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加州州長Gavin Newsom參加在NAPA的一場有12個人參加的私人晚宴,違反了他自己推動的加州防疫政策中不要有超過三個不同家庭的成員參加的聚會。後來Newsom在壓力下道歉, 說,他當時在看到有12個人參加晚宴的時候,應該站起來開車回家。 事情的細節就不要累述,我這裏要說說這個事情被關注的背後的邏輯。
如果Newsom是一個普通的加州人,那麽他參加一個12個人參加的晚宴,參加者來自於多國三個不同的家庭, 確實是違背了加州當時的防疫規定。 但這是那個普通加州人的自己的判斷,去選擇不遵守防疫規定。我相信有很多的加州人當時有同樣的判斷和實踐。 雖然我反對這樣的判斷,但也不足以被揭露出來被人批評。
但Newsom是加州州長,加州的防疫規定是他自己推動的。 他自己都不遵守防疫規定,確實會為防疫規定的推廣起到負麵作用。所以,他受到來自包括民主黨內的批評也是應該的。
這事情本來應該就此打住,但很多人據此得出結論說,連Newsom都不遵守,那麽防疫規定是不必要的,甚至美國疫情沒有那麽嚴重, 民主黨人之所以要推動嚴格的防疫規定是出於政治原因。國會議員Pelosi在lockdown的時候去發廊做頭發也激起了同樣的反應。 這裏麵有個很大的誤區,防疫規定不是一個官僚加在人民頭上的政策,它的存在的合理性不以官僚是否遵守規定而改變。相反,它是公眾需要的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的公共政策,它的出現是因為實實在在的肆虐的疫情需要,是因為逐漸增加的醫院住院人數需要, 加州州長作為官員隻是順勢而為頒布了公眾需要的政策而已。 那些因為官員違反了政策就置疑政策合理性的人可能認為自己是被統治的一方,這在專製製度裏麵是很常見的,在民主製度中還出現這樣的誤區就不應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