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當下所麵臨的最大危機,我想說的是:人性危機。 跟德國人接觸,你會發現,他們會用一生去踏踏實實地做好一件事情,一件產品精益求精到像藝術品。日本人也是。很多優秀的民族都有這種沉穩專注的特性。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很多人想的隻是賺快錢,能踏踏實實做事的人有多少?人心浮躁,人就沒有根,民族就沒有根。人心冷漠、自私、殘忍,就不可能被人尊重。 有一次,我向一位德國記者請教了一個問題:“中國在國際上那麽隱忍退讓,甚至以大慈善家的豪氣用巨資援助他國,為何國際上還不斷提及中國威脅論?” 這位德國記者反問了一句話:“一個敢賣有毒食品給自己同胞的民族,一個不惜以殘害自己同胞來追逐金錢的民族,一個不懂得愛自己同胞的國家,底線在哪裏?什麽事不敢做?你難道不覺得這很可怕嗎?” 這個回答讓我感到深深的震撼。 臨近春節的時候,朋友轉發給我一段視頻:一個壯年城管,一個彎著腰的滄桑的老人。城管想拉走老人的三輪車,老人一次次努力地掙紮著去搶,每次都被壯年城管一腳踹倒在地。老人無助地掙紮著,爬起來,再被踹倒……旁邊是一群冷漠的看客,脖子伸著,“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 我心中不由地湧出一陣悲涼。就算是執法,也應該文明執法吧!城市的麵貌再美,有人的生存重要嗎?這樣一位年邁的老人,他原本應該可以靠領取養老金生活,而不必在寒風中靠這個破舊的三輪車賺取那一點可憐的生活費。這麽大的歲數,仍然掙紮著為生計努力,而不是去乞討,而不是像那些養尊處優的人那樣悠閑地享受生活,這樣的生命卑微但偉大。 再看看那些被趴著的人,再看看那些因攙扶倒地者而被訛詐的人……這個社會,有一個越來越顯著的特點:殺善! 善良的人,越來越不敢付出善心,冷漠的人越來越大行其道。當這種現象越來越普遍,就演變成了巨大的危機:人性危機。 那麽,這種危機從何而來? 追根溯源,中國曆史就是一部流氓戰勝貴族,流氓精神逐漸取代貴族精神的曆史。 春秋時期,是中國人最可愛的時期。勇武、博學、誠信、彬彬有禮、有責任感、包容、浪漫……無論貴族還是平民,每個人身上都流淌著貴族的血液,貴族精神深入骨髓。大家都知道公元前638年的一場著名戰役。宋襄公與楚成王的軍隊在泓水相遇,楚軍渡河時,宋襄公的謀臣子魚建議乘楚軍半渡而擊,宋襄公不同意,不僅堅持等到楚軍渡河,而且等楚軍完成列陣後才開始攻擊。結果,宋襄公慘敗。 宋襄公一定要光明正大地與敵人決戰,雖敗猶榮。因為宋襄公所遵循的原則,在當時是被普遍認可與遵守的原則,那是一種貴族精神。劉邦與項羽的對決,是流氓與貴族的首次大對決,最終,流氓勝,貴族敗。此後的曆史幾乎一直在延續這個法則。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中國的不幸。 培養貴族需要三代,而培養流氓一代就夠了。 所幸的是,漢唐時期,貴族精神依然完整地傳承著。 所以,在漢唐時期,很少有人嘲笑宋襄公的做法,直到宋代,一個自廢武功、重文輕武的自宮到楚楚可憐的時代,以功利為標準的文人們才開始嘲諷宋襄公的做法。宋襄公的案例是一個經典的案例,對宋襄公的態度折射出一個民族的巨大變化,對他嘲諷越厲害的人身上的流氓氣越重。從貴族精神到流氓精神的轉變,使得中國人變得不再那麽可愛,不再那麽可敬,也不再那麽可畏。“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逐漸淪落。 所以,“崖山之後無中國”便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轉折。這也是日本人隻敬畏漢唐隻膜拜漢唐及以前的文化,而輕後來文化乃至蔑視一個曾經偉大的民族的根源。 在流氓文化取代貴族文化的過程中,欺淩弱者、貪圖小利、欺詐、膽小怕事、不敢擔當、幸災樂禍……開始成為一個社會的主流。 回過頭來看,假如那位城管身上,有一點點貴族精神,他會以那樣殘忍無情的方式對待一位在寒冬中自食其力求生的老人嗎?那些無聊的看客會無動於衷地欣賞強者淩辱弱者而一言不發嗎?能夠那麽坦然地看著一位自食其力的老人為活命而努力掙紮嗎? 在一篇短文當中,我無法準確而係統地表述我的觀點。但我想說的是,中國現在麵臨的最大危機是人性危機,中國人需要找回我們祖先身上曾有的貴族精神:自信、誠信、勇武、博學、彬彬有禮、有愛、敢擔當…… 人心回歸,中國不可戰勝,中國人不可戰勝! 貴族精神回歸,中國人將被世界尊重! (這篇短文,把宋襄公的事例作為正麵形象加以引用和闡述,非常少見,有點意思。毛在多年前曾經批過宋襄公是“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查毛選)。其實,宋襄公的做法,恰恰體現了西方的“費額潑賴精神”,應該從傳統文化中挑出來加以頌揚。不然,中國沒有道德底線的人就會越來越多,流氓會被視為好人、君子。正如作者所說,這樣的民族在世界上是不會得到人們真心尊重的,GDP再高一點也是如此。誠哉,“中國的人性危機”的確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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