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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非常容易焦慮。有近五分之一（18%）的美國人患有焦慮症。我們每年花在抗焦慮藥物上的費用達到20億美元（約合124億人民幣）。經常見到有人說，現在的大學生承受著空前的壓力。對於這些焦慮的原因，有很多解釋：糟糕的就業市場，社區凝聚力下降，因為使用社交媒體而進行持續的自我比照。2002年，世界心理健康調查(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計劃發現，在14個被調查國家中，美國人是最為焦慮的，達到臨床顯著水平的人群比尼日利亞、黎巴嫩和烏克蘭都多。
需要明確的是，研究者認為焦慮的人至少部分具備喜怒無常的特征。最近一項對592隻獼猴進行的研究顯示，有些獼猴的焦慮反應比其他的要大，而有30%的早期焦慮症可能是遺傳導致。
但是，遺傳自父母的是焦慮的潛在可能，而非焦慮本身。生活中遭遇的事情顯然會對引發焦慮起到一定作用。此外，相對不那麽明顯的影響因素可能還包括我們對心靈的認知：即把它看做一個需要小心和持續關注的內部所在。
在所有文化中，人類似乎都會對身心加以相區別，但非常清晰地意識到心靈的存在、把它和靈魂與肉體相區別，是從啟蒙運動時期開始。隨著宗教權威遭遇挑戰和科學革命誕生，當時出現了有關心靈本質的激烈辯論。1600年到1815年間，心智產生的地方——用笛卡爾的話說就是那個“會思考的東西”——似乎變得越來越重要。就像精神病醫生和精神分析學家喬治·馬卡裏(George Makari)在其即將出版的著作《心靈機器：現代心智的誕生》(Soul Machine: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Mind)中所描述的。
馬卡裏在書中寫到，這些地方發展出心理學上的心智和精神分析，以及一種期待：人類行為的核心驅動力是個人的思想和感情——而不是角色、價值觀、個人感官，或上帝。美國存在一個規模龐大的心理療法和自救產業，教育我們必須予內心體驗以小心謹慎的關注。我們被教導，為了取得成功和保持快樂，需要明白自己的感受。
並非所有人都相信這一點。就拿對精神疾病的反應來說。美國人認為過度悲傷會讓人生病。僅憑悲傷這一個症狀，不足以做出抑鬱的診斷，但對我們來說，它是出現疾病的特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並非如此。人類學家和精神病學家亞瑟·克萊茵曼(Arthur Kleinman)於1980年——即中國正式對外開放前夕——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具備抑鬱症狀的人主要抱怨自己有慢性疼痛。他們常常感到悲傷，和患抑鬱症的美國人經常感受到的痛苦一樣。但是在當時的中國，隻有身體上疼痛——而非內心的悲傷——才有資格尋求治療。
美國人認為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狀是病患看起來出現了幻聽，它經常是和精神失調同時出現的。當我采訪有幻聽症狀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時，他們很清楚，出現幻聽就意味著你瘋了。人類學家已經證明，在其他國家，人們更傾向於把不當行為，而非幻聽，作為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狀，他們還認為，聽到並不存在的聲音並不總代表著瘋狂。幾年前，我在南印度見到一個女人，以標準評估，她時常出現的幻聽症狀已經說明她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但不管是她的丈夫還是她的父親，都沒有在提到她的幻聽時表示出擔心。他們認為，她的問題是有時會大喊大叫。
皮克斯(Pixar)的新電影《頭腦特工隊》(Inside Out)講述了一個11歲女孩的故事，她因為父親加入位於舊金山的一家創業公司而被迫搬到美國另一端。萊莉(Riley)離開了自己喜愛的冰球隊。她的新家看起來又擁擠又醜陋。她感到孤獨，於是決定逃回到明尼蘇達州。
《頭腦特工隊》從她的思維角度講述了這個故事。電影中，五種情感（恐懼、喜悅、悲傷、厭惡和憤怒）坐在名副其實的“總部”（headquarter，字麵意思為“頭所在的區域”。——譯注）控製室裏。這些情感決定著萊莉的行動。當父親堅持要她吃花椰菜時，憤怒就會牢牢掌握掌控所有情緒。電影情節隨著喜悅和悲傷之間的劇烈衝突（喜悅不想讓悲傷觸碰萊莉的記憶）而不斷推進，這個過程中，二者意外地被排擠出控製室。它們從萊莉的頭腦中消失了，在無意識和想象之地（兩個地方都非常廣闊無邊）流浪，而憤怒則掌握了控製權（不是什麽好事）。最終，喜悅發現了悲傷對於人類情感聯結的重要性，萊莉也在舊金山創造了美好的新生活。電影結尾時，出現了一個改良後的、更加複雜的新控製麵板，上麵有一個標注著“青春期”的按鈕。
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電影。它也具有明顯的美國特征。這部電影是基於一種獨特的思維模式，我們對它習以為常，但它實際上在文化上非常有特殊性，就像我們衣著方式一樣。我不是說，這部電影描述的基本情感原理是錯誤的。情感似乎的確對人類組織思維至關重要。我是說，我們對於這種思維的想象有深厚的文化屬性，它們會對我們體驗思想和情感的方式產生影響。
不管我們麵臨的挑戰是什麽，我們的嚴重焦慮，可能就是這種影響的後果之一。
T. M. 魯爾曼是斯坦福大學的人類學教授，也是《紐約時報》觀點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