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的“黨話” zt

第三帝國的語言”與共產黨的“黨話”
——漫話共產黨和納粹之十四

 

共產黨和納粹的黨文化，盡管在具體內容上有許多細微的差異，但本質上都是反人性的邪惡文化，都強調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領袖的思想就是聖旨，都熱衷於煽動仇恨，鼓吹鬥爭，宣揚暴力，都是扼殺思想自由的枷鎖，禁錮獨立意誌的牢籠。

——題記

 

維克多·克萊普勒曾是德國德萊斯頓大學羅曼語言文學係的一位知名教授，一個語文學家。納粹當政後不久，因為猶太人的身份，他被迫離開了大學。不過，失去教職的克萊普勒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專業，在那段危機四伏，死亡隨時可能降臨的日子，他堅持運用自己的特長，對納粹語言做了長時間的深入細致的觀察和分析。二戰後，僥幸逃脫了大屠殺的他，根據這些內容寫成了《第三帝國的語言》一書。

按照克萊普勒的看法，納粹語言與傳統德語有著明顯的不同。例如,它在提到人的時候,用的總是沒有個人麵孔的集體稱呼, 如“人民”、“敵人”、“德國人”、“猶太人”、“猶太雜種”、“人民群眾”、“日耳曼民族”。 以“人民”為例，按納粹的理解，“人民”不僅不包括“自我”，而且要消滅“自我”。借用戈培爾的話說：“在第三帝國，沒有哪一個德國人感到自己是屬於自己的公民。” 

再者，納粹語言總是將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比如對於猶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它總是鄙夷地稱之為“猶太害蟲”、“劣等民族”、“德意誌的敵人”。日複一日地受著這種語言的侵染，在絕大多數德國人的心目中，自然隻有血統高貴的雅利安種族才是最勇敢、最發達的人種，才是人類文化的創造者，其他民族都是邪惡的，墮落的，都是寄生蟲，不應該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納粹語言還有一個特點，它總是表現出一種根深蒂固的狂熱,總是使用最高的極端語式，采取“口號+形容詞”的特別語法來吹捧領袖，宣揚納粹的成就，鼓吹狂熱的愛國主義，叫囂侵略戰爭。在納粹語言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崇高而偉大的字眼，如“愛國主義”、“德意誌民族振興”、“國家高於一切”、“德國人民事業的偉大勝利”……納粹語言還發展出了一整套能適用於各種場合的套話,包括報道時事、攻擊敵人、效忠領袖、熱愛祖國、表揚先進、檢討錯誤、開場白、祝賀詞,甚至連死人的悼詞也不例外。

 納粹語言雖然源於納粹黨，並最早在該黨內部風行，但借助權力和宣傳的力量，很快便滲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語言和思維方式之中,成了不折不扣的大眾語言和大眾文化。讓克萊普勒深感憂慮的是，“納粹主義通過一些個別的、經由千百萬次重複而強加的，並被機械地和無意識地接受的詞、短語、語言形式進入人們的血肉之中。”希特勒、戈培爾和納粹其他領導人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匯、概念和說法,更是一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它就象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了人們自發的獨立思想能力。

納粹語言對德國人思想的毒害，不隻是存在於一些官方文章、口號、演說和海報的詞語之中,而且滲透並潛伏在所有接觸過這種語言的人們的頭腦中，甚至包括那些反對納粹意識形態的人們也不能幸免。克萊普勒承認，“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國人’、‘法國人’(這種有群無人的概念)來思想的嗎?我也忽視過這些人群中的內在差別。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學院裏麵,避免涉及政治,享受著一種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學問)嗎?”更可怕的是，即使納粹滅亡以後,它的那套語言依然陰魂不散。克萊普勒感歎道,“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天真爛漫的年青人,非常希望彌補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擺脫不了納粹的思想方式。他們自己察覺不到這一點。來自過去的語言用法在迷障和誘導他們。”

 語言與文化曆來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作為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記憶，語言凝攝著該民族的終極關懷、價值觀念、曆史智慧、思維方式、審美趣味、社會風俗，反映了該民族與宇宙的關係、在世界中的定位、整體的生存方式和發展的走向。因此，語言不僅是文化的載體，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還是文化大係統中最重要的子係統。所以說，納粹語言的出現和流行，不但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德國語言，而且標誌著納粹黨文化的形成。 

文化分為內在的價值觀和外顯的與內隱的行為與思維模式兩大部分。從本質上說，納粹黨文化乃是由種族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為基礎所支撐而成的思維方式、話語係統及行為模式。它既包含了納粹所強行建構和灌輸的納粹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權暴力與謊言統治下廣大民眾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變異文化，而其核心則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所鼓吹和宣揚的種族社會主義，又稱納粹主義。

種族社會主義的主要內容包括：宣揚種族優秀論，認為“優等種族”有權奴役甚至消滅“劣等種族”；強調一切領域的“領袖”原則，宣稱“領袖”是國家整體意誌的代表，國家權力應由其一人掌握；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力主以戰爭為手段奪取生存空間，建立世界霸權。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納粹黨文化，是納粹對德國人民進行精神控製和奴役的主要工具。在暴力的威懾下，借助於新聞媒體、出版、文化藝術等各種手段，它被強製性地不間斷地灌輸進德國民眾的思想之中，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成為唯希特勒和納粹思想是從的精神奴隸。

 說到當年的納粹語言和納粹黨文化，生活在共產黨國家的人並不陌生，因為共產黨也弄出了一套自己獨有的語言和文化，而且比納粹的那一套更係統更完整。

 1949年以後的中國，時興一種說法，叫“聽黨的話”。所謂“黨的話”，又稱“黨話”，其實就是中共構建的一整套語言係統。當然，蘇共等其它共產黨也都構建了一整套自己的語言係統，都有他們的黨話

曆經大半個世紀的演變，中共的黨話積累了豐富的語匯，比如，常見的稱謂有同誌，領導，上級，書記，支書，戰友，愛人；常見的曆史分期有解放，建國，解放前，解放後，舊社會，新中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戰爭，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荒唐歲月，改革開放，新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八九年春夏之交，一九九二年那個春天；常見的榮譽稱號有勞模，標兵，優秀黨員，優秀團員，紅旗單位，黨的好兒子，黨的好戰士，黨的好幹部，先進生產者，三八紅旗手，新長征突擊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說到到國內形勢，常用的說法是舊貌換新顏；到處鶯歌燕舞；大亂達到大治；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形勢一片大好，而且越來越好；說到國際關係，常用的說法是一邊倒，和平演變，主權高於人權，中美必有一戰，樹欲靜而風不止，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和平和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隻有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常見的名詞是路線，方針，政策，方向，任務，製度，核心，領導，幹部，隊伍，人民，群眾，敵人，勢力，保證，豐碑，凱歌，覺悟，武器，戰線，組織性，紀律性，科學性，先鋒隊，戰鬥力；常見的動詞是宣傳，貫徹，執行，號召，動員，鬥爭，奮鬥，戰鬥，批判，總結，前進，推進，堅持，改善，發展，重視，加強，鞏固，高舉，喪失，危害，動搖，建立健全，進一步加強，進一步加大……力度；常見的形容詞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長期、艱钜、複雜（的鬥爭），光輝（的曆程），大無畏（的精神），光榮（入黨、犧牲），堅決（擁護），深刻（領會、認識），牢固（樹立），自覺（維護、抵製），嚴格（執行），高度（重視），重大（意義），親切（關懷、會見），意氣風發，鬥誌昂揚，堅定不移，迅速果斷，轟轟烈烈，旗幟鮮明；常見的口號是“……站起來了”，“×××萬歲”，“保家衛國”，“人民公社好”，“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以……為綱”，“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打倒……”，“反對……主義”，“向×××同誌學習”，“抓革命，促生產”，“停課鬧革命”，“複課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炮打……”， “備戰、備荒、為人民”，“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團結起來，打敗……”，“團結起來，爭取……”，“團結一致向前看”，“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三講”，“三步走”，“三個麵向”，“三個代表”，“三個有利於”，“四有”，“四化”，“四項基本原則”，“五年計劃”，“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文明”，“社會主義……經濟”，“社會主義……階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將×××進行到底”，“×××壓倒一切”。

 在共產黨國家，黨話不僅是正式場合使用的欽定語言，而且充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比如，在中國，形容一個人心緒煩躁，人們會說他“滿腦門子階級鬥爭”；說一個人德才兼備，人們會說他“又紅又專”；形容一個人勤儉持家，人們會說“艱苦奮鬥”，或者“艱苦樸素”。有人傷心欲絕，別人會安慰他，要“化悲痛為力量”；有人做出成績，別人會告誡他，要“戒驕戒躁”，“這才僅僅是萬裏長征第一步” 。

黨話的一大特點是喜歡使用兩極化的對立性表達，如革命/反動，進步/落後，造反/保守，紅/黑等等。

黨話的另一大特點是中性表意詞匯極度萎縮，偏愛“徹底”、“一切”、“根本”這類絕對化的形容詞，“文革”時尤為如此。當時使用頻率最高的形容詞是“永遠”，使用頻率最高的副詞是“最”。1968年3月28日，《烏蘭察布日報》發表了內蒙古自治區職工學習毛澤東思想代表大會寫給林副主席的決心書。此書不足一千字，用了13個“永遠”——“永遠向您學習”、“永遠永遠健康”等，45個“最”——“最理想的接班人”、“最好的副統帥”、“最全麵、最正確、最科學地評價”、“最精辟、最係統地闡述”、“最靈活、最富於創造性地運用”等等。

粗鄙化和野蠻化也是黨話的特點之一。曆次政治運動中，汙辱性的語言無處不在，諸如什麽“害人蟲”、“小爬蟲”、“砸爛狗頭”等等，不一而足。罵人成了革命的標誌，“文革”時“滾他媽的蛋”甚至寫進了紅衛兵戰歌。

如同納粹語言不但是一種不同於傳統德語的語言係統，而且標誌著納粹黨文化的形成一樣，中國的黨話也不僅僅是一種不同於傳統中國語言的語言係統，而且標誌著具有鮮明中共特色的黨文化的形成。 

按照《解體黨文化》一書的分析，這套具有鮮明中共特色的黨文化乃是由中共的價值觀為基礎所支撐而成的一整套思維方式、話語係統及行為模式。它包括了三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種為中共強行建構和灌輸的文化；第二種為民眾為了在中共暴力和謊言下生活和自保而產生的變異文化；第三種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進行理論包裝，並推廣普及和充分實踐的文化。構成黨文化核心的是所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其主要內容不外乎無神論、唯物論、辯證法、剩餘價值學說和階級鬥爭理論。

中共當權後，憑借其掌握的國家暴力，采用各種手段對民眾進行不間斷的洗腦，日複一日，被強行灌輸的黨文化無孔不入，象血液一樣滲透到每個人的大腦中，左右了中國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在它的主宰下，中國人以中共的善惡標準去分析對錯，用中共的思維方式去解釋人的行為，用中共規定的行為方式去表達意見，甚至用中共的話語係統去批判中共，人的心靈和思想以及行為均產生了深刻的變異，使得社會、家庭、教育、工作、人際關係等各個方麵都偏離了正常的人類狀態。

 

相比較而言，納粹和共產黨的黨文化固然在具體內容上有許多細微的差異，但本質上它們都是反人性的邪惡文化，都強調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領袖的思想就是聖旨，都熱衷於煽動仇恨，鼓吹鬥爭，宣揚暴力，都是扼殺思想自由的枷鎖，禁錮獨立意誌的牢籠。構建和灌輸這種文化的目地隻有一個，就是讓全體國民都變成滿嘴納粹語言，張口就是黨話，隻會按照獨裁者的意誌思想，沒有一點獨立想法的政治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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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引述了徐賁《被洗腦比無知更可怕》和《解體黨文化》中的有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