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春天，我正在北京上大學。四月底的一個晚上，上完選修課回到宿舍，正準備洗漱一下上床睡覺，室友匆匆忙忙從外麵跑進來，問要不要一起去天安門。明天是胡耀邦的追悼會，估計屆時會封鎖廣場。如果想參加追悼會，最好今晚就動身，在廣場呆一夜。
我們幾個都是兩耳不聞天下事的書呆子，平時即使偶爾關心一下時事，也隻是發發牢騷，從不身體力行。對胡耀邦去世後校園裏的種種風吹草動，我們有所耳聞，卻從來沒有目睹。但今晚來攛掇我們的是同宿舍的姐妹，而且到天安門廣場過一夜聽起來也很刺激，我們稍一猶豫，就點頭答應了。
從校園到天安門廣場有二十幾公裏的路程。我們換上暖和的衣服，騎上自行車就出發了。自行車是我校學生必備的交通工具。當年來學校報到時，我印象最深的既不是陽光明媚的主樓，也不是小資情調的荷塘，而是宿舍樓前黑壓壓的一大片東倒西歪的自行車。其實我自己也帶了一輛自行車來學校，但還是沒有料到，大家的自行車擠在一起，可以有這樣氣吞山河、摧枯拉朽的氣概。平時我們上課、進城、郊遊、去外校找同學都是騎自行車，今天當然也不例外——況且這個鍾點也沒有公交車可坐了。一路上大家唧唧喳喳地興奮著，畢竟這樣的事情不是天天可以遇上的。到了天安門，廣場上已經有很多學生。我們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廣場上的一夜寒冷而漫長。坐在水泥地上，睡意一陣一陣襲來，恨不能找個地方去睡一覺。好不容易盼到天亮，等到追悼會開始，再不徐不疾地開完，我們在廣場上已經呆了將近二十小時。開完追悼會，大家一時還沒離開廣場，我們也坐在人堆中聊天。突然身邊一陣騷動，有人說，“看，有人跪下了。”我伸長脖子，果真看到了人民大會堂前三個下跪的背影。
我心裏頓時生出一種說不出來的複雜感覺。來美國後，坐在辦公桌前跟同學討論問題時，美國同學尤其是高大一點的小夥子，常常隨隨便便就朝地上一跪。剛開始我覺得很別扭，但慢慢也就習慣了，因為我意識到在他們心目中，跪隻是和站、坐、蹲類似的一個動作，並沒有特別的含義。但我們中國人不同。在中國文化中，下跪是“屈膝”的意思，是把自己擺在低人一等的位置，用自己的屈辱來換取同情，逼人就範。我佩服下跪者的勇氣，多半也會支持他們的訴求，但下跪這個舉動對我來說是太煽情了一點，我發現自己沒有辦法完全接受。
追悼會結束後，我們隨人流走出了廣場。但大家並沒有馬上作鳥獸散，而是還在廣場附近的街道上遊行了幾圈，一邊走，一邊高喊“打倒腐敗”之類的口號。街邊有很多人圍觀，都流露出關心和讚許的表情，還有商人朝我們扔麵包。我突然感動起來。關於學生運動的電影和小說是我們這代人曾經狼吞虎咽的共同的精神食糧。我一向崇拜那些熱情勇敢的青年學生，覺得他們的行為中有一種動人的浪漫。現在我也走在北京的街頭，也受到市民們的擁戴，儼然覺得自己也成了《青春之歌》中的角色。
開完追悼會回到學校，就傳出了罷課的消息。但罷課究竟是否開始了，每個人卻有不同看法，所以課還是在上著，隻是上課的學生一天比一天少。有一次階梯教室的物理大課竟隻有寥寥十幾人露麵。我既沒有心思上課，又不想缺課太多，每天都要為上課還是逃課的問題糾結，最希望的就是有人一聲令下，讓課全部停下來，結束這種左右為難的局麵。
但這種舉棋不定的局麵很快結束了。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言辭犀利的社論，引起了強烈反響，即使是最溫和的學生也激憤起來。同學們決定上街遊行，我和好友也一大早趕到集合地點，和大家一起往校外走。但我們這撥人沒趕上大部隊，像一群稀稀落落、無精打采的散兵遊勇。我和好友走著走著就泄了氣。“算了，不然不要去了？”我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問對方，於是就錯過了這次行動。
然後學校真的罷課了，生活一下閑散起來。我們突然有了很多時間，來享受北京的春天這個美好的季節。與我的南方家鄉悄悄地、不知不覺來臨的春天不一樣，北方的春天總是來得轟轟烈烈。突然，天藍了，陽光暖了，白楊樹綻出新綠的葉子，迎春和紫荊都怒放起來，空氣裏飄蕩著溫暖的躁動不安的春天氣息。校園裏變得熱鬧，布告欄上貼滿了舞會的廣告，傍晚廣播裏的古典音樂也特別撩人。我們的血好像流得快了一點，腳步輕飄飄的，腦子恍恍惚惚的，心中充滿了浪漫的期待。
但這個春天不一樣。沒有人在寬闊的大操場舉辦“五月之夜”狂歡晚會，就連每周六在油跡斑斑的食堂舉行的舞會也找不到了，我們卻有了更多時間。我們坐在鏡子前，以從來沒有過的耐心，一絲不苟地化妝，把長長的頭發抓到腦後，梳一個斜斜的馬尾，衣服換來換去。然後去圖書館，看閑書，第三帝國的興亡，阿加莎克裏斯蒂。主樓的英文閱覽室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在閱覽室讀一晚上的書，然後步履輕盈地從樓前寬寬的台階走下來，深藍的天空綴著幾點星星，裙子在晚風中輕輕飄動。
學潮還在繼續著。每天都有很多新聞。學生和中央對話了，學生開始絕食了，《世界經濟導報》被整肅了，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受阻了。有熟悉的同學經常高舉一杆紅旗，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也有熟悉的同學頭上紮一條紅布，到天安門廣場絕食。但我在任何運動中都是消極的旁觀者，在任何組織中都是邊緣人物，現在也不例外。有時候我也會想像學運到底會怎樣進行下去。難道當局會做出讓學生滿意的讓步嗎？難道學生會自動偃旗息鼓，回到校園裏來嗎？似乎都不可能。所以，這場學潮會怎麽結束呢？我想不出來。好在我也不用操這個心。我還是過著逍遙的生活，逛圖書館，讀英語，和同學閑聊，在校園裏尋找殘存的舞會。
五月中，我們決定去參加全市市民大遊行，支持天安門絕食的同學。出發前，我們在宿舍做了很多小三角旗，上麵寫上時髦的口號。城裏的馬路水泄不通，走路的、騎車的、開車的全都擠在一起。有一位司機搖下車窗，向我們討了一麵小紅旗，然後一邊按著喇叭，一邊搖著旗子，在人潮中徐徐前進。因為人實在太多，我和同學們走散了。我跑到離市中心較近的一所大學，找到高中同學，在她那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回學校。
學校還在繼續罷課，但舞會漸漸多起來。六月初的一個晚上，我順著隱隱約約的音樂聲找到了一個正在舉辦舞會的食堂。因為沒有競爭對手，食堂裏比平時還擠。我隨著熟悉的音樂在人堆中蹦跳旋轉，玩得很盡興，出了一身大汗。
跳了很久，有些累了。趁著兩支曲子間的空隙，我從人群中鑽出來。走到食堂門口，突然聽到有人叫我。回頭一看，原來是Z。
“維立，你要走了嗎？再跳一會兒嘛。我和D在那邊，一直想請你跳舞，但總插不進去。”
D在那邊？我心動起來。D身材挺拔，舞姿優雅，是舞會上的白馬王子，我早就在舞會上注意過他。後來我們認識了，還一起去過不少舞會。
“行啊，那我就再跳一會兒。”我跟Z回到舞廳，找到了D。我們幾個人一起又玩了好一陣子，直到舞會結束。
回到宿舍，已經快半夜了。我在床上躺下來。迷迷糊糊的睡夢中，窗外的喇叭突然響起來，一位女同學用悲憤的聲音說：
“同學們，同學們，他們向我們開槍了。”
於是，那一個春天就這樣突然結束了。在那個春天之後的夏天裏，我們都匆匆忙忙地離開校園，又被匆匆忙忙地叫回來，繼續剩下的大學生活。而我自己在那個春天的經曆，雖然遠比很多其他同學的經曆要蒼白和平淡，還是在腦子裏留下了比任何一個其他春天都更深的印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