組織上決定吧。”就這樣三言兩語，我被劃為“右派”了。

　　後來我無數次回想，如果我在當時據理力爭會是一個什麽結果？想來想去，結果隻能是更壞，因為在當時環境下我其實已經失去為自己辯護的權利。

　　黨支部馬上著手整理我的罪狀。在“反右運動”中，我沒有寫小字報或大字報向黨提意見，攻擊什麽，我寫過的就是一次次在組織內部的“思想匯報”。整材料者就在這些文字中搜羅罪名。

　　到了需要的時候，整材料倒也好辦，就從我的各種“交心”材料和“思想匯報”中摘抄，而且也不作調查考證了。但是，他們作的這些摘抄都是斷章取義的，並且無限上綱，不需要邏輯了。比如說，我曾在思想匯報中說過，解放前的報社編輯部不過幾十個人，如今普遍上百人，甚至幾百人辦報，但是報紙辦得呆板，讀者並不愛看。整材料者就認定我這是“攻擊黨報’。我有一次和徐盈聊天，說：“北京應該有一張晚報。你來當總編輯，我來當記者。”結果被上綱說我主張“同仁辦報”。我在“交心”中說，建國以後許多事都要按照級別辦事，比如開會、看文件、坐車、看病，甚至火葬等等，如此鮮明的等級製度與民主平等的原則是不相容的。對我的批判材料就說我“攻擊幹部製度”。我對浦熙修等被定為“右派分子”表示困惑，整我的材料中就說我是“為右派分子鳴冤叫屈。”

　　當時，被劃為“右派分子”照例要在小會大會上接受批判。但是輪到我，因為時間過於緊張已經顧不上批判了，直到最後一天才開了一次支部大會，公布我的“罪狀”，開除我的黨籍。

　　臨到要離開黨校了，楊獻珍校長找我去作“臨別贈言”。他對我說，一般知識分子犯錯誤的根源，在於他們都是“三門幹部”，出了家門到校門，離了校門就進機關門，由於沒有和工農相結合，沒有得到改造，終究是要犯錯誤的。他要我接受教訓。

　　其實我哪裏是什麽“三門幹部”，我是在全民族奮起的抗日戰爭中經曆顛沛流離完成在燕京大學的學業，又在解放戰爭中通過和以周恩來為代表中共領導人的直接接觸，進而接受了黨的主張。後來，又是夏衍和範長江這兩位新聞前輩介紹我入黨。我是千千萬萬曾為創建新中國努力奮鬥過的隊伍中的一員。

　　但是當時我的思想卻被一種無形的枷鎖禁錮了，解除了思辨的能力，我屈服了。我對楊校長說，你說我是“三門幹部” 我承認，但說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我想不通。我對他說：昨天晚上看電影，銀幕上出現毛主席的鏡頭時，我熱淚直流，難道反社會主義的人會有這樣的感情嗎？”

　　沒想到楊校長的回答完全文不對題，他說：“如果沒有這樣的感情，就要進公安局了。”

　　我對楊獻珍校長原本是很尊敬的，但是他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我萬萬想不到，因為我在日後的遭遇和“進公安局”其實是可以劃一個等號的。

　　回想1956年秋，我去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的時候何等興高彩烈，感到黨組織在關懷和培養我。1958年初我回到機關，卻低著頭含著淚，感到人們用異樣的目光看著我。

此後20年，不僅我，還有我一家人的命運都是非常悲慘的。我不願意多說了。我隻是55萬同命運者中間的一個。我經常在想，“反右運動”中，為什麽黨組織的負責人、乃至高級領導人為了完成更高的上級的任務、指標能夠這樣輕率地將自己同誌毫不留情地推向敵人的行列呢？怎麽能說因為我的朋友是“右派”了，就株連到我也一定是“右派”呢？怎麽可以將我在黨組織內部的“交心”材料和“思想匯報” 視為“向黨進攻” 呢？邏輯為什麽在這裏被顛倒了呢？

　　回顧20世紀50年代，正是我對黨最熱愛最真誠之時，竟因真誠坦率交心而被“思想定罪”，也就是說一個人連正常的思維活動也不能有了，這不是延綿千年的封建思想專製又是什麽呢？聯想到當年數十萬知識分子，莫不抱著一片愛黨愛國之心向黨進言、向社會公眾進言，結果都打成了“右派”。這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大規模冤案。

　　我個人和家庭從此遭受災難、蒙冤20年，畢竟是滄海一粟，但是整個國家民族所遭受的損失卻是太大了，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聲望在整個世界民族之林中為之遭受了很大的損失，由此形成了巨大的“人權”汙點。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的真誠之心倒沒有改變。我願意以自己的真誠發出最後呼喚：但願我們中國從此不再有“五七劫難”，不再有“因言獲罪”、“因思想而獲罪”的事情發生了！我們必須堅決地反對思想專製，反對個人崇拜，要沿著科學和民主的道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