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劫難始末（朝貢禮儀之爭）

英國公使額爾金要求在北京派駐使節，以便越過廣州當局直接迫使清政府履行條約，以此不僅當作促進貿易的手段，也作為約束英國臣民的手段。他在寫給本國政府的信中，流露出對於在華的英國人濫用特權的擔憂。“我已經在我的同胞那裏看到了比我過去生活中所看到的更多的、使我厭惡的東西。英國的外交已經獲得了條約的特權，現在必須製止對它們的濫用。”-- 《額爾金伯爵的書信與日記》第212-223頁。他的這項要求得到了美、法等國的呼應。各國都希望解決這個非經常性地拜會北京的問題。在現在和當時的西方看來這是國際慣例；在鹹豐皇帝看來這是強迫他違反祖製，不可接受。幾經交涉後他勉強同意別國使節可以不定期地詣見他，用‘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納貢章程和禮儀。
 

這個旨意傳達到了天津的談判桌上。中方談判代表、滿洲大學士桂良向對麵的外方代表解讀：常駐使節可以，但要住在我們規定給你的驛館，不得自行選址、出行不得坐輿轎、不得帶隨從、覲見我國皇帝要三跪九叩。

實際上在桂良向英方傳旨的同時，北京朝堂上的文官們也在義憤填膺地痛切陳詞。君臣們已經猜到各國的反應: 為了維護各國君主之間的平等地位，駐節公使必定不會對著中國的皇帝三跪九叩，這必然動搖朝貢製度，破壞中國的體製。以文官組成的激進主戰派流著淚痛斥外國欺人太甚，不尊重天朝製度，可停在天津港的外國炮船卻也是不容忽視的現實。最終在軍事壓力下清廷無奈接受這條駐節公使的條款，1858年7月3日鹹豐帝批準條約全文，英法聯軍及各國談判官員立即從天津撤走，速度甚至比1842年從南京離開時還要快。
 

危機剛一解除，皇帝就變卦了。為了能把他自己簽署的條約撕毀掉，他甚至提出取消英國同中國貿易的全部關稅，用以換取英國不在北京派駐使節、不來中國旅遊、和放棄戰爭賠款。然而他這個天真的計劃卻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原因很簡單：朝廷上下都指著這大筆的關稅收入平叛太平軍呢。事實上就在《天津條約》簽署完畢，拿去向兩國政府互換的時候，條約的主要談判者桂良就已經和額爾金私下達成協議，不等互換條約批準書便讓英國人勘察長江。於是1858年底，額爾金帶了五艘戰艦，溯江而上航行六百英裏，通過鎮江、南京、安慶、九江而達漢口，以便選擇最好的新貿易口岸。以今日愛國者的眼光，桂良這是赤裸裸的賣國行徑，可如果愛國者們穿越回去，坐在桂良那個位子上，極可能做出和他同樣的決定。當然這個愛國者要聽說過’不論白貓黑貓逮住耗子的就是好貓‘的理論並要深以為然。英國軍艦勘察長江，不僅沒有遭到中國地方官的抵製，在這過程中從鎮江到南京再到上海的官員們還大力支持，並與額爾金又通過談判簽了一項新的稅則和通商章程。在過去的五六年裏上海的發展令人刮目相看，刺激的更多地方官想把自己治下的一片土地變成上海。至於中國的領土竟要永久租界給外國人，讓紅頭阿三維持治安是多麽喪權辱國的事，沒有人顧得上這個。沒人和錢過不去。長江下遊的官員們主動邀請外國人深入中國腹地投資經商，而他們的貿易走到哪裏，他們的軍艦就護到哪裏，這種嚴重的違反中國主權的行為竟沒人在乎，可見官員們對想用關稅收入作為抗擊太平軍軍費的迫切心情，不難看出英中在貿易擴張方麵的共同利益具有多麽大的吸引力。

《天津條約》裏新增了很多關於貿易的條款，主要集中在增辟條約口岸；確認外國投資者參與中國沿海和河岸運輸業的權利；允許外國人持有護照在中國內地旅行；在叛亂被鎮壓之後立即開放長江漢口以下的部分；規定百分之五的進口從價關稅和單一的、稅率為從價關稅一半的子口稅；力主把統一的海關外國稅務司職權擴大到所有條約口岸；最後，鴉片貿易合法化。鴉片貿易在太平天國的叛亂中穩步增長到了這種程度：外國和中國的鴉片進口商聯合要求條約口岸的保護，而中國地方當局現在也對鴉片課以明文規定的進口稅。

 

這些條款表明，外國商人及其政府和各條約口岸的清朝官吏之間的利益相通已發展到多深多遠的程度。這種共同利益集中體現在鎮壓叛亂和製定擴大貿易方針的方麵，這將給外國商人帶來利潤，給中國開辟財源，使清王朝得以掙紮求存。
 

不僅地方官員熱衷於讓出部分主權，讓外國人經營漕運，甚至讓外國稅務司負責所有對外口岸的征稅，中國的老百姓們也很樂意往外國人的管轄地界上跑。這簡直是明擺著的道理。中國統治者對待老百姓的殘忍與野蠻，讓口頭上最愛國的憤青們也情不自禁地用腳投票，隻要他有選擇。中國與西方尤其在司法管製上的文明程度相差實在太大。同樣的案子若落到中國官員手裏，你知道是何種下場。1873年發生在浙江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楊乃武的腿被反複夾斷了三次；小白菜雙乳被鋼絲穿透，從肋骨兩側紮了出來。當時上海租界辦的〈申報〉報道了這個案件，直感歎這案若由租界審判，斷不至於此。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不斷有外國官員呼籲中國政府廢除酷刑，廢除刑訊逼供，向文明世界靠攏，均被認為是多管閑事（當時還沒有粗暴幹涉中國內政的說法）。中國存在上千年的淩遲維持到1905年才廢止。在此之前每年被淩遲的罪犯有二百人。太平天國的女首領便是用這種慘絕人寰的酷刑處死的，整個過程被當時的外國記者全部記載並拍攝照片，刊登在歐洲報紙上。這種刑罰有時還會被天馬行空地發揮 －－在1905年法國記者的報道中，劊子手每割下一片肉，還要將那塊肉塞進受刑者的嘴裏，讓他自己吃掉，而圍觀的百姓大聲叫好。西方在中世紀也普遍存在酷刑，但最殘酷的比如輪刑也沒到這個地步，況且隨著中世紀結束都已被廢止，距離他們在中國再次‘直麵慘淡的人生’已經過去 一百年了。無外乎各國堅持要求領事裁判權，自己的國民若犯了中國的法，隻能由自己來審判，堅決不能交給中國政府。這個領事裁判權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十分痛恨的一條外國人的特權，也是證明中國與各國簽訂的是不平等條約的有力證據，然而卻很少有人想過，人家為什麽要這個治外法權。倘若現在的中國人被一個什麽部落或者組織也如此這般的剮成一片一片的， 你是不是也會要這個治外法權，這是人，不是烤鴨。

這種對人權的蔑視，與現代文明的格格不入，直接導致了圓明園的被毀。
 

《天津條約》簽署後，英法美三國各自拿著有中國皇帝簽字的文本回國，讓本國君主或元首批準，再送回中國互換。三強剛走，朝中主戰派又重新抬頭。一般說來，不當權而又無知的、專以上疏為能事的官員是最狂熱的主戰派，而少數不得不參加談判的不幸者則是最懂得外國實力並每每發出＂我的國沒那麽厲害＂的掃興勸告的人，代表人物是桂良、南京總督何桂清、和馬上就要全權代理‘夷務’的恭親王奕訢。
 

兩派在北京爭論的主要症結是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關係的問題，在廣州爭了那麽久的也是這個問題。清廷雖然深感外國力量之強大，但對外國公使必須按朝貢使的舊規矩仍執著地堅持，稍稍超出這個規定，就會被認為有損於國家體製。由於帝國的統治如此高度地依靠它的威信，所以失掉這種威信就會嚴重削弱它在中國政治和社會中的權力基礎。 
 

1859年6月條約批準書由英、法政府送回中國，下一步是由使節將其遞交給中國的皇帝。鹹豐帝大為恐懼，命人想出各種阻撓辦法，在上海換約，不行就在天津換約，總之使團不能進北京。這令英法兩國既不理解也心生憤怒。他們已從桂良那裏了解到了皇帝所渴望的東西：Kowtow.

這是‘叩頭’二字的音譯，是英國人專門為這一奇特的禮儀發明的新詞。(順便說一下現在的清宮劇裏的磕頭禮沒一個是對的，都是被美化了的。真實的清朝時期的磕頭姿勢十分屈辱，網上有照片。)
 

關於Kowtow的爭論可以追溯到1793年的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那時Kowtow就是引起馬戛爾尼訪華失敗的主要原因。中國堅持馬戛爾尼雙膝跪地撅起屁股叩頭出聲，馬戛爾尼說什麽不幹。他見了自己的君主都不下跪，為何要給你行這種屈辱的禮。雙方僵持不下，而本來馬戛爾尼是肩負著國王喬治三世的重托，滿懷希望來和中國談通商貿易的。為此英國備了厚禮，包括最先進的蒸汽機、槍炮、和裝有64門火炮的“獅子”號軍艦，還有一艘“豺狼”號補給船。而乾隆對這些東西都沒興趣。他隻在乎那三次下跪，每跪一次磕三個頭。過了70年，這僵局又回來了。經過桂良等人的斡旋，英國人最後的讓步是，見了你家皇帝鞠五個躬，我們見自己的女王才鞠三個；這個提議自然也行不通。令英國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國公使華若翰竟然不在這上麵糾纏，順利地換好了約。美國和中國簽的天津條約裏，不僅沒有令中國人不喜的三樣條款，即開放長江貿易；外國人在內地旅行；以及賠款，還老老實實地按照納貢的規矩，坐著簡陋的小馬車，不帶隨從，於東華門外下車，恭恭敬敬步行進紫禁城。他的做法讓北京有了對英法兩國強硬的理由：你看看人家美國人！你們為何就不能照辦！英國使節為此不滿地詢問華若翰，見了鹹豐帝有沒有Kowtow。
 

由於英法兩國堅決不肯下跪，清廷決定施行一個秘密計劃，趁使團來京時將他們一網打盡。博爾濟吉特家族最後的勇士、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預料他們將取道北塘進京，提前埋伏在附近準備突襲。他還用外國大炮加強了大沽的防衛，一切準備妥當，兩國使團果然路經此地。當僧格林沁出現在他們麵前擋住去路時，兩國公使愕然不知所措。不讓進京你可以提前說明，什麽都不說半路上偷襲算什麽。兩國緊急派人調來上海的艦隊，由於準備的極不充分，這次英國人損失慘重：死傷432人，四艘炮艦被擊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