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兩個星期放假在家，我有時間大掃除，把一年來我和孩子淘汰下的舊衣服收拾到紙箱裏準備捐贈。媽看見了，趕快攔下。“別捐！我帶回國給老家的親戚。他們老跟我要呢。”，我無奈地笑，“這都我們穿剩下的，哪兒還能給人？”，媽歎息：“你們穿剩下的拿到他們那兒，也都是寶貝，稀罕著呐！你又不是不知道。”
從我小時候起，我穿剩下的衣服鞋帽就讓我媽的窮親戚拿走，當寶貝似的給他們的孩子穿。直到我20多了，年年如此。其實這些窮親戚住的村子，離北京市中心才一百多公裏，絕非老少邊窮，不過是農業戶口，差別竟然就能這麽大。當初我姥姥命中一個偶然轉折點，使得她的後代與她妹妹的後代，從此各自生活在兩個迥異的世界裏。我姥姥嫁給了北京的窮苦手藝人，她妹妹嫁進了鄰村，這都是在解放前。當初我姥姥還特羨慕妹妹的好命，老實厚道的莊稼人才是靠得住的，生逢亂世流離失所，隻有地裏的莊稼是不欺人的，富饒的河北大平原，種什麽長什麽，隻要你出點力氣，再不濟你有口飯吃。誰知沒過幾年紅色江山一統天下，戶籍製度一頒布，全中國的莊稼人一夜之間淪為了賤民。
我媽和她的兄弟姐妹都是在北京出生的。一生下來就吃商品糧，而她姨的孩子們，生下來就是農業戶口，一輩子麵朝黃土背朝天，負責土裏刨食供養城裏吃商品糧的，不許流動不許離開，一輩子釘死在這塊地上。憑什麽呢。我媽這三個表姐弟，至今沒一個脫離農業戶口。沒有福利沒有養老金，沒有醫療保險。當初是農民推著小車幫你打下的政權，剛一登基翻手就把他們完全拋棄到賤民的角落裏。憑什麽呢。
要說一分福利都沒有，也不符合事實。兩年前他們終於有了國家發放的生活補助金 --- 每月一百塊人民幣。姐弟三個中的大姐有個能闖的兒子，比我小一歲。20幾歲的時候自己弄了個磚廠，小土窯燒磚，把什麽村支書鄉黨委的都上下打點好，磚窯出產的磚盡管沒一塊合格的，照樣銷給各村，建個豬圈供銷社啥的，蹋了活該。磚窯生意好的時候一年收入竟有上百萬，大姐家因此發了財。那幾年沒見她要我們的舊衣服。不過那錢也不是好掙的。她那兒子有一次被人砍了13刀，腦袋都批成兩半兒了，腦漿流一腦門，自己開車跑到醫院急救，命大，沒死。說是砍他的人就是同村的，眼紅他掙錢而已。命救回來了接著幹，直到前年，不讓幹了，說是汙染。沒了飯轍，一夜間回到了解放前，又開始要舊衣服了。當然他們家還有地，可每年花在買農藥化肥的錢都比賣糧食多，越種地越賠，幹脆不種了，租給了城裏‘向往田園生活’的小資，每年還能收點租子，少得可憐，不夠糊口。這可是2018年，不是1918年。
大姐隨著歲數增長，身體漸漸衰弱，可是農村戶口的人，病了一分不報，除非住院。住院了醫藥費國家給報50%。去年她和幾個鄉親坐縣城裏的車出了交通事故，骨折住院，全算下來十幾萬醫藥費，住院前醫生就跟你說好了。她算了算，自己要掏六萬，以前磚廠掙的錢還有幾個，於是決定治。其他幾個沒錢治，抬回家聽天由命。
大姐的弟弟今年也六十了，年輕時進城當農民工，現在幹不動了，五年前得了糖尿病。每月光藥錢就1400，他沒有任何經濟來源，哪裏來的錢買藥吃。他家的地都被國家征用走了，每年春秋兩季給兩筆錢買糧食，幾百塊吧，讓你自己買糧食吃。除此之外什麽都沒有了。他和老婆孩子穿的用的，全是我媽和她的兄弟姐妹給的。除此之外還得拚湊點錢給他們。年年幫襯，不能斷。現在得了病，雪上加霜。他拖著虛弱的身體給人掃大街，每月掙1400，剛好夠買藥的。本來是在北京的通州做點小買賣的，才三個月就趕上清理低端人口，不由分說給轟了回去，走的那天是冬夜，衣服也沒的穿。現在在村口掃大街。什麽時候掃不動了，什麽時候躺在炕上等死。這是數以百萬計的廣大農民的現狀。
城裏的也好不到哪兒去。沉重的醫藥費拖垮一個又一個家庭。姥姥在去年過世。過世前半年都是我在她身旁照顧。為此我請了不帶薪的長假，隻為在她生命最後的裏程陪伴著她，我自己以後想起來，不留遺憾。那半年往醫院跑了無數次，最後一個月全在醫院裏，見識了無數被高額醫藥費折磨的，愁苦的臉。
姥姥病情惡化是從消化係統衰竭開始。一天夜裏突然上吐下瀉，我急忙把她送入北京的人民醫院。知道要花錢，臨走隨手抓了一大把，也沒顧上數多少，大概六千多吧。到了急診室，我的天那個人多的，走廊過道，有個縫就塞張床，上麵掛著水。醫護人員病人家屬來回穿梭，稍微不注意就撞著人。整個急診科，毫不誇張地說，跟那戰地醫院沒有兩樣。一會兒抬出去一個，伴著家屬的哀嚎。
人民醫院是衛生部直屬的三甲綜合大醫院，醫術高超，不到一個小時就要一次錢，化驗費藥費檢測費...天沒亮，我帶的錢就幹了。趕快回家取，走之前醫生催我，“快，有床位了，你們老太太運氣真不錯，快交押金去，那床給你留一個小時。”
那次住院九天時間，同病房的四個，有兩個錢花完了，給斷了藥。這是2016年。別怨醫護人員心狠，醫院不是慈善機構。還有一個才三十多歲的女士，得了絕症，就在我陪床的一天夜裏，在我身邊她那病床上，斷了氣。我眼看著她監護儀的屏幕在一秒鍾之內變成全白。我姥姥嚇壞了。說什麽也不住了，病還沒好，也隻得匆忙收拾東西回家。
那以後姥姥就臥床不起了。我每個小時給她翻一次身，給她全身塗抹，還是長了褥瘡。去另外一家她的合同醫院，也是三甲，複外醫院，掛號找皮膚科大夫開藥，每個門診室裏都人滿為患，每個醫生都被一堆人圍在最裏麵。根本沒人排隊等叫號，全都直接往裏闖。醫生要同時給兩到三個患者看病，即使這樣還要不時被新湧進來的打斷。“我靠怎這麽慢啊!”，“大夫我這個比他更要命...”，如此這般的吆喝聲吵架聲此起彼伏，比菜市場還亂。一個人好不容易擠到醫生跟前，醫生正往電腦屏幕裏敲字，是給剛看的患者開處方，這人卻已早不耐煩，“大夫你給不給我看啊？”邊說著邊大咧咧地看醫生敲電腦，“哎呦！還得牛皮癬呐！”，那被搶了醫生時間的患者沒好氣地答道：“我還得艾滋病了呢，你趁早離我遠點！”
好不容易眼疾手快讓醫生開了兩盒緩解褥瘡的藥，藥房排隊交錢取藥，還是那種小玻璃門洞，裏麵的小姑娘全程拿著手機追網絡神劇，從接處方，到蓋章，到站起身走到藥架子上拿藥，那兩眼睛就沒離開過手機屏幕。我心說別給我拿錯了，這可是藥。拿出來一看果然錯了。跟她說，她麵無表情地給換了，無論是她還是排隊等著取藥的人，沒一個大驚小怪的。
姥姥最後半個月是在醫院裏。鑒於之前的住院經曆，我們決定包下一個單間，對病人，對我們陪護的家屬，都方便的多。國內的公立醫院，病床之間至今連個簾子都沒有。複外醫院還算好，收我們一天四百塊的住院費，要是人民醫院，單人病房一天是一千。這四百一天的住院費是一分也不報銷的。誰叫你升級了呢。
從姥姥被查出癌症到最終去世，醫藥費加起來二十幾萬，自己掏的部分占60%，而她名義上是報銷80%的。中國即使是公費醫療，也就是號稱給你報95%的，其實也有太多太多不給你報的。你上個支架，最普通的一個四萬，稍微好點的，進口的就要六萬，你要是選那個，你全得自己掏腰包，一分不給你報。四萬的那種給你報，可是你敢用麽？事關你的命。
2018年就剩最後一天，我卻很不合時宜地想起在北京的親朋，和我母親的河北窮親戚。被沉重的醫療拖累的低端人口們，在新的一年隻會更加窮困。在北京的親朋從今年下半年，也開始陸續傳出失業的消息了。那些身在海外，身處高端，啜著紅酒為孟晚舟擔心的人們，那些因為中國的主席到處撒錢而終於感覺到臉上有光的人們，你們會想到，會知道，中國的那塊土地上，耗盡了最後一滴血汗供養著孟晚舟們的勞苦大眾，才是更需要你們關注的人麽。
別聽那一說“現在的農村都有錢得很哪”！那些低端人口都是有錢的神經病呀！
有人說過，一個國家的貧富或公平，不是看富人過的多好，而是看窮人過的多差。
A double diagnosis — cancer while poor
Something was very wrong. Marie Cajuste couldn’t ignore it any more.
She had noticed a hard lump in her left breast about a year before, but kept the discovery to herself. She literally could not afford to be sick.
Battling potentially mortal illness is a crushing burden for anyone, but especially so for those who toil at the vulnerable lower edges of the economy.
說可能是發生在麻州的事，登在??The Boston Globe (Dec. 30)
藥(連急診室都是如此).生怕你不交錢就跑了.
這就是中國的三甲醫院。這就是真實的中國。
老百姓眼中的國家，跟新聞聯播中的國家根本不是一個！
God bless!