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ehisi Coates是著名的非裔美國作家、記者。他在巴爾的摩出生長大，曾就讀於曆史悠久的黑人大學Howard University，是2015年麥克阿瑟天才獎的獲得者，現在是《大西洋月刊》的記者。幾年前，我開始在《大西洋月刊》上零星地看到他的文章。這些文章大都與非裔美國人的文化、麵臨的社會問題、尤其是他們在美國的窘境有關。因為這並不是我最感興趣的話題，我一般沒有細讀這些文章，對他也沒有進一步關注。
去年十月， Ta-Nehisi Coates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題為The Black Family in the Age of Mass Incarceration的文章。這篇文章是該期《大西洋月刊》的封麵文章，占據了25頁也就是將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我也第一次認真拜讀了Coates。在文章中，Coates從前紐約參議員Daniel Patrick Moynihan五十年前執筆的一份陰差陽錯地引發了War on Crime的題為The Negro Family的報告談起，回顧了近幾十年美國日趨嚴厲的打擊犯罪的政策，分析了這些政策的理論基礎和曆史根源，批評了它們的錯誤和不公，並指出了它們對非裔社區的破壞性影響。這最後一點是文章的重點，也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近幾十年的war on crime campaign把數量前所未有之多的美國人關到了鐵窗之後。今天的美國擁有全球5%的人口，卻有全球25%的監獄人口，而非裔社區受到的影響尤其之大。非裔占全國人口的12–13% ，但在監獄人口中，非裔卻占將近40%。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Coates自己就是七十年代後期出生的人）之後出生的非裔男性中，每四個人就有一個曾在監獄呆過。在有些非裔社區，幾乎每戶人家都有直係或旁係親屬關在監牢之中。很多孩子沒有父親陪他們長大。青壯年男性的缺席讓很多非裔家庭陷入貧困，這類家庭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很多都有行為方麵的問題甚至犯罪行為。被監禁者本人受到的影響就更不用說了。即使從監獄放出來之後，犯罪記錄也讓他們難以為社會所包容，更不用說找到像樣的工作。大部分人的餘生都掙紮在社會邊緣，很多人重新回到監獄之中，對他們自身以及家庭繼續造成傷害。Coates在文章中穿插了好幾個受到mass incarceration影響的非裔家庭的故事，並配上攝影家Greg Kahn的飽含感情張力的照片，在讀者麵前呈現了一幅非裔家庭和社區在這一政策下舉步維艱、苦難深重、在貧窮和絕望中掙紮的畫麵。
我不是一個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特別關心的人，但平時讀書看報聽廣播的耳濡目染，還是會讓我對社會情緒發展的大致方向有些模糊的感覺。Coates這篇文章，連同從別的渠道得來的信息，讓我看到了社會輿論正在發生的一種變化。我來美國已經有二十餘年。直到不久前，tough on crime都還是政客們的口頭禪。不管他們做了什麽或沒做什麽，他們都愛給自己貼上這個標簽。共和黨對犯罪行為鐵麵無情，民主黨也不甘落後，人人都要顯示自己對罪犯的拳頭更硬。確實，罪犯是違反了法律、對社會造成了危害、對人民生活造成了困擾的人。嚴厲打擊罪犯，把他們繩之以法，讓我們的街道更加安全，絕對是一件讓廣大公民拍手稱快的好事。別的競選口號都隻能取悅一部份人；但tough on crime這一口號除了一小撮罪犯不喜歡之外，其他人都會讚成，絕對是贏得選票的捷徑。一個有名的tough on crime的政客是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朱利安尼采取嚴厲打擊罪犯的措施，硬是將亂七八糟的紐約市整頓成一個更安全、更幹淨、因此也對居民以及遊客都更有吸引力的城市。他因此被認為是最成功的紐約市長之一。他的政績被很多人所稱道，成為他金光閃閃的政治資本。他在2008年敢於雄心勃勃地問鼎總統寶座，他擔任紐約市長期間治理犯罪的成果絕對功不可沒。
但從Coates的文章為代表的一係列信息中，我意識到正如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麵一樣，tough on crime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包治百病的完美無瑕的靈丹妙藥。嚴打政策讓紐約的街道變安全了，但它背後是有代價的。政府抓捕、起訴、監禁大量罪犯花費的人力物力暫且不說，被這些政策關到鐵窗後麵的人以及他的家庭所蒙受的屈辱和損失更是我從沒想到過的事。Coates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說，很多政客都已經開始認識到tough on crime的政策是錯誤的。克林頓擔任總統期間，曾簽署法令建更多監獄，減少保釋，極大地增加了監獄人口。但他現在也說，他很後悔自己在美國監禁率創下曆史新高這一社會現象中扮演的角色。
當然，Coates的文章還給了我另一點感想。Coates是一個非裔作家，而他在寫作時從來沒有一刻忘記過自己的這個身份。他的所有文章都是為自己的族裔搖旗呐喊，他把為非裔社區代言當成了寫作的主要目的。Coates是個很有才華的作者，也在主流媒體上有很大的影響力。非裔社區不管怎麽說還是一個弱勢群體。他們能有這麽一個人在社會的舞台上為他們說話，確實是他們的幸運。
下一次認真讀Coates的作品是今年春末夏初，這一次讀的是他的獲得2015年國家圖書獎的書，Between the World and Me（《在世界與我之間》）。Coates在書中講述了自己在巴爾的摩街道上永遠提心吊膽地為自己的肉體安全擔憂的成長經曆。他認為美國曆史就是一部白人對黑人施暴的曆史，從奴隸製，三k黨，到今天在城市街頭輕率地向黑人青年開槍的警察，都沒能跳出這個窠臼。他從自己的親身經曆出發，檢視美國非裔的感情世界和生活現實，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白人至上主義是不可能改變的。那些住在郊區的花園洋房的白人不可能真正麵對他們從奴隸製和種族分離得到的好處和因此享有的特權，也不可能真正反思自己對非裔的壓迫。他尤其花了很長篇幅講述自己在Howard University的朋友Prince Carmen Jones Jr.的故事。Prince的母親通過個人努力，取得了令人尊敬的社會地位：她自己是一名醫生，她的家庭享有優渥的生活，她的孩子都能就讀昂貴的私立學校。但高尚的社會經濟地位並不能改變他們非裔美國人的身份。在警察眼裏，她兒子仍然是個黑人青年；他在風華正茂的年齡被警察誤殺，就像很多居住在城市貧民區的黑人青年一樣。Coates認為，Prince的遭遇再次證明，發生在非裔美國人身上的與種族有關的悲劇是一種社會的不公，這種悲劇並不能通過黑人的自律和努力來規避。
在這本書中，Coates還是一如既往地雄辯滔滔，感情飽滿，駕馭文字熟練而靈巧，但與《大西洋月刊》的封麵文章相對理性冷靜的語調相比，這本書給我的感覺隻有兩個字：憤怒——為非裔在美國曆史上以及今天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為非裔孩子成長過程中每天都要麵臨的恐懼，為他們希望的凋零和未來的黯淡。平時我們很少跟非裔美國人接觸，尤其是生活在城市貧民區的在社會下層掙紮的非裔美國人。雖然Coates自己是一個衣食無憂的成功的作家和記者，但他對不如自己幸運的非裔美國人的困境不但有深深的同情，也有深切的體會。他的憤怒是觸手可及的，他讓我意識到了非裔美國人心中翻滾沸騰的對社會巨大的不滿和怨恨。
但Coates的憤怒讓我有些不安。憤怒是一種危險的情緒。憤怒有很強的傳染性，而且會導致一些過激的行動。我們循規蹈矩的性格，我們克己複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文化，也讓我們對憤怒有一種陌生和排斥。每當我們聽到黑人社區的抱怨時，我們自然而然地會把自己和他們做比較。我們華裔向來被認為是模範少數民族。即使是生活拮據、以開洗衣店勉強維生的華裔家庭，也重視教育，鼓勵孩子努力上進，而且確實也能在兩、三代之內極大地改善家族的社會經濟地位。對於非裔家庭一代又一代在貧困和犯罪的邊緣掙紮的窘境，我們雖然不無同情，但也不免會想，如果他們有我們華裔重視教育的文化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他們在美國這個社會裏也會有翻身的機會。自己沒有修好身，齊好家，如果換了我們，羞愧還來不及，怎麽還敢憤怒？
由此也想到上次Coates在《大西洋月刊》上的封麵文章，並意識到了這篇文章和這本書的一脈相承之處，即把黑人社區的苦難更多地歸咎於社會的不公，卻避免談論社區自己的責任。美國的司法係統或許有它的問題，他們對非裔或許是更加嚴苛，他們的很多做法或許有不公正之處，裏麵肯定也有潛在的歧視。但執法過程中的種族偏見並不是給它貼上一枚歧視的標簽這麽簡單。來自外部的歧視通常和內部的行為問題交纏在一起，兩者很難區分和梳理得一清二楚，至少有些做法也是基於常識，是根據經驗和曆史數據總結出來的最聰明有效、事半功倍的辦事方式。比如抱怨警察對非裔不公的一個例子是被警察攔截下來質詢的黑人人數遠高於白人。但如果統計數據表明某一個群體犯罪率比較高，那麽把有限的警力多用於這個群體似乎也無不可，就像反恐部門在機場安檢口必定是更注意穆斯林男子而不是亞洲老婦。就是我們這些普通人，因為電視上的犯罪分子常常是某些族裔的人，在城市的街道上遇到這些人也會掉過頭，寧願多繞幾個街口。至於抱怨監獄裏的非裔人口比例遠遠高於全國人口中的非裔比例更是沒有道理。誰應該進監獄，唯一的標準應該是他是否犯了法。難道進監獄還要平權，還要每個族裔都規定一個恰當的比例？
而且，聲稱近幾十年的war on crime是個錯誤肯定也不是每個人都同意的。很多統計數據表明，美國的犯罪率在近二十年來有大幅下降，很多大都市的治安都有明顯改善，從時間上的巧合來看，這或許正是war on crime的功勞。把罪犯關在監牢裏，街上的罪犯就會少一些，這是眾所周知的道理。近兩年舊金山的破壞個人財物案比之前有很大增加，很多人都認為這是2014年通過將六項非暴力重罪改為輕罪的Proposition 47的結果。如果確實如此，這也可以作為對罪犯從輕處罰將會威脅城市安全的一個最新的案例。
不是所有非裔都同意Coates的觀點。也有成功的非裔美國人，對那些沒有自己幸運的非裔同胞的窘境，更持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他們認為，努力工作，完善自身，剔除黑人文化中的糟粕，是比上街遊行、呼籲政府幹預更有效的改善黑人境遇的方式。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著名喜劇演員Bill Cosby。這些年Bill Cosby經常在各種場合訓斥和鞭策自己的同胞，要他們自強自立，自律自靠，不要總是試圖通過治愈美國奴役非裔的原罪來得到自己的成功和救贖。但Coates是不同意Cosby的觀點的。事實上，Coates為《大西洋月刊》寫的第一篇重要文章，This Is How We Lost to the White Man，針對的就是Cosby的保守主義。
現在Cosby醜聞纏身，估計是沒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來諄諄教導自己的非裔兄弟了，但Coates還是跟以前一樣活躍著。尤其是近年來美國日趨激烈的種族矛盾，肯定也讓Coates有了更多發出自己聲音的理由和機會。我仍然認為非裔美國人中出現Coates這樣的意見領袖，在一些重大事件上為他們代言，而且擁有巨大的聽眾和舞台，是非常難得的。但另一方麵，Coates這樣的意見領袖到底對非裔未來的命運有正麵還是負麵的影響，我覺得也很難說。公共知識分子憑自己的良知說話，他們說什麽都是允許的。但一個個人，不管他學識多麽淵博，多麽聰明過人，又有多麽良好的願望，都有他的局限，他的意見都是一己之見，都很可能是盲人摸象，管中窺豹。
我們很多華人會比較容易傾向於科斯比的觀點。在我們看來，非裔社區如果多聽科斯比的苦口良言，從改善自己入手，他們未來的命運一定可以大不一樣。但由於人性的弱點，寇茨的憤怒的、抨擊社會不公的意見，與科斯比的讓黑人自省的意見相比，非裔社區聽起來可能會覺得更順耳，他開的這方藥，他們會覺得更容易服下去。或許他們的賭博會贏。在他們的努力下，社會的天平會慢慢傾斜，到了一定地步，或許真的會將非裔從貧困和犯罪的陷阱中解救出來。但我沒有那麽樂觀。最後到底寇茨是否會站在曆史的正確的一邊，大概隻有時間才能做出結論。
回複 '偶燈斯陋' 的評論 :
關於黑人是否智商低下，專業研究認知能力包括智力的美國心理學界對個別學者比如Arthur Jensen, Richard Herrnstein (Bell Curve)強調基因決定的偏頗觀念是不認同的。智力應該受不但是基因的影響，也受環境的影響。社會環境中的種族歧視對於個體發展智力的機會有很大影響，對於受測試時水平發揮亦有影響。但是近年數據表明，黑白之間的間隔已在逐年縮小。參見美國心理學會發表在1996年二月號的“美國心理學者”期刊上的文章“Intelligence: Knowns and Unknowns“。這篇文章是對赫恩斯坦與穆瑞的Bell Curve一書的直接反駁。
回複 '陽光美地' 的評論 : “黑人沒救在於他們不知反省、自力自強，卻一直有受害者的討賠償心態。當然和智商低自製力差也有關。”
回複 '每天都是好晴天' 的評論 : "不可否認黑人們今天的狀況是曆史造成的：白人們直到二十世紀初，一直在有意把黑人塑造成一個犯罪民族，好送他們去監獄給農場主，工廠，礦場當苦力。"
美國社會需要更多和解的聲音，而不是像川普那樣煽動更多種族仇恨。
回複 '文取心' 的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