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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反思中美教育（上）
值得勝利的國際教育競賽，是美國和其他各國為了迎接21世紀的巨大挑戰，發展智力能力的競賽——但先來後到並不會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可怕。
“美國不再能夠吸引到頂尖的優秀人才。”
錯。雖然美國人對他們的小學和中學的表現擔憂了好幾十年。但要知道，至少美國的高等教育製度是獨一無二的，這足以令美國人安心。美國曾一直對國際學生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不過在今天，美國大學的領導們開始為其他國家在國際學生市場上的追趕感到焦躁不安。數字似乎證實了這點。根據最新數據，美國的外籍學生比重從2000年的24%下降到了2008年的不到19%。與此同時，盡管遠低於美國外籍學生的數量，但對比2000年時的水平，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等國家則迎來了上升。
留學生的國際分布確實在變化，這反映出了一個競爭程度更高的全球高等教育市場。然而，美國的外籍學生數量比十年前多了許多——2008年時比2000年多了14.9萬人，上升了31%。而事實是，離開本國求學的學生總體數量比以前更多。1975年，全世界的留學生約有80萬人；到2000年，人數達到了200萬；再到2008年，數量膨脹到了330萬人。換句話說，美國不過是拿了蛋糕中的一小塊，而這個蛋糕變得大得多了。
即便份額在衰落，美國在市場上還是比最接近的競爭對手英國領先了9個百分點。在國際研究生方麵，美國大學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這些對國家經濟未來競爭力具有直接影響的領域，具有特別強大的吸引力。在計算機科學和工程等學科方麵，美國每10名博士生中，就有6名來自國外。
但這並不意味著高枕無憂。盡管申請美國研究生院的國際學生數量，已經從9·11後的急劇下滑中恢複了過來，但在美國大學取得科學和工程博士學位的外國人數量，卻在最近出現了近5年來的首次下降。美國的院校麵臨這越來越多來自其他國家大學的挑戰。而美國嚴厲的簽證政策或許會更加鼓勵海外學生另謀他路。放棄吸引全世界頂尖人才對國內大學和國內經濟的好處，這對美國來說是一種損失。
“美國的大學將會被超越。”
沒那麽快。毫無疑問，新興國家蓬勃高漲的研究誌向，已經侵蝕到了北美、歐盟和日本長久以來的主導地位。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0年的一份報告，在中國、印度和韓國的引領下，亞洲在世界研究開發支中的比例，已經從2002年的27%上升到了32%。傳統的研究帶頭人，則在同期內出現了下滑。從2002年到2008年，美國在權威學術出版物數據庫湯姆森·路透科學引文索引（Thomson Reuters Science Citation Index）中的論文份額從30.9%下降到了27.7%，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快。與此同時，同一索引中收錄的中國出版物數量卻超過了從前的兩倍。巴西科學論文的數量也是如此，而該國的研究院校在20年前可能還沒有得到任何人的注意。
知識生產的地理轉變自然值得注意，但和國際研究室倡議樣，美國隻是反映出了一塊急速擴展的蛋糕中，份額較小的一塊。在過去10年中，全世界的研發支出都在大規模提高，從7900億美元到1.1萬億美元，上升了45%。此外，從2002年到2007年，美國的全球研究開支份額從2770億美元下滑到了3730億美元，不過下滑顯示出了定值美元的健康增長。同期內，美國研究開支占GDP份兒相對來說遠遠高出國際水平。美國的研發投資仍然比亞洲國家的綜合還多。
同樣，在美國人看來，美國在世界科學刊物中份額的衰落著實糟糕，但2008年列入湯姆森·路透索引的刊物總數量卻比2002年增長了3倍還多。即便國際領頭羊的地位正在下滑，美國研究者在2008年發表的科學論文數量，還是比2002年多了46000多篇。此外，無論如何，研究發現並不會保留在它所發生的國家內——知識是一種公共物品，很少具有國界性。任何地方的革新者，都可以將某國研究院校的發現資本化。國家不應對本國的研究份額上升漠不關心——畢竟重大突破在經濟上和學術上具有始料未及的效果——但國家也不應為其他國家尖端發現的增加感到恐懼。
“其他國家會追趕上美國。”
或許，但別指望太快。同時也別覺得這無所謂。毫無疑問，國際學術市場成長得比以往更具競爭力。從中國到韓國，再到沙特阿拉伯，世界各國都將創造世界級院校和重振名校雄風放在了最優先級別上。而且它們還嚴肅地為此投入了資金：中國在擴招和改善精英研究院校上耗費了數十億，而沙特國王阿卜杜拉也向新成立的阿卜杜拉理工大學（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注資了100億美元。
但美國並非其表麵上的競爭者那樣，僅有幾所經營院校，反而擁有一大批傑出院校。蘭德公司2008年的一份報告發現，引用最多的科技論文中，有將近三分之二來自美國，而且70%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受雇於美國院校。此外，美國還耗費了本國GDP的2.9%用於中學後教育，大約是中國、歐盟和日本在2006年時的兩倍。
然而，雖然精英院校以美國為中心的舊秩序不太可能被完全推翻，但這一秩序會在未來十年中逐漸動搖。特別是亞洲國家，正在取得驚人的進步，而且有可能在未來半個世紀，甚至更短的時間內產生一係列頂尖大學。比方說中國，北京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上海的複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等院校就有可能在國際舞台上獲得切切實實的聲望。
但從長遠來看，國家在大學等級排名中的位置會變得越來越不相關，因為美國人對於誰是“我們”誰是“他們”的理解會逐漸發生變化。學生和人才的流動性水平已經史無前例成為全球高等教育的決定性特點。以不同國家合作發表文獻數量衡量的跨國科學協作，已經在最近20年中翻了一番。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等國家通過加強與杜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等西方精英院校的合作，在本國大學中快速啟動了學術卓越的文化。
一所大學到底要同一個特定的位置聯係起多少？人們也在反思這個問題。從德州農業機械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到索邦大學（Sorbonne），盡管喜憂參半，但西方大學通過在亞洲和中東開設大約160所分校，引來了許多關注。而這些分校中，有許多是在過去十年中成立的。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最近更進一步，在阿布紮比開設了全麵的文科分校。該分校是紐約大學校長約翰·塞克斯頓（John Sexton）設想的“全球網絡大學”的一部分。就像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副校長尼格爾·斯利福特（Nigel Thrift）所說的那樣，我們會在某天見到院校之間的合並——或許最終，大學就會成為跨國公司那樣。
在即將到來的全球化教育時代中，冷戰中的衛星警報，今天的上海恐慌，以及潛伏在地平線下，尚未發生的後續，都不會再有存在的空間。值得勝利的國際教育競賽，是美國和其他各國為了迎接21世紀的巨大挑戰，發展智力能力的競賽——但先來後到並不會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可怕。假如美國人前所未有的衰退感能夠激勵教育家們提出富有創新性的意見，那當然很好，但別指望他們能把這個國家帶回到教育上的黃金時代——因為根本就不存在那樣一個黃金時代。
外交政策：反思中美教育（下）
“美國孩子正在退步。”
並非如此。從最近的形勢來看，如果有人意圖尋找美國衰退的跡象，他不必大費周章，隻需將目光投到最近的國際教育測驗成績就可以了。該領域中最受關注的國際性測評手段“國際學生評量計劃”（PISA）得出的結論是，在參評的65個經濟區中，美國的中學學生數學水平位列第31位，科學水平第23位，閱讀水平列第17位。與此同時，來自中國上海的學生則在以上三個科目中均高居榜首——而這是他們第一次參與此項測評就取得的成績。
“對我來說這就像是一聲巨響把我從夢中驚醒，”去年12月測評結果出爐後，教育部長阿恩·鄧肯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如是說道。“我們美國人何曾對位列中遊感到滿意？這就是我們的期望嗎？我們的目標應當是在教育方麵領先於整個世界。”測評結果讓整個美國看清了麵前的形勢，正如貝拉克·奧巴馬總統在其國情谘文演講中所說的那樣，美國麵對著一個“伴侶號時刻”。
事實上，美國的教育係統一直以來都麵對著這樣的“伴侶號時刻”，自從——好吧，伴侶號升空之後。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了“伴侶號”衛星，舉世震驚；在那之後六個月，《生活》雜誌的封麵專題就告誡美國人要警惕“教育危機”。在專題中的一篇配照片文章裏詳細敘述了一名16歲芝加哥男孩的日常生活：在毫無挑戰的課堂上閑坐、與女朋友約會、參加遊泳隊訓練；而與此同時，他的莫斯科同齡人（一位有前途的物理學家）每周用六天時間做著高等化學和物理實驗，並研讀英語和俄語的文學作品。寓意淺顯易懂：教育是一種國際化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失敗就將會付出真正的代價。從那時起，一直有人擔憂美國孩子會在這場競爭中逐漸落後，盡管參與競爭的對手已經有了變化：從嶄露頭角的莫斯科火箭科學家換成了上海的未來工程師。
最近的這次測評表明美國的15歲少年確實沒有什麽值得誇耀的。但除非你相信學術成就乃是各國之間的一種零和博弈或者智力上的軍備競賽，其他國家取得的成果必將使美國受到損失，否則這並不值得為之恐慌。盡管美國人富有競爭精神，但也沒有理由僅以美國在這一測評中的成績來孤立且苛刻地評價美國。隻要美國青少年的“退步”不是絕對意義上的，那麽美國在這個全球測評中所處的地位就並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美國的教與學是否有足夠的進步來提供國家所需要的人力資本。
從這個角度來看，盡管美國的教育係統無疑需要進行相當程度的改良，但也沒有到達危如累卵的地步。相比上一次於2006年進行的此項測評，美國學生在科學和數學方麵事實上還有所進步，在科學方麵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的中等水平，數學方麵也僅比平均水平略差。美國學生的閱讀得分在2003年以來幾次具有可比性的測評中始終位於發達國家的中遊，基本沒有什麽變化。想要取得更快進展的期望很可能並不現實。正如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副主管Stuart Kerachsky所說，“在教育方麵，指針不必走得太快、太遠。
“美國曾經擁有世界上最聰明的學生。”
不，美國沒有。即使在美國的地緣政治支配力以及經濟方麵都處於最高峰的時候，美國的學生也都不是世界上最出色的。1958年，伴侶號發射升空後，國會迅速通過了國防教育法案，該法案為大學生研讀數學、科學和外語提供資助，隨之而來的是公眾的密切關注，要求美國的學校在這些科目上提高水平。但是從美國學生在1967年舉辦的首屆國際數學競賽中取得的成績來看，這些努力似乎並沒有起到什麽成效。日本在參加競賽的12個國家中高居榜首，而美國則處在倒數的位置。
到了1970年代早期，美國學生在參加的19項學術成就競賽中的七項成績墊底；而且在這19項競賽中，不要說第一名，連第二名都沒有拿到過一個。此後又過了十年，1983年國家傑出教育委員會發表了著名的報告：《危機中的國家》，該報告引用了上述數據以及其他學術方麵的敗績，以強調其提出的嚴苛觀點：“倘若有一個懷有敵意的外國勢力試圖將今天存在著的平庸教育實績強加在美國身上，我們會把這視為戰爭行動。”
每一次新的恐慌與自責的周期都會帶來一批躊躇滿誌的改革家，試圖兜售一種解決美國學術問題的新方案。一本Arthur S. Trace Jr.寫於1961年的書籍《伊凡知道強尼不知道》提出建議稱，美國學生之所以落後於蘇聯的同齡人是因為他們沒有學習足夠的語音學和詞匯知識。現今人們的焦慮與往日並無不同，教育界人士從各個角度攻擊美國的教育政策，並利用美國教育係統在世界上的糟糕排名為他們的想法提供有力證據。國家數學教師委員會主席J. Michael Shaughnessy聲稱，最近的這次PISA測試“強調在數學教學中要結合講解推理和意義分析”。美國教師聯合會負責人Randi Weingarten表示，該測試的結果“告訴我們，如果你不像其他表現更出色的國家那樣為教師投資、給予他們足夠的尊重以及讓他們參與製定政策，付出代價的將會是學生。”
假如美國人前所未有的衰退感能夠激勵教育家們提出富有創新性的意見，那當然很好，但別指望他們能把這個國家帶回到教育上的黃金時代——因為根本就不存在那樣一個黃金時代。
“中國學生在吃美國的午餐。”
不全對。有關最近的這次PISA測驗成績，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海學生拿到了第一名，不可避免地這又引起了“中國人在搶我們的午餐”這一由來已久的看法，對於美國評論家和政策製定者來說，這個看法難以抗拒。“盡管上海出現在榜首或許令人感到驚奇，但美國的平庸表現則沒有什麽值得奇怪的，”《今日美國》的一篇社論如是說。
中國在教育方麵的能力毋庸置疑。“虎媽”的故事絕非虛構——中國學生將絕大部分的精力集中於學業上，並且得到了來自家庭的大力支持——但這些特定的測試結果並不足以證明中國的學生就一定比美國的強。上海是一個相當特別的城市，它並不能代表中國的整體；它就像是一塊磁鐵那樣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才，而且政府也對教育進行大量的投資。相比之下，美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所取得的分數反映了全國各地少年的整體水平。中國幅員遼闊，且其內陸地區比沿海大城市更窮困，教育程度也偏低。如果中國以同樣的方式選拔參測學生，則其分數很可能會出現大幅的下滑。
那麽，長期處於前列的芬蘭和韓國等國家又是怎樣的情況呢？這些國家在教育方麵無疑是取得了值得讚賞的高度成就。在某些方麵——例如對教師隊伍進行精選，選出高素質的教育人才——這些國家也很可能可以為美國提供很好的啟發。但是這些國家並不像美國那樣具有長期穩定的移民流入，美國的流入移民多數都是西班牙裔拉丁美洲人，他們的小孩都會進入美國的公立學校讀書。而且很不幸的是，美國人口結構的種族、民族和社會經濟特征與美國教育水平上出現的巨大鴻溝密切相關，而這些問題在芬蘭或是韓國都不存在。來自美國的非西班牙裔白人和亞裔學生取得的分數與像是加拿大和日本這樣的高分國家相差無幾，但與此同時，西班牙裔和黑人學生隻能取得與土耳其或是保加利亞學生相近的分數，而這批學生的總數占到參測美國學生的三分之一以上。
當然，解釋不是掩飾。美國有義務讓它的所有公民得到高質量的教育，從道義上來說，美國社會的成就鴻溝也必須要得到彌合。但是，美國所麵臨的挑戰與其他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將美國的情況與這些國家相比較並且為此杞人憂天毫無益處。美國人不應過分關注美國少年與赫爾辛基少年的對比，更應注重的是該如何讓布朗克斯區的學生水平趕上韋斯特切斯特縣的同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