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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紅衛兵、愛國賊是中曱國百年來名為“愛國”、實為禍國的三大怪胎，而且不僅禍國，還禍害國際準則、禍害人類文明。
義和團實際隻是一個迷信色彩很重的民間幫會組織，與其說是愛國，不如說是仇外，準確說是仇西洋文明，是一種思想仇恨運動。義和團殺洋人、毀教堂，僅在庚子之亂前就殺死教民兩萬多，進入北京後，不僅殺外國使節、也奸淫中國婦女、搶劫財物，屠戮當地平民十多萬，甚至在京的安徽提督由於提醒他們不要輕易挑起國家爭端，就被拉下馬來，立即處死。
正是由於義和團的蠻幹，才導致了列強對中國的聯合進攻與瓜分。
現在，回過頭去省視一下一百年前那個同樣發生著劇烈變化的年代，無疑會對當代產生幫助。就如先哲們曾預言的那樣：曆史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在當時的中國，能夠進入內陸地區的隻有傳教士，而義和團運動仇恨的一個重要目標正是教會組織。教會在中國吸納教眾引起了當地人的很大不滿，這裏麵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傳教者中間良莠不齊，不過就以幾個傳教士的能力，為何能夠掀起這麽一場巨大的排洋風潮？回顧當時發生的“教案”，絕大多數並非利益衝突，而是思想衝突。中國君主文化與西方宗教文化的對立，是造成後來仇洋情緒泛濫的根源。除此之外，當時人們的無知和愚昧也是造成這種敵視情緒的重要因素。比如通過自己的想象虛構一些現在看來極其荒謬的“洋鬼子罪行”。比如《反洋教書文揭帖選》中說，“（洋）銀必取中國人睛配藥點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國人死，無取睛事，獨中國人入教則有之。（洋人）能咒水飛符，攝生人魂與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婦女發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樹上，咒之，攝其魂為耳報神，甚或割女子子宮、小兒腎子，及以術取小兒腦髓心肝！”《庚子記事》中說，“（教堂）牆壁，具用人皮粘貼，人血塗抹，又有無數婦曱赤身露體，手持穢物站於牆頭，又以孕婦剖腹釘於樓上，故團民請神上體，行至樓前，被邪穢所衝，神即下法，不能前進，是以難以焚燒。又兼教堂有老子在內，專用邪術傷人，固難取勝，反多受傷。”在當時廣為流傳的義和團揭帖中記載了眾多類似這樣的控訴洋教的文字，人們深信不疑。
義和團運動於90年代後半期起源於山東和直隸，以“練拳”為名組織起來，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東冠縣梨園屯拳民起義，使義和團運動迅速興起，從山東發展到直隸，並於1900年夏進入北京天津。如果說這種極端情緒隻在民間，那還不至於惹出什麽大麻煩。但這股力量卷入更加巨大的政治鬥爭後，被迅速催生成更為可怕的政治運動。
光緒24年（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慈禧通過政變重新實行訓政。但慈禧對於屢屢反抗自己意願的光緒皇帝仍然非常不滿，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國公使都喜歡光緒的開明，聯合起來反對，慈禧隻得作罷。光緒25年12月24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載漪之子為皇子，再次試圖廢光緒，兩天後，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等1200餘人發電報反對廢立，稱“各國有調兵幹預之說。”慈禧一心要廢光緒，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時，端郡王向其推薦了義和團，說他們可以刀槍不入，不畏洋槍洋炮。
義和團原本在山東聲勢最為浩大，原因就是山東巡撫毓賢縱容當地義和團攻擊教會，直到後來他們闖禍殺死洋人，惹的外國公使問罪，清廷才罷了毓賢的官，將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凱去當山東巡撫。袁到了山東後毫不留情，當地拳民紛紛逃往直隸京津一帶。毓賢到了京城，到處向王公大臣們吹噓義和團的刀槍不入。當時京城中頑固派勢力的代表端郡王、莊親王和大學士徐桐如獲至寶，鼓動慈禧利用義和團來對付洋人。光緒26年（1900年）5月，慈禧派軍機大臣趙舒翹等前往涿州、良鄉宣撫義和團。該月20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會給榮祿，要求慈禧立刻歸政於光緒。23日，清廷召開會議，決定宣戰。後來慈禧才發現原來那份照會是假的，是端郡王為了讓自己兒子當皇帝所使的激將法，但為時已晚。
次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門大街被殺。清軍及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及西什庫教堂。25日，清廷正式下詔與各國宣戰。6月起，義和團大規模進京，其強盜本性才真正暴露出來。搶教民之財物是常事，坐地賣所搶之物亦有之。在義和團的邏輯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國人全都該殺。7月15日開始，義和團進攻聚集在宋家河的3千多名教民；3天後陳澤霖又帶2500名新軍加入；到20日，義和團用炸藥包炸毀圍牆攻入，殺死了所有做最後抵抗的修女，然後對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燒，隻有50人從窗口逃出；加上被陳澤霖帶回北京的、被義和團賣為奴隸的、夜間逃出的，隻有5百人幸存。
義和團把傳教士稱為“毛子”，教民稱為“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者依次被稱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統統在嚴厲打擊之列。他們經常隨便找一家大戶人家，指其“裏通外國”，然後衝入家中洗劫一空。義和團仇視一切與洋人有關的東西，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由於義和團是“奉旨造反”，其威勢無人能匹，他們甚至膽大到衝進紫禁城去捉拿光緒這個“頭號賣國賊”，結果被慈禧罵了出去。其他大小官曱員，外國使節，更是不放在他們眼中。本來洋務大臣李鴻章也是義和團的目標，不過他倒是有先見之明，提前討了個兩廣總督的差事避難去了，直到後來慈禧逃出京城之時下旨讓他全權負責收拾殘局。
義和團的衰亡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他們“刀槍不入”的神話在一支臨時拚湊起來的約20000人的“八國聯軍”麵前徹底破滅了。可笑的是，八國聯軍已經打來了，義和團卻還仍然熱衷於燒教堂、殺教民的運動。6月12日，慈禧調兩廣總督李鴻章為直隸總督，辦理對外交涉。18日，八國聯軍陷天津。20日，八國聯軍侵入北京。21日，慈禧與光緒帝出北京西奔逃走。這場運動最終以簽訂辛醜條約告終，4億,5千萬中國人每人為義和團賠一兩銀子，同時俄國還趁機占領了東北。
鄒容在其著作《革命軍》中說“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蔡元培在1916年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後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李大釗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說：“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總結說：“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製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
可見就在義和團之亂的幾十年後，思想者們對於義和團的認識有著驚人的相似。
義和團被美化甚至神話，是在文革時期。當時提出了“在什麽場合對義和團采取什麽態度，如何評價其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不僅成了衡量人們是否堅持黨的路線的唯一標準，而且更廣泛的意義上，成了估量人們是否忠於革命，是否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甚至成了評估人們是否對祖國忠誠的唯一標準。”
《文匯報》1967年4月14日發表的《讚”紅燈照”》（《人民日報》4月17日轉載）是當時評”紅燈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觀點就是要保衛文·革及其化身紅衛兵，而反對頭號敵人劉少奇。這篇文章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對義和團和紅燈照持什麽態度，是衡量一個人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的試金石。在這一年的4月份，《文匯報》和《光明日報》分別整版刊載紅衛兵頌揚紅燈照的文章和曆史學者整理的義和團史料。在文革這場破壞性更甚義和團的10年運動中，義和團運動被戴上了“反帝”、“人民運動”等光環，更成為“造反有理”的佐證。
以今天的觀點來看，西方列強既給中國帶來了先進文明，同時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國人的利益。縱觀整個義和團運動，他們從未著眼於收回被占領土等合理要求，他們要求的是徹底拒絕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舊的老路上去。
相比之下，義和團與文·革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同樣是平民百姓的極端排外情緒被官方鼓勵，並被用於政治鬥爭中去；同樣是用愚昧取代科學；同樣是盲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
義和團雖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義和團的陰影卻從未從這個國家的上空散去。在這個時候，重新審視中國曾經走過的那一段真實的曆史，無疑是有著借鑒意義的。
當然不可否認，早期基督教進入中國後，確實有個別教士蔑視中國文化、部分教民胡作非為，但主要還是由於文化差異，造成了老百姓對基督教的仇恨，加上民間的謠言及中國傳統習慣勢力對外的排斥，才導致了義和團的興盛。現在看來義和團隻是民間的仇外運動，後來受慈禧招安，攻打外國駐華使館，更是愚昧至極，根本就不是抵抗什麽侵略。其野蠻、無視基本國際準則的行為，對國家、民族，有百害而無一利。
而崇拜義和團的紅衛兵，，除仇視西方文明，對中國文化的破壞也是空前的，不僅破毀了黃帝陵、炎帝陵、伏羲廟、孔廟、關帝廟、嶽飛廟。而且從精神上徹底摧毀了中國人的基本價值觀。
曆代的入侵者如蒙古、滿清進入中原時，隻敢殺人，但對漢民族的文化還不敢有絲毫輕慢，即使日本侵略軍也對我們的文化畢恭畢敬，今天中國人血淚控訴的英法聯軍，也隻毀壞皇家園林圓明園，實際上他們對中華民族文化的仇視與毀壞，不能望紅衛兵的項背於萬一。文革紅衛兵潮，文攻武衛導致了數千萬曱人死亡，無數家庭毀滅，國曱家瀕臨崩潰邊緣，全國百姓包括紅衛兵自己，無人不受其殃，其對國家的危害，絕對不下八國聯軍和日本侵略軍。固然他們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但不能否定其自身該承擔的責任。
當代的愛國賊，就是曆史上的義和團、紅衛兵，但比義和團與紅衛兵更狡猾、更無恥和更功利。所謂愛國賊，是近年來一批以“愛國”為幌子的投機分子，他們把“愛國”當成生意，有利可圖就爭先恐後，無利可圖再大的事情也視而不見。這些人言論和行為都極為誇張，甚至不惜歪曲事實、煽風點火、造謠滋事，來為自己的“愛國”生意創造商機，但真正有關國家命運、民族前途、人民福祉的事情根本就不在其關心範圍之內。
愛國賊有幾個特點：
一，突出自己、壓低他人。如果誰和他們在國家統一上的思路不一，便是漢奸；誰對西方的政治體製予以肯定，希望中國深化政治體製改革，誰就是反華。如此一來，中國曆史上的許多仁人誌士，也都難脫反華和漢奸之嫌！
二，人格分裂。有些人明明千方百計爭取到西方定居，卻要將西方說得一無是處。個別人甚至通過咒罵中國才獲得了西方的定居權，反過來又要罵西方充當愛國英雄。幾麵說謊，幾麵得好處！
三，以“愛國”裝點門麵。有些人本身就是坑蒙拐騙之徒，本來沒有什麽人格，卻要把愛國當成護身符四處招搖。有的落水狗不僅將“愛國”變成他的救命稻草，還要使其成為飛黃騰達的資源。不僅玷汙國家、玷汙民族，也讓“愛國”這一聖潔的字眼蒙羞，正像妓女令“小姐”一詞蒙羞一樣，令人不堪。
義和團與紅衛兵已經被當時的政府拋棄，當代社會也大體知道了他們是什麽貨色。但愛國賊，人們現在還沒有充分認識到他們的本質與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