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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中國空氣汙染的問題
本文發於麻省劍橋市——上周（譯注：本文發布時間為10月25日）中國東北城市哈爾濱空氣汙染極其嚴重，導致學校停課、交通停頓、航班取消。多年以來，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同時，其負麵效應——空氣汙染日益嚴重，碳排放日益加劇。雖然經濟增長的確使得六億人脫離了貧困。
事實可能令人驚訝：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13億5千萬人口的中國在減少空氣汙染和限製二氧化碳排放量（影響氣候變化的主因）方麵投入巨大。實際上，中國對於其減碳能源係統的投資，足以讓其他國家自歎弗如。中國還有著對發電廠極其嚴格的二氧化硫排放規定，而這些規定可能是有史以來同世界其他各地相比，所執行過最快速有效的空氣汙染政策之一。我們參與的一項中美聯合調查顯示：從2006年到2010年，這些汙染化合物的排放量迅速下降，在2010年間至少使得7萬4千人免於受空氣汙染而早夭。
那麽，為什麽中國對於汙染排放的控製並未奏效呢？有好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是由於中國對於這些問題的本能反應：根據總體規劃，自上而下發布命令，然後一層層執行。結果就是：在這場碳排放控製的戰爭中，中國可能會在諸多小規模的戰役中取勝，但最終卻拿不到勝利的果實。對於命令能夠得到執行這一點深信不疑，結果卻由於經濟增長過快，加上大氣問題本身就非常複雜，這一切足以讓最聰明的計劃者投降。
實際上，今年有很多時候，許多城市的空氣質量都非常糟糕，尤其是北方城市。去年一月份，北京的PM2.5指數（PM2.5是指大氣中直徑小於或等於2.5微米的顆粒物）達到了世衛組織推薦值（24小時均值）的20倍以上。政府不得不盡快出台了一套新的空氣質量保護方案，於今年9月12日發布。
你可能會認為中國在二氧化硫（與其他化學物質共同構成PM2.5顆粒）減排方麵取得了成功，就代表將這些細微顆粒物永久的減少了。的確：這些顆粒非常危險，因為它們會深入滲透肺部並進入血管中。但是PM2.5以多種化學物質的形式出現，並可以通過很多途徑產生，包括產生自其他氣體。
這也是從2010以來，雖然中國已成功控製二氧化硫，卻不能防止PM2.5繼續升高的一個原因。事實上，清華大學的王聿絢及其同事提出觀點：減少二氧化硫排放甚至會造成冬季時，中國北部的細微顆粒物量級增加，這是因為另一種汙染物質氨的排放增加，從而取代硝酸生成了PM2.5。同時，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國冬季的氣候或許正在向促進細微顆粒物間歇性累積的方向變化，去年一月份的大氣停滯情況就是這樣。
這些複雜的情況告誡我們：糟糕的空氣質量並不是一次失敗所導致的。大氣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物理和化學係統，各個地域都不相同，而中國的大氣知識基礎還在發展中。僅僅能與解決空氣質量的問題相提並論的重要問題，隻有研究空氣質量的科學，中國的空氣汙染擴展相當迅速，相關的研究也是冰山一角。
中國在空氣質量方麵的進展相當遲緩，正如它在二氧化碳方麵的記錄一樣。那些排放物從2007年開始，年增長率為8%，從2000年的將近14%增長到2011年的27%，盡管中國在能源設備的減碳方麵投資巨大。在不到10年間，中國建立了全世界容量最大的一批風力發電廠，並計劃到2020年底將其規模擴展為現在的三倍。中國的水力發電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有計劃從2005年到2020年發展為現在的三倍，並在同期發展核能，將其提升至少五倍。中國還在增加天然氣的進口和產能，這項能源被譽為是最潔淨的礦物能源。
但是以上這些，對於在霧霾天氣戴著麵具艱難呼吸的北京市民，或是因為降雨量減少而無處投訴，隻能抱怨氣候改變的四川農民來說，僅僅聊以安慰。
究其根本，中國對於中央計劃的長期信任和零敲碎打的汙染整治措施可能是其原因。減少二氧化硫，例如通過強製安裝洗滌塔，將老式的效率低下的電廠更換，背後的動力是減少硫排放並提高能效的數字減排目標，並增加能源效率。五年計劃中也包含了類似的目標，其他部分提倡發展低碳能源以及低碳消費。
使用國際目標和科技，學習西方的研究結果，同時結合中央規劃的強力推行是中國的一貫做法。美國今天的藍天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遵守命令和限製條例，而美國的減碳政策也有類似的強製措施：像是高效的汽油使用標準，及對新能源工廠的建議標準。
但是中國經濟正以空前的步伐展開，從而使得提高中國的空氣質量成為一個移動的靶子。就像從2006年到2010年間中國規劃者的做法一樣，主要著眼在一項主要工業造成某項汙染物質上，這種做法的確有用但並不夠，因為其他途徑的排放增長，還有其他汙染物遠超所得。而且，中國目前使用的能源係統已經擁有很強大的除碳功能，很難再有所提高，但是目前並不能在保護氣候方麵快速改進現狀。
很多環境學家指責科技應用效率低下，建議使用政策法令來改善現狀，也就是增加放成本，讓市場取代政府來決定最好的科技解決方案。如果經濟增長的效應已經逐漸蓋過中國規劃部門最大的努力，那麽使用市場的力量可能可以提供一條最為有希望、也是更加普遍並符合經濟學法則的措施。
碳價可以再行提高，或是通過已經在中國試行一陣的“限製排放與交易許可”係統來實現，或是直接提高相關稅價。後一種獲得了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和一些政府研究機構的支持。
就像那些機構一樣，我們小組也在研究碳稅政策的影響。通過評估，給二氧化碳稅定一個合適的值，從小數字開始，然後到2020年逐漸提高到約10美元每噸，這樣可以極大減少碳排放的增長，同時在長期內不會對GDP增長和消費造成太大影響。在短期內，一些能源密集型行業和部分人口可能會蒙受損失，但是稅收所得可以在一個可調範圍內補償他們。這同時證明為什麽全球都在支持碳稅提高，包括跨政治範圍內的美國經濟學家。
此外具體到中國，還會有巨大的益處，讓到處都有的口罩背後出現微笑。精確來講，由於中國嚴重的汙染主要是由煤礦和燃油造成的，碳稅會極大的提高收益：降低一大批空氣汙染物的濃度。我們估計：到2020年，同樣的稅率每年會挽救8萬9千人免於早夭，甚至提高作物的產量。當然稅收越高，越能帶來更大的利益。
當然，碳稅並不能代替綜合空氣質量策略——包括對大氣科學研究的支持——這是向正確方向前進的大步伐。
這個做法也給中國提供了一個真實的機會：對經濟增長影響極小，卻可以限製碳排放和空氣汙染，而且是一項綜合的直接政令。這可能也是個機會，無論何人，無論是否中國人，都不能承受忽略它所付出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