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之前我們不給他們平等，戰爭之後他們不給我們平等。"--蔣廷黻(曆史學家、外交家)
"西方人對中國人以誠相待時，中國人想的從來是怎麽再多撈點小便宜，而當西方人轉用武力威脅時，中國人馬上就妥協退讓。"-- 薛福成(清朝官員、外交官)
近日重溫《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和《劍橋中國晚清史》，感歎於百五十年前的貿易戰，與今日正在發生的這場貿易戰，在成因和國人的心態上，是多麽的相同。上麵列舉的那兩句名言，竟是百年前的中國人說出來的，放在今天看，依然合適。
鴉片從唐代以來在中國就作為藥物使用，直到清代1729年前，一直是合法藥物，買賣自由，不受監督控製。1729年清政府禁止鴉片從東南沿海輸入，但沒有完全禁止住。外商依然從印度港口將這種麻醉劑小量輸入中國。每年不超過四千箱。
而禁止鴉片的指令，卻讓鴉片象洪水一樣迅猛發展起來。並且此後越禁越泛濫，越嚴厲越反彈。”嘉慶初，對食鴉片者的懲罰隻是枷號打板子，道光年間嚴厲到徒流絞監候各重典，可是食者愈眾，幾遍天下”(給事中、廣東按察使許乃濟呈給道光皇帝的奏折)。1820年，僅蘇州就有十萬名癮君子。1838年，林則徐說用洋藥者至少占中國人口的1％（四百萬）。
吸鴉片是富人的專利，因為它需要餘暇時間和額外收入。因此，吸煙人是富有的紳士、中央政府的官員（有人說吸煙者占五分之一）、衙門胥吏（林則徐估計占五分之四）和無事可做的八旗士兵。泛濫的原因有:
一、海關官員的貪汙腐化，被賄賂後給鴉片走私打保護傘（賴昌星的前世靠山）；
二、商人（大部分是中國人，少部分英商）必須從事非法鴉片走私。他們需要掙大錢，用以應付官吏的勒索，而任何合法生意都不賺錢從而無法生存；
三、暴利驅使商人們不要命，越販賣越賺錢，於是更增加販賣量。大量鴉片由英商從東印度公司運到南海的一個名叫零丁島上。廣州城裏包買鴉片的商戶，往返於廣州和零丁島。他們的護衛艇被稱為快械或是扒龍，火炮和其他武器一應俱全。護衛艇上有數十個亡命之徒，他們劃起槳就像在飛，對於路過的關卡都給了大量賄賂（賴昌星的前世，隻缺了解放軍的艦隊護航）。
“蓋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騖利。鬼蜮伎倆，法令實有時而窮”（並不能說是政府執法不嚴，可這種歪風邪氣還是不能壓住。原因在於民眾對法律的畏懼，趕不上利欲對於他們的誘惑。麵對這種種奸詐的手段，法令確實會有黔驢技窮的時候。）－－許乃濟《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
1836年，道光皇帝主持了一場關於鴉片合法化的爭議。這場辯論持續了兩年之久。在此之前的1830年，皇帝震驚於鴉片泛濫的程度，憤怒之餘下詔，逮捕走私販以製止從廣州輸入鴉片，並命令恢複保甲製度和獎勵告密，以製止國內種植鴉片。 這兩個措施都未能減弱暴利的吸引力，到1836年事情已很清楚了，“嚴打”沒用，不能遏止洋藥的傳播。
於是在1836年，給事中、廣東按察使許乃濟呈給道光皇帝一份很長的奏折《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提出鴉片合法化。皇帝召集群臣就他的提議辯論。
以許乃濟為代表的合法化一派，認為用嚴刑峻法實施禁令是不切實際的，除非皇帝願意實行恐怖統治。繼續不斷的禁止隻能使官員更加貪汙腐化。最好的辦法是承認並接受現實，用易貨交易的辦法獲得洋藥，然後把它置於海關監督的壟斷控製之下。這樣，國家收入就會大量增加，走私毒品的人無利可圖，此等生意就沒人做了。（在加拿大全麵實行大麻合法化的今天，看看我們自己的先人當時的考量，是很有意思的事。原來自由黨想到的，中國人一百多年前早想到了。）
對立一派被稱做道德派。道德派認為，違法不是廢除法律的理由。現在越禁越不止的原因是法律還不夠嚴酷。隻有更嚴厲的法律，才能使人害怕從而自覺遵守君子該有的道德，才能促使民眾成為君子。如果鴉片被解禁，人人都是癮君子。因此，不僅對於製造和販毒者要予以嚴懲，對於吸食者也應判處死刑，這樣才能根除鴉片。隻有販賣和種植鴉片者才受懲罰是遠遠不夠的。隻要有需要，寡廉鮮恥之徒就會竭力去迎合它。因此，一定要杜絕對鴉片的需要，即使它意味著千千萬萬的人死去也在所不惜。
此時一個滿人將軍名叫寶興的，向道德派提出了質問。他問道，你如何斷定誰是吸煙者呢？從這種嚴酷法律獲得好處的隻是衙役和胥吏，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條法律勒索不幸的無辜者，或是利用它來報複宿怨。這樣做不行，要打擊的仍應是煙販和走私者，因為他們是問題的關鍵。應當認真地執行現行法律即可，而不必另外頒布新的嚴刑峻法。這是個合理的勸告，但是道光帝不聽。因為自從1820年以來走私者本已被逮捕，但洋藥仍然源源流入中國。空談執行法律很容易，但另外還必須製定確切的執行方法。
可是道德派的意見又確實是太激進。這些意見意味著國家對社會的最下層給予幹預。這不但有些法家味道，而且還意味著把一件強有力的武器交給了不可能指望他們善於使用的下級官員。難道就沒有人能夠提出一個更合理解決的辦法嗎？
道光帝對官員們的優柔寡斷感到憤怒，對鴉片辯論未獲結論感到灰心。他所希望的是對問題的正反意見作出清醒的判斷，然後采取決定性行動。這時他發現了林則徐這個人材。
林則徐先肯定了寶興的看法，然後話風一轉，堅決站在了道德派一方。洋藥對於國家強盛非常有害。煙民是道德病態的人，所以用死刑威脅他，恫嚇他除去這種惡習是對的。“夫鴉片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在此之前，誰也沒有討論過煙癮的心理學，也沒有討論過戒煙問題。林則徐卻強調了這兩點。他主張煙癮必須由國家幫助來戒絕。須開設戒煙院，從死刑的公布到實施以一年為期，其中又分為四個階段，愈到後來的階段加罪愈嚴。同時，在南方應加強反對煙販的鬥爭。因為癮君子雖說到處都有，但關鍵仍在廣州。對廣州外籍走私販的處理應與本國走私販相同。他們畢竟是罪惡的淵藪。現在已不是用溫和手段對待他們的時候了，要把他們真正置於中國法律的管製之下。
在鴉片泛濫之前，外商從自己的國家裏找不到什麽東西是中國人大量需求的。經過幾個世紀的貿易之後，西方終於發現中國會大量購買的東西了。爭取自由貿易的戰鬥在英國國內已獲勝利，而廣州仍在實行限製。這個城市仍拒外商於城牆之外，使外商受該城官員的轄製。一出廣州城，就是四億人口的中國國內大市場。曼徹斯特的製造商們互相議論說，隻要想到一件事：如果每個中國人的襯衣下擺長一英寸，我們的工廠就得忙上數十年！隻要能夠打開這個壁壘就好了。
1839年之前，清朝的對外政策以三個長時期以來遵循的假定為依據：中國在戰爭中占優勢；中國善於使外來民族“開化”；中國有貴重商品可使外國人接受納貢地位。這三個假定在當時都錯了，而且最後一個假定到1839年尤其過時得厲害，因為它隻適用於工業時代以前的商業往來的情況。那時外商來華隻是為了購買中國貨物。而此時西方製造商開始來尋找中國市場了。
英國人要扭轉一千年來歐洲和東亞之間的供求關係，堅決要求取消中國為防止西方商業入侵而設立的壁壘。因為外商在當時隻被允許和一家政府開的商號－－廣州十三行做生意。在當時的英商看來，中國市場當時對他們是關閉的，他們成了贓官任意敲詐的犧牲品。
1836年，亦即北京大辯論開始那年，廣州還發生了一件事。6月，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中國曆史教課書上提到對華發動兩次鴉片戰爭的那位，但實際上他最為世人所知的是他的那句名言：大英帝國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隻有永恒的利益）任命義律為英國駐廣州商務監督。義律到達廣州，兩廣總督鄧廷楨不許他入城，除非恭敬遞上＇稟貼＇（一種下級拜見上級的文書）。巴麥尊認為這種外交禮儀的實質就是貢使製度，所以要求義律堅決不許利用稟貼謀取兩國政府的交往。英國要的是平等外交。而鄧廷楨堅決不肯紆尊降貴。他上奏道光皇帝：＂如果允許英國領事平行發文給兩廣總督，等於承認中英兩國是平等關係。（原文：唯若聽平行於疆吏，即居然敵體於天朝。）＂
僵持日久，義律沒有耐心，放棄對峙，呈上一份畢恭畢敬的稟貼，鄧廷楨才承認他為商務監督，允許他進入廣州。
這話也有點胡扯了！ 以現在的工商業的眼光而不是蔣廷黻的依然鄉巴佬的眼光，西方給的都是平等！
溫故而知新 非常及時的一篇文章 比較曆史 真實的曆史 我們當年被灌輸的曆史課本太劣質了
我還記得原來看到一篇外國人分析北美鐵路華工吸鴉片的原因分析 當時覺得其中包含多少人性壓抑與生命絕望
一百多年過去了 民族性似乎沒有變化 國內從民間到領導人信奉的竟然是二戰前的德國民粹主義 狹隘 偏激而危險
---哈哈哈， 150 年過去了， 中國人還是一點都沒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