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在這裏相遇
------餘愚
曆史常常有其驚人相似之處。如果你對現實感到迷惑，你就去讀讀曆史，其實一切都發生過了。於是你會明白為什麽中國在今天還會有人在強調政治改革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結 果民間喊了二十多年公布官員財產的提案至今還說在研究；你會明白為什麽農業銀行一個小小副行長竟然能一人在澳門欠下三十億賭債；你會體會到為什麽有那麽多 「愛國賊」在高喊強國夢，而他們的財產正悄悄地向外轉移；你也會對溫家寶總理不斷透過傳媒發放中國需要政改的苦言有多一份理解…這一切一切都那麽似曾相 識。
春帆樓的會麵
喜歡去日本旅行的朋友下次若到了山口縣，記得順道去下關市走一走。在這個本州最南端的港口附近山丘上有一座小樓，叫作「春帆樓」。一八九五年，兩位 代表那個時代最頂尖的領袖人物在這裏相遇，完成了東亞盟主的權力移交，台灣從此易主。中日兩國的命運在這裏改寫，兩國的光榮和屈辱、自信和悲憤尤如港外的 遠笛， 相隔一百二十年至今依稀可聞。這兩人是李鴻章和伊藤博文，＜馬關條約＞就在這小樓簽定。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有極其相似的背景，他們分別是中日兩國「總理」級官員，又是一個國家的改革策劃師：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中日 兩國的中世紀酣夢幾乎在同一時間被海外西方列強的炮艦震醒，同樣感受到國家存亡的威脅已近在家門，改革是唯一出路。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始於1861年，比 1869 年才正式開始的明治維新早8年。相比日本，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口眾多，1840年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投資也遠大於對日本的投資。但結果卻是日 本後來居上。
伊藤博文並不是第一次見李鴻章了。十年前，伊藤率政府要員一行，親赴中國向李鴻章討教自強維新良策，那時候一個是師，一個是徒。僅僅十年後，中日甲 午戰爭中國戰敗，李鴻章便俯首於伊藤博文麵前，簽訂了大清有史以來最屈辱的外交條約。伊藤一見李鴻章便冷冷地教訓說：「十年前在天津時，敝人曾向中堂進 言，貴國之現狀，實有改進之必要。但爾後貴國晏然依舊，不圖改進，以至今日，實深感遺憾。」伊藤的這句話居高臨下卻不失中肯，日本這個鄰居和對手從來都是 最了解中國人的。
缺席的政治改革
後世有不少的分析比較兩國改革的成敗，連中學生的教科書都說「中體西用」，也就是隻重學習西方工具科技，而不重視學習更核心的西方思想製度乃成敗關鍵。當時的中國人真的那麽迂腐嗎？真的就是中西文化之爭那麽籠統嗎？
當時東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國的洋務運動，認為以中國物產豐富，如積極變革，很快會成為世界強國。可是日本人認為中國雖然表麵上在不斷改革和進步， 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因為經濟改革推行後，政治體製一成不變。為什麽經濟改革必須配合政治改革呢？因為經濟改革為國家帶來經濟利益，但如 果這些利益不受法律製度的管控便會產生貪汙。特別是經濟改革由國家機構來推動並經營，那麽公務員貪汙的情況便愈發不可收拾。貪汙產生的根源在於權力運作的 灰色空間，要打擊貪汙的根本在於限製權力、完善法律、保證監督，這就需要政治製度的改革力量。假如政治製度不變，反過來也會拖累經濟改革的成效。
洋務運動便是一個很好的反例：官辦或官督商辦企業把種種官僚病帶進經濟活動，使之喪失了推動經濟不斷發展的內在動力。這些企業充塞著腐朽的衙門作 風，機構臃腫，冗員甚多，官派的總辦、會辦等大員大部分不懂經營管理，再加上企業的盈虧盛衰與這些官僚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營私舞弊處處可見。而反過來洋 務運動所提出關於漕運及貨幣的改革都胎死腹中，真的是「祖宗之法不可改嗎？」非也，隻是因為改革會令到一大批既得利益官僚喪失位置或者沒了吃回扣的機會。 什麽是回扣？就是廣東話的「抽水」。洋務運動許多工業和軍事產品本來的方向是國家自己研發生產而避免依頼西方諸強。結果呢？國產的貨品因為「被抽水」而價 格比外國高，質量卻很差。結果還是走回外購的老路。
事實上，貪汙是甲午戰爭失敗的最大元凶。中日海軍決戰黃海，當慈禧為自己的六十大壽挪用海軍經費的時候，日本的天皇正拿出自己的私房錢，購置??那 艘北洋水師訂購而無錢付款不得不放棄的吉野號戰艦。而北洋海軍管理腐敗，軍官貪汙成性、指揮混亂、炮彈奇缺。有些打中日艦的炮彈不爆炸，是假冒偽劣產品， 彈藥也「被抽水」了。
李鴻章在甲午戰爭前已看到政治改革才是解決問題的核心。在他給曾國藩的一封信中意味深長地說：「惟中國政體，官與民、內與外均難合一，慮其始必不能 善於後。」兩廣總督張樹聲在臨死前向朝廷呈遞的《遺折》中把意見說得更為明白：「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才 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 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 張說得再清楚不過了，西方的「體」和「用」是分不開的，國家經濟工業改革必須有政治教育改革的支持方能互為表裏，西方的政治製度才是救國的根本。
愛國賊
既然有此識見，為何不改呢？洋務運動的領袖李鴻章為何隻能在私人信件中發牢騷？而張樹聲堂堂地方大員也要等到臨死之前才敢講真話？在專製政體下，官 員們的榮辱乃至生死都掌握在上司特別是最高統治者手中。清朝滿人皇族牢牢地把政治權力控製在手中。李鴻章本人亦無法進入最高權力機關軍機處。任何提出政治 改革的建議都是對既得利益者的威脅而被打壓。於是這些官員的精神狀態通常都處於自我壓抑之中。那些有為之士不是因敢言而被既得利益階層消聲，便是因顧及仕 途而沉默了。
甲午朝鮮內亂一起，日本介入，滿朝官員突然愛國情緒激昂，更是下了一戰的決心。獨李鴻章力排眾議，倡議忍讓主和，因為他最清楚中國的實力「斤兩」。 但是在強大的愛國聲浪中，任何冷靜提出的穩健主張都會被淹沒，主和者會被視為毫無愛國心、膽小卑怯之徒，甚至被斥賣國賊，為全社會所不齒。李鴻章後來在給 好友的信中總結這場戰爭訴苦說：「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靡費為言，至以購械購船悉為曆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 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致益發不可收拾。。。」換句白話來說，意思就是這十年來官吏大多中飽私囊，貪汙成風，懶惰成習。一說要交錢辦軍備，便推說鋪張浪費， 故軍艦設備陳舊落後，以致彈藥不足，麵對裝備精良的日本新型艦隊，自難應付。
這些既得利益階層有一個特性就是以「中體西用」愛國之名拒絕政治體製改革，從而保護自身利益，並從中蠶食經濟改革的國家利益。國家一旦有事隻懂魯莽 起哄， 又以愛國之名封殺他人之口，於是狂呼愛國的滿朝臣子便把整個國家送上了不歸路。現代有一個十分貼切的名詞來概括這群人，就是「愛國賊」。
還好，「愛國賊」不是中國的專利。馬關條約談判三天後進入膠著狀態，李鴻章在乘馬車從春帆樓返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浪人行刺，麵門中槍，血流如注，這一槍在國際上掀起軒然大波，從而逼使日本人在充滿野心的條約上讓了一小歩。
負傷的李鴻章最後在馬關條約上簽了名。他回頭看了看春帆樓外的大海，強忍著眼淚。他花盡心血建立的北洋水師便在那海麵上覆滅，也標誌了洋務運動的失 敗。而事敗之後李鴻章卻要收拾爛攤子，從此背上喪權辱國之罵名。李鴻章對自己的作為曾有以下評價：「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 何嚐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
下次到日本本州，記住到春帆樓走走吧，畢竟曾經最了解中國的那兩個巨人在那裏相遇。站在春帆樓上麵向蒼茫太平洋的你要比那些跑到靖國神社激憤留言的他們來的更睿智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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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在這裏分手
作者：餘愚
讀曆史的人往往有一個想法，就是如果那個站在曆史火車站負責轉換車軌的控製員，在關鍵時刻決定把車軌向右移，而並非向左，那麽乘載曆史的那列火車，將會開向 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曆史學家喜歡說曆史有它必然的走向，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有時候站在十字路口的那個人的決定可以把這種所謂必然性的走向改道。一如蔣經 國於台灣的民主化，戈爾巴喬夫於蘇聯的解體，沒有一位政治學家能夠在當時以其必然性的理論預測到這種結果。因為他們兩個人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做的決定並 非出於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短期利益，而是為了國族的前途看得更高更遠。可惜，以上所提的兩位人物畢竟罕有，在曆史上手握轉換車軌控製杆的往往是一個庸才。
關鍵的一九零八年
一九零八年中國近代史的那列火車便正正駛進了一個轉車站，在車站 手握控製杆的那位叫作載灃。中日甲午戰爭後，舉國震驚於日本的強大，並反思國家應如何改革走上富強之路。君主立憲的訴求是當時社會上最響亮的聲音。立憲就 是通過憲法限製君權，建立責任內閣。而新興的城市商人階層及地方士紳認為他們應該在地方議會及內閣中有自己的代表。
慈禧逼於形勢答應立 憲，卻又擔心自己被憲法限製權力，故一直拖延，預備期長達十二年。所謂的預備立憲，就是在這種矛盾中進行。一方麵，慈禧頒布了一係列規定，要求各地建立谘 議局，籌備地方議事會，另一方麵，清廷又連發諭旨，嚴禁地方紳士、學生幹預政事，並嚴令禁止演說、發電妄言等。
1908年6月，上海預備立憲公會兩次電請速開國會，以兩年為限。在形勢逼迫下，清王朝在1908年9月公布預備立憲時間表，將預備立憲期限改為9年後召開國會。同時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和《九年預備立憲清單》等立憲文件。
1908年11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同日駕崩。大清王朝的命運落在了攝政王載灃的手上。應該說1908年機會是站在載灃這一邊的：慈禧這個立憲最大的阻礙沒 了，而清廷正正需要以立憲來籠絡人心、吸收新生力量，從而穩定政權，重振國勢。朝廷內有袁世凱、張之洞等漢人重臣支持立憲；在野有梁啟超辦報，作為強有力 的民間意見領袖鼓吹立憲救中國。
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與梁啟超展開了筆戰。 1908年4月革命黨人於雲南的第八次起義失敗。在革命連遭重創、士氣極為低落之時，反對革命的立憲派贏得了不少民心。極具社會威望的梁啟超在《新民叢 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把學生推上戰場，自己安坐後方，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
反潮流而行
在 這樣的有利形勢下，載灃手握重權卻愚不可及地反潮流而行。出於滿人集團對於漢人的猜忌，他首先罷免了袁世凱，並放虎歸山，他一上位便為自己製造了敵人， 為後續政治的發展埋下了伏筆。同時，載灃依然秉承慈禧的拖延政策，麵對一浪又一浪迅速立憲的請願活動，載灃隻是將預備立憲期縮短為五年，並鄭重聲明「一經 宣布，萬不能再議」。梁啟超創立的政聞社因要求立即立憲，並提議將反對迅速立憲的大臣革職而觸怒了清政府，政聞社因此被查封。梁對清廷的舉措大失所望，輿 論的風向正在悄悄地轉變。
同期載灃要革職貪汙的津浦鐵路總辦, 由皇族同樣貪汙成名的長麓補上, 張之洞說：「不可，輿情不屬，必激變。」 載灃堅持說：「有兵在」。可笑啊可笑，執政者不察民心之向背，不爭取吸收支持之力量，化解危機，卻妄想以武力抗拒浩浩蕩蕩之世界潮流。其實在當時，隻要爭 取到立憲派士紳及地方勢力的支持，重奪主動權，革命黨人就不可能有機會東山再起。
中國近代史本來可以避免革命劇變所帶來的社會撕裂、權謀者騎劫革命之果、軍閥混戰等歧路，可是在關??鍵的一九零八年，在轉車站手握控製捍的卻是腦殘的載灃。
我們目送了這列火車駛向混亂、傾軋及衰敗，曆史在這裏分手。
曆史的軌跡
大 凡政治改革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燙手山芋，時代的發展使得新的利益階層冒升，伴隨而來的是政治覺醒及對政治權利再分配的強烈訴求。同時，掌握固有權力的集團 又不甘被分薄權力，而必然阻撓這種時代的訴求，使得社會的發展與政治權力的分配產生了極端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又製造了社會關係的緊張。極端排他的兩極化 言論往往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現。香港近年來出現的「非友即敵」的非理性言論實非偶然。
一個真正的政治領袖必然掌握時代的脈搏，既有能 力安撫舊利益集團，亦可果斷作出應有的妥協，吸收新生階層入建製之中，轉危為機，而不致賠上撕裂整個社會的代價。最最不智的做法就是拖延，社會的不滿隻會 因此進一步積聚，而原本理性的聲音亦會因社會失去耐性而被極端的言論淹沒。
讀通曆史就是去除表象，梳理脈絡，你將看到曆史一條條清晰的軌 跡。於是你像一個痛苦的先知，身邊發生的情節尤如看過的電影，明明知道火車再這樣走下去，必然臨近深淵，手握控製杆的那位卻告訴你「還有時間」。麵對隆隆 而來的這一列火車，你一麵祈禱曆史不要重演，希望曆史在正道上不要再一次分手，一麵不明白身在車站控製室的他為什麽反應如此遲緩呆滯，唯一的解釋似乎也在 一九零八年可以找得到。當時向清廷請願成立國會和立憲的代表沉懋昭在被清廷拒絕後說了一句話：「釜水將沸，而遊魚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