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stoneINV
INV-ABC
由於回答自身內容較多、篇幅較長，冒昧申請為新話題，另立一貼。
國兄雲：“英國不算“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傳統和愛國心的非猶太國家和民族”麽？
法國呢？
俄國呢？
基本所有歐洲國家都是這樣的。
說到民國，內戰期間美國（假設已經被完全控製了）不支持蔣記國民政府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其他原因還有諸如被美共如太平洋學會刻意塑造出來的腐敗無能形象）他是民族主義政權，希望同樣由被美共刻意塑造出來的號稱民主清廉開放的中共可以取代他。
但是在中日戰爭中，美國還是選擇支持中國，是不是說在兩個同樣“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傳統和愛國心的非猶太國家和民族”發生戰爭時，美國支持更弱的打擊更強的？
如此，美國支持英國反對德國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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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個問題：
說共產主義是猶太陰謀，但是共產主義國家對於猶太銀行家的利益其實是不利的，這個怎麽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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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聞強識、敏銳犀利的國兄看得起足下的淺見，實感榮幸。下麵就提出的幾個新的問題點做一下回答。水平和時間均有限，不逮之處，還望海涵。首先國兄對我所稱“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傳統和愛國心的非猶太國家和民族”提出質疑，聲稱英法俄等所有傳統歐洲國家皆為此，似為反駁我重點強調德國遭受來自國際猶太勢力的格外狠毒的打壓和迫害，認為有言過其實之嫌或以偏概全的不當之處。上述我對你的用意的理解正確吧？
事實上，國兄所言在事實上雖不假，但可能忽略了我談論此話題的曆史前提，故而產生了某種誤讀或誤判。不要忘了，我們討論該話題主要是以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西方社會和國際格局為對象的，尤其以二戰期間希特勒領導和國家社會主義德國與國際猶太勢力的殊死搏鬥及前者遭受的來自後者的忌恨和報複作為中心內容之一，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是不可忘的。當時的西方主要大國中隻有國家社會主義德國、法西斯主義意大利和日本帝國不受國際猶太勢力的影響和控製（三個軸心國擁有屬於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而非像英格蘭銀行和美聯儲那樣的表麵上號稱國家的中央銀行，實質上卻是猶太人控製的私有銀行集團），因而遭到國際猶太勢力的刻骨仇恨。
與之相反，當時同盟國方麵，英法及美國基本都已經被猶太人極大地滲透和控製，猶太勢力已滲透到政界的最高層，還基本控製了金融和媒體，對上述幾國的民眾實施不間斷的洗腦和誘導，同時無恥地使用各種歪曲、捏造和誇大對不服從國際猶太勢力的三個軸心國尤其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進行極力的妖魔化。同盟國的政治首腦方麵，比如丘吉爾就是因被猶太勢力看中，靠羅斯柴爾德係猶太財團的資助和支持才在1930年代扭轉其自一戰擔任海軍大臣失策以來的政治黴運，而且還在二戰爆發後不久的關鍵時期靠猶太人的陰謀手腕和媒體運作成功取代了被視為反德不夠徹底的前首相張伯倫；美國總統羅斯福更不必說，不但其本人及其家族與猶太財團關係十分密切，其身邊最親近的密友和起用的高參也大多是猶太人，如號稱華爾街猶太人之王的幕後大佬Bernard Baruch, 財政部長Henry Morgenthau,國務院高官 Harry Dexter White等人，完全控製了美國政府尤其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拉動其朝對猶太人有利和與德國開戰、摧毀德國的方向一路狂奔。也許我原先的用語有些籠統，但參照當時的上述具體事實，當時的那個時代的英、法、美，蘇俄（共產主義政權本身就是猶太人的理論和實踐的產物，早期蘇共領導層中90%以上皆為猶太人，萬惡兄的係列帖子中有詳盡的披露，此處不贅言）確實難以稱得上真正的“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特色和愛國心”的國度/民族。
國兄自身所提到的中國內戰時期的國、共、美三方的彼此認識和相互博弈的狀況（美國政府被從內部有意圖地駕馭和引導去認定國民黨=民族主義政權=腐敗無能，共產黨=原生態淳樸農民政權=清廉民主開放）也正是說明了我上麵的論點即猶太人憎恨和敵視一切非猶太人的具有鮮明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或疑似具有上述）性質的國家/民族/政治勢力，因為這些力量必然會警惕和反對猶太人的滲透和腐蝕，而成為猶太人奴役和統治全球，建立未來世界大政府的絆腳石。反過來，亦不難理解猶太人一貫鍾愛、宣揚和美化與民族主義針鋒相對的所謂“國際主義”的用意，因為這一虛偽的理念及其實踐為猶太人在全世界各民族國家的滲透和顛覆戰略提供了良好的掩護、正當化的借口，甚至是便利的工具和載體。
二戰中美國支持中國打日本、支持英國打德國的事實，從某種意義和程度上來說，也不是不能用國兄所雲“支持較弱的一個打擊較強的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政權”來解釋，畢竟事態表現得的確如此。如將上述說法作進一步的深化和總結，其核心要點在於：猶太人掌控的美國（此處先談論西方國家，暫將情況相似的蘇聯放置一邊）首先打擊的、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心腹之患是那些國力方麵強有力的、且民族主義性質和色彩濃厚的國家（德日），中華民國國力弱小、且蔣介石的“溫吞水”民族主義政權與日德不同，無論從其本身對猶太問題的認識上，還是其政策實踐上都未真正觸及猶太人的核心利益，對猶太人構不成半點威脅，故而將其算作美國“抗日”的夥伴，予以提攜和支援，當然日德被打敗後，麵對猶太人自己創造的共產主義蘇聯的馬仔中共，美國政府自然又會毫不猶豫地棄蔣助毛。我們談20世紀以來的國際政治中的美國的對外政策時，有必要時刻銘記在心的一點便是，國際舞台上出現的美國從來不是美國人的美國，隻有猶太權勢集團的美國，從一戰、到二戰，再到冷戰和後冷戰時代，美國的外交（無論是結盟、媾和，還是戰爭）的決定權都攥在猶太人及其合作者和追隨者的手中，反映的都是國際猶太勢力的利益及好惡。
國兄的最後一個問題比較複雜，包含多個因素，現嚐試作答，膚淺之處還望指教。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的確確是猶太人的思想產物和遂行的對象，這一點毫無疑問，同樣，20世紀以來在西方社會湧現或轉型的自由主義、消費主義、市場資本主義、乃至今天的全球化（globalism）也都是猶太人為主導或參與形成的意識形態。事實上，20世紀以來所有的全球主要意識形態中隻有國家社會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這兩個意識形態與猶太人基本無關，其他或多或少都有猶太人的痕跡。尤其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看似相反甚至水火不容的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將它們稱為“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麵”。這正是猶太人的奸邪謀略的厲害之處：兩邊下注，無論哪一方得勢，好處都歸於猶太人這個tribe。猶太人根據不同的國家、地區的情勢和特點來決定實施和推行上述製度中的哪一種，比如在具有自由主義、保護私有財產、創業精神等傳統素質的西方，猶太人就提倡、推動、利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消費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以獲取經濟財富和重塑價值觀等“軟領域”為重點；而在具有濃鬱的封建意識、小農經濟、權威主義傾向的俄羅斯乃至東歐，則大力推動共產主義，以掌控國家政權、攫取國土資源、強化國家機器和軍事力量等“硬領域”為重點。應對東西方兩種情況，采用兩套手法，各有側重，互相補充，殊途同歸，這正是國際猶太人勢力的政治道法。
蘇聯創始之初得到了以紐約為中心的美國猶太資本家的鼎力相助，包括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希弗家族（Schiff）、沃伯格家族（Warburg）在內的幾大猶太集團紛紛慷慨解囊，捐獻資金和動用其旗下的媒體在英美社會進行廣泛的親蘇親共宣傳，為蘇聯塗脂抹粉，搖旗呐喊。這也從一個側麵充分說明了國際猶太勢力推進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創建共產主義國家方麵的深謀遠慮：並不拘泥於一時的、眼前的利益，而是基於上一段敘述的對象國的國情進行判斷，看重的是與其在西方推行自由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所獲利益的不同種類的其他利益，將其作為對前者的補充。此外，共產主義國家的情況本身也是千差萬別，各不相同，須分為猶太人控製（或影響）的共產主義國家和不由猶太人控製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家兩類，前者如早期的蘇聯和早期的中共地方政權，後者如冷戰時期的蘇聯和卡斯特羅的古巴、以及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阿薩德的敘利亞等具有阿拉伯世俗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性質（secular nationalism and socialism）的國家。在前者這種猶太人控製的共產主義國家裏，當局對老百姓的官方宣傳和實施的政策是一套，對“內部”和“自己人”則是另一套，猶太人占據高層領導地位，享受政治、經濟各方麵的各種特權，對外也和西方的猶太人資本家有著許多暗中往來和暗箱交易，斷不可輕易下結論認為這樣的共產主義國家對猶太資本家不利，前麵提到的草創期的蘇聯和美英猶太金融資本家的微妙關係便是明證。
值得指出和留意的一點是，猶太國際勢力盡管當初創造了蘇聯並主導蘇聯的內外政策，但也未能想到自己再怎麽神通廣大，也無法確保未來蘇聯的變化和走向，無法預測和操控曆史的一切動態，無法永遠將蘇聯拴在國際猶太勢力的戰車上。這裏需要再稍稍囉嗦兩句，對蘇聯與國際猶太勢力的關係的來龍去脈做一個梳理。蘇聯的第一代最高領導人列寧及其下的托洛茨基等人都完全是國際猶太勢力的走狗和代言者，得到其絕大的支持（資金、軍火、輿論等），其中托洛茨基是地道的猶太人，屬於飄蕩遊走的政治活動家，本身就不是俄國國籍，列寧則具有四分之一猶太血統（外祖母為猶太人）。列寧之後的蘇共第二代最高領袖，惡名昭著的獨裁者斯大林的出自則比較有意思，既定的說法是格魯吉亞人，亦有是所謂身份隱秘的猶太人（crypto-Jews）的傳言，本人對此尚不肯定，目前不敢妄斷。但無論其出自如何，斯大林作為將羅斯福、丘吉爾都玩弄於鼓掌的政治人物，絕對是超越同時代西方政客的一代奸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冷酷無比的現實主義者（a ruthless realist）。斯大林作為列寧衣缽的繼承者，又是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經營蘇聯，自然需要聯合和倚重長期盤踞歐美、勢力強大的國際猶太集團，但隨著蘇聯擺脫外交困境，在工業化、軍事化上取得成就以及斯大林個人權勢和獨裁程度的上升，還有蘇共內部鬥爭的熾熱化，斯大林的思想發生了逐步的轉化。在大力任用猶太人作為其恐怖國家機器的得力幹將的同時，他也開始警惕蘇聯黨政軍高層猶太人的過於集中帶來的潛在威脅，對一些野心分子進行了清洗，逐步將猶太人從蘇共權力高層排擠出去，尤其是從1940年代開始任用大批俄羅斯族和烏克蘭族的幹部取代原先猶太人的位置。此外，斯大林與特洛茨基之間發生了政治上的決裂，後者潛逃到海外，最後斯大林派人追到墨西哥將其謀殺，斬草除根。斯大林和特洛茨基兩人之間的爭鬥除了赤裸裸的權力競爭之外，還有著理念上的重大分歧。特洛茨基秉持列寧時代以來的“國際共運路線”（international communism，西方傳統上又稱為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Jewish-Bolshevism），斯大林則逐漸趨向於“一國共產主義”，主張鞏固和強化蘇聯的地位和實力，有向傳統的民族主義過渡的趨勢，引起了西方猶太勢力的不安和警覺。
在二戰期間，麵臨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這個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兩者皆為猶太人製造和控製）共同的大敵，斯大林和羅斯福、丘吉爾聯手，組成反德同盟，最終憑借蠻力壓垮了德國。但戰爭一結束，兩大陣營之間就開始顯現重大的裂痕，導致了後來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和東西方冷戰的開始（包括冷戰下的地區性衝突如朝鮮戰爭、越戰、古巴危機等等）。究其原因，乃是斯大林決心要和國際猶太勢力決裂，開始摒棄唯猶太人是從的國際共產主義，轉而追求所謂蘇聯式的“新帝國主義”即“大斯拉夫主義”（在和蘇聯決裂後1960和1970年代開始受到國際猶太勢力大肆籠絡的中共國那裏被貶稱為“社會帝國主義”及“修正主義”，均是源自猶太人的propaganda用語），淡化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帶有明顯的重視攫取地盤、擴大勢力範圍和講究地緣政治的傳統民族主義色彩。斯大林的蘇聯成為二戰最大的獲益者之後野心膨脹，不再甘於對之前的合作夥伴也算是蘇聯的“錢袋子”的國際猶太勢力言聽計從，不再滿足於隻做一個在猶太人訂立和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框架下僅從西方那裏分取一杯羹的“馬前卒”（a junior partner），大有另立門戶，與國際猶太勢力分庭抗禮的架勢。這顯然為反對一切非猶太的民族主義的國際猶太勢力所不容。斯大林的“轉向”有不少曆史證據，其中較為突出了三大標誌性史實為：其一、斯大林拒絕了布雷頓森林體係上國際猶太勢力定下的美元霸權也就是西方的金融霸權；其二、斯大林扶持東德與美國對抗，尤其是在東德釋放和重新啟用前納粹分子，建立一種名義上為共產主義，實則具有國家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性質的、忠於蘇聯的意識形態和社會體製，這一點媒體極少報道，故而為很多人所不知；其三、在輿論上開始猛烈抨擊國際猶太勢力主導的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及種種精神和道德上的腐敗墮落，揭露其有害性、顛覆性和腐蝕性，最具震撼力的一幕則是1947年前後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公開審判和處決十餘名捷克猶太人領袖，斥其為西方的走狗、內奸和叛亂分子，這一點極大地震怒了國際猶太勢力，成為蘇聯和西方徹底交惡的一大標誌性事件。
猶太人加緊對蘇聯實行滲透和顛覆，但斯大林定下的蘇聯的走勢已很難遂猶太人所願。斯大林去世（一說為猶太勢力的毒殺）後，蘇聯繼續朝民族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的大方向進發，東西方冷戰也隨之逐步升級，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達到頂峰，世界分分割以美國為首的、受猶太人全盤控製的西方所謂“自由資本主義”，和蘇聯為首的包括東歐和前述第三世界世俗的政治強人統領的國家的如古巴和部分阿拉伯國家（納賽爾、薩達特時代的埃及、卡紮菲的利比亞）的“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中共國看似為第三極，實質上更傾向於前者，而且受到國際猶太人宣傳機器的各種庇護和援助以對抗蘇聯（大家不妨回想美中建交後到1980年代的所謂“美中蜜月時代”西方媒體對中共國的美化宣傳）。綜上所述，正是由於蘇聯在二戰後背離了國際猶太勢力定下的規則和軌道，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大批西方的所謂國際問題專家、學者和知識分子（猶太人居多）及（猶太人控製下的）西方媒體和社會輿論近乎是在一夜之間調轉槍口，開始對從前極力讚頌和吹捧的盟友“約瑟夫大叔”及其領導的蘇聯這個國家大加攻擊、鞭撻和妖魔化，冷戰似乎也是在一夜之間拉開了序幕。值得一提的是，製定了從軍備競賽到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兩方麵對蘇聯進行影響和顛覆、扶持反蘇代理人、最終從內部拖垮了蘇聯、之後又竭力推行以武力為後盾、露骨地將所謂“自由民主”的美式價值觀（如今已被升級到包括向“落後國家和民族”傳播猶太人鼓吹的以破壞傳統家庭和社會秩序為目的的同性戀婚姻、多元文化主義等“新潮思想”）向全球輸出並強加於各傳統民族國家頭上、不遺餘力維護以色列及國際猶太資本的權益、到處發動戰爭、打擊異己、四麵樹敵的政策的、成為從老布什到克林頓到小布什再到奧巴馬的美國對外政策尤其是對中東和對俄羅斯政策核心決策者的美國的所謂“新保守”（Neocon）智庫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及實務官僚，其身份和理念都頗具代表性。請看：
這幫人在內政、社會和文化問題上實為左翼自由派（leftist liberals），一貫反對西方社會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但在對外政策上卻十分強硬、好戰，極具侵略性；大力推行所謂民主製度（實為戰後反傳統的、世俗化的、充斥著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嚴重變質的後現代西方社會製度），無視乃至敵視他國的傳統、文化、風俗習慣，不惜以武力幹涉他國內政，是捍衛以色列和國際猶太集團利益的急先鋒。他們過去基本都屬於早年從蘇俄共產主義的內訌中分裂出來的托洛茨基派（Trotskyite），在西方則體現為左翼的社會民主派（social democrats）和國際幹涉主義者（interventionists）。在冷戰期間，他們因蘇聯在國際政治中反對以色列和國際猶太勢力的主導權而憎恨斯大林，推行反蘇政策，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他們見勢搖身一變，變身為自稱的右翼保守派，其代表人物有Richard Perle, Irving & William Kristol, Robert Kagan & Frederick Kagan兄弟（其父Donald Kagan為耶魯大學教授，新保守係學術重鎮）, Daniel Pipes, David Horowitz等，皆是為猶太人。他們多在布什政府擔任負責國防和安全事務的高官，或者活躍在對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影響巨大的新保守派的智庫（Weekly Standard,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尤其與實權派副總統切尼(Cheney)和副國防部長沃爾弗維茨（Paul Wolfowitz, 猶太人、世界銀行前任行長）、分管防務的副國務卿菲斯（Douglas Feith, 猶太人）、國土安全部部長契托夫（Michael Chertoff, 猶太人）、克林頓時代的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ine Albright, 猶太人）乃至奧巴馬內閣的國務卿克裏（John Kerry, 二分之一猶太血統）過往甚密。觀其言行，證據確鑿，毋庸置疑。更有前不久在烏克蘭危機中表現潑辣彪悍的反普金的急先鋒的原助理國務卿猶太人紐蘭（Victoria Nuland，前述Robert Kagan之妻）。
最後需聲明的是，本文無意為斯大林平反。二戰歐美主要交戰國的政治領袖中，羅斯福和丘吉爾都是器量狹小的“政客”、投機主義者、人格低下的醜陋小人，真正的“政治家”隻有希特勒和斯大林二人。希特勒看透了英美的自由主義和議會製民主主義充滿偽善和期滿的虛偽性，對其進行了徹底的揭露和不屈不撓的鬥爭，堪稱真正的、純粹的民族主義鬥士和偉人，而斯大林則擅長“逆手”利用西方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虛偽性，為其自身的獨裁服務，實為無與倫比的奸雄。斯大林始終是一個血腥的政治狂人和赤裸裸的劊子手，手上沾滿了數千萬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的鮮血，更是與英美猶太勢力聯合絞殺了遵循宇宙與自然攝理的、真正的光明和正義力量——希特勒元首領導下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的罪人之一，對此曆史已有定論。另一方麵，仔細觀察和分析其人一生的足跡，筆者竊以為斯大林亦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主義者，而是善於利用馬克思主義攫取和鞏固自身權力的一個徹頭徹尾的獨裁者和絕對權力的信奉者，其晚年對馬克思主義（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陽奉陰違的態度和做法值得深入考察和研究，其同國際猶太勢力毅然對峙客觀上打擊和阻礙了西方猶太勢力的世界大野心，有值得嘉許之處，盡管其動機多半是出於自身權力鬥爭的需要。
總而言之，本文旨在從側麵披露一些不為人知的相關史實，說明曆史人物的複雜性、多樣性和國際政治的詭譎性，並讓讀者知曉20世紀來操縱國際政治、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真正幕後“黑手”和“罪魁禍首”——國際猶太勢力。與其相比，就算是諳熟權謀術數，冷酷毒辣、不擇手段的一代惡人、梟雄斯大林，在邪惡性和破壞性上客觀的說也尤為不及（Stalin is the lesser evil of the two in comparis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Jew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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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決定自己的出生，但人能決定自己今後的人生。
人不能決定自己生在哪個國家，但人能決定自己今後愛哪個國家，做哪個國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