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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73）是英國十九世紀最有影響的哲學家、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他在20歲時遭遇了一場生存危機。在長達一年的時間裏，他覺得人生毫無意義，經常考慮自殺。簡言之，他患了抑鬱症。
抑鬱症並不稀奇，如今抑鬱症滿街都是，但密爾的抑鬱症有些諷刺。密爾的父親是效益主義哲學（Utilitarianism）之父邊沁（Jeremy Bentham）的好朋友。效益主義的宗旨是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利益，而利益的最好體現莫過於人的幸福快樂。從密爾出生那天起，父親就精心設計了密爾的人生。他要將密爾培養成一個最快樂的孩子；這個孩子長大後，要以增加人類幸福為己任。
或許是父親教子有方，又可能是自己天賦異稟，密爾真的成了神童。他三歲學希臘語，八歲可以用拉丁文和希臘文閱讀和寫作，十歲時已經在輕鬆地閱讀柏拉圖。他學習代數和天文學，寫詩，還像模像樣地跟父親認識的精英大咖討論學問。
父親也鼓勵他尋找改善人類命運的方法。他小小年級就倡導給婦女選舉權，消除貧困，結束奴隸製和種族主義，立下了為盡可能多的人帶來自由幸福的宏圖大誌。
“虎爸”的育兒項目似乎相當成功，密爾在自傳中也說到，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勃勃雄心讓他的生活充滿了活力。
但20歲的時候，密爾的天空出現陰影。他經常無精打采，平時感到愉快的享受不再讓他興奮。然後他問了自己一個問題，他的世界開始崩潰。
這個問題就是，假如你生活中的目標都實現了，你期待的改革都完成了，一個公正的社會被建立了，你會快樂嗎？他發現自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會！”因為很簡單，目標達成了，就不再是目標；沒有了目標，生活的意義就不複存在。
當然這些目標可能永遠不會實現；或者一個目標實現了，還可以尋找新的目標。但我想密爾不能接受的，是這種生活方式中的邏輯錯誤。
2
是什麽讓他走出了這場生存危機呢？華茲華斯的詩歌。
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是英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有些浪漫派詩人善於用華麗的辭藻進行宏大敘事，華茲華斯卻偏愛用大白話寫日常小事。但他用想象的力量賦予平常小事有趣的色彩，並從中尋找人性的普遍規律。
他尤其喜歡描述簡單質樸的鄉間生活。他認為在這種生活中，內心的激情以一種更簡單的狀態存在，無拘無束，纖塵未染，而且和自然的美結合在一起。他和另外幾個詩人曾一起住在英國湖區（Lake District of England），他們被稱為“湖畔詩人”，華茲華斯是他們的代表人物。
華茲華斯的詩很純淨，比如《寫於早春》（Lines Written in Early Spring）：
“穿過櫻草花叢，在綠色涼亭，/長春花與她的花環遊戲；/每一朵花，我相信/都享受它呼吸的空氣。”
“四周的鳥兒蹦蹦跳跳，/我不知道它們想些什麽——/但它們每個細微動作，/都像顫動的歡樂。”
又比如《廷騰修道院》（Tintern Abbey）：
“今天，我重新休憩/在這裏，在這棵深綠的梧桐樹下，遠望/這些農舍的田園，一簇簇果樹，/在這個季節，尚未成熟的果實，/披著同一種綠色光澤，消失在/低矮的樹林深處。”
“這些美麗的風景，/雖然久違，對我卻還沒有/像盲人看不見的風景：/經常，在孤獨的房間，在喧囂/的城鎮，它們給我帶來/在疲憊的時光，甜蜜，/被血液，又被心，感覺到；/甚至進入更純淨的頭腦，/帶來平靜的修複：——也感到/忘卻的快樂：或許，就像，/那些一點都不輕微的影響/對一個好人一生中最好的部分，/他那些小小的、無名的、沒有被記住的/善良和慈愛的舉動。”
密爾是偶然打開華茲華斯的。他以前也讀過華茲華斯，並沒有驚豔。但這次大概因為特定時期的特殊心理，他得到極大安慰。
他在自傳中寫道：
華茲華斯的詩之所以成為我的精神良藥，是因為它們不僅表達了外在的美，也表達了在美的影響下的情感狀態，以及被情感染上色彩的思想……我似乎從它們身上汲取了內心的喜悅、同情和想象的快樂。它們跟掙紮和不完美無關，所有人都可以分享這些快樂……我似乎了解到，當生活中所有罪惡都被消除時，什麽是永恒的幸福之源。當我受到它們影響時，我立刻感覺自己變得更好、更快樂了。結果就是，我慢慢地但完全地擺脫了習慣性的抑鬱。”
密爾後來度過了碩果累累的一生。但將快樂的源泉從實現改良社會的宏偉目標，擴大到欣賞並無實際效用的視覺和情感上的美，是他一生發生的思想轉折中最關鍵的一個。
3
密爾經曆的實際上是一場中年危機。一般人四、五十歲才經曆中年危機。密爾是少年天才，人生是濃縮的。他的中年危機比人家早幾年發生，好像也沒毛病。
中年危機是一種可怕的精神內耗。關於如何應對，獻計獻策的人很多。David Brooks在《第二座山》（The Second Mountain）中建議我們從攀爬獲取名利、滿足自我的第一座山，切換到舍棄自我、承諾奉獻的第二座山。他的本家Arthur Brooks在《從強到強》（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中開的藥方則是，人過中年就要揚長避短，不跟年輕人拚體力智力，而是發揮有智慧、有閱曆、有人脈的特長，從培養年輕人、服務社區、追求精神成長這一類事情中尋找意義。
麻省理工學院的哲學家Kieran Setiya又有另一套理論。他把我們從事的活動分為有目的（telic）和無目的（atelic）兩種。前者很重要，它給我們方向，讓我們頭上有屋頂，桌上有吃的。但你一旦達到目標，就消滅了那個激勵並賦予你意義的東西。 要恢複這個意義，你必須繼續下一個任務。
Atelic 的活動則相反。它沒有終點，你可以隨心所欲地享用它們，也不會把它們耗盡，比如跟朋友聊天，在大自然中徒步。
Setiya的應付中年危機的辦法是多花一份心思享受旅程本身，在沒有終點的樂趣中傾注更多感情投入。
到這裏大家都可以看出來，Setiya的建議也就是密爾的方法。不管是爬第二座山，還是做青年人的導師，都太精英主義，一般人不敢妄想。但如果隻是要減少對目標的依賴和對外部獎勵的期待，善於從通向目的地的旅途甚至漫無目的的遊蕩中尋找樂趣，則還有一些可操作性，學渣們還有希望做到。
當然對有些人來說也很難，這跟他們的天性不相容。因為幼時的洗腦，目標導向深入骨髓。即使從事最輕鬆的消遣也有目的，什麽事情都要變成一個“項目”（project）才有滋有味。如果旅行，大概已經想著遊遍所有國家公園，足跡踏上每個大洲；如果運動，必定想一點一點加快速度，增加距離，同樣動作多做幾遍，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有進步。
有一個辦法是模仿密爾的口氣問一問自己：當生活中所有罪惡都被消除時，什麽是永恒的幸福之源。這樣一想，或許有可能調整自己的生活策略。
於是我們種花，欣賞藝術，讀書消遣。當它們不是獲得其他東西的手段，而是用自己本身的魅力吸引我們時，它們是更新生命活力的維他命，是撫慰心靈的清風雨露。
當然還有讀華茲華斯。當我的目光掃過他的詩行時，我可以感到心境慢慢平和。我完全可以想象它們對密爾的精神滋潤。我嚴重懷疑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就是為了找個借口細讀華茲華斯。它們將密爾從生存危機中拯救出來，對我們或許也可以有同樣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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